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铭

“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过去，我一杯又一杯……”喝得醉醺醺的叶丽，唱着颓伤的歌曲，跌跌撞撞地在金色的田野上走着，恍恍惚惚地开始了回忆……

李剑同志的短篇小说《醉入花丛》（载《湛江文艺》1980年第6期），向读者描绘了女红卫兵叶丽十年来的悲惨遭遇。十年前，她在串联途中掉了队，不得不留宿于一个青年农民的家里。半夜时分，在这个农民的哀求下，她“急贫下中农之所急”，和他发生了两性关系。第二天，和他结了婚，成了实行“两个决裂”的“先进典型”。不久，她又被地委书记所奸污。她的农民丈夫因为她“不贞”，加上只会生女孩子，经常随意打骂和凌辱她。现在，她一无所有，也一无所求，醉卧在油菜花丛中，茫然而不知归宿。

这确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作者希望通过这个故事，来阐述他对历史生活的回顾与思索，表达他对现代迷信和极左思潮酿就的“万吨苦酒”的憎恨，这样的创作意图，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品给于读者的实际效果却和这一创作意图相去甚远，人们从中感到的是一种不正确的创作倾向和不健康的艺术趣味，这就值得作些分析和研究。

叶丽的悲惨遭遇是从那个掉了队的半夜开始的。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作者的描写吧——

叶丽醒过来了。青年农民跪在地上，说：“俄（我）想亲亲你们城里的姑娘”，“俄今年三十五了，俄不知道媳妇是甚，俄是雇农……”叶丽的头脑中立即出现一段“最高指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是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她激动地把他拉了起来。青年农民继续哀求：“让俄亲亲……”叶丽又想起另一段“最高指示”：“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时，“她的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贫下中农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贫下中农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狠斗私字一闪念，急贫下中农之所急！”于是，“她脸红了。他发疯似地把她抱到炕上，‘呼的吹灭了油灯……”第二天早晨，叶丽要去追赶队伍了。青年农民又向她跪下，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不，不让你走。”叶丽仍然想起了“最高指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她留了下来，和他正式结婚了，从此开始了凄惨的人生历程。

这段相当细致入微的描写，给人以极不真实的感觉。诚然，在“十年动乱”的初期，在林彪、“四人帮”拚命煽起并加以利用的个人迷信的蛊惑下，一些年轻人由于幼稚和偏执，干出了许多今天看来十分荒谬的事情。就如一些文艺作品所真实反映的，或对着恋人开枪，或喊着口号跳楼（《枫》），或把“伟人章”别到皮肉上（《醒来吧，弟弟》），可谓比比皆是。但这一切不论多么五花八门，却都是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特定的人物可能做的，是生活中发生过或确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合乎逻辑的，所以是真实可信的。唯其可信，才能给人以启迪。而《醉入花丛》却把现代迷信的狂热和女红卫兵献出“贞操”拼凑在一起，把“解放全人类”和满足贫农的“肉欲”拉扯在一起，从而编造出一篇污秽、邪恶的“情史”，这种既悖违生活常理，又不符合人之常情的故事，怎么能叫人信服呢？

文学常识告诉我们，为了更好地反映生活，一个作者有权虚构各种不落俗套的故事。但是，不管这故事多么离奇，都必须有充足的生活依据，都必须符合人物的性格和心理逻辑。《醉入花丛》所违背的，正是文学创作的这一基本规律。尽管作者在反驳别人的批评时曾强调说，他对“红卫兵运动的始末及其内部生活细节”是“深知其内”的，他是“忠于生活，在生活中探索”的，但是读完作品，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印象：作者“忠于”的，只是他的某种观念和情绪；他的“探索”，则是不顾生活真实地编造故事，为自己的观念和情绪作艺术图解。平心而论，作者所涉足的这一领域，由于业经作家们的反复发掘，且又不乏佳作，继续表现这类题材确有难度，这就需要作者更严肃认真地研究生活，深入思考生活，去探求生活的底蕴。《醉入花丛》反其道而行之，恐怕是作品所以失败的致命原因吧？

《醉入花丛》的艺术表现也比较拙劣。作者对“意识流”手法作了探索，但作品给于读者的，却是模糊混乱的形象，怪诞晦涩的象征，牵强偏激的意念，迷蒙、颓伤、惘然混杂着“世纪末”式的悲哀的情绪，杂乱的、重复或者矛盾的意识流动……一会儿人成了猪，一会儿人成了苗，猪吃了油菜苗，人又吃了猪，如此等等，光怪陆离，常叫人不知所云。可见，对各种艺术手法的探索，基本前提仍然是对生活的积累和提炼。脱离生活基础，任何艺术手法都不足以建筑起扎实的艺术宫殿。而倘若指望靠“新颖”的艺术手法来弥补或遮掩生活的不足，甚至以此诱惑读者，这就不过是一条引创作至死地的歧途了。

特别希望作者引起重视的，是这篇作品流露出来的那种庸俗低级的艺术情趣。作者不仅用露骨的暗示，来描写性的关系，如“红卫兵袖章上染上了血迹”，以及地委书记奸污叶丽的过程；而且，多次把笔触伸向人物的身体器官，或者是叶丽的“乳”，或者是地委书记“胸窝上的一缕黑毛”，这不禁使人感到，作者对此仿佛带有某种病态的偏爱。当然，揭露丑恶的现象是很难离开对“丑恶”的描写的，人们也难以规定什么许可写，什么不许可，而什么只能写到怎么个程度。但是，文艺作品要陶冶读者的情操，至少不能津津乐道地去渲染丑恶。即使是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也都力求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丑恶众相的辛辣鞭挞中，去呼唤美，讴歌美，追求美。可见，对“丑恶”的描写，是应该而且可以把握在作品整个艺术美的境界之中的。象《醉入花丛》这样离开刻划人物的必要性，去渲染兽性、污秽场面甚至色情细节，尽管出发点可能全在揭露，但却叫人难以和欣赏“丑恶”划出明显的界限，同时也不免有以此刺激感官，招徕和诱惑读者之嫌了。作者曾声称他“坚持真实地描写细节”，而又把真实仅仅理解为如实描绘，这就很难说是符合既要求细节的真实，又要求典型化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而是更接近自然主义了。从《醉入花丛》的这种“真实”描写中，同样“真实”地透射出来的，恐怕是作者美学观上的污垢。

忠于生活；通过艺术地反映生活真实，或给人以力量，促人振作向上，或给人以启迪，催人玩味深思；以美的境界陶冶人的情操——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崇高职责，也是每一个作者须臾不可或忘的神圣使命。以这样的要求来衡量《醉入花丛》，说它从思想到艺术都是失败的，恐怕毫不为过。它在读者尤其是大量青年读者中可能起到的消极影响，也就不言自明了。对作者来说，从两年前的《歌德与缺德》到今天的《醉入花丛》，历史仿佛对他开了个玩笑。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何在？希望作者深长思之。

以上看法，供李剑同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