陆幸生

一

他今年虚岁35。在家里，他是四个孩子中的第三个。

连同父母6个人，栖身在20平方米的两间小屋里。20÷6，答案是一个无限循环小数。

1967届的初中生，1969年“上山”到黑龙江一个北部农场。火炕上，属于他的位置，是1米×2米的一个长方形。1978年3月上了大学，他有个1.90米×0.80米的铺。精神的领地宽广了，但世俗间的地盘更小。中国常有这样的事。

考上硕士研究生，结婚。家里的两间屋哥哥成亲用了一间。他只得借住岳父家。16个平方米，中间挂一块布帘。这一边是新婚的小夫妻，那一边是已过了银婚的老夫妻。平均一人4平方米。比离开上海时多了0.6个单位面积。

考上博士生，他到市郊一集镇向农民租借了一间小屋。按知识分子的说法，居住地距学习地点“航空距离”不远。但生活中我们总得按实际距离算。还得加上“等待”这个漫无边际的时空概念：必要的红灯、必要的观望以及拥挤。还有众多的“等等”。

他爱人的“航空距离”是够远的。准确地说，一部公共汽车也不脱班，单程1小时40分钟。

1985年2月，经校方特批，给了他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白天，自早晨6时始，他个人独占。晚7时后，同“回巢”的爱人共享，每人4个“单位”。星期天，全托的女儿被接回家，按数学定理算，平均每人2.6。按实际情况看，他所得是零。

在他这儿，星期天属于“母系社会”。或者“准确地说”，是“女系社会”。他接受这个现实，不是为了每隔六天显示一下自己的“大丈夫优点、而是为了—给予。

琐碎的数字—也许不仅仅是数字的琐碎—真让你读得厌顷。但请理解一个男子汉，一个国际金融专业博士生的奉献。

二

文件摘录。原文4500字。

“中国教育工会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于1985年7月23日印发的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候选人事迹之三（供新闻单位宣传报道参考）。

“张志超，男，1952年6月生，国际金融专业1982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中共预备党员。现是经济系教师，在职博士研究生，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华东师大青年经济学会会长，上海市大学生经济学会会长。

“……讲课效果好，深受同学们欢迎。……在科研中作出卓越贡献。

“1983年6月，在陈彪如教授主持下，同其他同志合作，完成了约7万字的《汇率研究报告》，上报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反映较好，影响很大。另送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国家计委等单位。直到现在全国不少有关单位仍来索取这份报告。

“从1981年至1984年，共发表论文和文章70余篇，今年又发表20余篇……评价是很高的。

“专著方面。他编写了《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第四章。……《深圳特区报》准备从今年7月份连载他的约10万字的《证券投资》。他所编写的《世界经济辞典》中的国际金融部分，出版社方面认为是水平最高的部分，要把它放到辞典最前面……”

三

我是在上午9点1刻将他堵在屋里的。根据这个“家”的现状判断，再迟5分钟，他就不在这个空间了。若提前15分钟，准保他还“横”在被窝里。

这位市级优秀教师是不叠被的。写字台上，打开的外文资料、书稿，同并不搭界的药瓶、一只缺口的小瓷碗没洗过—和说不清名堂的杂物堆放在一起。我想，他若铺开稿纸，须先“打扫战场”。

书柜里更是不堪设想的“污糟”。酱油瓶、醋瓶、各种调味瓶，同露出“国际”“银行”等等字样的原本精装书和平共处。刹时，我觉得我心里残存在各个部位的叫作“情感”的液体都打翻在一起了。

仲秋，他的整个穿着同季节和习惯都是相反的。衣着的色块理应是自上而下逐渐深重起来，他却穿着发白的旧的确凉长裤，既非牛仔亦非西裤；上面是深蓝中山装，里面一件也是深色的毛衣；脚上赤脚穿一双塑料棕色老式拖鞋。越往下穿戴越少。

这大概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重视保护心脏、头脑，而不大注意路的平面和气候凉热的一种外观显现吧。

“你千万不要写我！”他两手向前作推辞状。两只手心向外的巴掌，拇指和食指松松地组成个“零”字。

“那，请谈谈对国内经济的看法。”我紧盯住他。

四

“我对国内经济情况，对改革前景，观点是，乐观。是，乐观。有枝节或不良倾向等问题，例如贿赂等等。但我—总体乐观。

“你一定已注意到赵总理报告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国现在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前面是定语，主要是‘商品经济。这可不得了。我们以前搞的是产品经济，一字之改，差异就太大了。特定内涵我们一定要弄懂。这是基本国策，要与中央保持一致。中央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这一经济形态的改变必将会给我们民族带来创新精神。产品经济，指令性生产，生产过程和分配不反映价值。相适应的行政机构就是守摊子，运转就是一切。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体制问题。美国、日本产品变化快，就因为那产品是商品。要交换，要流通，不停地创新才有出路。这是商品经济的特征。

“二是搞商品经济一定会朝着高效率方向发展。我们习惯的拖沓、慢速度，实质是我国长期农业经济所形成的行为特征。反正是五月种，十月收，大自然规律，不用急，急死也不顶用。久而久之，生产的习惯约定俗成，变为思维的自然。什么事全放着，明年的明年再说，今年不考虑。搞工业强国，四个现代化，哪能用农民意识来指导我们的现时行为呢？

“三是培养人的冒险精神。我们这个民族是不喜欢冒险的。只有‘官逼民反一说。农民只要有一口饭吃，不逼是不反的。这是扫个比方啰。搞商品经济就不行了，得紧张，得冒那么一点儿险，得一往无前，得竟争。

“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明确了方向，纲举目张。社会上和党内出现一些问题要抓紧解决。但不足为怪。现在是决策层不能太求全，看一步走一步，走一步是一步。物价是非调整不可的，不调整国家没有出路。也要告诉大家，在‘经济瓶颈时期，应该提高一点儿容忍度，也就是要顾全大局。自然，要做的事多得很。”

五

“赤脚大仙”在一个鸡窝似的窘境中大发宏论，真是“身居陋室，心怀天下”了。作为记者，我已习惯用挑剔的眼光看待一切。但现在，除去佩服，就是几多酸楚。我想像着，他从自由市场买两把鸡毛菜和一个鸡蛋，作一顿“佳肴”。吃完了，坐公共汽车去一个装有冷热空调的高级会议室去充当一个“智囊”。三四个小时之后，再回到这里来吃开水泡熟面。

他声明，他不是头上套有光环的人物，搞经济也不是从小立下的宏愿。“作梦也没想过。”

他有过独立的经济活动。他在天寒地冻的北大荒养过蚕。不过，在那里养蚕，主要的不是为了将极有限的蚕茧卖给县缫丝厂从而获得极有限的收入，根本的秘密是，以养蚕为名，能够在山地上自由自在地间伐树木和剪枝砍梢，以解决生产连队冬季烧火取暖的劈柴困难。

原始的、以破坏生态平衡来换取自身生存的野蛮行为。一种祸及子孙后代的自裁。低下的生产力、落后的经济和愚昧状态的形象表现。

“我干过这行当。四年。”他并不隐瞒。

1978年，他从东北考上华东师大政教系。

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同许多青年一样，他对党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想从现存著作中弄清“为什么”。当时唯一的教科书是“五卷”，而教授的也仅仅是“五卷注释学”。他放弃了。

他要高屋建瓴地研究。他自认为“有点狂”。他选择了哲学—世界观，方法论，行为的理论性解释学。1978年，他无师自通地选择了一个研究题目—论异化。正当他孤芳自赏，洋洋自得时，系总支负责人来找他，提出三个问题：一、你是如何想起研究该问题的？二、你看的材料从何而来？还有哪些人跟你一同研究？三、下一阶段准备如何研究？

他没敢回答。他不知道当时的背景，可他从那个问题中嗅到了所谓的“政治危险”。

“我再次放弃，这是我当时唯一能做的事。”

他终于明智地选择了作为“基础”的经济。而且是啃《资本论》，国际金融专业。1980年考上该系硕士生，1983年又考上该系博士生。这个专业，我国只有75岁的陈彪如教授能带博士生。他是陈教授“文革”后的第一批硕士生，第一个博士生。

“我要学问，我要保险。学《资本论》没人问。问了，我回答他也不懂。”

中国知识分子的幽默中总是弥漫着沉重感。

张志超选择道路的轨迹上留着当时政治形势和思想争锋的强烈印痕。他无力抗衡，只能进另一扇门。他说：“那是环境逼出来的。一成为先进，就宣传成‘立志如何，‘高瞻远瞩，那不也是‘左吗？”

中国知识分子的诚实常常是一瓶聊以自慰的饮料。饮料比药容易被接受。

六

文件摘录。

“张志超说：

爱因斯坦说过，热爱比事业更重要。这对我常产生很大的触动。

如果没有三中全会，自己今天的一切都是无从谈起的。要珍惜党为我们创造的大好局面，多读，多看，多做工作。否则，让时间白白浪费，实在太辜负党的三中全会的知遇之恩。

国际金融学科在我国是新兴学科，许多方面的研究处于空白状态。一方面国家建设急需，另一方面很多问题又都需要研究。因而我认为在这个领域内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张志超的这些话带有经过一次阵痛之后的又一种政治的强烈色彩，学者的色彩，中共预备党员的色彩。他也在发展。

“在思考经济问题之余，你得花多少精力来研究政治和人际关系等问题？”我不放过他，“三分，还是五分？你难道不感到这是某种陈旧陋习的束缚？”

“经济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那些问题，‘一带而过想的。有的不是束缚，是促动、促进。”他又低低地笑了。

“大概比考虑纯经济问题还累脑子吧？”

他默然。他，学者总是诚实的。

他已经是博士生，他的专业是经济学。他的大脑和大脑的产品已是国家的财富。他的近忧是对8平方米的宽容，他的远虑是为国家的经济改革而谋计。

然而，他的近忧也决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生活条件，他面对的还有中国种种古老的心理和层出不穷的多样色彩的折射。为此，必须要读懂他的久久的默然，从而将他的诚实“翻译”给同时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