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耀明

老同学簇拥着我们来到宿舍，又打水，又端饭，亲热得不得了。几个健谈的还热情地给我们介绍了学校的情况。院党委书记也来了，他推着搡着把他们轰跑了：“你们走吧！新同学累了，先歇着！”

屋里只剩下我们几个新同学。新同学里有些打农村来的，他们在屋里，看看这，摸摸那，似乎觉着样样东西都新鲜。新开学，差不多人人都买了瓶新墨水，在窗台上整整齐齐地摆了一大溜。我把自己那瓶也放了进去。一个胖虎虎的矮个同学，扯着我的胳臂说：“嘿！这墨水怪，跟大伙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这个三角五分一瓶，你那个才一角四分一瓶。”我欣赏着自己那装璜得格外漂亮的墨水瓶。他说：“这么贵！”我说：“不算贵，这好使。”“‘北京牌的不好使？”他指着自个那瓶惊奇地问。“差一点儿！”我笑着说。他摇了摇头说：“啧！啧！这够好使的罗！解放前，俺叔上学，连墨水都使不上，刮把锅烟子，用水搅了用。”

“刮把锅烟子……”这句话猛然刺了我一下，我楞了一会，又走近那溜墨水前，站了好半天。

它使我忆起了一瓶墨水的故事。

解放前，一个冬天的下午，东院四哥在学堂里闯了祸，扫地时把地主“王大善人”少爷的墨水碰洒了。当天晚上，“王大善人”堵着大伯家门口，伸着细长的脖子，摇着脑袋，用手杖戳打着破大门，跳着脚骂：“咱少爷那墨水，打天津卫买来的，你个黑脚板赔得起吗？”大伯忽地冲到他面前：“闭嘴！老子穷，俺砸了锅卖铁也赔你！”大伯比他高出半截，又粗又壮，他吓得赶紧退到街心。过了一会，看大伯没动，他又来了劲。双脚叉开，一手拎起布袍下摆，一手哆哆嗦嗦地举起手杖，指着大伯鼻梁，叫道：“你，你，你拿钱来！”大伯家里米缸早就见底了，那还有半个子儿？后来还是闻声赶来的穷乡亲和爷爷，赔着笑脸，把“王大善人”央走了。“王大善人”一边走一边扭过头来，喊着大伯名字骂。

大伯气得脸铁青，堵着屋门，炸雷似地对大妈吼叫起来：“玉成呢？这不争气的东西！我……”“孩子没敢回家，一整天了，饭也没吃！”大妈伤心地哭了。“哭！哭什么？这学干脆歇了！”这是说给爷爷听的。

爷爷扛了三十几年的长活，受尽了有钱人的欺诈，见有钱人都识文断字，以为只有识字才能出一口气，便不管大伯阻拦，一口咬定要四哥念书。大伯何尝不愿意自己孩子上学，可是家里连耗子都饿跑了，那有这份闲钱！爷爷把后院的杏树砍了，把几只母鸡捉了，卖了几个钱，才交上学费，剩下的钱买了两本书和几张纸。没钱买墨水，四哥常常跪在灶前，刮把锅烟子，用水搅了顶用。

这回闯下了大祸，大伯一家人都在发愁。这打天津卫买来的墨水，一定贵得很，拿什么去赔啊！

半夜了，四哥还没回家。三叔去学堂找，学堂的人早走完了。回来一说，家里人慌了，乱成一团。村里的穷兄弟也惊醒了。人们四出去找，井台、河边、坑沿都找遍了，也没个人影。大妈几乎急疯了，散着头发，向风雪搅成一团的茫茫夜空使劲地摇着双手，嗓子都喊哑了。

第二天，爷爷顶着风雪，在野外转游了一整天，才在张村后面的破窖里找到了。四哥已冻僵了，爷爷把他背了回来。

大伯见人回来，气又上来了。过去就给了四哥两鞋底子。十二岁的小四哥，吓得往墙角里躲，咬着薄薄的小嘴唇，两只大眼睛惊惶地看着大伯的脸。泪珠儿在眼里直打转转，不敢落下来。爷爷气极了，抓起挑水扁担把大伯打了一顺。大伯一气跑了。

天黑了，大伯还没回来。窗外北风打着呼哨，不时有几片雪花从破窗洞里飘进来，无声地落在炕上，屋里死一般静。

天快亮了，大伯才回来。破棉袄没有了，只穿件夹褂，脸冻得乌紫。他伸出松树皮似的手，擦去了挂在四哥腮上的泪珠。默默地从怀里掏出一瓶墨水，放在四哥手里，又攥紧了四哥的手。四哥扑在大伯怀里，大哭起来。瘦瘦的肩胛骨，一上一下地抽动着。大伯摸着四哥的头，柔声地说：“孩子，这世道，学堂不是给咱们开的啊！”

后来，墨水赔了“王大善人”，瓶子留了下来。四哥把它当成心肝尖，我到他家里玩，伸手摸摸那瓶子，他便赶紧藏起来。那时，在我心里，这“墨水瓶儿”可是普天下顶“贵重”的！

事情过去十几年了。十几年时代大变了！学校都是我们“黑脚板”的了。我由小学到中学，现在又上了大学。墨水买了无其数。起先，使“北京”牌的墨水，就心满意足；后来，改使有香味儿的“金龙”牌墨水；今天，我又买了这瓶“英雄”牌的，……不知不觉中，我使墨水的口味愈来愈高了，压根儿忘记了四哥那墨水瓶。一种不安的情绪在我心里翻腾起来。

小小的墨水瓶，它装着四哥的泪水，装着大伯的长叹，装着爷爷破碎的希望，装着阶级的仇与恨啊！我仿佛听见四哥在提醒我：“弟弟，千万不能忘掉那墨水瓶！它里面盛满了咱们阶级的苦呵！”

猛地，我从沉思中醒了过来。我不自觉地走了过去，拿起了那瓶墨水，心头涌起了千言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