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　啸

一夜之间变成“敌人”

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自己青春的时光呢?我自己生活的经历告诉我，人活着应该有一个信念，应该有一个理想。邓小平同志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其中有理想、守纪律，是很重要的两条。当然，每个人在生活的道路上都有他自己的目标，有他的理想。怎样去鉴别这个理想有无价值呢?我认为，一个人的理想应该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应该是和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理想，这样的人生的追求，才能说是有意义的。如果不是这样，是和个人的私利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理想尽管是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手段达到了，但在我看来，实在没有多大价值。

我是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的。1957年，我刚毕业八天就赶上了“反右”斗争。我在这次斗争中被打成了“右派”。一夜之间我就变成了“人民的敌人”我是想不通的。我流着眼泪离开了团组织，也离开了母校。

离校后我被分配到西宁县的师范学校。我满腔热情地工作，加之我热爱体育活动，青年朋友们比较愿意和我接近，没想到这又是一条罪状。

有位领导问我:“现在同学管你叫老师，而且愿意接近你?”我说:“对。”他把脸一沉说:“你是和我们党争夺青少年。这是改造态度问题。”不容分说就将我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在“教养”期间，我修水库、修大坝、建楼房、种地，各样的活儿都干过。因为我想着我劳动一段时间后还要出去做教师，所以我还坚持学专业。

我对我的要求是严的。我觉得，做人的原则应该是自尊、自重、自爱、自强。自尊就是为了人的尊严，不能在任何情况下，轻意丢掉自己的人格。自重就是处理任何问题应该慎重、仔细，不能成为随风倒的墙头草。自爱应是不断地充实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的身心保持健康。自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人应该是自强不息的，一个青年人应该有一种决心，用自己的劳动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刻下一道痕迹，对后代人有所教益。这是我生命的真正价值。如果遇到一点事情就频废了，悲观了，甚至走向自绝于人民的道路，那是不应该的。

我把巴甫洛夫的名言“原谅自己，就是堕落的开始”，写成条幅，贴在墙上。由于我的表现，1961年10月1日摘了“右派”帽子，解除了教养。

教书不成去牧马

我是1956年结婚的。我成了右派后，曾经和我海誓山盟”的妻子向我提出了离婚，我感到很突然，但我又一想，没什么，大丈夫何患无妻，既然不能给你幸福，我还你自由，我们有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我想要，可法院的同志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他说:“你是右派，要什么孩子?”这样我妻离子散了。摘了帽子后，我满怀希望地走向新生活，可社会上的一些事使我很痛心。我想教书，没有一个学校要我，一听说右派，人人都是避而远之。我曾偷偷地去看孩子。保姆对我说:“这孩子的爹是右派、反革命，死了。”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孩子才四岁，不要因我而受牵连。我忍痛没暴露身份，怅然离开了托儿所。

我的母亲希望我能留在身边，可我哪能靠母亲来养活呢!我来到兴安岭脚下一个新开辟的农场安了身。农场让我养马，从此我成了牧马人。

我是学心理学的。我根据心理学的一些原理来驯养马。

看到我驯养的马能够犁地了，驾车了，心情很激动，我终于能用自己的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了。我渐渐地和马有了感情，春节时我写了副对联，贴到了马圈。上联是“为放马战槽头哪怕披星戴月”；下联是“垦荒地种五谷何惧宿露餐霜。”横联是“乐在其中。”

没想到，对联被传扬开了。一位领导找到我说:“听说你是大学生?”我说:“是啊。”他问:“你能不能教书?”我说:“我就是师范大学毕业的。”他说:“那好，咱们大草原有十多个孩子，你教他们吧。”我说:“我是右派身份，恐怕不合适。”他说:“没关系，咱们这里山高皇帝远，能教就教吧。”他很坦率地又说了一句，“你别说错了就行。”从此我做了教师。学校的条件比较简陋，只有我放马住的茅草房，找了些木板一钉，高点儿的是课桌，低点儿的就是板凳，用块铁皮涂上墨汁，就是黑板。开学时，来了十三个小孩，根据实际程度，分了五个年级。学校条件虽简陋，上课却很正规，教学也是很认真的。我一个人教五个年级的学生，是很辛苦的。课外，我还领孩子们到野外去上课。在我们地区学校的统一考试中，我教的这个班平均九十八分。我很激动，我觉得在这一片被开垦的处女地上，为开发孩子们的智力，我尽了自己的力量。

摘了帽子还是“右派”

后来，我又被迁到辽宁。因为象我这样的人“不适于在边疆工作”。于是我又在一个劳改农场教小学二年级。这一年我工作积极，同志们选我为优秀教师，可领导不批，说:“右派不能当先进工作者。”不是摘帽子了吗?“摘了帽似乎也不行。”言外之意是摘了帽也是右派。

在这里许多同志关心我，建议我成家。我想，谁家的姑娘愿意找一个右派!我对此也不积极。后来，一位老司机愿意把他的侄女介绍给我。这个姑娘条件很好，论家庭出身，是贫农的女儿，她自己是妇女队长，还是共青团员，比我小十几岁。我觉得我配不上人家。这位老司机把侄女叫到了我们农场，我们见了面。她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姑娘打扮，很美丽。我如实地介绍了我自己，特别是说到我是右派时，我还加重了语气，谁知她没害怕，说:“我听叔叔说了。你不是故意当右派的。”这么多年，谁也没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只听到什么“根深蒂固的、由来已久的，只有脱胎换骨才能重新做人”。真是“良言一句三冬暖”啊!我心里一热呼，就同意和她结婚。我们当时订了三条:第一孝敬父母；第二不吵架；第三，不能轻易离婚。

我们结婚时，既没有隆重的仪式，也没有丰盛的酒宴，连一个来宾也没有。我们的新房很简陋，用几张桌子搭成了床，唯一的家具是我劳动教养时用过的书箱。我身上只有十一元钱，她只有五元钱。买了一个饭锅，就花了七元多，虽然物质条件不好，但是真正的爱情不是物质条件换来的。第二年，我们有了个胖小子。

又变成了“现行反革命”

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夜之间我又变成了“牛鬼蛇神”，批斗会昼夜连番，家也被抄了，家庭生活刚刚出现的欢乐，又转化为悲惨和调怅。

我的罪名越来越多，“向学生散发反动言论，思想极端反动，图谋不轨”。原来，“文革”前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教室批改作业，突然进来一个女学生要找我谈一谈，她说因为她父亲犯过罪，使她思想上有包袱。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我说，“你父亲有罪不等于你有罪，周总理对知识青年讲话时说过: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个人前途可以选择。你应该做革命的接班人，主要在你自己的表现。”在批斗会上，这个女同学的班主任老师拿着检举信，说我进行反革命串连，见到家庭有问题的子女就往身边拉拢，让那个女孩子接反革命的班。我当然不承认，别人就用皮带打我。到后来给我平反时，法院在沈阳找到这个女孩子，她出证说:那次找曲啸谈话是班主任老师派我去的，而且说是党交给的任务，并且整了个材料让我抄，让我签了字。这个假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当时公检法已被彻底砸烂，我也无法申诉。

批斗会上挨打是很厉害的，记得一次批斗会上，有位专政队长看我不说话，这喊“负偶(隅)顽抗!”我当时出于教师的本能说了句:“那个字念‘隅。”这下可坏了，招来了一顿棍棒，他们说，“革命群众念错一个字，你就恨之入骨，你反动透顶!”

批斗会越开越频繁，最后我被整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一天，我爱人带着孩子，扶着婆母到监狱看我。我面对着一家老小生离死别，心如刀绞。我母亲把她的一床褥子给了我说，我岁数大了，你这次入狱，我怕见不着你了，以后想起妈妈，你铺上褥子就象看到我一样。

我爱人从身上脱下一件棉背心给我披上，那时是11月底了。孩子不懂事，他刚会叫爸爸，他一边摸着手铐一边问:“爸!啥?啥?”我怎么能告诉孩子这是关系到我们一家人生死存亡的手铐呢!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对爱人说:“玉兰，我们离婚吧。”我爱人听我这样一说就哭了。她说:“为什么你要赶我走呢，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我说:“不是我们感情不好，当初你不嫌弃我是‘右派和我结婚，我一辈子都感激你。可现在我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你才二十几岁，怎么可以因为我而断送你的一生呢。”爱人坚决不同意，说:“我自己能劳动，我等你回来。”我又说:“为了孩子你不要等我了，你不能让我们孩子当一辈子‘反革命子弟。如果你珍惜我们的感情，你就答应我的要求:第一，替我把母亲埋了，第二，希望把孩子带大，等他长大成人后，再把我的事情告诉他。第三，你生活实在困难，你一定和一个朴实的农民结婚，这就算对得起我了。”就这样我们在哭声中分手了。后来专政队强行发给我一份所谓离婚证明书。以后我才知道，我进狱后，专政队把我爱人和孩子都赶到了乡下，而且不让我的母亲和我的爱人在一起。母亲回到了家乡，我爱人和孩子被赶回了娘家。更为狠毒的是把判我徒刑的大布告贴到了岳父的家门口，老岳父受不了这种打击得了重病。大妻弟也因为舆论的压力得病死了。二妻弟是部队副连长，也因受我的株连，转业了。许多亲戚受了株连。后来我爱人和孩子由于生活不下去，不得不到山海关北边一个山沟里找一个远方姨姨家里躲一躲。后来姨母死了，我爱人得了重病，孩子也有了病，娘俩处于生活的绝境。从此，我和他们也断了音讯，后来母亲也死了。“四人帮”一伙搞的这一场历史灾难，害得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读马列识邪恶

在监狱中睡不着觉时，我曾认真地思索:曲啸，你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我自己回答是否定的。我回想着我走过的历程，旧社会我的家庭很苦，我整个童年都是在帝国主义统治下，过着亡国奴的生活。1946年，我们才得到解放，在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中，我亲眼看到千千万万贫苦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吃人的封建制度进行斗争时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我看到了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分到了土地房屋时对党表现出爱戴之情。我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劳动人民是不能翻身解放而成为国家主人的。所以，我拥护党，热爱党。那时，我就想，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共产党员。上大学后，通过学习，我对党从原来朴素的感情上升到了理性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1957年我受到了一些冤枉，可我在内心中对党的感情没有变，我相信有一天党总会了解我对她的忠诚。可为什么越想跟党走，罪名越大，最后成了反革命，这就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些问题。母亲死后，我在狱中赚的钱就买了许多书，《马恩选集》、《毛泽东选集》等，我要系统的看一看我原来的信仰是错还是对，我要看一看，我面临的现实是怎么回事，我还要想想，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里有哪些能说明我是无罪的。这时，我感到“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事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的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那就是说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绝不是以压迫劳动人民为其目的的，正相反是要解放全人类、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文化大革命”使许多老百姓、知识分子和许多党员、党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都受到摧残，难道这是我们共产党所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吗?完全不是。这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完全是一种邪恶的势力制造了这场灾难，而且，这种邪恶的势力，是不会长久的。迟早党还要恢复自己的威望。

这时，我想，我的问题总会有出头之日，党会给我解决的。所以我决定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做违背人民利益的事情。

在监狱中我时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国家里没有研究犯罪心理学的，如果我能和各种各样的罪犯在一起生活二十年，那我是很有条件研究犯罪心理学的。等我出狱时写几本这方面的书，为人民做些贡献。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周围罪犯的心理资料。这为我平反之后完成犯罪心理方面写作任务提供了好的条件。去年我和一些专家一起努力，写了一本《青少年犯罪心理学》，四十万字，今年可望出版。我自己写的《犯罪心理及其对策》，三十万字，还没有脱稿，此外，我还写了一些关于犯罪心理方面的论文。

终于恢复了自由

“四人帮”垮台后，监狱的情况有了改变。有一天广播了《洪湖水浪打浪》，我非常高兴，心想贺龙元帅要平反了，形势不一样了，我也要向党申诉。我用三天的时间，写了五十一页上诉书，我对人民政府的第一项要求就是允许我和预审员见一次面。因为我被判刑这么多年还没见过预审员，也没见过判决书。后来找来判决书一看，上面写着:“在审讯过程中，拒不交待问题。负隅顽抗，坚持反动立场，狡猾抵赖，必须予以重判。此认定构成现行反革命犯罪，判有期徒刑二十年。”我向政府提出问题，有哪一位司法人员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问过我哪一个问题，我没有回答?如果没有，我就不能承认犯罪。政府一看，是啊，没有经过预审，怎么能判二十年呢?最后，组织一调查，确实找不到审判员，而判决书上盖的是军管会的章。

1979年1月20日，监门打开了，一位看守员含着微笑叫我去一间屋子里，我进去一看，有许多同志，其中一位对我说，法院接到了你的申诉，现把复查的结论告诉你:一、撤销原判决，二、无罪释放，立刻返回单位。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换了一套新服装，我们单位的政治部主任、王东昌同志拉着我的手说，曲啸同志你受委屈了，党委派我来用专车接你回去。

当我听到他叫我同志时，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了。同志，这个词，对于一般的人来讲，也许不以为然，但是，这个称呼对于一个热爱党而失去了这个称呼又重新获得了它的人来讲，这是世界上最高尚最可贵的称呼，它比生命还宝贵。二十多年来，我没有资格叫别人“同志”，我也没有资格被叫“同志”。今天党委的领导同志亲自拉着我的手叫我同志，而且说我受委屈了，这种温暖只有被解放的人才能体会到。

坐在吉普车上心情真是感慨万千，当时，我写了一首诗:十载囹圄里，一朝获自由，抬头对明镜，白了少年头，残躯逢盛世，必将党恩酬，为育桃李艳，丝尽死方休。

生活中的三大转折

1979年，对我来说是生命转折的一年。这一年，我的生活中有三次大转折。“文化大革命”中给我定的“反革命”罪名被推倒了。不久，又接到东北师范大学来的通知:“1957年给你的右派结论，经复查确属错划，予以纠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团籍。”没想到在我48岁时又戴上了共青团团徽。以后办了离团手续，我也写了四句:十八入团四十八离，光阴终染两鬓灰，骥老当存腾飞志，躬耕桃李育春蕾。4月15日，我又接到一个通知，说1958年送你劳动教养是错误的，撤销处分，恢复政治名誉。通知上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想，我们知识分子除去要求党的信任，把自己的才智能够献给祖国，还能有什么要求呢?如果一定要我提的话，那我只有一个要求，请党组织严格审查我在蒙受冤案二十二年的生活中，特别是两度蹲狱的十六年凄惨处境中的情况，如果确认我对党没有一句怨言，没做一件违背人民利益的事情的话，请接受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党组织根据我的要求，终于在1982年接收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我多年来的政治夙愿。我觉得象我这样经历严重波折，特别是在十年动乱里受过迫害的人，面前确实存在一个如何正确地对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问题，正确地对待别人和自己的问题。尽管自己这些年来的遭遇是很不幸的，但是我想，我们的党不是也同样地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吗?同样遭了一场大病，又有哪个儿女向父母要损失呢?所以在我平反以后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工作完全服从组织的分配。开始我是在劳改农场中学里教书，后来调到了营口教育学院。另外还有一个和一些人解疙瘩的问题。比如说，我平反以后，见到了整我的那位老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入了党，又提了干，那真是春风得意啊!他见了我以后，憋了半天憋不出个词来。我说，你是不是想说“对不起”呀?你不用说了，过去的事情既成事实，咱们就不要谈了。我心里想，我要愤怒的话，还要看你够不够“资格”，你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对不起”三个字都不能坦率地说出口，你让我跟你说什么呢?我对他说:你放心，我决不以牙还牙。不过有个条件，如果你再整人，让我知道了，那咱们新帐老帐一起算。我对他不以牙还牙，并不是我喜欢他，象这种人，我是一辈子也不会喜欢的。但我总这样想，他虽然整过我，但还不是“三种人”，如果我再整他的话，这样整来整去，不就贻误了我们的事业吗?难道我们国家不应该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把这种无聊的人为的“阶级斗争”彻底结束吗?我认为，人是要有原则性的，但是不需要搞那种无聊的你争我夺。十年动乱是一个悲剧，对被整的人是一个悲剧，而整人的人也同样是这出悲剧里的一个角色。

“心底无私天地宽”

我是把陶铸同志“心底无私天地宽”这句名诗作为座右铭贴在我家里的。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把它作为座右铭。

我今年已五十四岁了，我的青春时代几乎是在监狱里度过的，那个时候是想干，干不成，现在彻底平了反，需要甩开膀子大干了!平反之后，我觉得我身上有用不完的力量。我经常向同志们讲，要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有一次我问一个大学生:爱的本质是什么?那位大学生想了一会说，爱的本质就是好呗。我说不是这样。我认为爱的本质是给予，而不是获得。衡量一个人的爱，就要看他能不能无私地把他的一切献给他所爱的对象。如果你热爱党的话，那就应该无私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我们的党，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无私地献给她。这才叫真诚的爱。如果不是这样，总怀着个人的打算，或者存有某些不正当的企图，这种爱是不纯的，同样也不会深，不可能经得住严峻的考验。

平反了以后，我在1981年调到了营口教育学院。在这几年里，我一方面把我在监狱里边积攒的材料写了一些书，另一方面还教心理学，任务是比较重的，有时一周上二十四节课，比规定的要多得多。我回来时工资只有六十八块五，但在中学来说已算高的了。调工资时书记对我讲，这次长工资有你。说实在的，我也想长工资。但看到调工资有名额限制便放弃了这个名额。有些同志说，别来这个风格，你从来没长过工资，干嘛放弃呢?我说，我不愿意参加争斗。又说，谁说我没长工资，我在监狱里一个月挣一块五，现在一个月挣六十八块五，你算算是多少倍?要是“四人帮”不垮台，不给我平反，我到哪儿去挣六十八块五呢?应该满足了。后来大学教师普遍长工资，我就长上来了。前年我被选为省劳模，又特殊奖励了我一级。这是奖给我一个人的，不用和谁去争，所以我接受了。房子上也是如此。我调到营口的时候，学院非常困难，没有房子，在车库旁有个小屋，八平米，一个小窗，冬天外面结冰，里面也结冰，夏天外边下雨，里边也下雨。一家四口人挤在这么一个地方，条件确实很差。后来学院盖了一些房子，学院领导给我讲，这次准备给你一套三间的，你受的苦比较大，又是市政协委员。我当然也愿意住得宽敞一点，可是看到有些同志家里人口多也住不上三间一套的房子，便对我爱人讲，组织上给咱们三间的，让人口多的住小房间，即使同志们不说，可咱心里也不舒服，我爱人很通情达理，她说，既然是这样的话，咱们要套两间的，三间的让人口多的同志去住吧。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信念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支柱。人应该有信念，但是更重要的是应该把这个信念付诸于行动。有的人讲共产主义太渺茫了，我不这样认为。共产主义既是一个思想体系，又是一个实际的运动。它既是我们的理想，也应该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动。所以我觉得，人不仅应该有共产主义思想，而且应该有具体的行动。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应该用共产主义道德来指导。

在我平反后，很多同志考虑我过去的家庭已经没有了，劝我重新成立家庭。有的同志对我说，你政治上平了反，又有一笔钱，才四十多岁，再找个大姑娘吧。但我觉得不能这样做。因为有同志告诉我，我爱人姨母死后，她也得了重病，欠了一笔钱，失去了劳动能力。当时孩子还小，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得不和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独身老农民结合，他们结合以后，生活也很艰苦。后来这个老农民得病死了，又给她留下一个小男孩。就这样，她领着一个看不见父亲的孩子和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在农村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我听到这个情况后，心里很难过，因为我们同是一场浩劫里的受害者，当初她离开我，是在我的强逼下不得已而离去的。她又走上了这样一条痛苦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把她们母子扔下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呢?于是我谢绝了一些同志的劝告，到农村找到了我那可怜的妻子。

我们见面的时候，他们娘儿三个只盖着一条破被。三月的天气，北方还是很冷的，而两个孩子却都光着脚，她也瘦得非常厉害。我说:“玉兰，我来接你们了。”她当时都傻了，直愣愣地立在那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看她那样，我心里很难过，总想说点什么，可什么也说不出来。她意识到我是来接她回去时，竟放声大哭起来，说:“我不能回去。”我知道她此时的心情，就对她说:“你不要难过了，我是知道了你的情况后才来的。”我告诉她，无论你是作为一个妻子，还是作为一个母亲，你做得都很好。你是伟大的，你没有任何过错。我又望着那位老农民留下的孩子，对她说:“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做他的好爸爸，请你相信我。”就这样，我们四个人又组成了一个特殊结构的家庭，这就是我今天的幸福的家庭。

有一天，我们家里来了个小伙子，这小伙子长得和我差不多，一见面就觉得挺亲切的。经他自我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我前妻生的儿子。我们相认以后，互相倾吐了二十多年来的思念之苦。孩子临走时，说:“爸爸，你还有什么要嘱咐我的?”我说:“孩子，我们家庭的悲剧是历史造成的，已经既成事实的东西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我作为你的父亲，我不能不对你提出两点希望:一、供养生母。你母亲对我薄情，这是我们老一辈的事情，你不要过问。但你毕竟是你母亲带大的，所以你对她有供养的义务，对我则不必。二、尊重养父。你不能因为找到了生父，就冷淡了养父，这样做是很不道德的，会使人伤心的，我不希望你这样做。”他对这个问题处理得还很不错。孩子结婚时，我爱人把我平反后补发积攒下的二千来元拿出一千元给了他们，有时孩子带着媳妇回来看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时，我觉得很有意思。六口人，五个姓。孩子们曾对我说过，他们要把姓改过来。我说:“无所谓。你们姓我的姓是我的儿子，不姓我的姓也是我的儿子。”我时常想，我是共产党员，“四人帮”及他们的邪恶势力加给我的任何东西，我都可以顶住，而处理这件事又有什么可愁的呢?我不怨，也没有必要愁，只要心底无私，就可以做到天地宽的。

(摘自1985年4月26日、27日《山西日报》，小标题是本刊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