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生等

农业生产责任制，犹如烂漫山花，开遍神州原野，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摆脱贫困的希望；犹如长江大河，奔流向前，给广大农村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广大农民称颂生产责任制是“农业合作化以来最好的政策”。的确，实行生产责任制，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最重大的农村政策。它是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农村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它使广大农民成为责任、权利和利益统一的真正的主人。亿万农民中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迸发出来了，我国农村到处出现了蓬勃的生机……

山西闻喜县人民，吃了十年返销粮、拿了十年救济款、淌了十年辛酸泪，如今，才真正地“闻喜”了。当人们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的时候，怎么能忘记农业生产责任制这株新苗，刚从这穷石头缝里钻出来时，所经历的艰难、曲折……

苦难与探索

1978年5月，36岁的县委第一书记张世贤刚上任第4天，未闻喜先报忧：仁和公社一个不到40岁的社员饿死了。

张世贤大为震惊，连忙派人赶到现场调查。死者虽然不是直接饿死的，却也是由于贫病交加，被迫上吊的。张世贤感到责任重大。他虽说刚刚上任才4天，可他原来是地委派到闻喜县的工作组组长。十几年来，从地委组织部干事到办公室主任，从组织部副部长到闻喜县工作组长，他一直对所谓“大寨经验”深信不疑，坚决执行。特别是1975年，曾任昔阳县委书记的那个人调到运城地委当第一书记以来，学大寨便以压倒一切之势横扫整个地区。“不堵死资本主义路，迈不开社会主义步”，“一批二干三带头”，“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标语遍地”，张世贤也以为农民踏上了通往幸福的大道。可是，结果呢？眼前这位死者就是证明，猛烈地冲击着他的心灵。他决心走出机关大院，深入考察一番。

在礼元公社，麦收刚过，有的社员就不得不开上证明，由大队开着拖拉机，送“洋叫花子”们乘火车去要饭……。

在县城，许多走投无路的农民故意到“大官”家门前要饭，坐在县委机关门口大骂：“你们还要不要老百姓活了？”……

在南垣山区，“劳动一整天，一盒火柴一根烟”；一个老汉上工时捡到5分钱，高兴得屁股一拍回家了……

是闻喜县生来就穷么？不！闻喜，地处晋南富庶之区。老人们都还记得，闻喜出产的粮食，曾源源不断地支援过八路军、解放军。土改后和合作化那会儿肚子管饱，白馍上还印着红点。河底公社洞子沟生产队在山区，初级社时口粮还基本自给。可是后来，随着农村极左路线和政策的推行，群众积极性受到严重损伤。有一年麦收前取消自留地，把群众到口的小麦夺走了，每家只准养两只鸡、两只羊，买盐和煤油的钱都没有；上面规定，房前屋后、坟头树木都是“资本主义尾巴”，三天不刨，全部归公，于是，树荫遮天的山沟一夜之间黄土朝天；在“想新的、干大的”的口号下，全大队150个男女劳力大干了一冬春，投工3500个，只修地一亩，还被一场洪水冲毁了；两个小队合并成一个队，说是向“高级过渡”，结果粮食减产30％，耕畜损失三分之一，羊减少一半。最后，弄得社员翻地没钱买铁铣，只得到收购站买半截的废品用；几家合使一副水桶，私人没一辆小平车，人均口粮才202斤……

张世贤每走一处，心情就沉重一分，难过得掉下了眼泪，无情的事实击碎了他自己曾身体力行的那套农村政策绝对正确的信念。“作为一个县委书记，解决不了社员的吃饭问题，有何脸面见父老兄弟？”同情、惭愧、悔恨和觉醒，加重了张世贤热泪的份量。他动感情了，在全县三级干部会上，作了沉痛的检查。他并没有用“缺乏经验”、“交学费”之类的话来搪塞和原谅自己，而是决心摆脱极左的严重束缚，探索新的出路。

然而，出路在哪里？

“秘密合同”

裴社公社南郭大队，是有名的“难过”大队。

怎么不难过哩，当年在“社会主义看工程，没有工程等于零”的“左”旋风下，全大队一、二线劳动力全被拉上去平整土地，加上缺乏科学技术指导，挖了填、填了挖，熟土翻下去，驼峰变马鞍。干了三年才平整好一块地，而生产却直线下降。到1977年底，亩产粮食180斤上下，棉花才20多斤，吃了三年返销粮。人们的心凉了，希望一次次变成了失望……

1978年初，24岁的孙炳新当上了南郭三队队长。小伙子头一回当“官”，以为开会不劳动，工分照样记，心里美滋滋的。他爷爷看出了毛病，语重心长地说：“当队长不是图好看，要负责，让社员吃上饭。要不，到年底，连媳妇也说不上。”他才从云端降到地面，感到了担子重，忙找两个副队长商量棉田面积减少后如何提高单产、保证总产的事。不知深浅的小队长问道：“听说61年搞过包产到户，产量高，不知行不行？”副队长一愣，说：“这办法倒管用，只是‘包产到户被批了好多年，干起来太危险。”办法好，风险大，怎么办？顾了群众顾不了自己，顾了自己也顾不上群众。总得选一头啊！小伙子心一横：“上头，下头，咱只能热一头。顺了上头，社员没饭吃，社员骂；顺了群众，上头要批。群众选自己当队长，就要敢担风险，对得起群众，不能让社员骂。”三个人商量来商量去，为了不挨骂也不挨批，两全其美，他们决定“偷”着干。

想不到，全队40多户社员都穷怕了，也被批怕了。虽然心里愿意，可没人敢揽活。孙炳新找到原党支部书记梁泽民。梁泽民当过公社拖拉机站站长，懂得经营管理，支持炳新的好主意。他孩子多、爱人病，忙得出不了门，便对邻家一位妇女说：“我包块地你来干，得奖是你的，挨批有我。”有党员带头，19户包下了100多亩棉田，按土质好坏定产量，按收棉数量质量记工分，超产奖，减产罚。

老梁又建议，实行这个办法，口说无凭，要写个“字”才好。大家同意有个凭据，但死了人也写“字”，取“字”不吉利，不如改称“合同”。合同一式两份，一份队长保管，一份由承包社员代表保管。大家还是心有余悸：上面要知道了逼着要给不给？最后决定由孙炳新保管。

到了这里，大家还不放心，又约法三章：

一、谁也不许说出去，杀头也不能让上级知道；

二、一定要把生产搞好，不能让人找出毛病；

三、年底一定按合同办事。

“联产联心”，合同一订，劲就足了。平常，敲了钟才慢腾腾出工，现在不等敲钟就出工。下雨是施肥的好时机，别的队出两个工也没人愿去，三队不用叫，自己提着化肥袋上地了。过去没人学技术，现在都积极学习科学技术、以提高产量。结果，别队的棉花都减产了，唯独三队大丰收，平均亩产比上年翻了两番多；面积比上年减少56％，而总产量却增加了87％。三队一下出了名，公社三级干部会上，大家都要孙炳新介绍经验。孙炳新怕上台露了馅，由一位大队干部上去搪塞，东拉西扯。开会的都是庄稼人，听来听去不象“经验”，一直追问，急得他满头大汗。大队长李振声把孙炳新叫到一旁说：“你不要‘炒了豆大家吃，打了沙锅一人赔，还是说真话，我也帮你担待着。”孙炳新这才咬咬牙，上台端了底。

没想到，公社党委书记郑喜贵拍案叫好，把自己的自行车往孙炳新手里一塞：“快把那份秘密合同取来。”

郑喜贵接过那张皱皱巴巴、印了19个鲜红指纹、印章的合同，激动地握住孙炳新的手。第二天大早，合同被贴在公社大门口上，画了花边，加了按语，醒目的大标题是：“这份合同订得好！”

“好！”县委书记张世贤从电话里听见郑喜贵的汇报，满怀欣喜地赶到南郭三队，表示热烈支持，，并亲自总结他们的经验。这是闻喜县20年来第一份生产责任制合同，是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正在探索寻找农村出路的张世贤顿感心头豁然开朗，自己还没有敢突破的框框，如今南郭三队的社员突破了，同刚刚传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竟这样巧合，更证明中央精神符合民意。他怎么能不兴奋、不激动呢？

县委决定在全县推广南郭三队的生产责任制经验。虽然有不少干部不赞成，或者提心吊胆，但广大社员要求实行责任制的热情就象地火冲破地壳，象洪水决了堤防，仅两个月，全县实行责任制的生产队发展到877个。这和十多年来强制推行学大寨相比，他更感到了人心和民众的伟力。

然而，在经过极左浪潮反复洗劫过的中国大地上，这样的新苗出土难，出土之后要活下来、要生长就更难。张世贤热心介绍南郭三队责任制的时候，也正是运城地委仍然坚持推行“学大寨是根本”的时候，闻喜县委通过的决定、印好的文件被压了下来。针尖对麦芒，斗争已是不可避免了……

掌勺的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来信，还加了很长的编者按，连“包产到组”都反对，这一下，在闻喜县引起了轰动。本来，地委就不许包产，县委内部也出现了动摇，社会上的责难也多了。这股风一刮，吹垮了六百多个生产队的责任制，新出土的幼苗面临严峻的考验。

张世贤站在风头，顶着凛冽的春寒，沉思了：真理、是非究竟在哪一边？农民的要求对还是报上登的那封来信对？事实怎样？事物的主流和本质是什么？为了弄清这一切，他分别调查了实行和不实行以及实行不同类型责任制的队，以比较得失利弊。他又来到一个老劳模家，两个人躺在一张炕上谈心……

这个老劳模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从初级社起就是主任，2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参加劳动，不多吃多占，不巴结权势，深得群众拥护。1976年他调离大队到公社当副主任以后，新上台的大队主任兼支委就趁机大捞一把，利用掌勺的权力尽往自家碗里捞集体的东西。头一任上台两年就盖起了全大队第一栋砖瓦结构、两层、十间带走廊的小洋房。第二任加快速度，一年内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四大件齐备，盖了八间砖瓦房，而且把应该分给每个社员的两斤油只给半斤，“剩下”的倒进自家油缸。他们自己不干活，却把社员赶到地里。社员谁敢说？他们是掌勺的，怕给自己穿小鞋，于是坐在地头打扑克、纳鞋底、抽旱烟，都说：“给谁干？喂猪哩！”可日子总得过下去啊，都要求老支书回来。1979年，老支书回到大队，就搞起责任制来。

老支书喜欢责任制有三条：1.按劳分配，联产联心，群众积极性高；2.逼着干部参加劳动，全大队24个大、小队干部，有21个不劳动或每年顶多劳动两个月，给他们包了产量，不干就不行了；3.限制多吃多占，大锅饭没有了，你掌的勺没用了。

可是，主任兼支委的第二把手坚决反对，对社员公开说：责任制是“倒退”，“搞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哪里？集体所有制还要不要？”等等。这个读过“社来社去”的大学生，以为这些复杂、高深的“经济理论问题”能把文化不高的老农民难住，殊不知社员们一想起掌勺者捞的大量好处和自己家里的油瓶只装了半斤油，就明白了他为什么那么恨责任制了。事实击败了他的“高论”。

张世贤听了，完全理解老劳模和社员们的心。过去，社员劳动的果实统统放进“大锅”里，在法制不健全、民主不充分、物质不富裕的情况下，“大锅饭”的掌勺者的权力是相当可观的。“大锅饭”成了他们少数人的“营养Bo”，分配不合理，苦乐不均。如今实行了责任制，合理调整了责、权、利的关系，靠劳动而获，无情地剥夺了特权者的私利，也打破了平均主义的窠臼。张世贤颇有感慨地说：“责任制就是好，谁也别想捞集体的油水了。”

张世贤通过广泛的调查，深深感到，怀疑和反对责任制的情况很复杂：除少数人是出于要维系那不合理的权和利外，多数是由于受了长期盛行的“左”倾思想的迷惑，或者是因为对农村情况和责任制不了解。现在，责任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它受到大多数社员和干部的拥护。这才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他把各种情况带回县里，组织县委一班人学习三中全会文件，统一思想认识。人心又开始稳定了，没有被吹垮的200来个生产队又稳住了。特别是老劳模他们又传来喜讯：原来，那位大队主任兼支委坚持认为，现在不是讲“自主权”吗？我这个二把手难道就没有一点权？他要按老办法包二队，老支书包一队搞“联产到劳”，是骡子是马都拉出来蹓蹓。蹓的结果，两个队棉田面积、土质差不多，一队向国家交售棉花5700斤，二队只交了2300斤……

事实胜于雄辩，证明了生产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1979年11月，闻喜县委作出决定：今后全县农村工作的中心就是抓生产责任制。

这样一来，斗争进一步激化了……

两座铜墙铁壁

1980年3月，张世贤到太原参加山西省地、县委书记会议。分组讨论时，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在会上批评了闻喜县、稷山县责任田、口粮田搞多了，突然问：“闻喜县委书记来了没有？”张世贤站起来回答：“来了。”第一书记打量着这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拉长声说：“你讲过没讲过，责任田搞错了，你负责！”张世贤既不躲闪也没有认错的表示，只说了三个字：“我讲过！”

张世贤是讲过，而且在闻喜大大小小的干部会上多次讲：“搞联产计酬责任制，你们不要顾虑重重，有县委撑腰，县委负责！我是县委一把手，错了，我检查；撤职，撤我；坐班房，我去！”不知何时，这些带刺激性的话被作为“罪状”告到省委来了。

他何止是说得这么绝，还有行动呢。白石公社小南生产队，有三户分散在山沟里。过去集体劳动大轰大嗡，年年吃返销粮。79年初包产到户，秋后算账，一家的产量比过去三家还多，不但自给，还卖余粮给国家，薛保安一户就上交粮食一千多斤。县委表扬他爱国爱家爱集体的精神，发给奖状。可是，公社扣了两个月不敢给。张世贤不仅访问了薛保安，还让公社把奖状给了他。这下可不得了啦，有人编出顺口溜：“县委书记到小南，支持单干薛保安。”不仅传遍全县，又被好事之人汇报到太原……

人还没回到闻喜，消息先传开了：“张世贤在省里挨批了！”原来反对包产到户的人来劲了，有些赞成过的人怕了，老于世故的人则议论说：“到底年轻，冒失！”而农民们则焦急地看着县委、看着张世贤究竟怎么定。

张世贤反复思考着，心里象装满了大石头一样沉重：刚刚缓过气来的责任制，难道又要被一瓢冷水泼灭么？不！“批评、指责、丢官，都是小事，全县30万人民吃饭是大事啊！”他又一头扎进群众之中，同县委调研室的同志总结了下阳公社峪堡大队小麦联产计酬的经验。县委反复讨论通过了，连同进一步完善和改进责任制的意见，介绍到全县。张世贤为什么这么硬？他说：“别看压力大，我心里还有底。我觉得我背后有两座铜墙铁壁：一座是农民，他们拥护责任制；另一座是符合中央精神，有中央支持。”

那么，把你从两座铜墙铁壁中抽出来，看你还硬气不！张世贤真的被抽到省委党校去学习了。斗争又出现了曲折……

把万家忧乐放心头

别人进党校学习是光荣的事，而张世贤进党校学习是怎么回事，他心里明白，别人心里也明白。

“张世贤犯大错误了，包产过头了，被撤职调走了”……这股风比前两次猛烈得多。全县的主心骨抽了，人心惶惶，特别是实行责任制的一些队，看到“政策要变”，更是乱了套、慌了神，地里的棉花大量流失，栏里的耕牛大幅度减少……

裴社公社党委书记郑喜贵心里比谁都沉重。以前不管什么风，他不怕，有县委书记顶着、撑腰。现在呢？县委书记走了，县委“工作组”来了，他感到“兵临城下”了。

1980年12月上旬，裴社公社在大泽大队召开三级干部会，晚上放电影《七品芝麻官》。场里挤满了人，而留给工作组的几把椅子还空着。郑喜贵叫人去请，他们正同几个干部、社员开座谈会，不看了。

郑喜贵明白是啥意思，也没心思看电影。县委“工作组”是来解决公社包产到户面大的问题。他们包产到户的面达65.2％，而上面规定不准超过15-20％，要砍掉40-50％，说这是省、地委精神，份量很重。“怎么办？是听工作组的还是听群众的？胳膊能扭得过大腿吗？”他回到房间，两手放在脑后枕着头，细细琢磨起来。从南郭三队搞“秘密合同”以来，责任制发展到这步多不容易啊。现在社员们刚刚吃饱了一点，屋檐下挂着成串的白玉米，很多社员用水泥做缸和柜来盛粮食。社员们对责任制带来的好日子，寄予多大的希望啊，难道又要强迫他们退回去，过穷日子么？他想起了张世贤说过的话：“我们是共产党人，应该时时刻刻把万家忧乐放心头，不能老是想着自己，怕这怕那，就是不怕农民饿肚子。”他猛地起身，拿出张世贤从省党校写来的信。自从张世贤进了党校，他们仍保持着密切联系，互通情况和看法。张世贤在一封封信中说：“自然界有风，社会上也有风，不能随风转。”“要为群众说话，坚持真理。”“我什么都可以丢，就是不能丢责任制。”……

“对！顶住！了不起丢官吧，芝麻大小的官怕什么，决不能失信于民，让乡亲们受穷。”郑喜贵只觉得浑身轻松，倒在床上不到五分钟，衣服没脱就打起了呼噜。

第二天，干部大会继续进行。在座的400多个干部议论纷纷，望着台上。大家都知道上面有矛盾，工作组有来头，自己说的不算数，都养成了一个习惯：最后看上面怎么定。

大会快结束时，矛盾爆发了。工作组长站起来绷着脸说：“我们要以中央文件精神为准绳，巩固集体经济，把责任制引导到集体经济方面来！”台下的干部们都知道组长的话意味什么。

主持会议的郑喜贵也站起来，针锋相对地说：“裴社公社的责任制符合中央文件精神，公社党委的指导思想是：稳定中完善，完善中引导。”干部们一听“稳定中完善”，也懂得其中的意思。郑喜贵想，只有稳住了干部们，我才能顶得住，于是接着说：“不管县里或哪里来的，我们听中央的。责任制形式一律不变。包产到户也不变。”然后斩钉截铁地说：“错了，我负责！坐教育所，我去；要检查，我写。这是群众的要求和公社党委的决定。”

郑喜贵的话硬得很，干部象得了“尚方宝剑”一样的高兴，正要散去，工作组长突然宣布：“支部书记留下!”

干部们都楞住了，支书们更不用说，都为郑喜贵捏着大把大把的汗。

工作组长以严厉口吻继续反击：“省委和地委点名了，说你们包的面太大，是乱的思潮……”

我们无意责难工作组的这位同志。多年来，我们有这样一批只“唯上”的干部，殊不知，要是省委和地委错了，你又该怎么说呢？这不是唬人，斗争就是这样急转直下的……

不是结尾的结尾

今年一月底，张世贤从省委党校“毕业”回来，一踏进县委机关大门，就显得异乎寻常。

人们寻思：这个即将降职离任的县委书记，大概蔫了，准备卷铺盖了吧？可张世贤不这么想，只要正式调令还没下达，我在这儿当一天县委书记，就要为责任制奋争一天。他6点40分下火车，8点与常委碰头统一意见。听说农委正在开会，又立即去讲话。下午，他到组织部讲。晚上，他到秘书处讲。第二天，又在常委会上讲。第三天，又在公社书记会上演说。三天里开了5个会，一连讲了7场。然后，又走了6个公社、7个大队……

春节，他回到永济县的家。人们都在欢度节日，他却伏案疾书，还把他爱人拉来帮助抄写。他们没有痛痛快快地过节日。可他们的心里是痛快的，因为这是为了巩固责任制，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啊！

窗外，万家灯火；灯下，他思潮滚滚。这已经是第三次折腾了。在党校时，地委批评县里包产比例大，要把70％引导到20％，工作组已“纠正”了20多个大队，人心都让“引导”散了。岭上有的社员把施到地里的肥又拉回到自留地；有人怕变，趁乱砍伐集体树林、哄抢集体财产，大牲口死的死、卖的卖……这“引导”风刮得有多惨啦！他又想起一位老农的话：“只要让稳定搞三年，这日子就好过了。原说一定五年不变，可是又变了。现在的政策是神鬼之事，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人心怕变啦！“变”，给农民带来的痛苦还少吗？给党的威信带来的损失还小吗？眼下，又是春耕季节，再乱就全年没收成，吃不上粮，又要把罪责推到责任制上了……

想到这些，他的心不安起来，决心把在党校写的讲话稿写成一篇完整的理论文章，为责任制呼吁。春节一过，他立即返回闻喜，召开三级干部会，全县20个公社又跑了19个，中心是讲：责任制要稳定，决不能再变了。他在公社书记会上讲：“责任制是不可阻挡的。你们不能只看上头。人家领导说一句话就走了；你一变，就是一年挨饿。我这个书记不能当一辈子，如果新来一个，你们敢不敢顶？”

正在这个当口，山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被调走了，原中央农业部长新调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霍士廉同志带着调查组来到闻喜县。人们兴奋的心陡然一下提到了嗓子眼。谁都知道农业部里对“包产到户”责任制也是有不同看法，那新来的书记呢？你张世贤这回真的要吃不完兜着走了。

张世贤又与众想得不同：不管是哪位高级首长，只要肯到实际中来，到社员中走走，认真看看、听听，就一定会支持“包产到户”责任制。凭着这个信念，张世贤对霍士廉同志亲自来感到格外激动和欣慰。

果然不出所料。霍士廉同志带着调查组到各地深入调查之后，充分肯定闻喜县的做法实事求是，“闻喜搞包产到户，搞得很好，大家定下来不变”，“闻喜很有希望”，也表扬了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

闻喜县的责任制，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苗，如今根深叶茂了。今年全县小麦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多，分给社员平均每人420斤。在丰收的喜悦之中人们是冷静的。难道以后就不会遭到各种风雨么？能说斗争结束了么？

但是，可以坚信一条：生产责任制已成为我国农村伟大变革的潮流，将为振兴我国的农业开辟一条切实的康庄大道。它还为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与部门的改革提供了带根本性的宝贵启示。谁要想从中国大地上拔掉它，阻挡这历史的洪流，那是决不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