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明

我们下乡锻炼来到村里以后，通过访问贫农下中农，了解到张泽老大爷是一个在旧社会里苦大仇深的贫农，小组决定让我写他的家史。

张泽大爷今年五十一岁，是队里的掏粪工，也是附近几个村的家畜防疫员。要写他的家史，首先要在生活上同他打成一片，和他同劳动。可是，要和他同劳动，就得跟着他挑着粪桶挨门挨户去掏茅房。我想到茅房里臭气熏天，平时进去都是迫不得已，要成天去掏茅房，怎么行？假如大粪溅在衣服上、手上怎么办？掏完了粪，满身臭气，半天散不掉，多么难堪！但不去掏粪，又怎么能跟他接近呢？

我把准备跟张泽大爷一起去掏粪的打算告诉了生产队长，队长为了照顾我，就说：“抽空叫张泽给你说说就行了，你没法和他一块劳动。”当地没有妇女掏粪的习惯，房东家的女儿也劝我说：“那活太脏，可不是咱们妇女干的事。”经他们一讲，我就更犹豫了。记得，过去吃饭的时候，有谁偶然讲了点关于脏东西的话，我都立刻不舒服起来，现在要是真去掏粪，回来能吃得下饭吗？我心里充满了矛盾和顾虑。

晚上，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关于“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我从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剥削阶级家庭生活，一直认为自己的生活是既“文明”又“讲究”的，可是这种“文明”和“讲究”，岂不是建筑在对劳动人民的盘剥榨取上吗？究竟是谁脏谁干净呢？这时我才开始认识到，怕不怕脏，实质上是愿不愿意和劳动人民结合，有没有决心改造自己的问题。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如果没有脱胎换骨的决心是不可能“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的。

第二天一早，我高高兴兴地挑起粪桶和张泽大爷去干活，一气掏了两挑粪。张大爷对我说：“你第一次干这个活，太脏了吧？”我兴奋地回答说：“不脏，干什么活还不一样。”随后，一边干活，我就一边给他讲掏粪工时传祥当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见到刘主席的事。他听了，非常高兴。

这一天，“下乡干部中有个女同志掏大粪”的消息，就在村里传开了。社员们议论纷纷，有的老大爷说：“世道真是变了，高中学生下田种地，下乡干部也跟社员掏大粪了。”我听了这些话，受到莫大的鼓舞。可是，也有的青年社员调皮地问我：“你还吃得下饭？”也有人说：“人家下乡干部开会去了，你怎么掏大粪去？”这些议论又刺痛了我的自尊心。本来我的认识还不够巩固，加上平时存在着自高自大、患得患失的毛病，现在就觉得在社员眼中低人一等似的，不如下乡的其他同志，心中立刻不自在起来。

在我思想斗争过程中，张泽大爷给了我很大教育，提高了我的认识。

我们同劳动的第二天，他开始向我讲他的家史。他自幼讨饭，母亲、大妈有病无钱治，惨痛地死去，外甥女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旧社会弄得他家破人亡，如今只剩他只身一人。他谈到在旧社会受剥削的痛苦生活，是我从前没有听到过的。他十四、五岁时就给包工头挑土，一天挑十二方土，由离地面一丈多深的地下挑到三层楼高的窑台上，打着赤脚，脚板踩在石子上像刀割一样。天一闪亮就起，没晌、没歇干到星星出来也挑不完，脖子上压起了肉疙瘩，眼睛一闭就冒金花。但是，得来的钱却都进了工头的腰包。工头给他们吃的是野菜粥，还说：“要吃我的饭，就得拿命换！”过年的时候，地主、富农吃鱼吃肉，他们家吃的是黄豆皮，这是连猪都不吃的东西，吃下去大便尽带血丝；想刨点蒲根掺着吃，可是十冬腊月连蒲根也找不到。他大妈给富农干了一辈子活，死后连破席也没有一领……。通过张泽大爷的叙述，使我对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苦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也使我认识到在自己的灵魂深处隐藏着轻视劳动人民、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正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就拿掏粪来说吧，在旧社会里，那些公子、小姐们见了掏粪工是要掩鼻而过的，然而他们的所谓“雅洁”不正是建筑在掏粪工的痛苦之上吗？掏粪工作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早已

变成了一种光荣的劳动。可是有些人（包括我在内）还是瞧不起它，把它看作低人一等的事，这难道不正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思想的反映吗？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跟张大爷掏粪的同时，还把自己的臭思想掏掉。

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对劳动人民的爱与对剥削阶级的憎的增长是成正比的。正由于自己了解了一部分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苦，增强了一些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所以，对原来出身的剥削阶级的家庭，才有了进一步的批判。在我七、八岁时，我家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情况都不如以前好了。我过去曾认为没有享过几天福，这顶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帽子”戴得太冤。现在看来，这种思想是与剥削阶级家庭没有划清界限的表现。没有享受过几天“福”，就是没有长期地在压榨劳动人民的基础上过奢侈的寄生生活。我把这种生活居然说成是“享福”，可见，自己对剥削阶级的寄生生活并没有憎恨。再说，当时我们全家十几口人，一个人也不劳动，靠收房租生活，每天吃的是大米白面，菜稍差一点就不高兴。这与张大爷的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生活对比，不正是鲜明的阶级对立的写照吗！

张泽大爷深受旧社会的苦，也由衷感到新社会的甜。他跟我说：“我哪能想到活到今天，今天不就是天堂了吗？”“现在算是享福了，我从前哪知道大米饭是什么味？不靠共产党，不靠人民公社我怎么能吃上大米白面。”他丝毫没有想到掏粪是件“苦差事”，而是把它和“天堂”、“享福”联系在一起。劳动人民的思想是多么纯朴！他们的幸福就是要获得正当的劳动权利，当家作主，不受剥削，这和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毫无共同之处！

张大爷对人民有过不少贡献。他是个烈属，哥哥参加八路军，被国民党杀害。他解放前为八路军送过信，土改时是农会的组织委员，合作化和公社化他是带头人。他工作一贯认真，生活过得十分俭朴，可是当社里急着用钱时，他立刻把自己积蓄的一百多元捐给社里。他每天起早贪黑，利用空余时间给猪治病，从来不收一文钱。为了给猪配药，他还把自己的糖留着不吃。他就是这样大公无私。他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感到他真是自己学习的榜样。虽然他身上有粪臭，可是谁能说他的思想不是纯洁高尚的呢？相形之下，我觉得自己太渺小了。我脑子里有很多个人主义思想，经常患得患失。一九六○年我从天津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人民大学当教师，自己总觉得没前途，情绪很波动。我所缺乏的正是张大爷这种毫不利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后来，我在劳动中更主动，不但掏粪，而且和他一起将粪挑到村外，来回一里多地。我从前没有挑过那么重的东西，开始挑起来很吃力，后来也练出来了。每天劳动完，他还要回家搞家务，有时顾了开会就顾不了吃饭，我就主动帮助他推碾子，给他做饭、炒菜。这样他工作就更起劲了。村里开贫农下中农会议，让他做召集人，他挨门挨户通知，总是保证了准时开会。我们通过劳动和日常工作愈来愈接近。有一次，掏粪回来，我看到他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准备补，我马上接了过来说：“大爷，我给您补。”那双鞋上沾满了泥土，还有大粪味，我并没有在乎这些。过去，我在学校，自己的鞋也从来不补，更甭说补人家刚脱下的脏鞋了，可是此刻我觉得能为他多做些事而非常高兴。

在写家史的过程中，我们合作得很好，白天有时一边劳动一边谈，有时他坐在炕上谈，我一面烧火做饭，一面记录。晚上他只要不开会就主动找我讲家史，有时边讲边哭，很久也平静不下来。他说不讲完，心里就不舒坦。由于他的帮助，我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了写家史的任务。

整个写家史的过程，也就是我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的过程。他所说的每件事、每句话都发我深思，促我自省。他的家史，使我初步地了解了过去农民的苦难和斗争，懂得了他们正是由于在旧社会里饱尝了受侮辱、受损害的生活，才真正体会到新社会的甜，正是由于身受过剥削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才能有那么坚定的革命性，才能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过去，我从电影上也曾经看见过李双双等先进农民形象，总以为那是艺术加工的结果，而这次我才感到在劳动人民中确有许许多多李双双式的先进人物。他们的事迹往往比电影上比小说里充实得多、丰满得多，他们是在日日夜夜没没无闻地为社会主义加砖添瓦，在自觉地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我也深深感到，能为这样的劳动人民服务，是我终身最大的幸福。

过去，我总认为科学技术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条件，一度热心业务，忽略了思想改造，现在我想自己需要的不仅仅是业务知识，而更重要的任务是改造自己的思想。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张大爷的这种革命精神，彻底改造自己，沿着红专大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