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玉印

我从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思想上遇到很多尖锐的矛盾。它像乱丝一样，缠绕着我，使我不能快步前进。后来，在党的教育下，我认真地学习了《矛盾论》，开始有了进步。最近我们又学习了“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我对自己思想的发展道路，看得更加清楚了。

绝不是“一张洁白的纸”

毛主席说，“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可是，我过去就不承认自己思想上还有矛盾。我觉得自己出生在劳动人民的家庭里，从小受党的教育，我对党、对人民还会有二心吗？我把自己看成是“一张洁白的纸”。

正因为我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不承认自己思想上还存在着矛盾，所以，就放松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和斗争。结果，资产阶级思想就乘虚而入，在我这张“洁白的纸”上，找到了发展的土壤。

我的祖父是个发财观念很重的人。家里让我上学读书，是希望我将来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我在学校里受了党的教育，虽无升官发财的念头，但却想将来当个名作家，以“流芳百世，永垂不朽”。我爱读古典小说，我不仅崇拜小说的作者的才华，还羡慕他们的生活情调。普希金生活浪漫，又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曾使我向往不已。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在学校时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可是，当我大学毕了业，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就进一步尖锐化和表面化了。

我是一九六○年大学毕业的。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很早就打算当一名农业记者，以便深入农村，熟悉生活，积累材料，将来当个作家。可是我却被分配到邮电部门工作。我过去对邮电工作和邮电职工的生活一点也不了解，一切都得从头学起，更不要说搞创作了。这该怎么办呢？要不要安心工作下去呢？这是头一个烦恼。跟着而来的是婚姻问题。我看到那些要好的青年男女在一起，就十分羡慕。特别是有位地主家庭出身的同乡对我说：“你在首都工作是好，可惜你在婚姻问题上是十分不幸的。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怎么能和你生活在一起呢？”当时我竟把毒液当成了蜜汁，听信了他的话，隐藏在心头多年的婚姻问题，就被勾引起来了。对于这样的妻子，我怎么办呢？这个问题简直使我不能安宁，工作起来分心，活动起来没有劲。

尖锐的思想矛盾使我明白地感到：自己不是什么“一张洁白的纸”，而是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

不要走上另一个极端

过去，当我没有觉悟到自己存在着问题的时候，我把一切都想得很简单，以为自己只要埋头工作上几年，业务上就可以有所成就，政治上也可以入党了。现在问题暴露了，我又把自己看得“一团糟”，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了。这样我从一个盲目乐观的极端又走上了另一个悲观失望的极端。

我所以会这样忽左忽右，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的个人主义思想。过去，我对个人主义思想没有认识时，根本否认有个人主义思想。现在知道自己个人主义思想严重了，却又想：党和同志们不会再信任我了，政治上也很难进步了，入党恐怕不可能了。再说，要改造思想，到哪年哪月才能改造好呢？这说明我依然是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来看待自己的问题，只是和以前站的角度不同罢了。

正因为我立场站错了，看问题也就极容易发生片面性。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了解矛盾各方面的特点，只看见局部，看不见全体，是不能正确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我觉得这时候，我除了彻底地批判个人主义思想、端正立场外，还必须全面地分析、认识自己，特别是应该充分地看到有利条件，以便更好地发挥自我革命的积极性，提高自我改造的勇气和信心。

我的思想是不是就是一片漆黑了呢？显然不是。我出生在劳动人民的家庭，解放后受过党的教育，对革命事业有一定的认识；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有改造自己的决心和愿望。所有这些，在我身上都是积极的一面，而且在经常的情况下，它还占着主导的位置。同时，我还分析了自己进行思想改造的十分有利的客观条件。毛泽东思想像灯塔一样给我照亮了前进的道路。我在邮电部做的是编辑工作，每时每刻都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着自我教育。我还可以通过下去采访或参加劳动的机会，向工人、农民学习。在机关里，党组织和许多老同志都十分关心我，看见我哪里做得不对，他们就及时提醒我。有这样好的客观条件，再加上自己有改造的愿望和要求，为什么就改造不好了呢？又有什么东西不可改掉的呢？当我全面地分析了这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有利条件之后，我对思想改造就有了比较充分的信心。

以斗争求进步

毛主席说：“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这个“转化”就是革命。就思想改造来说，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几年来的思想改造，使我深深地体会到：真正除掉资产阶级思想，使自己在思想上发生一个质的变化，要比只承认思想上有矛盾，以及全面分析矛盾，从而树立自我革命的信心，实际上要困难得多，艰苦得多。

大概长过疮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细菌已经在肉体里汇成了脓，可是自己还不敢把这个脓疮的盖子揭开。为什么呢？因为揭疮盖子是十分痛苦的。我觉得对自己错误思想的揭露，就像揭脓疮的盖子一样，是不容易的，这需要有自我革命的极大勇气。我开始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当名记者、名作家的个人主义思想在我的脑子里经常作怪，可是我把它包得紧紧的。我想：还是不暴露好，如果自己心里明白，就暗暗把它克服掉吧！或者一时克服不了，也不见得就会严重地影响工作。

个人主义思想你不主动地揭露它，不仅克服不了，而且还会强烈地表现出来。我们编辑室的人少，工作任务重，别人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可是我呢？对待工作三心二意，工作时间里没精打彩。可是在业余的时间里呢？埋头学文学，拼命搞创作。事实已经给了我极深刻的教训，不揭露矛盾，就无从解决矛盾。

几年来，我到过好几个省、区进行采访。不管是著名的先进生产者，还是普普通通的邮电职工，他们身上都有许许多多好的思想品质值得我学习。比如：模范线务员卿桂芬，在高高的二郎山上，十四年如一日地工作着。不管冰天雪地，狂风暴雨，他一个人从不停歇地排除着一个个线路障碍，保证了电话的畅通。可是使用电话的人，谁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位老人在不声不响地为他们服务。卿桂芬同志那种不怕艰苦，不嫌平凡，不计名利的革命精神，使我很受感动。我不禁想起自己，并用他们的光辉思想来检查自己。特别是我又一次学习了《纪念白求恩》一文之后，觉得毛主席说的“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人，就好像是我自己，使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时，我才认识到：不愿把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暴露出来，说明自己还没有和这些脏东西决裂的决心。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终于把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暴露了出来，从而得到了组织和同志们严肃而又耐心的帮助。

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敢于大胆地暴露自己的错误思想，已经不是很容易的了，这要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才能做到。但是，在暴露了错误思想以后，要真正能够认识到哪里就做到哪里，那就更不容易，更需要艰苦的斗争。这个斗争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进一步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过程，就是自己的思想感情真正转化的过程。这一个斗争是思想改造中最最重要的。这一点如果做不到，就根本不可能取得思想改造的胜利，矛盾也就得不到解决。我在解决应该怎样对待我爱人问题的过程中，就有这样的体会。

我的妻子是个农村劳动妇女。她勤劳、能吃苦，对党的事业热心，听见落后人讲落后话，还能直接出面反驳，对我也很有感情。可是，我过去就是不喜欢她。总觉得她没有文化，长得也不漂亮。因此，我曾以家庭包办为理由，要和她离婚。

我在对待爱人的问题上所发生的思想矛盾，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在婚姻恋爱问题上的两种绝然相对立的观点的矛盾。我过去所追求的那种花前月下、形影不离的“美满婚姻”，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好逸恶劳、爱情至上的思想反映。我的妻子是一个勤劳的农村妇女，政治思想也比较进步，我们完全具备相爱的基础。自己常常说要热爱劳动人民，而自己的爱人是农民，却又嫌她文化低、不漂亮，甚至要和她离婚，这岂不是说的是一套，心里想的、做的又是另一套了吗？

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斗争，我对这个问题基本上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但是，是不是我就完全爱她了呢？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的思想斗争并没有结束，思想感情还没有彻底转变。

一九六二年，领导上决定让我去东北一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农场刚开建，劳动、生活都非常艰苦。为了消灭迅速蔓延的野草，我们常常在烈日下连着劳动

一整天。恰恰在这时，我又得了胃病。我咬着牙关，硬着头皮，坚持下来了。这一年锻炼是艰苦的，但收获也是巨大的。我不仅在劳动中增强了体质，战胜了疾病，更重要的是自己在思想感情上经受了极大的磨炼。劳动锻炼使我真正建立了热爱体力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这时，我才真正从思想感情上开始厌恶自己过去所喜欢的那一套资产阶级情调。这一年的劳动，对建立我和妻子的感情是有很大帮助的。

去年冬天，她来机关住了三个多月。由于我的观点和思想感情有了基本的改变，我从思想上开始觉得她有许多美好的地方。她勤劳、朴实，不慕虚荣。有时，我买了较贵的东西，她还有些舍不得，劝我少花钱。特别是有一次讲起了家庭问题的时候，她突然提起我的祖父在旧社会受苦的事情来了。这些，都说明妻子文化虽然比我低，可是她的阶级觉悟却比我高，难道我不应该真心地爱她、向她学习吗？

毛主席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我的思想上的根本矛盾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个人思想领域中的大大小小的矛盾无不和它有关，都不过是它的一个枝杈而已。我在党的教育下，虽然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初步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我的世界观还没有根本转变，个人主义这个万恶之源还没有彻底铲除。今后我仍然必须时时刻刻警惕它，批判它，斗争它，才能在自我革命的道路上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