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容

《菲兹杰拉德笔记》(TheNote－booksofF.ScottFitzgerald)，马休·J·勃鲁柯里(MatthewJ.Bruccoli)编，哈考特·勃雷斯·乔凡诺维基(HacountBraceJovanovich)书店出版，357页，14.95美元；平装本5.95美元。《菲兹杰拉德书信集》(Correspon-denceofF.ScottFitzgerald)，马休·J·勃鲁柯尼，玛格丽特·M·杜根及苏珊·华克尔(M.J.Bruc—coli，MargaretM.Duggan，SusanWalker)合编，兰登书屋出版，640页，25美元。

戈尔·维达尔在《纽约书评》上撰文评介菲兹杰拉德的笔记和书信集，洋洋洒洒，纵谈菲氏一生和他的作品，简直象是给菲兹杰拉德写了篇评传，对于中国的读者，大有参考价值。

菲兹杰拉德生于一八九六年，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城，于一九四○年在好莱坞离小杂货冷饮店薛华勃不远的住宅里。该店是好莱坞各界名人碰头见面的地方，店虽云小，名声则震全国。他从一九二○——一九四○的二十年间，共出版过四部小说，一百六十篇短篇小说及部分自传材料等等；此外，他也参加过十余部电影剧本的写作，身后还留下几千封书信。总的说来，他对美国文学的贡献不算太大，可是坎坷的一生和辛勤的劳动，却获得文学教授和研究部门的同情和注意。他的笔记和书信，往往被看作是重要的学术资料和警世通言一类的文献。

一九二○年他发表了处女作小说《乐园之外》(Thissideofpara-dise)，并和当时以美丽见称的芭蕾舞演员谢尔达·赛尔结婚，二人漫游欧洲，一时被誉为爵士乐时代的名流。可惜好景短促，三十年代爆发了经济大危机，谢尔达又早在一九二九年神经失常，他自己则以酒浇愁，沉湎不拔。但即使在种种噩运与生活煎熬相迫之下，他还是在一九二五年完成了一生的杰作《了不起的盖茨比》(ThegreatGats-by)。这是他的第三部小说，可是版税所得抵偿不了谢尔达的医药费。第四部小说又濒于难产之中。菲氏不得不折回美国，一九三一年两次去好莱坞写作电影剧本，谋求解决经济困境；虽然赚了些钱，却不能在银幕上放映他的剧本。

菲兹杰拉德在二十年代所写的短篇小说，风行一时，各报刊竞相刊出，但到了三十年代却销路大减。一九三四年，他出版了《夜未央》(Tenderisthenight)，相对而言，也是本失败之作。一九三七——四○年，转入写作电影剧本，与米高梅影片公司订立合同，周薪一千美元，当时可说是最高的待遇了，但是也偿不清他所欠下的债务。他最后一次的创作努力是《格伦将军的最后防线》(GeneralGrant'slaststand)。当时，他在《老爷》杂志上刊载了三篇自传性的素描，斯克利勃纳书店编辑部看了发生兴趣，就约他写了这部小说。但书未发表，而菲氏已去世，由文艺批评家艾德蒙·威尔逊收集在菲氏遗作《谜底》(Thecrack-up)一书中。菲氏死时只有四十四岁，一生颠沛，文章憎命，身患癌症，赍志以终，能不为后世人一掬同情之泪。谢世时正值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的同时代人海明威在西班牙内战中写出了《第五纵队》的闹剧和《丧钟为谁鸣》的长篇小说，睥昵文坛，红极一时，而菲兹杰拉德则评之为“这是一部完全和《蝴蝶梦》一样肤浅的作品。”反过来，他的另一同时代人约翰·杜斯·巴索斯读了他自传性素描之后，却评为“在当前的时代烈火中，他(指菲兹杰拉德)竟有时间写这些无聊的篇章。”可是在三十年代美国文坛上，这三位都是并驾齐驱，难分高下的名作家，

菲兹杰拉德的第一二部小说《乐园之外》和《美丽的与恶毒的》(Thebeautifulanddamned)都属于警世的故事，虽然不是他主要的作品，却颇能迎合美国广大中产阶级读者的爱好。第三部被誉为杰作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反而不受读者欢迎，原因是这部小说缺乏一个中心意义(themoral)。他成了一位昙花一现式的(archtyped)传奇作家。只有他的旧日同学和挚友艾德蒙·威尔逊在收集他的遗著和出版《谜底》时，才发扬他的一生事业的优点，使他在青年一代作家中，保持了永放光明的形象。

新近出版的菲氏《笔记集》，备受文学教授的推荐，认为是培养新作家的好资料，这是作者生前的“工作室”和大事记，也是他的文学资料库和忏悔录。可是本书的评论者维达尔却认为内容比较平淡，既少警句又乏机智幽默；作为一个青年作家，热情有余而世故不足，难免遭遇悲剧性的后果。他的读书笔记也脱不了浪漫主义的圈子，虽然对生活和自然观察精细，但他究竟涉世不深，离开现实较远。即使在婚后的笔记中，他的意想也多限于小家庭的幸福和浪漫传奇式的生活。尤其在文学札记中，除了对同时代人的尖锐评论外，对他们的作品简直没有什么高见傥论。另一方面，则这些笔记中，多处涉及仙女精灵的无稽之谈与脱离现实世界的隐语，最多的则是自怨自艾，少年得志而中年坎坷的不平之声。

人们在读英国诗圣拜伦或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书信集时，往往为之感动，可是菲氏却比不上这二位的才气与魅力，他在死前一个月给威尔逊的信中说：“我想让你听听关于斯坦贝克写作的意见，他是个狡猾的剽窃者。我们这批人的大多数是从模仿开始的，那也情有可原，但是达到了象他这样年龄和声誉的人，则又当别论了。他怎么能在《人鼠之间》一剧中抄袭别人的整个场景呢！随信寄上弗兰克·诺列斯的《麦克泰戈》眉批本，你看了就明白了。他还大大仿效诺列斯的《章鱼》和偷用D.H.劳伦斯描写狂欢作乐的笔法。”

在书信中，他给人一种过早的怀旧的感觉。他和威尔逊曾在泼令斯顿同学时，二十一岁时他写信道：“上帝呀，我已磋跎青春！你不觉得在泼令斯顿的日子里，我的琐语烦言和缺乏自尊的背后，正是我的童稚素质。”

菲氏的信件，并不如读者所期望的那么有意义，因为总的说来，其内容不外乎借钱、诉苦和辩辞三类。有意义的，则是书信集的编辑方法，可谓别出心裁，特别是其中包括了他妻子谢尔达富有文学意境的信件六十二封。在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对自然风景的抒情能手，对人物的描绘尤为擅长。同时，她的文学欣赏能力，别有一工，常常一针见血地说些苛刻的话。如她在论海明威时，便指出海明威的为人虚伪，“直象一张空头支票”。当她读了《永别了武器》的手稿后，便立即指出说，小说中的文字读来犹如背诵圣经，对《太阳照旧升起》则说是“斗牛、摔牛和一堆牛粪。”又如批评威尔逊说，“头脑好投机，……不断的计划和草案，可是从不见他说过如何实现。他为醉酒而醉，不问自己的酒量。”这样的书信难怪菲兹杰拉德为之入迷。维达尔说，谢尔达和斯高特(菲兹杰拉德名)是天生的一对柏拉图式的爱情人物——尽管有共同的欲望和狂热的相互追逐，却象两个影子一样，永远不能汇合成一整体。

菲氏醉心于好莱坞的生活，两度参加电影脚本的写作，都未被采用。一九三一年他为米高梅影片公司创作《红发女人》的脚本，不但未能拍摄反而因在周末晚会上酒醉失态，得罪了大明星瑙玛·希拉，被公司开除。他和谢尔达梦想过电影明星的生活，却始终不明白银幕上的生活是演给观众看的，不是让凡人消受的道理。到头来，一个在精神病院里了此残生，另一个也始终未能突破为影星当下手的逆境。

到一九三六年，菲氏年已四十，他写下了自己在文学生活中的感叹：“在我成熟之年写出的小说，应该是为人类传递思想情感的最有力和扎实的产物，现在却变成为屈属于机械和集体艺术的工具。无论是掌握在好莱坞的商人或俄国理想主义者手中，只能反映出最陈腐的思绪和平庸的感情而已。”痛哉，这位时不再、运不来的失败了的英雄。

(叶)

《新文学批评论文集》(Newcriticalessays)，法国罗兰·巴思(RolandBarthes)作，瑞却德·霍华德(Ri-chardHoward)译。纽约希尔与王格(HillandWang)书店出版，121页，10.95美元。

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思逝世不久，即由瑞却德·霍华德用英文翻译了他的文学批评论文集。这一译本被认为是巴思作品的最佳英译。此集乃按巴思生前宿愿，只收集其零篇断章，而不编记庞大枯燥的文集。他曾一再表示身后在读者记忆中留下的，应该是清新悦目的断片，不愿他的学生或传记写作者把他一生著作进行重新整理，作为一个统一体出版。因而此文集短小精悍，内容多样，正合乎巴思的要求，而成为一部独特精彩的纪念集。

巴思不幸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次巴黎的交通事故中丧生，年仅六十四岁。他是法国最高学府法国大学的文学教授，生前著作丰富，为新小说派的一代宗师；但他坐弃盛名，恬淡自守。读者和学生遍及世界各地，顶礼者固大有人在。他的思想始终活跃，不拘一格，其深湛和高超，可算是本世纪文学批评家之冠。对于当代文学的性质与实践领域的探讨，更不断出现新见解和新主张。他的特点是勇于向历史挑战，进行探索，永远超越时代而前进。

可是终其一生，他从不树立任何定论。他虽一贯遵循某些他认为的文学原则，不过并不执着恪守。他不成一派，因为追随者永远赶不上他的步伐。他一度是个极虔诚的存在主义者，可是他非常怕别人把他归类于此。在文学批评的理论中，他永远跑步前进，决不重复一己的言论，他有句箴言说，重复就是停止不前，所以他决不以大批评家的姿态，拘泥于一成不变的定论。他的文体一如他的观点，经常翻新、简短扼要甚至发展到零篇断章的形式。

本集翻译了他从一九六四至一九七一年间的八篇论文，是他荣膺法国新批评派旗手时的著作。当时他与法国学院派苏蓬大学的雷蒙·毕卡教授进行猛烈论战，狠狠批评了这些以学院派评论家自居的陈腐过时的理论。他主张基于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学来缔造文艺批评，在当时这是既新颖又令人兴奋无比的时代呼声。

这八篇论文大多以古典文学作品新版本的“前言”出现。凡是巴思欣赏的著作，他总是把各作品的优点阐明无遗，包括一些十九世纪的优秀法国小说在内。他不仅是位杰出的评论家，而且是同样杰出的创作家。例如在评论普鲁斯特和福楼拜的作品时，他的独特见解阐发了原作的内在含义，同时，论文本身也成了一篇隽永的创作。

巴思特别对普鲁斯特小说中人物的姓氏作了分析，认为恰当而又有象征意义的姓氏，可以对故事本身及家谱源流发挥创造性的作用。因此可以称为文学姓氏(如《红楼梦》中的贾、甄二姓氏或花袭人、秦可卿、贾雨村、秦钟等。)不同于一般生活中姓氏的平庸与无意义。他更进而说，如普鲁斯特选用姓氏不恰当，则很可能阻碍一部杰作的产生。他在论福楼拜的文章中，也用了同样的笔法。在本集的一篇论文中，巴思认为福楼拜的小说，是现代文学的转折点，即福楼拜的作品问世后，别人就愈来愈难创作了。福楼拜之前的作家大都不考虑，故事的目的性及写作技巧，而仅仅满足于一书之写成与否；福楼拜而后，则其他作家不得不慎重考虑创作时所犯肆意任性的毛病，必须多下功夫，精炼自己的作品。他视福楼拜为语言洗炼的作家，精确到无疵可挑的程度。

巴思总结出斧斫一己手稿，有两种武器。他说，文章可作经纬二种修改：前者以词易词作文字推敲，后者则为增减用语，讲究修辞。他以福楼拜行文的严肃态度为规范，说明福氏是经常处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激情状态中，甚至深信语言文字的挑选比现实情节更为重要。事实上巴思自己也是切忌行文平庸的。

作为一位名批评家，巴思的文章风格，确实与众不同：他时而以锋利的笔触进行剖解与毫不偏颇的分析；时而作亲切的个人关怀或作印象派的描述。他在品评普鲁斯特和福楼拜作品时，这两种批评风格，可谓发挥无遗。

巴思的评论，似乎也针对他自己的痛处。因为这位文学批评家的悲哀，也在于他的曲高和寡，在高度欣赏最优秀的作品和从事不同于众的评论后，留给他的只是冷清与孤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