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庆斌

(上海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44)

1922年8月9日上海法租界巡捕突击检查环龙路铭德里2号陈独秀寓所,搜获书信、文件和违禁书报等物,遂将陈独秀关押。法租界警务处指控陈独秀参与共产党并煽动工人罢工。法方搜获的证物包括法国左翼作家昂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1873—1935)于同年5月7日寄给陈独秀的信。这封信被舆论称为“法兰西现代社会主义大文豪巴比塞氏致陈氏论‘社会改造’之书札”(1)《陈独秀氏昨已出狱》,《民国日报》1922年8月19日,第3张第10版。,亦被法租界当局视为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欧洲同志们存在紧密联系”的证据。(2)M.G.Dufaure de la Prade,Consul Adjoint au Consulat Général de France à Changhai à Son Excellence Monsieur De Fleuriau Ministre Plénipotentiair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Chine à Pékin,19 aot 1922,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s Nantes (以下简称CADN),635PO-C-101.该信保存于法国外交部南特档案中心(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s Nantes)。(3)克里格尔(A.Kriegel)在论文注释中最早全文引用过这封信,但没有注明具体出处。此后法国学者王枫初从外交档案中引用过这封信。近年上海师范大学蒋杰也提示过这则材料。三人受限于研究主题,均未对该信的背景和内容做进一步解读。参见A.Kriegel,“Naissance du mouvement Clarté”,Le Mouvement social,No.42(1963),p.119;[法]王枫初著、安延等译:《移民与政治: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1919—1925)》,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9页;蒋杰:《法国新发现的陈独秀档案概况》,《团结报》2020年9月17日,第8版。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

有人向我提到您的名字,以及您作为贵国活跃的知识精英的品格。我们认为您个人或您的朋友和同志们可能会对光明运动感兴趣。

我送给您一本有关光明社活动和理念的小书。在了解这些后,请告诉我您是否愿意以及您认为是否有可能在中国建立光明社的组织。我已经多次和充满新思想的中国学生交流过。您完全和我一样清楚在贵国、在法国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应该做的事。或许是时候尝试将我们结成一个联盟,统领各派的斗争,引导世界上的不同民众趋于和谐。其中许多成就将通过光明社分社得以实现。

此致 敬礼

昂利·巴比塞(4)M.G.Dufaure de la Prade,Consul Adjoint au Consulat Général de France à Changhai à Son Excellence Monsieur De Fleuriau Ministre Plénipotentiair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Chine à Pékin,19 aot 1922,CADN,635PO-C-101.

巴比塞邀请陈独秀加入“光明运动”并在华设立“光明社”分社。光明运动于1919年底由巴比塞联合法郎士、勃兰兑斯、茨威格、罗素等欧洲著名作家、学者和艺术家们发起。1920年初光明社正式成立,标志着一战后欧洲左翼国际主义(Left Cosmopolitanism)运动的兴起。左翼国际主义运动关注文艺领域,以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反战、追求人类平等和消除国际冲突为宗旨。它有别于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运动,致力于在共产国际之外建立左翼知识分子的国际组织。学界探讨国际共运如何影响中共革命的成果极为丰富,但对1920年代初左翼国际主义运动与中共革命者的接触知之甚少。(5)西方学界尚未留意光明社与中国知识界的互动,参见Nicole Racine,“The Clarte Movement in France,1919-21”,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2,No.2(1967),pp.195-208;Nicole Racine,“Une revue d'intellectuels communistes dans les années vingt:Clarté (1921-1928)”,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No.3(1967),pp.484-519。国内学界只关注1930年代巴比塞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影响,以及“巴比塞考察团”来华考察东北问题和中日冲突。参见钱林森:《法国作家与中国》,学苑出版社2019年版,第431—436页;李欧梵:《三十年代中西文坛的“左翼”国际主义》,李欧梵演讲、席云舒整理:《两间驻望:中西互动下的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07—152页;邝可怡:《跨越欧亚战争语境的左翼国际主义——论巴比塞〈火线〉及叶灵凤的中文翻译》,《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9年第69期,第155—195页;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编:《远东反战会议纪念集》,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本文以巴比塞致陈独秀的信为线索钩沉相关史事,从全球史的角度展现一战后一种有别于共产主义革命的西方左翼文化与近代中国的相遇。

一、巴比塞其人

巴比塞成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6年他在法军服役时开始连载成名作《火线》(Le Feu)。该书以普通士兵的视角描写了战争的残酷。巴比塞谴责欧洲的军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展现了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和思考。1917年该书获得法国文坛重量级奖项“龚古尔奖”。1918年9月巴比塞完成了展现战时知识分子遭际的反战小说《光明》(Clarté),巩固了其文坛地位。此后,巴比塞成为法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1919年底领衔发起光明运动,1920年初创立光明社,成为欧洲左翼国际主义运动的领袖。同年他出版了小册子《深渊里的微光:光明社的宗旨》。(6)Henri Barbusse,La lueur dans l'abme:ce que veut le groupe Clarté,Paris:Editions Clarté,1920.该书包括“一个世界的终结”“理性的反抗”和“光明社”三章,另附“光明社章程”。前两章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第三章介绍了光明社的缘起、组织和目标。他强调左翼知识分子组织的三个任务,即劳动者与智识阶层的结合、反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

巴比塞的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是一战后欧洲知识界左倾的缩影。与1922年马雅可夫斯基在苏联建立的“左翼艺术阵线”相比,光明社与共产国际没有组织联系。巴比塞力图保障光明社的独立性,维持一个超党派的国际组织。他公开表达对第三国际和列宁的支持,同时坚持其一贯的反战思维和人道主义立场,对暴力革命持保留态度。此时的巴比塞是一位左翼作家而非左派革命家。(7)1930年代巴比塞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从早年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变为共产国际的重要活动家,深陷对苏联体制和斯大林的无限崇拜之中。这种转变已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兹不赘述。1920年法国社会党左派要求加入第三国际,右派则主张改组第二国际,争取议会席位。双方在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上展开论战。巴比塞多次撰文,表达了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不满和对左派人士的同情。(8)“Le devoir socialiste”,L’Humanité,24 octobre,1920,p.1.同年12月底社会党左派另立共产党。1923年法共受政府迫害时,巴比塞为表声援才加入其中,但没有正式介入政党政治。

随着成员的增加,光明社迅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激进组织。新成员们受到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的鼓舞,向往推翻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他们很快主导了社团的活动,与巴比塞等光明社第一代成员产生裂痕。1922年上半年双方就《光明》杂志的定位爆发激烈冲突。次年5月巴比塞甚至被移出《光明》杂志编委会。(9)Nicole Racine,“Une revue d'intellectuels communistes dans les années vingt:Clarté (1921-1928)”,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No.3(1967),p.486。按:光明社成员随后卷入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之争,成为1928年光明社解散的重要原因。新生的左翼国际主义运动日趋政治化和激进化,巴比塞难以平衡个人理念与时代思潮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他将目光投向东方世界,推广左翼国际主义运动的动机之一。

二、巴比塞和光明社与旅法中国学生群体的接触

巴比塞与近代中国最初的相遇可追溯至新文化运动时期。1919年6月26日,罗曼·罗兰、巴比塞等欧美作家联署的反战与自由宣言在《人道报》发表。(10)“Fière déclaration d’intellectuels”,L’Humanité,26 juin 1920,p.1.当时在巴黎求学兼任华法教育会法语教员的李璜将宣言译成中文刊于《民国日报》,但删去了发起人和署名人。(11)《全欧智识界之宣言》,《民国日报》1919年9月24日,第3张第1版。稍后,张申府将该宣言翻译后发表于1919年底出版的《新青年》。(12)张崧年译:《精神独立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第30—48页。宣言原文仅有发起人和署名人的名字与国籍。张申府在译注中补充了他们的生平,其中就包括巴比塞。需要指出的是,张申府将宣言发表日期误作“6月29日”。原宣言发表时无正式标题,张申府冠以《精神独立宣言》之名发表。该译文并非依据法文原稿,而是参考英文报纸的转载稿,难免文气不畅。同年12月张申府又参考其他英文报道加以校订,新译稿仍以《精神独立宣言》为题,发表于当月出版的《新潮》。(13)张崧年译:《精神独立宣言》,《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1日,第374—394页。光明社成立后,张申府第一时间向国内介绍这个团体。他将光明社视为智识阶层和无产者的国际同盟,认为中国人不能自外于世界潮流。(14)赤(张申府):《光明运动》,《少年世界》第1卷第2期,1920年2月1日,第1—2页。这两篇文字对青年读者了解西方知识界大有裨益。茅盾自称看到《精神独立宣言》后打算译介巴比塞的作品。1920年他翻译了巴比塞的两个短篇小说。(15)《巴比塞的小说〈名誉十字架〉》,《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3号,1920年7月1日,第74—82页;《巴比塞的小说〈复仇〉》,《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4号,1920年7月15日,第72—76页。在导言中,茅盾强调巴比塞的反战作品反对狭隘的爱国主义,追求人类社会的平等。

随着旅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展开,中国人与巴比塞和光明社开始了正式接触。光明社的日常活动包括出版《光明》(Clarté)杂志和举办沙龙。这些活动原本聚焦于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却为扩大国际共运的影响提供了载体。《光明》杂志在销售时搭售《共产主义通讯》(Bulletin Communiste)。(16)“Avis Important”,Bulletin Communiste,24 juin 1920,p.7.《共产主义通讯》由第三国际执委会在法国编辑出版,内容以第三国际决议、列宁等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为主。光明社沙龙每期邀请主持人和主讲人各一位,主题与名家名作有关,诸如“泰戈尔与印度文学”“托尔斯泰与俄国革命”等,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17)参见“Groupe Clarté”,L’Humanité,4 janvier 1920,p.4;“Clarté”,L’Humanité,29 avril 1920,p.4.现场有人向听众散发第三国际宣传品。也有人主动与中国听众接触,愿意代为翻译讲座内容。(18)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版,第76页。巴比塞虽极力维持光明社的超党派姿态,避免受到政府打压,但对共产国际借光明社创造的言论空间从事宣传活动未加干涉。

中共早期革命者郑超麟通过张申府的介绍了解了巴比塞及其作品。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的郑超麟在巴黎寻得光明社地址,订阅了《光明》杂志。郑超麟还将其上的文章翻译后在国内发表。(19)郑超麟:《佛朗西的非战争主义》,《东方杂志》第19卷第2号,1922年1月25日,第93—95页。按,“佛朗西”即法国著名左翼作家、光明社成员法郎士(Anatole France)。受光明社的启发,郑超麟、尹宽等人将创办的留法学生小团体命名为“自明社”。(20)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52—353页;尹宽:《尹宽回忆赴法勤工俭学和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的经过》,《芜湖党史资料》1983年第4期,第18页。《共产主义通讯》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群体了解国际共运动态的重要读物,对蔡和森等人的革命观和建党思想启发甚大。(21)关于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的日常读物以及《共产主义通讯》的重要影响,参见侯庆斌:《旅法期间蔡和森革命观的形塑与表达》,《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2期。《光明》杂志搭售《共产主义通讯》无疑扩大了苏俄革命和第三国际的影响。光明社沙龙的影响力同样鲜为人知。沙龙预告刊于《人道报》。该报先后是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机关报,是留法勤工俭学群体中最常见的读物。倾心革命的中国青年们获取光明社的活动信息并不难。李璜自称于“1920年春”关注光明社。据他回忆:“一日忽见某文艺周刊载有‘光明社’宣言一则,大意略称:战争之所以发生而不能避免,乃由于各国人们之未能相互了解,而一任其国内之资本家的自私与政治家的夸大,谬误的引导到彼此利害冲突的道路上去。因之人们要免除残酷的战争死亡,必须进一步来求取相互了解。光明社之设,乃为外国留法学生,特别是东方学生,助其了解西方;且为指示西方落伍思想及其不合理之处,而共趋于光明之途云云。”(22)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76、76、78—80页。

从李璜的回忆来看,“某文艺周刊”只刊载了《深渊里的微光》第三章“光明社”的部分内容。李璜注意到文后留有地址,“称每周末社中有演讲会或茶话会,欢迎外国留法学生自由前往参见,并不取费”。这便是光明社沙龙。李璜本着探究内幕的目的两次赴会。其间正逢巴比塞的演讲。李璜对讲演内容以及巴比塞与听众们的互动毫无兴趣,反倒看见不少中国留学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其中,“有一东方美男子在座,浓眉大眼,满面笑容,其时我并不认得,在以后始知其人为周恩来”。另有“四十左右之中国北方人”上前搭话,表示如果不懂法文,可代为翻译,同时拿出《共产党宣言》等小册子相赠。李璜就此认定光明社是“国际共产党的宣传机关”,之后再未去过。(23)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76、76、78—80页。作为日后中国青年党三巨头之一,李璜一贯敌视共产主义。忆及此事,他流露出的厌恶情绪相当真实。(24)李璜探访光明社的时间值得商榷。周恩来于1920年12月13日前后抵达巴黎,1921年1月5日转去英国,投考爱丁堡大学未果,2月中旬回到巴黎生活。若李璜见过周恩来,时间应为1921年春。尽管有学者倾向于李璜没有见过周恩来,但李璜对光明社的一系列观察大致不错。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7页;陈三井:《周恩来旅欧时期的政治活动(1921—192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4期,1985年出版,第272页,注释31。探访光明社沙龙后,李璜留意到勤工俭学生中开始流传着法语版《共产党宣言》。那位神秘的“中国北方人”时常在巴黎华法教育会宿舍与学生们交谈。(25)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76、76、78—80页。可见光明社沙龙活动确实吸引了中国学生的参与,成为他们接触国际共运和共产主义的媒介。

在上述过程中,旅法学生成为巴比塞认识中国思想界的渠道。1922年巴比塞的信显示他对陈独秀的思想倾向及其在中国的地位有所了解。他暗示“您完全和我一样都清楚在贵国、在法国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应该做的事”,并特别提到“已经多次和充满新思想的中国学生交流过”。考虑到彼时的中共和陈独秀尚不具备国际影响力,巴比塞对陈独秀的了解应来自于旅法中国学生。另有一则旁证,这封信的收件人及其地址写作“陈独秀先生,广州”(Mr.Tchen-Tou Sieu,Canton)。1921年9月陈独秀脱离广东政府回到上海,居住在法租界。巴比塞为何向广州寄信?当时《新青年》遭到上海华洋当局查禁。新青年社对外谎称迁往广州。陈独秀回到上海后,《新青年》封面和目录页依旧注明发行所为“广州新青年社”,社址为“广州昌兴马路26号”,以此逃避华洋当局的审查。(26)《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位置,一说仍在上海法租界,一说上海、广州两个编辑部并存。参见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上海华洋当局查禁新青年社出版物的情况,可参阅侯庆斌:《1921年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事件探赜》,《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6期。1920年起位于巴黎的中国书报社承销新青年社出版的刊物和书籍。(27)卞孝萱辑:《留法勤工俭学资料》,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总第5号,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06页。旅法中国学生难以掌握陈独秀的住址,但能够看到《新青年》,很可能建议巴比塞将信寄往“广州新青年社”。这便是巴比塞寄错地址的原因,再次证明巴比塞与共产国际没有组织关系,无法直接联系陈独秀本人。尽管现有资料难以确定与巴比塞来往的中国人是谁,但能够证实巴比塞与某些勤工俭学群体的互动。

中国青年对光明社的兴趣给了巴比塞推广左翼国际主义运动的信心。1921年《少年中国》杂志策划“宗教问题”专号。巴比塞作为法国著名作家,受少年中国学会巴黎分会邀请就东西方宗教发表意见。在3月16日的回信中,巴比塞批评列强以基督教为中介侵略中国的行径,认为东西文化迥异,传统礼教对于中国人才是“真正的人道观念”。巴比塞暗示基督教和传统礼教都已过时,他借此机会宣扬光明社和国际主义理念:

不过要人群真正获益,还是该当全世界都团结起来,实现一种纯理性的纯道德的规则,内中不含一点神奇或玄想的分子;我们国际共产主义的思想(Communisme international)就建设在这个观念上面。

我无穷的希望你们能够同“光明社”(Clarté)的活动(产)生关系。他未曾加入任何政党,完全要想在谬误和欺诈中间建设一些诚实而且合于真理的事业,使大家对于自己利益有一个更明白的更理性的见解。光明社的趋势曾经在我所著的《黑暗中之微光》(La lueur dans l'abme,即前文提到的《深渊里的微光》——引者注)一本书中简明的说过。现在我愿意把这本书送给你和你的朋友。(28)李璜译:《法兰西学者的通信》,《少年中国》第3卷第1期,1921年8月1日,第38页。

上述译文相当抽象,未必准确。巴比塞理想中的“Communisme international”与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无关。对光明社相当反感的李璜也认为,巴比塞的回信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人道观念”,而非共产主义。(29)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77页。不过,巴比塞提到的“国际共产主义”在中国国内舆论中极易引人猜忌,加之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的思想庞杂,因此巴比塞的合作意愿没有引起关注。巴比塞并未放弃,试图直接与中国国内进步人士建立联系,遂有致信陈独秀之举。

三、巴比塞致信陈独秀的动机与各方反响

巴比塞1922年联络陈独秀与1921年拉拢少年中国学会都旨在推广左翼国际主义运动,但两次事件的背景有别。1920年12月苏俄挫败列强的围剿后,大批光明社成员相信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他们与巴比塞就光明运动的理念分歧严重。1921年2月巴比塞不得不承认光明社不再是和平主义者的结社,而是国际共产主义人士的联合阵线和“国际革命教育的中心”。《光明》被定位为“一份共产主义者的杂志”和“一份无产阶级文化和革命教育的杂志”。(30)Nicole Racine,“Une revue d'intellectuels communistes dans les années vingt:Clarté (1921-1928)”,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No.3(1967),p.486.巴比塞的妥协没能消弭光明社内部的不满。1922年上半年双方的矛盾愈发尖锐,巴比塞失去了对《光明》杂志的控制,在光明运动中被边缘化。如果1921年巴比塞借少年中国学会求教之机面向中国知识界发言纯属意外的话,那么由光明社内部分歧可推知,1922年5月致信陈独秀一定是巴比塞主动为之。他在信中提到寄给陈独秀一本介绍光明社的小书(un petit ouvrage),应与1921年赠予少年中国学会的相同,即《深渊里的微光》。陈独秀案证物中包括“一本光明社的小册子”,可为佐证。(31)M.G.Dufaure de la Prade,Consul Adjoint au Consulat Général de France à Changhai à Son Excellence Monsieur De Fleuriau Ministre Plénipotentiair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Chine à Pékin,19 aot 1922,CADN,635PO-C-101.巴比塞赠予陈独秀《深渊里的微光》,而非《光明》杂志,这点值得玩味。这本1920年出版的小册子不能代表1922年光明社的激进倾向,只反映了巴比塞坚持左翼国际主义运动的超党派和非暴力色彩。巴比塞远隔重洋邀请陈独秀加入光明社,除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情怀外,主要目的是捍卫和推广左翼国际主义运动。至于选择陈独秀而非其他中国知识精英作为通信对象的原因,目前只能推定为受到某些旅法中国学生的影响。巴比塞在信中介绍光明社的旨趣时显得十分隐晦,但明确把陈独秀视为同道,称“您完全和我一样清楚在贵国、在法国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应该做的事”。那么“应该做的事”究竟是什么?彼时巴比塞极力与政党政治和国际共运保持距离,他与陈独秀的交集只能是文化建设、思想启蒙与社会改造。从中隐约可见他对陈独秀的认识仅限于新文化运动之初的陈独秀,而非作为中共领袖的陈独秀。这种模糊的印象一定也来自于那些“充满新思想的中国学生”。他们出国前普遍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但出国后未必对中共建党和陈独秀的角色变化有清晰的认识。

1922年陈独秀案审理期间,巴比塞的信受到法租界警务处和舆论的重视。巴比塞没有提及“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上海法租界当局为何将此信列为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欧洲同志们存在紧密联系”的重要物证?首先,陈独秀案的证据包括通信和汇款凭证两类。其中只能查实一位居住在上海的日本籍共产主义者曾向陈独秀赠款300日元,但不能确认此人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国际成员。巡捕在陈独秀寓所没有搜到他与共产国际的通信。就是说,法方缺乏陈独秀参与国际共运的直接证据,因此格外重视巴比塞的信。巴比塞是著名社会活动家,彼时虽未加入法国共产党,但同情苏俄革命和法共的态度在法国广为人知。法租界警务处怀疑其是共产国际联络东方事务的代表便不足为奇。其次,1922年1月至3月香港爆发海员罢工。英法情报部门获悉1921年底至1922年初共产国际代表在两广与孙中山秘密接触,判断这次罢工是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合作的结果。(32)英法对情报的研判,参见Wilden,Consul Général de France à Changhai à Monsieur De Fleuriau,Ministre Plénipotentiair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Chine,31 mars 1922,CADN,635PO-C-101;侯中军:《五四运动前后英国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华传播的监视与评估》,《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2期。香港海员罢工余波所及促成了1922年上半年上海工运的高潮。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不断将抗议活动引向政治议题。加之马林和巴尔斯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潜入上海,引发法租界当局的联想,愈发怀疑上海工潮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资助。此时巴比塞的信更容易被认为是共产国际介入租界事务的证据。

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这封信被称为“法兰西现代社会主义大文豪巴比塞氏致陈氏论‘社会改造’之书札”。(33)《陈独秀氏昨已出狱》,《民国日报》1922年8月19日,第3张第10版。会审公廨档案和法国驻沪领事馆报告中从未将这封信与“社会改造”相联系。报纸的说法从何而来?会审公廨允许民众旁听庭审。庭审期间控方没有展示信件内容,控辩双方也未就信件展开辩论,听众无从知晓具体内容。新闻报道中出现的“社会改造”一词包含了记者们基于法方指控和案件证据的想象。“社会”“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是“五四”之后舆论中的热门议题。在广州和上海期间,陈独秀发表了许多称颂苏俄革命和劳工运动的文章,被视为“主义”的传播者。舆论或视之为启蒙导师,或视之为洪水猛兽。加之此番寄信人为“法兰西现代社会主义大文豪”,报人据此断定通信内容与“社会改造”相关,足见舆论对社会议题的敏感和对陈独秀的一般印象。

较之周遭的关注,陈独秀及其代理律师没有对这封信做出回应。1919年至1922年报刊杂志介绍法国当代文学时多会提及巴比塞的反战文学,但巴比塞的中文译名尚不统一。(34)愈之:《近代法国文学概观》,《东方杂志》第18卷第3号,1921年2月10日,第67—79页。目前难以确定陈独秀是否留意到这些域外新知。1921年6月12日身处法国的张申府给陈独秀的信中介绍英法共产党的最新动态,特别提到巴比塞是法国共产党倚重的三位文学家之一,称“巴比斯(即巴比塞——引者注)唱光明(Clarté)运动,很有势力。他的光明团与其机关报《光明》(周刊一张)都是信共产主义的”。陈独秀忙于社会主义论战,在简短的答复中并未回应张申府对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观察。(35)《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通信”栏目,第1—3页。

巴比塞寄信的时间为5月7日,陈独秀被捕时间是8月9日。中国与巴黎通信一般耗时10到12周。(36)萧瑜著、陈重等编译:《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如果加上从广州转寄到上海的时间,陈独秀应在被捕前刚刚收到巴比塞的信。陈独秀是否读了这封信?是否有人帮他翻译这封信?被捕前后陈独秀是否回复?这些细节无从查考。仅从结果而论,光明运动没有延伸至中国。左翼国际主义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而言仍显隔膜,即便没有陈独秀案横生枝节,巴比塞联合东西方进步知识分子的努力也必将困难重重。

余 论

一战后的反战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为欧洲增添了浓厚的左倾色彩,由此而生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精神构成了近代中国政治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外缘。作为世界主义的分支,本文呈现了1920年至1922年左翼国际主义运动与近代中国接触过程中的部分面相。限于史料,本文不敢妄断左翼国际主义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具体程度,而是引入这样一条鲜为人知的线索,以增进对中共早期历史的理解。一方面,学界多将勤工俭学群体走向革命之路归于《人道报》《共产党宣言》和第三国际的影响,其中不乏执果索因的倾向,重视思想的“完成时”而忽视思想来源的多样性和旅法学生群体的能动性。(37)笔者曾对这种研究倾向进行了反思,强调从阅读史的角度检讨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的思想来源和观念形塑,参见侯庆斌:《旅法期间蔡和森革命观的形塑与表达》,《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2期。中国青年选择赴法工读多出于对国内升学和社会环境的不满。在与光明社的接触中,较之左翼文艺思潮,他们更关注第三国际借《光明》杂志和光明社沙龙策划的宣传活动,寻求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路径。因此,光明社的活动扩大了国际共运、苏俄革命和马列主义的影响,参与营造了催动旅法中国青年投身革命的思想氛围。另一方面,就巴比塞组建左翼知识分子“国际”的理想而言,欧洲和中国的“时差”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首先,文艺领域中的“左翼”和“国际主义”对中国知识界而言过于超前。左翼国际主义运动因对抗资本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而生,而中国知识界对国内矛盾的看法尚存严重分歧。1920年至1921年社会主义论战中各方对中国是否步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贫弱与列强的关系等问题难以达成共识。其次,中共建党前后,革命者专注组织建设、工人运动和思想宣传。除瞿秋白外,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不了解欧洲左翼文化运动的发生机理,缺乏左翼文化建设的意识在情理之中。(38)瞿秋白是中共早期革命者中的异类。得益于1920年至1922年的访俄经历,他对欧洲左翼政治和文化活动有深入观察,相关讨论参见张历君:《现代君主与有机知识分子——论瞿秋白、葛兰西与“领袖权”理论的形成》,《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1期;Joseph R.Levenson,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 :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9.1922年巴比塞致信陈独秀看似一场徒劳,却凸显了东西方历史进程的错位,或可为两次世界大战间隙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精神增添一笔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