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石青

一

在北京的西郊山区，矗立着一座雄伟的钢城，这就是全国著名的钢铁基地之——石景山钢铁公司。读者们可能还没有忘记，在1958年，石钢曾经传出了一个惊人的喜讯：全体职工在党的总路线的照耀下，在全国人民大跃进精神的鼓舞下，发愤图强，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建立了一座年产十万吨钢的转炉炼钢车间，永远结束了石狮四十年来有铁无钢的历史。

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地叙述炼钢厂的种种变化。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是，为炼钢转炉供应炉衬砖的白云石车间，进行阶级教育的前前后后。

白云石车间建立时，除了由石钢所属各厂抽调少数老工人为骨干外，百分之八十五是16岁至22岁的新工人。这些青年工人那是在新社会长大的，从小就汲取着党的阳光和雨露，他们单纯、热情，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但是，尽管他们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的子弟，却没有经历过严重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对工人阶级过去受剥削受压迫的痛苦缺乏亲身体会，因而对今天的幸福也体会不深。所以，有些青年工人是抱抱这样的想法进工厂的：有的认为“当工人比当农民强，可以逛北京，学技术，挣钱多”。有的认为“干别的没出息，不如当钢铁工人神气”。

进厂以后，有些青年便发现与他们原来的想法很不相同。由于车间新建不久，机械化程度较低，劳动强度较大，工人整天提着七十斤重的大风镐打砖，一个人一天要拌八千多斤料；厂房通风不够好，烟尘迷漫，工人被沥青烟熏久以后，身上、脸上起疙瘩，太阳一晒就疼。这些青年人刚来时还有一股子热情，时间一久，问题便暴露出来了。有些青年工人，嫌这里又苦又脏又累又呛又熏，情绪不那么高。有的怕把脸熏黑了，找不到对象。有的担心学不到技术，觉得没有前途。于是，在工作上干劲不足，“下班拉笛齐笛走”；回到宿舍就“谈吃谈穿谈回家”。工厂给工人发了许多劳支保护用品：白衬衣、白衬裤、工作服、皮套裤、皮鞋、手套、脚罩、毛巾、肥皂……，可是有些青年工人还不大知足。皮鞋裂了口，补一补都不干，非换新的不可。厂里发的手套有些人用不完，存了一小捆，但有一次晚发了一天，有个青年就睹气不愿上班。老工人见了就批评说：“旧社会那有这些东西，工人穷得连块遮身的保护布都没有，找个装洋灰的纸袋，挖个窟窿，往身上一套就上班了。”有的青年听了不相信，笑着说：“你别逗了，哪有穿着纸衣服上班的！”

面对这些情况，车间和党支部也进行了不少教育，如开会进白云石车间生产的重要性，没有这里生产的炉衬砖，就无法炼钢，号召大家安心工作；对思想问题多的人进行个别帮助等。同时，还不断改善劳动条件，增添除尘设备和各种劳动保护用具。但是，所有这些，对青年工人来说。只不过是“头疼医头”，还不能根本扭转局面。

那么，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呢？1960年底新调到这个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刘瑞田同志，一来就挽起袖子和工人一同劳动，苦苦地探索问题的根源。在劳动中，他发现这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劳动态度。老工人蓝斌朋干劲十足，打砖时，全神贯注，不断地移动风镐，打的砖有角有棱面面光。可是他的助手、来自农村的青年工人陈保丰，却是另一个样子，“高兴时干活像头牛，不高兴时‘踢他三脚都不动”。有一回生产风眼砖，已经完成定额二十五块，蓝斌朋觉得离下班还早，又把模子放好想再打五块，可是陈保丰却懒洋洋地不肯送料。蓝斌朋说：“你就没个工人干活的架势，像你们这样，在旧社会早被工头揍扁了。”陈保丰不服气地说：“你急什么？又不是给你们家干活！”有个时期，打出的砖不能满足炼钢的需要，老工人傅文才根据自己的试验，建议把三个人合打一块模砖，改为两个人打，这样便可以增加三分之一的产量。老工人都同意这么干，不少青工却不赞成。青工梦林早说：“傅文才是五级工，应该多劳动一些，我们是一级工，为啥这样卖劲呢？”……

所有这些，刘瑞田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可是，为什么新老工人对待劳动的态度竟是这样的不同呢？

刘瑞田把这个问题提到党支委会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四个支委都是血统工人或贫农出身的老工人，在旧社会都受尽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对于刘瑞

田提出的问题，颇有感触，纷纷就所见所闻，谈出自己的看法。很明显，一种是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自觉劳动态度；一种是带有雇佣观点影响的劳动态度。他们觉得，所以产生这两种不同的态度，是因为“老工人是吃黄连长大的，青年工人是吃糖豆长大的”。这些青年人的家庭，在旧社会虽都受过剥削和压迫，但他们自己却没有深切感受，即或也身受过一点也早就淡忘了。因此，党支部决定，一定要让青年人知道三件事：（一）帝国主义是怎样压迫和剥削工人的；（二）资本家及其走狗是怎样欺压工人的；（三）地主富农是怎样压迫和剥削农民的。一句话，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

问题的症结和出路，就是这样被党支部和刘瑞田同志紧紧地抓住了。

二

问题是紧紧地抓住了，但怎样入手解决呢？

党支部决定挑选老工人、老战士、老贫农中受苦最深，觉悟最高的人忆苦，推动青年工人知苦思甜。同时指导团支部摸清团员和青年思想情况，访问老工人和老战士。

前面说过的老工人蓝斌朋，最先引起了党支委们的注意。于是，团支部就组织青年进行访问。蓝斌朋是个孤儿，解放前在资本家的小煤窑里，整整背了十年的煤。煤窑又小又脏又憋气。他们跟罪犯似的，淌着没脚的黑水，犯着腰整天地背呀背呀。拉屎、撒尿、喝水都在这条黑水沟里。膝盖和背上磨烂了，嵌进煤渣，照样得忍痛干活。有一回，蓝斌朋背上长了一个大疮，依然要忍着剧痛，用铁桶背着180斤的煤往上爬；他实在忍不住了，便在地道里楞了一下，工头发现了，竟抡起镐把子，对准他的疮口打下去，嘴里还说：“这回给你连根去了！”一棍下去，打得蓝斌朋脓血直流，立刻昏倒在地上。工头又用脚踢了踢他说：“这回好了，快干活去！”蓝斌朋常对青年工人说：“旧社会穿的是麻袋片，喝的黑煤水；吃的是阳间饭，干的阴间活。如今，不愁吃，不愁穿，要不是党，工人哪有今天！”为了用蓝斌朋的经历教育全车间的工人，党支部就请他在全车间职工大会讲：人间地狱煤黑子的生活。

蓝斌朋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震撼了每个人的心弦。许多老工人不时地点头叹气，勾起了他们过去痛苦的回忆，重温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榨。青年工人也都瞪圆了眼睛凝神静听。但也有些青年人半信半疑，青工刘华明便是其中一个。会后，刘华明悄悄地问蓝斌朋：“蓝师傅，您过去真是那么苦吗？”蓝斌朋霍地一下把上衣脱下，说：“不信你看！”在他的背上、赫然在目的，是一块碗口大的伤痕！刘华明显了，一声没吭，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相信了。过了一会儿，他拉着蓝师傅的手，吞吞吐吐地说：“蓝师傅，我也有苦呀！”蓝斌朋摇了摇头，说：“你哪像受过苦的人！”

不光蓝师傅不相信，车间里许多人也不相信。因为人们都清楚知道刘华明来厂以后的种种表现。

刘华明工作上马马虎虎，吊儿郎当。一下班头上顶着荷叶式的白帽子，戴上一付黑眼镜，穿着借来的料子裤子，东串西逛，自己还觉得挺神气。有一次因为不听从工长指挥，工长对他进行了批评，他竟揪着工长的脖领吵着要去找厂长。他还和炊事员吵架，“大闹七食堂”。他满以为这样调皮，便可以调离白云石车间，好分配干些有技术、轻松的工作。刘华明就这样成为全车间顶顶有名的“调皮大王”。

这次听了蓝师傅的血泪史，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童年的遭遇，突然在记忆里浮现了。

支部听说刘华明“也有苦”，就来找他谈，让他在会上把苦水倒出来。刘华明隐隐约约记得在他七岁那年，父亲挑着全家的破烂，从沧州逃荒到天津。父亲投奔在一个远房爷爷的店铺里干活，光吃饭不拿工钱。为了一家人糊口，妈妈磨豆浆、摊煎饼，等父亲干完一天活和姐姐一道在戏院门口摆小摊子去卖。姐姐常乘生意清淡的时候，溜进戏院看戏，日久天长，便把当时流行的评戏段子都学会了。没过多久，父亲又失业了，只好再领着全家投奔一位堂叔。党叔没有找到，路费却花光了。一家人只好去要饭，自己就跟着姐姐卖唱求乞。一直流浪到1945年平谷县解放，这才分得了房屋和土地，安家落户。父亲和姐姐那参加了八路军，家里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姐姐在革命部队里入了党，后来又进入上海戏剧学院学习。可是刘华明却好了疮疤忘了痛，渐渐感到幼年要过饭是件可耻的事，不愿再去想它；苦日子过去了，现在该享享福了；自己出身也好，调点皮也不要紧。他从农村来到石钢以后，满以为可以当个挣钱多，穿得好，很神气的钢铁工人，没有料到竟分配到白云石车间破碎组干活。干这活，他认为没有技术可学，并且又脏又累，于是他泄气了，越干越没劲；可是下班以后，看电影，逛大街的劲头却挺大。日久天长，就受到了一些资产阶级思想的熏染。他把幼年的苦难也淡忘了，只记得一些模模糊糊的情节。

支部又写信给他的姐姐刘贵琴，希望她帮助弟弟进步。正巧在这个时候，刘贵琴在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了，在回家探亲路过北京时，便来看望自己的弟弟。为了使他牢记住过去的苦，决定把他带回家去。回到家的那天晚上，姐姐便把过去的苦难一件一件讲给刘华明听，一直讲到深夜。姐姐唱起过去讨饭时唱的曲子，并且问弟弟：“你还会不会？”“不会了。”姐姐又诚恳地说：“不应该忘记。经常唱唱这些曲子，不会忘本！别觉得自己成分好便放松自己；不好好干，也会成为国家的败类！”姐姐还带着他到当年卖唱求乞的外村，给老乡们演唱过去讨饭时唱的曲子，也唱歌颂党和新生活的曲子。当姐姐又唱起“八月中秋，雁往南飞……”时，触景生情，过去的一切，一幕一幕地出现在刘华明的眼前了：在逃荒的路上，母亲又生下一个小弟弟，因为没有奶水眼看就要饿死了，妈妈含着眼泪叫姐弟二人去卖唱，姐姐唱哑了嗓子，也要不到几个钱，小弟弟竟活活饿死了；自己捧着破砂锅挟着打狗棍在前面跑，一群地主孩子在后面追着骂：“小要饭的！小要饭的！”有一次，姐姐一天没有吃饭，地主却让她唱了一个又一个，一连唱了七个，不仅一块馍不给，还逼姐姐继续唱下去。姐姐实在唱不动了，苦苦哀求放他们走。不料万恶的地主，竟把宅里的恶狗放出来，一口咬住了姐姐的腿，鲜血直流。他吓得大哭起来……。想起这些，刘华明内心又是辛酸又是悔恨，禁不住失声痛哭了。回到家里，母亲又对他说：“这几年，地主常到咱家数房椽子，看看墙上的砖缺不缺；他们还不死心，惦记着倒算哩！”刘华明听了如梦方醒，这才悔悟地说：“地主没死心，我倒忘了本！”

从此以后，刘华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以前，他觉得吃好些穿好些，才光彩，觉得说出自己过去要过饭是件可耻的事；现在他认识到这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这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共同经历过的苦难，是过去剥削阶级所一手造成的。自己应该记住过去的苦，发奋努力。党把自己从一个“小要饭的”培养成工人，老一辈的革命者为了大家的幸福不惜牺牲生命；自己却忘了本，不能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贪图安逸，想坐享其成，那才是真正可耻的事情。是跟上革命的步伐，努力前进呢，还是半路停下来？刘华明越来越不安了。终于，他觉悟过来，认为自己应该像姐姐那样，不忘记过去，努力进步，做革命的接班人。在劳动上，他懂得了为谁劳动，从此不再挑三拣四了。在业余时间，再也看不到他到处闲逛了；他成了全车间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和宣传员。他还把自己忘本转变的经过编成了快板，在会上自演自唱，下决心改正错误。

刘华明的“忘本回头”，引起了一连串人的转变。过去和他一样调皮的梦林早、崔振杰、何金福，当时和他一起被人们称为难以改造的“四棒锤”。刘华明积极帮助他们三个“伙伴”进步，把自己“忘本回头”思想转变经过详细地告诉了他们。他经常和他们谈心，对他们说：“过去咱们一块比调皮，今后一块比转变。”在刘华明和全车间同志的帮助下，嫌脏怕累怕熏，爱磨洋工的梦林早，变成了劳动出色的五好青年。由于不安心白云石车间工作，曾经三次跑回家去的崔振杰，也下定决心在白云石车间干到底。一贯调皮捣蛋的何金福，调动了十三个岗位都不满意，吵着非离开白云石车间不可，最后也转变过来了。于是在小组会上，在宿舍里，青年工人纷纷访问老工人，谈家史，谈转变，形成了群众性的忆苦思甜的自我教育高潮！

经过老工人的诉苦活动和回忆对比，大大启发了青年们仇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的阶级感情，大大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大家开始认识到今天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是在为社会主义劳动，为全体劳动人民的幸福而劳动，因此，应该用国家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劳动。

但是，摆在这个车间工人面前的现实是：劳动环境仍是相当差的。能不能在这个车间一直干下去？换个岗位不是一样地为社会主义劳动吗？不安心的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

面对这种情况，党支部感到，阶级教育还需要深入一步。也就是说，主人翁的劳动态度在青年中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还需要通过阶级教育，在青年中树立坚守岗位，不怕困难，改造环境，战胜困难的雄心壮志。那么，从何着手呢？

白云石车间有好几个从部队转业复员的老战士。党支部认为，革命战士在战场上那种坚守岗位、至死不退、反击敌人、夺取胜利的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对青年如何对待眼前的工作岗位和劳动环境，会有极大的启发。这也是一种阶级教育，而且也是一种针对性很强的队级教育。于是，党支部便请这些老战士给青年讲“战史”。

讲“战史”这一活动，在这个车间的青年中又一次掀起了自我教育的高潮，青年们纷纷用解放军战士那种坚守岗位，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检查和对照自己对待白云石车间的态度，提出了坚守岗位，不逃避困难的战斗口号。

青年工人石连贵，在这次教育中的进步很显著。他从1958年来到白云石车间后，经人介绍过三次对象，姑娘们都嫌他脸黑，双方一见面就吹了。这使他思想上有些波动。回到家里，他父亲对他说：“看你熏得像个黑煤球，不如回家帮爹在社里挣点工分吧！”听了这话，石连贵动摇起来了，心想自己年纪轻轻的，难道就在这里干一辈子，当一辈子光棍不成？

由于石连贵的这种思想情绪，在生产劳动上也就无精打彩，有劲使不出，有时还满腹牢骚。有一次他不好好干活，组长陈顺明批评他，石连贵反而生气地说：“怎么搞的！不行我不干了！回家好了！”说着连工具也摔到一边了。

听了老战士的报告，给石连贵以极大的启发和教育。其中陈顺明讲的下面这个故事对他的启发最大。

在解放锦州的一次战斗中，敌人的一个碉堡挡住了部队前进的道路。碉堡的火力疯狂地射杀着前进的战士。英勇的战士一个一个地冲上去炸碉堡，都牺牲了。最后，一个排长抱起炸药包冲上前去，中途又被敌人打伤了，他一手捂着伤口，一手抱着炸药包，匍匐前进。终于，他炸掉了敌人的碉堡，自己也光荣牺牲了。他用自己的躯体为部队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

老战士陈顺明讲完这个故事，还意味深长地说：

“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如同革命战争一样，每个人的劳动岗位，就是自己的战斗岗位。人人必须坚守岗位。只有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出色的贡献，才会有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胜利。青年人要有志气，有雄心壮志，不向困难低头，不作困难的俘虏。工人阶级的责任感和主人翁的劳动态度，就应该体现在坚守岗位，不逃避困难上。在工作上挑肥拣瘦，逃避困难，和战场上的逃兵一样可耻。”

这以后，石连贵经常思念着那位英雄的排长的形象，回味着陈顺明同志那些语重心长的话。不知怎的，他总觉得那位排长扑向敌人的碉堡时在用目光凝视着自己，而陈顺明最后讲的那段话，也好像是专门针对着自己说的似的。

石连贵坐立不安。他由此联系对比自己对白云石车间——这个党分配给自己的战斗岗位——的态度。激烈的思想斗争在进行着。最后，他感到自己过去那种“怕脸黑找不到对象”，甚至想离开白云石车间的想法错了，甚至有些可耻。

在一次全体职工大会上，他向大家说：“白云石车间很重要，炼钢少不了它，这我知道得很清楚。眼下的白云石车间劳动环境又确实很差，要熏黑人的脸，这我也知道得很清楚。既然重要，就得有人干，就得熏黑人的脸；我不干，不熏黑我的脸，就要别人干，就得熏黑别人的脸，那不是逃避困难，把困难向别人头上推吗？再说，人家那位排长明知九死一生，还英勇直前地扑向前去，炸掉敌人的碉堡，为革命牺牲了生命，我们今天搞建设，只不过是脸熏黑了点，根本说不到什么牺牲，又算得了什么，我就感到受不了，就想离开岗位，这不是想作逃兵吗？”最后他向党表示决心说：“我下定决心在‘白云石干一辈子。脸黑就黑吧！对象可以不搞，钢不能不炼，砖不能不打，在‘白云石这个岗位上不能后退一步。熏得黑我的脸，熏黑不了我的心。我是脸黑心红。这就是我的雄心壮志。”

石连贵以实际行动表现了他的决心。生产上埋头苦干，干重活走在前面，在1961年和1962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公司五好青年和先进生产者，并且入了党。

石连贵还用自己这个认识和决心去说服他父亲，他父亲的思想认识也有了提高。

前不久，这个“脸黑心红”的小伙子还找到对象了。他父亲特地赶到北京来看望这个还没过门的儿媳妇，乐得合不拢嘴。老人不再为连贵操心了。临走还勉励儿子说：“好好干吧！别对不起党和工友们的帮助！”

石连贵的转变和决心，进一步教育和带动了其他不安心工作的人。特别是他那“脸黑心红”的说法，不只受到了全车间青年的赞扬，而且带动了很多青年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过去见了难活就躲的刘俊跃，听了石连贵的转变报告后说：“光躲顶什么用？不靠自己的双手，环境那会自己变好。”

四

在工人们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党支部接着发动大家自己动手来改造环境，改善劳动条件；这样不仅可以保护工人健康，提高劳动效率，而且可以通过这项活动进一步树立主人翁的劳动态度。一场改造“白云石”的劳动环境的战斗开始了。

他们自己动手，建成了一个土料仓，“革”掉了手工装卸白云石的命；又把一台躺了两年多没法使用的碾料机“废物利用”，改造成拌料机，“革”掉了人工拌料的“命”。接着，青年突击队又动手拆除了一堵后墙；国家还投资安装了一套抽风除尘设备，给熬沥青的油锅上按上了排气设备。于是，过去烟尘迷漫，沥青味熏人的车间，大大改观了，工人干活可以不带口罩了，脸上不再长疙瘩，不再被熏黑了。

阶级教育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它大大提高了青年的阶级觉悟，也提高了生产，改造了“白云石”的客观环境。

1961年和1962年这个车间连续两年被评为石景山钢铁公司的先进单位，被评为五好青年和先进生产者的有二十六人；

1962年和今年第一季度这个车间的青年被评为五好青年集体；

在支援公司三号高炉的劳动中，这个车间的青年被公认为十七个单位中最好的青年。

目前，他们正组织青年工人帮老工人写家史。随着阶级教育的深入开展，这个车间青年的思想觉悟必将有更大的提高，他们在生产斗争中必将有更大的创造，为祖国钢铁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