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福民 孙 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民国时期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时称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1)“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有学者称其为“农村社会调查”。参见张之毅:《无锡、保定农村社会调查和土地制度的演变》,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张之毅参加了第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此张之毅并非曾经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并与巫宝三合作的张之毅。此处“第一次”的称谓,是后人所赋予的。当时调查的组织者并没有做长期计划。由于机缘巧合,后人于1958年、1987年和1998年又进行了同地区同村落的追踪调查,因此习惯上把发轫于1929—1930年,由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主任陈翰笙组织领导的调查称之为“第一次”。本次调查很重要,它是后续调查的基础。此外,当时调查本身具有强烈的研究取向,形成的资料和数据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农村农业颇具价值。现有成果对这一调查的历史场景还原不够,进而影响了数据等资料的使用。基于此,本文在已有学术研究基础上,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藏史料及其他未刊资料和手稿,追溯此次调查历史,以期对这次调查有更为充分和全面的了解,以飨学界。

一、调查缘起及目的

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的组织者是陈翰笙。陈翰笙祖籍无锡,后出国学习。1924年自德国柏林大学博士毕业后,即被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邀为教授,时年27岁,为北大最年轻教授。在校期间其才华胆略也受到李大钊赏识,国共合作时期介绍其加入国民党,1935年转为共产党员。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介绍其加入第三国际。1927年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抓捕,陈翰笙避祸苏联,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关注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

陈翰笙在莫斯科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时,与马扎亚尔在中国农村、中国革命问题上所持观点不同,并对中国社会性质展开争论。 陈翰笙由于不了解中国农村具体情况,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和实例来驳倒马扎亚尔,这促使他下决心“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2)陈翰笙著、任雪芳整理:《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即与陈翰笙熟悉。蔡任中研院院长后,希望陈来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社会调查“风起云涌”的时代。为了更好地认识社会发展趋势和逻辑,当时兴起了很多调查。(3)参见侯建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陈翰笙曾注意调查日资工厂,收集大量资料后写出调查报告,并印成小册子广为宣传。但这一报告令官方不满,因为日资纱厂中的情况在中资企业中也普遍存在。许多人认为调查报告受到共产党指使,要调查陈翰笙的背景。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劝陈翰笙不要再调查工厂,转向调查农村经济较合时宜。国民政府当时要在全国开展“农村经济复兴计划”,正需要这方面的材料。于是,陈翰笙将调查研究的方向转向农村。

陈翰笙认为研究中国农村很重要,因为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就了社会的基础结构,社会学研究应以此为出发点。近代中国大部分生产关系属于农村,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就以中国农村研究作为第一步工作。(4)陈翰笙著、陆国香译:《中国的农村研究》,《国立劳动大学劳动季刊》1931年创刊号,第1、2—3、2、2页。此外,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工业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入侵,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工业化。工业化和农产品商品化渐次深入农村,社会和经济的变化逐渐动摇旧社会的基础。因此,“社会学组主张在江苏、河北、广东,工业化程度最高的三省中,开始从事实地调查。”(5)陈翰笙著、陆国香译:《中国的农村研究》,《国立劳动大学劳动季刊》1931年创刊号,第1、2—3、2、2页。

1929年7月,陈翰笙去北平(北京)时在北京大学进行演讲,题目就是《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重要》。陈直言:“我自从离开北大以后,并没有到别的学校去担任功课;因为原先所教的是外国历史,不能专靠关于外国历史的知识来解决现在中国的社会问题。两年来我很注意到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研究。”(6)陈翰笙讲演、戴匡平等笔记:《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重要》,《北大日刊》1929年第2218期,第3版。当时,很多人认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重要性。比如,参加调查的调查员一健认为,近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国都市的工业经济因为帝国主义的存在无发展希望,农村经济上的问题是中国社会问题的基础。中国农村由于兵、匪、水、旱、蝗、雹等天灾人祸,使灾荒区域扩大,加之苛捐杂税,普遍地引起了农民暴动,农村经济的动摇造成整个社会的衰落。“因为经济是社会一切的基础,而中国农村经济是中国社会一切的基础。”(7)一健:《调查中国农村经济之困难:由参加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所得到的经验》,天津《大公报》1930年9月2日,第4版。在做保定调查时,陈翰笙坦言“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社会调查所订定合作办法,组织农村经济调查团作保定农村经济的调查,其目的自然在对于我们北方的农村社会,做一个实际的观察,而特别集中力量于经济生活的调查,以期洞观症结,为将来改造的张本。”(8)铁民:《调查中国农村经济的我见——参加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的一得》,天津《大公报》1930年9月2日,第4版。这就是陈组织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目的。

中国农村经济很重要,值得调查和研究,很多人均对此予以关注。但陈翰笙认为以往的农村调查都有一些问题,这些农村调查大都为慈善救济、改良农业,或者讨论社会改良问题,基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没有深入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9)陈翰笙著、陆国香译:《中国的农村研究》,《国立劳动大学劳动季刊》1931年创刊号,第1、2—3、2、2页。“故过去十四年间,在十五省内虽有五十一次农村调查,现时中国的农村研究者还不得不自己去搜集材料自己去实行调查。”(10)陈翰笙著、陆国香译:《中国的农村研究》,《国立劳动大学劳动季刊》1931年创刊号,第1、2—3、2、2页。

在社会学组的工作报告中,陈翰笙强调了通过调查掌握一手资料的重要性。“中国社会调查与统计尚在极幼稚时代”“目前急需从事中国社会经济之调查与统计”。(11)国立中央研究院文书处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1929年印本,第304页。以前的官方统计存在很大的问题,“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最大的困难便是没有准确的统计材料,以往中国官府统计材料之不可靠,已成大家所共知的事。”(12)一健:《调查中国农村经济之困难:由参加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所得到的经验》,天津《大公报》1930年9月2日,第4版。

陈翰笙了解调查研究的艰巨性。他认为,要对中国社会有一个根本性的认识,必须研究中国的生产方法、生产关系和所受外来的影响。这样的研究工作,不是几个人用几年的功夫便能成功,“凡对于社会科学有兴趣的人,都有继续努力去研究的责任。”(13)陈翰笙讲演、戴匡平等笔记:《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重要》,《北大日刊》1929年第2218期,第3版。所以陈在保定调查开展时即声明,中国以农立国,欲发展生产事业和其他事业,须以农业为基本改造对象,因而农村调查事关中国前途。社会学组采用代表法,以一省内某一县代表全省,某数十村庄代表全县开展调查,“预计二十年可得中国整个农村经济状况,以供有志改造中国者以具体材料”,这是社会学组切实的使命。(14)《农村经济调查团到保定分期调查农户,干事陈翰笙谈该团任务》,天津《大公报》1930年6月5日,第5版。

二、调查立项及调查地点的选择

无锡、保定农村调查都在中央研究院的调查项目之列。国立中央研究院于1927年11月成立。(15)中央研究院成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存在一个过程。本文从1927年筹备会议召开,通过《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为准。参见《中央研究院》,行政院新闻局1947年印本,第1页。当时蔡元培任院长,杨铨(杨杏佛)任总干事,初步设立理化实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和观象台。当时中研院规模虽小,但目标远大,寄希望于建设成可以与苏联和法国的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相匹敌的科研机构。由于每月只有十万元的经常费用,没有建筑设备款项,因此各研究所依工作便利,分设于南京、上海和北京(平)。(16)《中央研究院组织及工作》,《西北文化日报》1935年2月7日,第2版。

1928年3月,社会科学研究所确定上海亚尔培路205号为临时办公地址。社会科学研究所设立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制学四组。陈翰笙为社会学组主任,王际昌为专任研究员。特约研究员有陶孟和,助理员为王寅生、罗志如等,后又添聘张辅良、廖凯声、李澄、徐燮均、张稼夫、夏之骅等。(17)《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第296页。社会科学研究所一成立,就进行了“江苏农业调查及上海社会调查”“北方各省农业调查”以及“长江各省农业及社会调查”。“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是上述调查的重要项目之一。1929年1月份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务会上杨瑞六、王世杰、杨铨便讨论了《陈翰笙农业经济调查计划书》,但认为“分区调查事以后再议”,并称“王寅生君缓聘”“如陈君此时不能来所办事则聘为特约研究员”。(18)《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一——第十四次所务会议议决案汇录》(1928—193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393,卷号:1275。

后来因办公空间狭窄,1929年2月社会学、经济学两组一同搬迁至上海福开森路378号。当时已完成的研究工作为陈翰笙和王寅生合著的《黑龙江流域中的地主和农民》,陶孟和与曲殿元的《杭嘉湖农业调查》也在同步进行。无锡农业调查列入了1929年的计划,预备在暑假期间完成。无锡农业调查即为我们所说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为了开展调查,陈翰笙大力聘请了一些年轻人才,比如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等人。(19)参见孙小礼:《陈翰笙与中国农村研究》,《民主与科学》2012年第3期。5月份第三次所务会上,陈翰笙已经参加,另外还有杨铨、杨瑞六、王际昌。(20)据称,陈翰笙来到社会科学研究所后,“便找来许多进步青年,像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的薛暮桥、钱俊瑞、王寅生、孙晓邨、张锡昌、狄超白、骆耕漠、吴大琨、陈洪进、秦柳方等,组织他们去农村做社会经济调查,依据实地调查的统计材料,来分析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后来还有孙冶方,但他“只能作为一个临时雇员参加工作”。出自邓加荣:《孙冶方传》,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会议决定本年7月份实施农村调查及上海社会调查,经费定为每月至多为各一千元。(21)中央研究院“除临时经常等费,由国民政府按照预算发给外,另由本院向政府请拨研究基金二百万元,期于两年内募足,此项基金,永远只用息不用本”。见《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晨报》1928年4月18日,第6版。

在第五次所务会议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讨论了本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的问题。十月份举行的第六次所务会议讨论了与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合作条件。参会人有蔡元培、杨铨、王云五、陈翰笙和凌纯声。1930年7月份举办的第十二次所务会议上,明确北方社会调查的经费以六千元为上限。(22)《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一——第十四次所务会议议决案汇录》(1928—193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393,卷号:1275。

调查地点的选择按照计划有三处,即江南、华北和岭南(分属于长江、黄河、珠江三个流域)。在陈翰笙看来,这三个地方是工商业比较发达且对农村经济影响较大的地区,如果了解了这三个地方的生产关系演变,那么就可以对中国整个社会有一个全面的准确的认识,从而能够认清中国社会特点及演变逻辑,并进而找到社会进步的对策和方略。

无锡能够进入调查视野,主要在于无锡工商业资本最发达,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固然更发达,“但只是一些外国资本的市场。”(23)廖凯声:《社会科学研究所无锡农村调查记略》,1930年2月,《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1930年第1卷第8期,第9、11页。此外,无锡耕地零碎、田权复杂,每户耕田大多只有三、五亩,常分散在四五处地方,每处田亩只有几分大小。这样零碎的耕地又往往为两家或三家所属有。社会生活中借贷、押当、起会、放账等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在农村中颇具势力,十分之八九的农户都负有债务。因战争和农村骚动的影响,乡村资本愈益趋向城市,农户借贷更加困难。(24)廖凯声:《社会科学研究所无锡农村调查记略》,1930年2月,《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1930年第1卷第8期,第9、11页。这些都构成无锡调查的理由。

中研院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调查北方农村,原拟在山西大同举行。后由于时局关系,改赴保定。(25)《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1930年第1卷第12期,第83页。当然,调查团对选择保定(清苑)也很满意。因为“以清苑之农村经济颇足代表河北平原区域之一般状况,亦可称华北农业兴盛地方之代表区”。(26)《农村经济调查团到保定分期调查各农户,干事陈翰笙谈该团任务》,天津《大公报》1930年6月5日,第5版。在初到保定时,陈翰笙也谈到保定“颇足代表河北平原一般状况,故特来保从事调查”(27)《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调查员训练已竣,分四区开始调查》,天津《大公报》1930年7月19日,第5版。。

对于选择无锡和保定作为调查地点,参与第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张之毅有过较为全面的论述。他认为:“保定和无锡两地一北一南。保定在华北平原,是冬麦杂粮兼棉花的旱作物区。无锡在长江以南下游,是水稻、冬麦兼蚕桑的稻作区。两处正代表全国北部和南部(边疆除外)的主要农作物区的情况,即均以粮食生产为主,同时经济作物有一定的发展。解放以前两地都是商品经济较发达,殖民地化过程较深的农村。保定是京广铁路沿线的一个军事重镇,工业不发达,但商业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天津、北京两个大城市较邻近,东有水路交通联接华北重要海港天津,北面有铁路交通联接内蒙、东北,西面可通西北,商业比较发达。保定的小麦、棉花均是商品性很高的作物,粗粮不足,要靠山西、内蒙、东北等地供给。保定属于全国著名的高阳手工织布区,农村副业相当发达。无锡是丝织、棉织以及其他轻工业均较发达的城市,也是长江下游南岸一个重要米市,水路北有长江,南有太湖,陆路有沪宁铁路及公路等,交通极为便利,并邻近全国最大海港上海以及南京。无锡农村的茧、丝和小麦均是商品作物,稻米也有部分当商品出卖,农村副业也极发达。……由于这两个农村位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距离海港较近,农村商品经济比较发展(达),受帝国主义和商品经济的影响较早较深,殖民地化加深过程较早。这两地农村极易反映旧社会在殖民地化加深过程中的发展趋势。因此1929年、1930年的调查选定这两个地点,是有意要在南方和北方选定两个商品经济较发达,殖民地化过程较深的农村,论证:第一,资本主义能不能发展?如果在这两个商品经济发展的地方,农村资本主义仍不能发展,其他农村就更不能发展;第二,如果农村资本主义不能发展,那么在殖民地化过程加深情况下,农村经济发展前途究竟怎样呢?总之是想通过调查,论证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趋势及其命运。确定了这两地农村的社会性质,就可以概括全国的社会性质了。”(28)张之毅:《关于无锡、保定两地农村调查工作的几点体会》,1958年8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藏油印本,第2—5页。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展第三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时,当时的调查者之一朱文强记录了陈翰笙关于再次调查的谈话。陈指出,无锡、保定这两个地方没有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所以调查的是革命以前的情况,不像江西、湖南土地革命如火如荼的地方。河北、江苏两个地方代表的是旧历史,是封建官僚体制下农村经济的面貌。另外,这两个地方没有军阀,因此对农村的榨取也没有那么厉害。基于这两点,我们认为它们是代表民国初年至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的面貌,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他们是具有历史代表性,甚至可以代表300—500年。(29)1986—1987年间某次李炳俊拜访陈翰笙时,陈翰笙在谈话中提到了这一点,朱文强对此进行了记录。

具体的调查方法,则是从每省内选定农业最繁盛、工商业最发达的一县为调查地点。在这一县内用初步的经济调查去决定几个区域。在各区域内,又选定一定比例数的农村以为代表。在这样的代表农村中,每一村户都仔细的完全的挨户调查,以避免村户方面的“一种无所为的疑虑”。选定村与邻村的中心市场,“加以概况调查,借资参考。”(30)陈翰笙著、陆国香译:《中国的农村研究》,《国立劳动大学劳动季刊》1931年创刊号,第3页。

三、无锡的调查

无锡调查从1929年的7月初开始,至9月底结束,历时近3个月。(31)《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第307页。7月初,调查团在无锡城中崇安寺小学设立总办事处,由北京大学无锡籍学生王寅生主持常务工作,陈翰笙则常来无锡指导、检查。调查团下设4个调查组,分别由张稼夫、钱俊瑞、秦柳方和刘端生担任小组负责人。(32)我们看到的资料是王寅生、徐燮均、钱俊瑞、秦柳方分别担任组长。但学者们的回忆都认为是张稼夫、钱俊瑞、秦柳方和刘端生担任组长。每小组中都有文书、会计、交际和调查员,文书、会计、交际均由调查员兼任。总办事处也有文书、会计、交际、交通的分工。

据廖凯声、秦柳方等学者回忆,共有45人参加了无锡农村的调查。这些人大多数是生长在无锡或邻近各县的,对该地区语言和风俗较为熟悉,给调查带来很多便利。45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国立北京大学、劳动大学、上海政法专门学校等研究农业或社会经济的毕业生或肄业生,三分之一是当地小学教员或者从事乡村改进、工人教育的工作人员,另有三分之一是该县高级中学肄业生。他们在调查中分工协作,一般的入户调查由中学生担任,小学教员由于语言便利且对当地情况熟悉担任沟通交流工作。大学者除了兼做调查员外,还会指导调查工作。(33)廖凯声:《社会科学研究所无锡农村调查记略》,1930年2月,《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1930年第1卷第8期,第11页。据张稼夫回忆,调查还有同济大学、无锡师范的一些学生参与。(34)张稼夫述,束为、黄征整理:《庚申忆逝》,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页。

秦柳方回忆参加调查的有辛梅羹、张汉杰、章汉、董毓秀、相鸿德、秦含章、钱兆熊、殷秋松、沈育德、吴士英、张志澄、李澄、万金生、姚纲章、曹孟良、徐燮均、诸宝楚、吕斌、任应全、谷仲甫、张锡昌、薛暮桥等。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藏的资料中看到了一个40人的调查名单。(35)此名单直接体现了各调查人员对调查村的工作分配。但限于篇幅问题,此处仅列出各调查员姓名和参与调查村落数,调查员姓名后括号内数字即表示其参与调查村的数量。具体情况如下:谷仲甫(7)、钱昌炽(7)、章汉(6)、张汉杰(6)、董毓秀(6)、钱锡昌(6)、吕斌(6)、任应淦(6)、刘怀溥(5)、殷秋松(5)、钱兆熊(5)、辛梅羹(5)、刘端生(5)、沈育德(4)、吴士英(4)、张志澄(4)、蒋志达(4)、万金生(4)、曹孟良(4)、杨曾盛(4)、钱俊瑞(4)、秦柳方(4)、诸宝楚(4)、李澄(3)、姚纲章(3)、徐燮均(3)、陆康祺(3)、吴长祖(3)、张其楠(2)、朱若淇(1)、惠迪人(1)、秦含章(1)、杨洪德(1)、廖凯声(1)、吴云鹤(1)、杨鸿君(1)、秦柳山(1)、黄一生(1)、乐领台(1)、王寅生(1)。王寅生由于负责全面调查的运行,仅参与了小沙头村的调查,其他人员参与调查的村落数基本反映了个人参与调查的深度和工作量。其中,不见薛暮桥,也找不到孙冶方的名字。张稼夫回忆说,在后期整理调查资料时,薛暮桥(当时叫薛雨林)、孙冶方(当时叫席勉之)和姜君辰才参加。(36)张稼夫述,束为、黄征整理:《庚申忆逝》,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页。

调查人员中,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张锡昌、秦柳方等为江苏省立第三师范的校友。(37)政协无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无锡文史资料》第6辑,1983年11月,第3页。殷秋松来自江苏省立无锡中学,诸宝楚是上海国立劳动大学的学生,任应淦当时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王寅生自无锡师范毕业后,考入北大。为吸收其他调查的经验,调查团从南京金陵大学聘请王立我(该校农业经济系毕业)担任技术指导,他经常住在县城。(38)秦柳方:《云海滴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正式调查开展之前,调查团对调查员进行了培训。据称,陈翰笙“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调查人员。为了这个目的,陈博士逐章逐节地给他们讲解《资本论》和其他有关的革命理论著作。”(39)邓加荣:《孙冶方传》,第69页。一般而言,调查组在调查之前先集中到一起,学习讨论几天,主要是了解调查目的,熟悉调查表格和调查方法。(40)秦柳方:《回忆1929年无锡农村调查》,《秦柳方选集》,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453、452页。

这次调查属于典型调查。因此必须择代表性的村庄。择村标准有以下几条:(一)普通村:各类农民地主之分布,无特殊情形;无大宗特产(所谓特产,指非全县的普通农产而言);富力中等(以在该乡中的地位而言);户数中等(以在该乡中的地位而言)。(二)特殊村:(甲种)具有普通村的各种性质,但近城郊者。(乙种)具有普通村的各种性质,但近工厂者。(丙种)具有普通村的各种性质,而全村有工作能力的成年男子30%以上出外工作,或经商者。(丁种)具有普通村的各种性质,但户数60%以上为自耕农者。(戊种)具有普通村的各种性质,但户数60%以上为佃农者。(己种)具有普通村的各种性质,但全村自身耕作者的60%以上为雇农者。(41)秦柳方:《回忆1929年无锡农村调查》,《秦柳方选集》,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453、452页。

基于上述标准,调查组根据自耕农、雇农、佃农、工人、商人的多少,在无锡农村选出普通村 9 个、特殊村 13 个,共 22 个村展开调查。(42)《各地乡村运动消息:乡村调查:无锡》,《村治》1930年第1卷第6期,第1—2、1页。这一择村标准与保定是不同的。保定调查主要依据自然条件,而无锡各乡地势水利大都相同,农村中村户地权分化严重。22个村分别为小沙头、唐家荡、曹庄(里)、垮上泾、任巷、白水荡、前章、小房巷、张塘巷、黄巷、龚巷、黄土泾桥、苏巷、张巷桥、东吴塘、西大房、前刘巷、邵巷、阳湾(里)、周家桥、新开河、毛村。但据王寅生的说法,22个村不包括小沙头,有探花墩。(43)王寅生:《稻田的亩的差异表:无锡22村》,《王寅生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6—73页。我们还不确知小沙头是否为探花墩。(44)第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时,为了做到对第一次调查资料的心中有数,为新方案的设计提供线索和依据,对第一次调查留下来的无锡资料进行了汇总。共计汇总了20个村,分别为东吴糖、小房巷、邵巷、龚巷、前章、唐家塘、张巷桥、垮上泾、毛村、苏巷、张塘巷、周家桥、白水荡、小沙头、黄土泾、曹庄、西大房、新开河、前刘巷、黄巷。不知为什么没有任巷和阳湾里。当时是无锡市统计局帮助第二次调查者统计的。或许是任巷和阳湾里资料丢失,或者偏差较大,不得而知。无锡调查对22个村进行逐户调查,共计1204户。(45)也有1207户的说法。参见房列曙等:《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专题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4页。“农村经济调查队也像当年的俄国‘民粹派’那样,脱下了西服长衫,穿上了农民的短袄裤褂,打着赤脚,戴着斗笠,深入到田头茅舍,一家一户地去做调查。”(46)邓加荣:《孙冶方传》,第69页。

挨户调查结束后,调查团又通信调查了 55 个自然村的概况和 8 个农村市镇的工商业。很多文章,并没有强调通信调查。(47)如杨丽凡:《含章可贞:秦含章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秦含章为秦柳方之弟,为调查团成员之一);杜松:《1929年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简论》,黄浩然主编:《无锡博物院论文集》,广陵书社2008年版。分村调查的55个村和8个工商市镇没有留下名录,具体情况不得而知。调查所有工作共计用了3个月的时间。如廖凯声所言,两种调查“都得到了详细的记录。”(48)廖凯声:《社会学研究所无锡农村调查记略》,1930年2月,《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1930年第1卷第8期,第9页。也有说是33个分村概况的。(49)《各地乡村运动消息:乡村调查:无锡》,《村治》1930年第1卷第6期,第1—2、1页。

两种调查的调查表均由王寅生设计,分户调查表名为“江苏无锡农民地主经济调查表”,用于农户经济调查;概况调查名为“江苏无锡分村经济调查表”,用于村经济概况调查。工商业概况调查未见有表。分村调查系概况调查,可以了解一般的趋势;至于统计材料的获得,则依赖挨户的周详调查,二者相得益彰。实地调查结束后,还在当地四乡约定了18个通讯调查员,以获取需要补充的材料,也确保了整个调查的完整性。这样近乎完美的调查在当时社会科学界绝无仅有,正像陈翰笙本人所说的:“这种深入到农村最低层的大规模农村调查,在中国是一创举。”(50)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第46页。

调查工作总体上比较顺利,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主要是农户对调查有不同的看法。虽有一些开明人士、乡村教师及村中管钱粮的小会计积极配合,但也经常遇到一些当地的土豪劣绅和顽固分子出来百般地阻挠和破坏,挑起风波。(51)邓加荣:《孙冶方传》,第69、69—70页。第二组在后漳泾就遇到了麻烦。后漳泾是一个贫苦佃农和雇农的村子,调查组三番五次访问均遭拒绝,最后请别村素为他们信仰老者说服该村长辈,调查方才开展。第三组在任巷,少数妇女由于男子的指使出来抵制,嬉笑怒骂,无所不至,甚至用涮马桶的帚子向调查员示威,最后通过当地得力人物进行疏通,才得以开始调查。(52)秦柳方:《回忆1929年无锡农村调查》,《秦柳方选集》,第453、454页。为了让调查能够顺利进行,调查团以中央研究院名义,给无锡县政府去函告知调查事,请求其给予必要的配合。无锡县政府除了函告各局积极配合调查外,还以布告晓谕农民,同时以谕单下发给图董。(53)《无锡市行政局致无锡县政府公函》,1929年7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藏;《无锡县政府谕第二一号:谕各市乡图董知悉》,1929年8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藏。《无锡县政府布告》,1929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藏。

在调查团调查过程中,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女士闻讯,专门到无锡做了现场采访报道,呼吁社会各界都来关心和支持这项调查工作。(54)邓加荣:《孙冶方传》,第69、69—70页。“1929年秋,陈翰笙邀请史沫特莱和他一起到上海西边富裕的无锡滨湖地区去作为期两周的调查”。(55)[美]麦金农(Mackinnon,J.)等著、江枫等译:《史沫特莱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页。据秦柳方回忆,史沫特莱“由上海到无锡,下乡到几个调查点进行了采访,并在外文报刊上进行了报道”。(56)秦柳方:《回忆1929年无锡农村调查》,《秦柳方选集》,第453、454页。这些宣传在当时取得了一定影响。

四、保定的调查

保定(清苑)的调查于1930年5月开始,8月份结束。(57)《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第307页。保定调查由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完成,组织者仍为陈翰笙,主要调查者仍为王寅生等人。(58)北平所隶属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陶孟和为所长,经费相对充足,在调查界声誉日隆,1934年并入社会科学研究所。保定农村经济调查团,由调查员、向导员、办事员,共66人组织而成,办事处设在清苑县城西关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内。(59)《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第308页。66人也有68人之说。调查人员分组情况与无锡相仿,但为了增加工作效率,组长不再兼任调查员。(60)《各地乡村运动消息:乡村调查:保定》,《村治》1930年第1卷第6期,第2、3页。据张稼夫回忆,北平社会调查所也派人参加,其中有该所韩德章等人。参加这次调查活动的还有保定二师石凯福、项世澄以及薛品轩等人。(61)张稼夫述,束为、黄征整理:《庚申忆逝》,第29页。

考虑到“此类调查事业国内举行者尚少、易启一般人之怀疑”(62)《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调查员训练已竣,分四区开始调查》,天津《大公报》1930年7月19日,第5版。,陈翰笙、王寅生以及四个组的组长在1930年6月初即来保定,然后与当地各方联络。调查团“函请河北省政府,令饬清苑县政府及教育建设两局,与保定公安局就近予以充分协助,俾便顺利进行”。(63)《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调查员训练已竣,分四区开始调查》,天津《大公报》1930年7月19日,第5版。此外,开展各种概况调查,以便根据实际情形,制定调查表。所制定的挨户调查表,较无锡大加改良,纸张大小划一,布置整齐,节省总面积三分之一。此外,表格内容多有进步,如田亩的各项农业成本,不以每一作物亩设问,而以每块作物亩设问;人工与畜工不以作物所需总量设问,而按工作之种类分别设问。关于典地、赊账、作物副产、畜养副产等项,亦较无锡表格为详细。(64)《各地乡村运动消息:乡村调查:保定》,《村治》1930年第1卷第6期,第2、3页。

实施好调查的第一步工作是招考调查员。经过筛选,招录48人作为调查员,“均以久居本县乡村、且具中学毕业程度者为合格”(65)《农村经济调查团到保定分期调查各农户,干事陈翰笙谈该团任务》,天津《大公报》1930年6月5日,第5版。,同时又特聘了4人作为向导。与《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66人的调查人员规模稍有差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手稿资料,参与调查人员名单共计为60人。(66)此处与上文无锡调查名单处理方式相同,仅列出各调查员姓名和参与调查村落数,调查员姓名后括号内数字即表示其参与调查村的数量。具体情况如下:徐荧筠(3)、周绍廉(3)、李春林(3)、田福麟(3)、严恒太(3)、张汉升(3)、李庆典(3)、解云阁(3)、权永顕(3)、苏化石(3)、屈子昭(3)、项世澄(3)、王盛五(3)、石耀曾(3)、韩春林(3)、张锡昌(3)、杨惠崇(3)、石凯福(3)、项国治(3)、宋玉海(3)、李生隆(3)、董好书(3)、刘焕然(3)、于航九(3)、王永先(3)、崔英魁(3)、王贞亨(3)、张福恒(3)、李会德(3)、何振英(3)、杨喜芬(3)、刘元宗(3)、石百川(3)、高光斗(3)、□□(3)、张稼夫(2)、何英芹(2)、王英超(2)、张砚琰(2)、戴锡郁(2)、樊怀祥(2)、杜毓章(2)、甄梅(2)、王振酋(2)、张仁(2)、翟振华(2)、蒋桂芬(2)、高会同(2)、闫瑞和(2)、宋培林(2)、赵金堂(2)、王寅生(2)、郑焕明(2)、钱俊瑞(2)、曾汝羹(2)、杨鹤声(2)、刘炜俊(1)、任作新(1)、郑清江(1)、陈口伛(1)。这份名单中某组组长不知姓名,原手稿中也无法体现。为保持原名单形态,也特为列出。延聘初期,很多人都对调查活动表现出了较高的热情。据铁民回忆,六月初旬,调查团内几位主持学者来保定,在几个学校内做了几次关于农村经济方面的演讲。并在谈话中了解到调查人员要用招考的方法延聘。铁民欣然应考,应考的理由有二:(一)从社会的立场出发。中国农民占全民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村经济是全部社会经济的重心,农村是中国社会的主要部分,因而了解中国农民经济生活和农村社会的形态,是生产改造方案的基础。调查便是这项工作的必要程序。(二)从个人的立场出发。参与此次农村经济调查,“是我们准备知能,涵养良好的服务态度,和坚忍精干不避困难的事业精神的绝好机会。”(67)铁民:《调查中国农村经济的我见——参加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的一得》,天津《大公报》1930年9月2日,第4版。

人员准备就绪后即着手培训。7月1日,调查团“由平来保,拟以半载为期,调查此间农村经济状况”,“该团来保之主干人员,为王寅生、陈翰笙(曾任北大教授)二君,及助理员与事务员八人。王之职务为农村经济调查团总干事,兼任北平社会调查所农村经济特派员。”陈翰笙亦任特派员并兼北平社会调查所乡村组主任。(68)《农村经济调查团到保定分期调查各农户,干事陈翰笙谈该团任务》,天津《大公报》1930年6月5日,第5版。培训计划从7月1日开始,共计半个月。主要的培训内容为理论和调查方法。铁民回忆有五十余人考取调查员,“据几位团内负责的先生说,1929年暑天在江苏无锡调查时,没有注意到增进并训练调查员的知识和技术,所以由此而发生的困难,他们很想在这次调查中尽量地避免。”调查员到齐后的两星期定为训练时期,由团内几位主持人员作关于中国农村经济各项问题(如地租、税捐、农产品商品化和农耕技术等等)的讲演,将一些基本的知识向调查员讲授。此外,学员在培训中自由讨论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方面的问题,如地价问题、生活程度等问题。同时培训学员学习测校度量衡、画地图等等附带技术。“至于调查表格,也有几位拟定表格的先生,每天替我们解释,并且提出问题来讨论。”(69)铁民:《调查中国农村经济的我见——参加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的一得》,天津《大公报》1930年9月2日,第4版。

7月20日培训结束,大规模的调查正式开始,分别由各组组长带领组员去各村完成。调查员共分四组,每组有组长1人,主持全组调查事宜。各组调查地点事前由总办公处指定。(70)铁民:《调查中国农村经济的我见——参加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的一得》,天津《大公报》1930年9月2日,第4版。保定(清苑)共计调查了11个村。(71)也有13村之说。疑为笔误。这些村的选择是基于以下程序完成:根据保定乡境、农产物情形之不同,把保定分为四区。第一区是县南境唐河两岸产麦区,唐河夏秋雨水较多,河水泛滥,历年皆然,绝少幸免,这一地区在清苑农村经济上颇具特殊性,画定为第一区。(72)《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调查员训练已竣,分四区开始调查》,天津《大公报》1930年7月19日,第5版。第二区为东南乡,第三区为西南乡,这两个区特点是“麦秋均相若,而产高粱谷较多”。(73)《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调查员训练已竣,分四区开始调查》,天津《大公报》1930年7月19日,第5版。第四区为县城附廓各村,为适应城市生活需要种菜蔬者较多,具有城乡结合地区的经济特点。(74)《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调查员训练已竣,分四区开始调查》,天津《大公报》1930年7月19日,第5版。北乡距离徐水县较近,且无特殊情形,没有列入调查范围。每一个区内选择3—4个代表村,以二百户或者百余户为宜,逐户进行调查,共计划调查2000户。后因为调查接洽便利起见,有几处临时改动。但大体说来,调查的十几个村庄,加上八十多个村的分村调查,已够代表清苑县的一般状况。 但有人提出异议,“普通”二字之意义大概是“足以代表普遍情形”,最初想照此原则去选村,到后来差不多以“人的关系”来决定。对某村有某某调查员是有关系的,为调查上便利起见就去某村,该村是否代表一区中普通情况是很可疑的事情。(75)一健:《调查中国农村经济之困难:由参加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所得到的经验》,天津《大公报》1930年9月2日,第4版。村庄临时更换的情形确实存在,如薛庄取代了樊庄,何家桥代替了徐庄。(76)刘炜俊:《关于农村调查所应注意的几件事:清苑调查的一点经验》,《社会科学杂志(北平)》1930年第1卷第3期,第138页。

每区调查员12人,组长1人,向导1人。每区选择最普通村庄作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和农户抽样四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第一、二两种各自独立,第三、四两种则系补充性质。“据无锡挨户调查之经验,若干事项非每户所能详答,所答含糊,反有碍统计,故在保定,拟作农户抽样之调查。”(77)《各地乡村运动消息:乡村调查:保定》,《村治》1930年第1卷第6期,第3页。调查要求“务期翔确,宁缺勿滥”(78)《农村经济调查团到保定分期调查各农户,干事陈翰笙谈该团任务》,天津《大公报》1930年6月5日,第5版。,调查为期一个月,至8月20日结束。“九月间将所得材料,略事整理”(79)《农村经济调查团到保定分期调查各农户,干事陈翰笙谈该团任务》,天津《大公报》1930年6月5日,第5版。,然后从9月底至11月初,进行各村的分村概况调查,即以整个之村庄为对象,调查手工业问题、农产品商品化问题、赋税问题、雇农工资问题、土地问题等。(80)《农村经济调查团:在保调查已竣,即回平详加整理》,天津《大公报》1930年8月26日,第5版。同时调查“县城与农村经济有关之各行业”(81)《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调查员训练已竣,分四区开始调查》,天津《大公报》1930年7月19日,第5版。如当铺、农具店、粮店、盐店等。(82)《农村经济调查团到保定分期调查各农户,干事陈翰笙谈该团任务》,天津《大公报》1930年6月5日,第5版。

在实际调查中,逐户调查和分村调查一起完成。招录的调查员多系各中等学校与河北大学肄业学生,开学后难以参加第二期工作。加之人数超过原定额数,各组指导员、北平社会调查所亦增派数人来保,“故两期工作乃归并为一期”。(83)《农村经济调查团:在保调查已竣,即回平详加整理》,天津《大公报》1930年8月26日,第5版。据某调查员称,“此次挨户调查者共十三村,俱系各区域之代表村,分村调查者,共八十余村,其忽略之处,亦皆补充完毕”,结果尚称良好,但由于各村农户知识程度低微,“对此种工作,殊多误解,不真确之处,自亦在所难免”。直接调查外,可用间接与侧面考证加以补救。(84)《农村经济调查团:在保调查已竣,即回平详加整理》,天津《大公报》1930年8月26日,第5版。1930年8月底,调查即完全结束。总干事王寅生与各组组长相继返平,详细整理统计所得材料,“遇有较重要之疑难问题时,再行派员来保,覆查真象”。(85)《农村经济调查团:在保调查已竣,即回平详加整理》,天津《大公报》1930年8月26日,第5版。保定调查实际上花了七千多元。(86)一健:《调查中国农村经济之困难:由参加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所得到的经验》,天津《大公报》1930年9月2日,第4版。这与陈翰笙等的预计基本相符,“在清苑调查半年,预计经费需洋万元左右”。(87)《农村经济调查团到保定分期调查各农户,干事陈翰笙谈该团任务》,天津《大公报》1930年6月5日,第5版。

保定(清苑)的逐户调查规模包括11个村中的1770个农户。除此之外,还对72个村庄和6个农村市场做了概况考察。72个村庄分别为四里营、张家庄、康庄、后营、傅村、沙提营、中藏村、东藏村、米阳、固上村、大侯村、下闸、东富庄、五里铺、富昌屯、小激店、小汲村、大祝泽、南刘各庄、焦庄、李家桥、苑家桥、史家桥、杨家桥、何家桥、石家桥、杨庄、吴家辛、东顾庄、南大冉、中冉、魏村、李家罗侯村、齐贤庄、东林水村、田各庄、李八庄、黄信庄、南高庄、大庄、田蒿村、南阳桥、孙庄、孟庄、张家胡同、梁家庄、解小庄、温家庄、徐家庄、全昆、南辛店、牛庄、北邓庄、张登屯、蒋庄、南罗庄、陈吴庄、大安村、西李家庄、段家庄、北和庄、南和庄、大柳树、温仁、半壁店、付家庄、南李家庄、杨家庄、南段庄。(88)名单为69个村庄,按照总数72个计,还缺3个。6个农村市场分别为保定市薛庄、清苑县何家桥、东顾庄、李家罗侯村、南邓村、蔡家营。(89)村庄名单和农村市场名单,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江太新的手稿。村概况调查表涵盖60多张表,各种问答题有130多道。分户经济调查表共有27页,分为41个表,表的内容涵盖耕种、畜养、副业、农产买卖、税捐、田租、借贷、消费,共八大项,每一大项下又有若干小项。分户经济调查表几乎囊括了农家经济的所有内容。

五、后期资料的整理与成果发表

第一次无、保调查结束后,陈翰笙随即着手对大量调查资料和数据进行整理。在第五次所务会议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决议本所用调查员的名义聘请三人整理无锡农村调查的材料,人选由社会学组的主任决定。在第九次所务会议上,又决定社会学组添聘调查员一人,以便整理无锡调查资料。(90)《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一——第十四次所务会议议决案汇录》(1928—193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393,卷号:1275。陈对整理工作也颇乐观,“无锡农业调查。此系陈翰笙、王寅生、王立我三人所计划,本年暑假期内可以调查完竣。如编辑顺手,年内即可出版。”(91)《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第五章《十八年度的研究进行计划》,第237页。

后来,陈翰笙、王寅生和钱俊瑞撰写了《无锡的土地分配与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无锡调查报告)》。(92)邓加荣:《经济学家传奇》,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243页。但报告一直没有发表,后来丢失。后有一些零星成果问世,如陈翰笙、王寅生、张稼夫合著的《亩的差异:无锡22村稻田的173种大小不同的亩》。(93)陈翰笙、王寅生、张稼夫:《亩的差异:无锡22村稻田的173种大小不同的亩》,《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1929年第1号。研究亩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在无锡22村内发现田亩(名义上的土地单位)大小不下173种。……土地所有权,村户中至少有14种。”“土地面积标准的缺乏,农田的分散和农村地权的非常复杂,都很明显的指出一种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94)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汪熙、杨小佛主编:《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5页。后来国立中央研究院回顾十年之成绩时,农业经济部分仅有《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亩的差异》《清苑的农家经济》等,并不见专门报告。(95)《十年来之国立中央研究院》,《京报》1937年5月6日,第7版。《清苑的农家经济》是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张培刚于1935年完成的,张并属于当初的团队成员。秦柳方和钱俊瑞合作撰写了《黄巷农村经济调查与统计》一文,连载在《教育与民众》月刊的1930年第八期和第九期上。这些可视为调查的衍生成果。

清苑调查资料是在上海整理的,并没有留在北平社会调查所。陈翰笙表示,“一俟调查完竣,当即开始整理所得材料”。(96)《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调查员训练已竣,分四区开始调查》,天津《大公报》1930年7月19日,第5版。“在清苑调查所得材料,须一年始可整理完毕,整理后,由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社会调查所联名发行刊物,以供一般研究农村经济者之参考。”(97)《农村经济调查团到保定分期调查各农户,干事陈翰笙谈该团任务》,天津《大公报》1930年6月5日,第5版。

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整理工作无疑不是令人满意的。1933年1月,无锡农村经济之调查,保定农村经济之调查仍没有完成。陈翰笙当时所在的社会学组里,除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外,在研项目还有宝山田产转移之调查,上海工厂中包身制之调查,沿铁道农村经济之调查。(98)《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讯》,《益世报》1933年1月21日,第6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消息》,《申报》1933年1月17日,第9版。后来,陈翰笙离开了中研院,1934年后仅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通信研究员,及中山文化教育馆特约研究员的职务。(99)通信研究员为名誉职位,可以不到所工作。主要工作是为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太平洋国际学会组织中国烟草区之农民状况的调查团。其间他曾多次往返日本收集农业经济之史料,特别关注对外贸易与内地农村经济之关系。(100)《社员消息:陈翰笙》,《社音》1934年第2期,第1页。1936年4月底5月初,陈翰笙自苏联转去美国,在纽约任太平洋学会《太平洋事务》季刊编辑。(101)薛葆鼎:《〈陈翰笙传略〉的资料》,薛葆鼎手稿本,第20—21页。在太平洋学会期间,陈翰笙与邱茉莉合作编纂《农村中国》(Agrarian China)一书,并在其中部分发表了他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展无锡调查时完成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和无锡土地产权调查报告。(102)范世涛:《陈翰笙、〈农村中国〉和中国农村派的国际化:全球视角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比较》2019年第6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208—225页。这些报告作为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的外延性成果,虽然保留了这次调查研究的部分内容,但由于客观现实环境的限制致使核心调查报告丢失,仍是不小损失。

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的历史意义仍不容忽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陈翰笙组织的农村社会调查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论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到了配合作用,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0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本文对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缘起和目的、调查立项过程和地点选择、无锡和保定两地调查实施过程等历史场景进行了深描,对这一调查活动的历史细节进行复原和梳理。研究认为,陈翰笙组织的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强烈的现实取向和密集的理论准备,同时还在地点选择、人员培训方面进行了周详筹备和部署。陈翰笙组织的农村社会调查团,通过深入到农村最基层的大规模调查,以现代社会科学化的“语言”和方法论证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阐述了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到了配合作用,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外,这些调查活动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创举,同时在农村调查实践中诞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些学者由此成为学术中坚,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研究文献和史料,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历史特征,理解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均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