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建

一个梦，一个伴随着春光的梦，一个少年时的梦。这个梦，既虚幻又真实，若隐若现，似有似无。它好象是在暗示着什么，却又那样的飘忽不定；它与以后的事件并无直接的联系，却又好象是那一切的主宰和原因。这个梦，这个如烟似雾的梦，就是《晚霞消失的时候》这部小说情感的主旋律。

一个极其古老，却又非常现实的问题，将人们引进了这样的梦境，那就是：人生的价值何在？

人为什么要活着？为了荣华富贵？为了上帝？还是为了美好的理想？小说正是在这样一个古老的哲学思辨的背景下展开其全部情节的。它通过男女主人公淮平与南珊的相识与爱慕、楚轩吾一家两代人的命运与情操，表现了作者对人生价值的探索。它除了具有强烈的抒情气息，还贯穿着艰难的哲理思索；它力图表现生活的真实，却又在真实的思索中散漫着淡淡的宗教迷雾；它并不悲观于人生，却又在充满了爱和同情的心灵间涂抹上一层薄薄的宿命色彩。所有这些，既表现出这部小说独特的艺术个性，又使人感到它是比较难读的作品。

从逻辑上说，这部小说对人生价值的思索，首先是在“命运”与“人格”的冲突之间展开的。它通过原国民党中将楚轩吾的一生，形象地展现了这一冲突：

“楚轩吾是一个深刻的矛盾。这矛盾表现为一种淳厚的个人品质与那段罪孽深重的政治历史的尖锐对立。”

在一次红卫兵的抄家行动中，李淮平意外地发现，他的革命对象楚轩吾，也正是他父亲当年在淮海战场上的手下败将。然而，他同时也发现了一个“人”，一个有着渊博的学识，有着同情、友谊、谦逊和尊严的人。这个人，曾与中国近、现代史上无数志士仁人一样，怀抱着复兴民族的强烈愿望，真诚地探索过、奋斗过、追求过。但是，在他度过了整整三十五年戎马生涯之后，面临着全军覆没的绝境，他发现自己错了，历史违背了他的本意。面对这样一个残酷而又现实的矛盾，作者提出：难道一个人“犯了可怕的错误，他就必定有一颗邪恶的心么？”如果不是，那又怎样解释楚轩吾这一矛盾的存在呢？楚轩吾作为个人，他抱有的十分善良的道德动机，具有较高的学识修养。但是悲剧在于，这种个人的道德动机并不等于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在卑劣的个人品质背后可能隐藏着伟大的历史前进的契机一样，在高尚的个人品质下面，也同样可能掩盖着历史的反动。因此，楚轩吾一生的失误，并非是他个人品质的过错。他的命运是与他所从属的阶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个阶级，决定了他的事业的反动性与非正义性。无论他个人具有怎样的“人格”，只要他的这一阶级局限性没被突破，那么，他的悲剧的一生就总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作品所展示的矛盾冲突其实只是历史的必然性与楚轩吾所属阶级局限性之间的冲突罢了。然而，作者并没有这样地得出结论，而是将这一过程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偶然的、不可知的“命运”，是“命运捉弄了”楚轩吾。按照这一观点，国共一战不仅是偶然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根本无所谓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不仅如此，人类历史上的一切阶级斗争、生产实践，也都是毫无意义的：

“几千年来，人类为了建立起一个理想的文明而艰难奋斗，然而野蛮的事业却与文明齐头并进。人们在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斗争和冲突中，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宗教，为了阶级，为了部族，为了党派，甚至仅仅为了村社和个人的爱欲而互相残杀。他们毫不痛惜地摧毁古老的大厦，似乎只是为了给新建的屋宇开辟一块地基。这一切，是好，还是坏？是是，还是非？这样反反复复的动力究竟是什么？这个过程的意义又究竟何在？”

作者这一段近乎哲理的叙述，要说明什么呢？一切都是偶然的，不可知的，它就是“命运”。在“命运”面前，人类再也不具有任何历史的主动性，因为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所从事的是些什么事业。如果人类无法对自己的物质实践活动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也就是说，人在这些实践活动中并不是作为自觉的主体，而只是被动服从某种命运的工具。命运作为对人生的某种异己力量，主宰和支配着人的实践活动。那么在这种由命运占居统治地位的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中，人生价值当然也就不能够得到体现。人的价值是一种人生的自觉，是对必然命运的逐步掌握与驾驭。

作者认为，人生价值本质上是通过人的道德价值——人格而体现出来的。由于他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分析，因此把这个人格表现为一种独立的，超然于偶然、不可知的命运之上的抽象演绎。如果说，作者以楚轩吾一生奋斗的失败要说明的是对现实的人生价值的否定，那么在南珊这一形象中，他则展现出对一个完美而又完全虚幻的人格——“善”的执着追求。

南珊的生命是从楚轩吾——她的外祖父的失败开始的。他使她从小就陷入了一种包含着尖锐矛盾的生活之中。这种生活一方面使她很早便摆脱了精神上的愚昧，另一方面，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又使她几乎没有希望摆脱在社会政治地位上的卑微，其结果是使她的精神长期处于极度压抑的状态，从而促使她在灵魂的磨难中过早地开始了对于人生价值的思索。作者认为，正是这样的思索，使她在屈辱之中树立了自尊，在强权面前保全了人格。然而，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自尊和人格并不是凭空建立的，它必须以一定的信念为基础，并且只有在为了一定的信念而从事、而奋斗的事业中才可能得以实现。对于一个没有信仰、没有追求的人，也就谈不上什么人格与自尊。

因此，南珊的生活便面临着两个出路：或者用仇恨去反抗给她带来屈辱的生活，——这是与前面小说中关于命运及不可知的思想相冲突的；或者在某种超现实的精神中寻找解脱。作者为她选择了这后一条道路：以“善”作为自己全部精神的寄托。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笔下这个“善”不是凝炼着现实生活准则的单纯道德范畴，它是一种脱离现实关系的、被神化了的道德感情，是一种宗教的信念。在南珊那里，这个“善”被想象为一个“公正的老人”，有着伟大而神秘的力量，“高踞在宇宙之上，知道人间的一切，也知道我的一切。我并不怀疑我的生命和命运都受过他仁慈的扶助。因此，尽管我不可能见到他，但是我依恋他，假如他真的存在，那么当我终于有一天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一定为我自己，也为他所恩赐给我的家庭，向他老人家深深鞠躬，表示一个儿女的敬意。”

到此为止，小说基本上完成了它对人生价值的追究。这一过程从不可知的命运开始，到主宰命运的上帝结束；从追求某种尽善的人格开始，到依附于上帝的神格告终，其中表现出极大的内在矛盾性。上帝作为对人生价值思索的归宿，一方面是“善”的化身，具有着伟大而又仁慈的博爱精神；另一方面又是人类命运的主宰，同时表现出极大的野蛮性与残酷性。毫无疑问，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上帝，不但不能使南珊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相反，它如同麻醉剂和鸦片烟，只能使南珊深深地麻木于现实矛盾之中而无力解脱。我们在小说最后所见到的上帝身边的南珊，其实早已只剩下一个空洞的躯壳，她的生命的火焰已经永远地泯灭了。

现在，我们又回到本文最初的问题上来了：人生的价值何在？很显然，作者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作出正确的回答。但是，尽管如此，这部小说却仍然以其独特的方式，鲜明地表现了它的时代特征。梦，无论怎样飘渺虚无，终究离不开现实的人生。近年来，文学作品对人性的细腻描写，对人情的热烈抒发，对人道主义的竭力张扬，已经成为很多作家在创作上的共同追求。《晚霞消失的时候》作为这批创作之一，虽然它的结论是虚幻的，空想的，但它对人生价值的执着追求，以及它那虚幻的、空想的“梦”境，也同样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文化大革命”十年，犹如一场巨大的灾难，在人们的心灵里留下了严重的创伤。楚轩吾和他一家的遭遇是有真实性的。不错，楚轩吾作为国民党战犯，是一个历史的罪人。但是，既然他也是一个人，即使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的罪人，那么，从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原则出发，我们除了能够谴责甚至处罚他的错误以外，却决不应当去亵渎与污辱他的人格，特别是在楚轩吾已经悔悟到自己的错误，真诚地回到人民的怀抱以后。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可以把他的这段历史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使所有的南珊们都永世不得翻身呢？！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在这里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做法作了高声的抗议。

然而，比仅仅提出人的问题更加耐人深思的是，这部小说并没有能够把以上关于人的思想贯彻到底。神的尊严终于战胜了人的尊严，脱俗出世的玄思代替了现实人生的认真思索，梦境的虚幻变成了真实情感的主调。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人生价值的思索，是以一系列道德范畴为核心的。他从这里出发，根本否定了整个人类创造世界和改造世界、同时也创造出人类本身的全部实践活动，从而使道德脱离了现实生活，变成为人生最高的抽象目的，即变成一种宗教信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作者肯定了宗教作为一种心灵的寄托在人生中所具有的价值：

“艺术的意义不在于真而在于美。同样，宗教的意义也不在于真而在于善。世上的宗教，西方有耶稣、阿拉，东方有佛祖六师，支派纷繁，何止百种，难道都是真的不成？但那教义尽管纷纭，主旨却终不过是劝导人间，使强者怜憨，富者慈悲，让人生的痛苦得到抚慰，于灵魂的空虚有所寄托。所以，只要善行布于天下，我佛究属有无倒在其次。……可见，宗教以道德为本，与科学并不相干。”

这段看起来十分深奥玄虚的话，正如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时所说的：“就形式讲，他是现实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在小说中，南珊及老和尚就是这样一种活动在抽象概念中的抽象个人。他们作为艺术形象只能是一种纯粹的想象，与现实缺少一种有血有肉的真实的联系。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的进步决不是靠人性善来推动的，任何道德观念都决不是抽象的，更不是永恒的，它总是具体体现着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并且归根结底，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改变而改变。由于小说作者忽视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事实，因此他在作品中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矛盾，并终于导致了对自己的否定。

除了理论上的原因以外，这部小说在思想与情感上的混乱与迷茫，也深刻地反映了我国一部分青年在动荡不安的乱世无常的十年中所感到的人生的虚假与空幻。从领袖到内奸，从座上宾到阶下囚，一落千丈与一步登天，一切都是那样的偶然、迅速、出乎意料与不可理解。固有的尊卑、秩序，神圣的理想、追求，仅仅在几昼夜间便被动摇了、打碎了；而新的标准还未来得及重新建立，便又开始了新的崩溃。一切都有待于重新估价，同时，一切又都无从进行估价。善恶是非、真假黑白，统统混淆了、颠倒了，只是在无数次的反反复复中，充当着阴谋政治的标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生的价值究竟何在呢？于是，宗教便成了一部分青年的精神寄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部小说在一部分青年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种社会效果也多少说明，我国整整一代青年，在挣脱了现代迷信的束缚之后，有人在思索着，也有人在彷徨着，他们中也许会有迷失，也许会有陷落，但是，我们深信，他们通过这痛苦的思索与奋斗，一定会摒弃种种出世观念和宿命思想，走向自己的未来。

这部小说在艺术上还是有一定特点的。作品的构思巧妙；它以“春”作开头，“秋”作结尾，两头虚，中间实，梦中来，雾中去，思绪飘忽却前后呼应，内容庞杂又情理贯通，思想矛盾但又浑然一体，从而使故事情节、情感抒发、理性思维错综交织，展示出一幅丰富而又朴实、广漠而又亲切、蒙胧而又清晰的画面。

在人物的刻划上，作者以“线描”的方式勾勒表现出人物的神情风貌与性格特征。少年时淮平的娇憨与任性，南珊的早熟与深沉，一动一静，形成鲜明的对照。整个说来，作品给人以强烈的色彩感与线条感，特别是“春”、“秋”两节，产生了动如诗、静如画的艺术效果。可惜的是，作者这一切艺术手法在意境上只是为我们开拓出一个虚幻的“梦”境。

一九八一年五月

(《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著，原载《十月》一九八一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