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

小序：在我们年轻的共和国里，年轻人显得很活跃。报道、电影、宣传画廊里亮相的大多是年轻人的形象。田野、脚手架、猫耳洞、个体摊……常常是他们的背景。很少有人写到坐在中央国家机关办公室里的年轻人。年轻的他们在那里只做些收收发发的事么？

不，远不止这些。他们的研究报告呈送总理、副总理参考；他们的论文引起有关方面重视；他们参与一些重大的决策与调查……他们的作用并不小。

他们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作为佼佼者，其思想、其行动，是否有些新鲜之处呢？这个问题勾起我的浓厚兴趣。我试图对他们加以考察：先找一大批“他们”了解；再从中找几位作为重点；再把我的一些思考所得放回他们中间检验……

重点之一：李军

“我是个爱犯错误的人。”他的开场白令我吃惊。

爱犯错误？据可靠消息，他可是位相当能干的小伙子。在经贸部财会局，他的业务水平是“没说的”—他参加起草了不少文件；呈送给国务院总理的那份研究报告里有他执笔的章节；现在他又和其他几位年轻人一起着手搞新课题：关于农产品的出口问题。

是不是我没听清他的湖南普通话？“你爱犯错误？”

“对。不掩饰自己是我的最大优点，也是我的最大缺点。在某些同志看来，这就是错误。”

“哦？怎么会这么看？”

“习惯成自然，和我们民族的一个传统相一致：为了自己，就要谨慎。如下面提出个什么问题，负责同志就转给有关同志。有关同志自己不提意见，又拿去征求甲乙丙丁各个方面的意见。甲说A，乙说B，丙说A，丁说C，最后就定A。负责同志看了下面是A这个意见，也就定A。这是一种典型的旧的工作方法。”

“不提意见，是不是因为没有意见？”

“不见得。有的同志有意见有想法也不提，内心里考虑的还是一个自己。我提了，上面看了会不会不舒服？得罪上面对我可没好处！入党、提拔、长工资……我这样说可能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可我得为自己辩白一句：我的心还真不是这样的小人之心。”他说话很快，说到激动处简直有些含混不清。一个外倾型性格。

“那你的心是怎样的呢？”

“一个问题来了，我首先想到的是应该怎么看。自己形成了看法，就说。至于说了之后我个人会如何如何，我是不去管它的。”

一颗心和一颗心的外化。很有特点。“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特点？”

“我觉得不掩饰自己很好。你来了解我，我就把一个真实的我说给你听，省得你费神琢磨。工作也是这样。如果大家都考虑个人得失，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吃亏的是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国家。我觉得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比那种唯唯诺诺的听话要好得多，要好许多倍。为国家着想，要敢于直言，”

“看来你是不肯改正‘错误了。”

李军笑了，那双近视眼睛透出十足的自信。

重点之二：何玉舟

何玉舟是李军的同事，比李军大几岁。

与李军不同的是，他不大善于口头表达。和他交谈，沉默的时间比说话还多。“你讲得还算准确，我有点内向。”他的手抚摸着深蓝底浅蓝条子的运动服。与言谈时的冷静拘谨不同，何玉舟干事很有热情。

可以证明他热情的例子很多。

1968年中学毕业时，还没等学校公布分配名单，他就和几位同学一起，跟学校来了个不辞而别，跑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去了……这个充满激情的举动给他带来了如下经历：兵团的艰苦生活；被抽调到自治区专案组办案的同时，人家也在办他的案，他还被关进了小屋子；在那间小屋子里，他倒当真“认真看书学习”起来了。这一“认真”，又决定了他的事业方向—他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来解释当时的一些现象，他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不，应该说是热情，近似于恋情的持久热情。以至于他后来成了地质学院的工农兵大学生，也没能扭转这个方向。他更多的功夫是花在攻读“份外书”—经济理论方面的书籍。他后来还是改行从事经济工作了。

他爱揽事做。八小时之外，他和他的年轻同事们探讨外贸体制改革，常常是边吃饭边商量，常常是食堂里只剩下他们在热烈争论，空饭碗放在一边。他还积极和外单位青年搞横向协作。听说部团委有成立青年经贸研讨会的设想，他又主动去找了团委书记……

“你为什么总是揽事做？”

“历史赋予我们这代青年的光荣使命，我们不干谁干？中国振兴，匹夫不仅有责，而且要负好这个责！”

他实在是个热情的人，连他的牢骚话也折射出热情之光：“有时候我们办了一个事，就有同志说，‘这不是你份内的事，你揽过来干什么？可管可不管的尽量不管，份外的根本不管，这样一旦出了漏子，板子也就打不着我。太极拳功夫用在这里让人看着难受，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惰性！”

他不善辞令，却有挺高的工作热情；态度持重，却有好多经济界朋友；情绪稳定，发起牢骚来可也不无激动。多血质？粘液质？看来，在分析新时代青年的人格结构（至少是在分析何玉舟人格结）时，简单套用巴甫洛夫的神经活动类型学说是不行了。

重点之三：毕并泉

在找他谈之前，我便摸了他的一些情况：29岁，国家物价局农价司一位新提的副处长。他在内部的和公开的刊物上发过若干论文。中南海小礼堂，国家机关青年改革座谈会上，他的发言给我的印象不错。

他比较瘦。我一下子联想到睡眠。

“你一般都在几点睡觉？”

“一点半吧。”他觉得这是挺自然的。

我们谈得相当投机。经过几次交谈，我才晓得这“挺自然”后面是有一些想法支撑着的。

他曾经是个东北农村的孩子，从小要强。养路，伐木……种种苦活他都干过。1975年，他因为“得罪”了县教育科长，没能上成大学。回到生产队，有人损他：“你就算再有能耐，再念上几年，也就这样儿了！”他心里憋了一股劲。

他经历的前半段有点象《人生》中的高加林，所以他向我谈起高加林来也特别有想法：高加林不安于现状，他的能力不比城里人差，为什么现实只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为什么不能让大家在同等条件下来竞争？为什么不能在硬碰硬的竞争中来选择录用干部？

他又说到了自己：“我也总是不安于现状。要说混日子，以前我可以混，现在也可以混。但我不想混日子。要是人人都满足于我们现在比过去好多了，都不想改变现状，那这个社会是没希望的。”

从自己到社会——他的思路并非一根纤弱的细线。

“去年年底我到湖南调查，湖南物价局长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情：有位老大爷到国营肉店去买肉，要一块没骨头的。女售货员扳着面孔反问：‘你没骨头？在独家经营的情况下，她不愁卖不掉，态度好坏无所谓。”这件事给毕井泉以一个强刺激：在我们国家，还是缺少竞争！“甚至往往是‘你强，我就把你拉下来，使得你不比我强，最好比我弱。碰上这种局面我怎么办？敢不敢争强？这正是我前一时期的苦恼所在。”

“你摆脱这种苦恼了吗？”

“摆脱了，但还可能有。要扫平自己的心理障碍也不容易。不过总的说，我还是有竞争意识的。我总感到在事业的追求上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这压力来自外界，也来自内心。我不能落在人家后头，我们国家不能落在世界后头，整个世界都在竞争。在这种压力下追求，我习惯了，觉得挺自然。”

重点之四：杜铁章

杜铁章也是一位副处长，国家计委“少壮处”牵头的。之所以叫“少壮处”，是因为这个处全由小字辈组成，35岁的杜铁章在七位同事中排行老大。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它的正式叫法应当是国民收入处。

杜铁章和他的“少壮处”成员都干些什么工作？

“我们的工作就是参与。”他一句话就对付了。

“都参与了哪些事情？怎么个参与法？”我刨根问底。

这下杜铁章只能细讲了：“我们处是估算国力的，为国家计划的制订提供依据。直接与高层领导对话，直接影响某项决策，这样的参与不多；我们就争取多来一点间接参与：把研究成果递上去，供领导决策时参考。有同志问，你们的工作跟下面哪个部门相对应？我说跟哪里也对不上，我们要对的是国家。这样的位置，要求我们不光要处理日常事务，还要出点子。”

参与意识。他杜铁章若是只完成日常事务的处理，大概也不会有人责难他（在我们国家，这样的“好干部”不乏其人），但他会责难自己。

还是在他刚到计委工作不久，他就向有关领导建议，可否把我们的人马分成两拨？—一拨负责处理一般事务，另一拨侧重于研究宏观经济。

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状况的考察报告一出来，他又坐不住了：我们怎么就不能搞出这样的报告？他们的研究建立在对许多国家情况了解的基础上，有科学的调查分析方法。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学呢？我们要了解自己的国家，也要了解其他国家……一连串想法，不吐不快。他找到房维中副主任，一吐为快。

他是“少壮处”牵头的；在其位，谋其政：他那摊子工作干得不错。

他只是一个副处级干部；不在其位，亦谋其政：他曾对整个计委工作的各个方面作过思考，写了一万多字的一篇东西，但最后还是没有拿出去。

“为什么不拿出去呢？”

“怕人家说‘这小子想干什么呢？看来，在这点上，我还是没有战胜自己。”

重点之五：张维迎

《瞭望》杂志1985年第46期刊登了干部现代化知识讲座第8单元第一讲主讲人简历：张维迎，男，1959年生，1984年获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已发表的较有影响的论文有《经济改革与中国知识分子》、《论价格功能》等。简历旁边是他的一幅免冠照：分头，黑框架眼镜，方盘脸，西服领带。估计这是一个相当时髦的小伙。

我的估计错了。除了他穿的黑猎装少许有点时髦以外，他实在不那么时髦。“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们陕北那个地方比较穷，我们那个村在陕北又算是穷的。”他从父母和故乡那里继承了物质与文化的贫困，也继承了朴实。

而在我们的接触中，他的另一个特点更明显地凸现出来：想做一个垦荒者。

“我愿意在人家所不注意或不容易搞的领域里探索，那里边有一种新鲜感。也可以说是我愿意开拓。我写的东西容易引起争议，一是因为我所提出的问题往往是新的，二是我所强调的内容又常常是人们所忽略的。现在有些文章说一大套，说的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我想，大家都谈一方面，我不妨多谈谈另一方面。”

他认为引起争议没有什么不好。一次，陕西省委一位干部问他，“你看我们选拔什么样的人为好？”他回答：“其他的标准我不敢拿，有一条可以定：看这个人有没有争议。这虽不是当干部的充分条件，却可以看作必要条件。一个处处合乎传统规范的人是不会有争议的。而一个有创新精神的人，总是要冲破一些旧的规范，这就会引起争议。”

他的思维与行为都算得上个性鲜明。不想重复别人，也不想重复自己。他笔触所及的领域一个又一个：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知识分子问题；价格改革……“在行动上，我不喜欢别人给我划一条路线让我走。划一条路线的行动本身就叫我生厌。”

他也明白自己的弱点：有点骄傲，感情比较脆弱，活泼的思想与传统的东西在他身上常常打架。

他不希望别人注意他，但他希望别人注意他的想法，希望他的想法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有点好处。“我在西安一次会上讲，一个搞经济研究的，如果只知道死抱教条，而不去为我们国家的兴旺出谋划策，那么他的良心何在？我这话尖刻了点，但我坚持这点。”

大概是由于我找他没划既定路线，所以我们谈得很畅快。讲到观念变革，讲到在我们国家搞改革并非易事，讲到青年人该做的事情……在畅所欲言之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幅笔墨潇洒的行书作品：历史最容易遗忘人。如果你不想被遗忘，那你就得不断创新。

“那是我的话。我的导师又特意抄赠给了我。”

考察小结：一批经过生活磨炼的年轻人，不再用童话的色彩来打扮世界，而是争取为脚下这片土地多做点什么。他们也有着这样那样的毛病。他们的新鲜之处在于—没有奴性，没有惰性，有竞争意识，有参与意识，有创新意识。他们力图有所成就，又不光是自我成就。他们有着比自我成就开阔得多的考虑，一种连结着历史与未来的责任感：国家利益。就是这种考虑正在优化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