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柱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念? 恪守什么样的文化品格? 塑造什么样的民族性格? 培养什么样的生命理想? 这些都是“立德树人”需要思考的核心议题。对于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于一身的中国武术而言,它饱含着“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1];践行着“求真向善尚美”的育人指向[2];深蕴着“铸魂育人”的文化优势;彰显着“锻炼行道,练以成人”的价值取向[3]。2021 年全国普通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武术)、全国学校体育联盟(中华武术)共同发出的《中国武术教育倡议》,提出了“树立武术德育新标杆、探索武术智育新方案、打造武术体育新样态、提升武术美育新境界、开辟武术劳育新路径”的号召。中国武术何以立德、何以树人,不仅需要明确中国武术自身的“定位”“优势”“取向”,更需要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从古典道德谱系中汲取滋养和接续力量。研究尝试以“三达德”之“勇德”为切入点,以儒家往圣先贤对“勇”所做“质”上之论进行挖掘、整理,期许梳理出武术“勇德”的文化意蕴,呼吁恢复与重建一种与时代相契合,与“质”相称的武术教育资源。

1 勇德的历史形成:从“自然德性”到“道德勇气”

古往今来,中国人的道德品质有着极强的延续性,仁、智、勇便是其中延续千年而未衰的核心组成,三者统一于中国人的道德品质中,被称之为“三达德”。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今天的“勇”似乎越来越背离“德”的轨道,甚至有被心理学收编的趋势,“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的道德标准与古典传统的道德谱系产生了严重的断裂”[4]。原始时期的“勇”为一种自然之“勇”,是保护自己、保护同类,以及抵御自然风险、外部侵略的一种精神力量,表现为人的自然天性,是一种不受外部文化制约与约束的勇武精神和无所畏惧的开拓生存领地的精神力量。当人类步入伦理社会,“勇”作为一种道德德性被赋予了文化的道义内涵,逐渐被提升为一种道德范畴。由此而来的敢作敢为、敢于担当、敢勇当先以及浩然正气、阳刚之气、正气凛然等,一并成为了“勇”的德性范畴,有了勇敢与勇气之义。对于“勇”的德性意涵可参见表1。

表1 “勇”的德性意涵Table 1 The virtue meaning of Yong

从“勇”的思想谱系来看,由孔子的“好勇疾贫,乱也”,至孟子的“好勇斗狠,以危父母”,再至荀子的狗彘、贾盗、小人之勇。这种“勇”不为强众,不知是非;这种“勇”倾于权,顾于利,为事利,无辞让,果断而振,唯利是从。“勇”最早见于西周甲骨文,本义指勇敢、有胆量。原始时期,人们处于前伦理社会,常常处于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这个时期的人们唯有依靠自己,依靠最为简单的、直接的、最为率直的勇敢,才能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以及他们珍惜的土地与财产。这时的“勇”与德性无关,它受激情或者情绪直接支配,缺乏是非与判断之心,勇在行为中皆为追求利益与荣誉。这时的“勇”为血气之勇,“它建立在世俗的目标追求上,建立在虚假的价值判断上,易受外在所处环境的影响,易受无节制愤怒的驱使,是一种被动的、缺乏自我主宰的主体行为,具有某种不顾的文化特征,逞强、暴力、狂妄、愤怒是主要形式。”[5]荀子在《性恶》篇中将“勇”分为了上中下三勇,下勇轻身重货,狂妄自大,凡事皆争强好胜,即使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中勇行正身,受礼法之约束,能够辨明勇敢的假象,比血气之勇更进一步,但缺乏行为者主体的自觉和自愿性;上勇为安身立命之勇,是对“真善美”的精神建构,是仁义之勇的实质追求,它与国家道义相关,其意义大于生命本身,与孟子所谓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君子人格一脉相承,是一种根于心灵的坚毅力量。

从最初的作为自然德性之勇,到后来的作为道德德性之勇,“勇”之义并未被全面洞揭。随着时代的发展,“勇武”之力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即使德性之勇也仅仅是一种特殊的道德德性。这时道德德性的“勇”关涉的仅是人的某一种行为和性格,而随之而来的道德勇气则关涉到人的整体修养与境界问题,它是“勇”的时代产物,更是“勇”的进一步延伸与拓展。作为道德勇气之勇在现代社会中是激发人道德行动的内在意志力量。所谓“天下之中,敢直其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仁由己”等,皆是强调修身旨在成德、成人,强调要有自我革命、改造自己的勇气,也就有了“夫君子之学,求以变化其气质焉尔”的漫长而艰难的内在超越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勇就已经超越了勇敢、勇气的单一范畴,而是实现人的道德范畴的内在力量和心理勇气,可称之为道德勇气,它是有利于个体成就其他德性、完善人格的核心德性。

从字源意义看,“勇”从于力,更从于心,是身体向心理的不断延伸,强调力大敢为与勇武体魄。所谓“勇者,气也,气之所至,力亦至焉;心之所至,气乃至焉”[5]。“勇”从行为上的勇力、勇武,逐渐走向心理层面的意志品质和胆大勇武,这是一种源于自然本性的未经修饰的自然德性,即血气之勇。无疑,“勇作为一种自然德性,它有利于个体自身与群体的生存。”[6]这时的“勇”不是指道德之勇,抑或是有内容之勇。战争年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勇”武备受推崇,它是决定战斗胜负的重要方面,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重要力量。不过自然德性之“勇”缺少道德的指引,缺乏道德的教化和自觉。正如孔子所言“勇者不必有仁”[5]。所以,相较于前伦理社会,伦理社会中的“勇”被重新进行了重构,具有了道德意蕴,为了匡正社会道德,从伦理传统和社会正义的视域对“勇”进行了阐发,“血气之勇”逐渐走向“仁义之勇”。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武术之“勇”与“勇德”必将得到进一步融合、深化与阐发。

2 中国武术“勇德”思想的三重意蕴

武术之“勇”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形意拳古拳谱》云:“仁、信、智、勇、严,缺一不可。”[7]《八卦拳学》云:“大英雄智勇兼备,亦必明于数学之理。大技艺家格物致知,亦必先明于意气力之用。”[8]这里的武术之勇无不与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相连,亦与意、气、力等内在质地互为表里。根据武术“勇德”的养成逻辑和自身的独特性,可以继续从心性之勇、气力之勇、仁义之勇三重维度来深度解析这种合于德性的武术之勇。

2.1 心性之勇——“敢直其身,敢行其意”的德性之维

武术之“勇”由“心”开始。因为,“拳术与心性、心体与道体是不二的整体,即拳即心、即心即道是中国武术‘功夫即本体’的技道并建之体现”[9],“勇”与“心”相连。有学者指出:“将怒而握拳的本能性动作拳术化,不仅起步于人类‘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光谱的某一光区,也在‘怒’之情的深描中着力克服‘惊恐’之情,培养人之勇气。”[4]勇由心始,“以生训心”使得“心”总能超越现实之规定,充满了生命可能性。正所谓“灵而觉,性之始也;能而成,性之终也,皆人心主之。”[10]“心”的主宰性、能动性,决定了“心”可以统领“性”与“情”,“心”具有“思”的分析与判断的自我调控性。就工夫实践的具体展开而言,“应事”与“体道”皆源于“心”的回应与统摄。这种“心”的回应与统摄使得习武者时刻“切诫逞血气之私,有好勇斗狠之举”。这里的勇德为一种持守正念,内外于心,外化于行的实践过程。对于此,孟子论心性修养工夫的“四端之心”就极具说明性。“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11]孟子“即心言性”足以说明了“心”乃是成就道德的基础、能力与根基,能否“明心”与“养心”是道德判断力的关键之所在。对于武术“勇德”而言,“勇”之“性”是行为实践的潜能,是扩充存养的结果。孔子所谓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说的是这种“由心见性”的心性之勇;孟子所谓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说的是这种“由心见性”的心性之去勇。这些都说明了“以生训心”的重要性,改变人性需要从人心入手,勇德的工夫主线更需要聚焦在心上做工夫。

武术中有所谓“八打八不打”“拳不伤人,械不取命”“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武德润身,健体强心”,都是在强调勇武的身体行为需要以德润身,需要由心而起,时刻提醒着自己什么可以打,什么不可以打,什么样的人可以传授功夫,什么样的人不可以传授功夫。“心”之所以成为“德性”的追问对象,其出场可被视为来自对“德”的进一步反思。相对于“德”,心是次级的观念。正所谓“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真知,以求自慊而已。”[12]从主体性之“心”的视域考察,吾心为天地万物之灵者,“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的行为实践皆源于吾心之听、之感,思虑皆以道动。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心”即为一种“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13];一种“根心生色,睟面盎背,四体不言而喻。”[11]。从“勇”的心性论来看,“勇”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来自于“心”。所谓“勇,志之所以敢也。”[14]作为一种内在于“心”的稳定的品质,它表现为一种正视软弱、克服困难、摆脱恐惧的毫不畏惧的气概。如此才有了历史上大诗人王勃写下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精彩诗句,以及陈涉揭竿而起笑谈“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豪情壮语。不论是青云之志,还是鸿鹄之志,表达的都是“直性为真,内外一如”的精神品格。从德性成就到伦理实践的双重维度看,“敢直其身,敢行其意”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格塑造,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5]这种“敢行其意、敢作敢为”的直性为真的心性之勇在武术中即是一种“该出手时就出手”恰到好处的有“度”审慎状态。

杨国荣在《心物、知行之辨:以“事”为视域》一文中指出:“心与观念性的存在形态和观念性的活动相涉,包括意愿、感知与思想等,其引申状态关乎理想、蓝图和价值取向等。以意识、精神为存在形态,‘心’具有意向性,在判断中会有某种东西被肯定或否定,唯有在‘心’之中,概念才能获得实际的认识与评价。与‘心’之本然机能向现实能力发展一致,‘能知’也总是经历从潜能到现实能力的转换。”[16]武术之勇亦是一种以“事”观之的心理过程,它与观念的意念、感知与思想有关。所谓“习武千条戒,最戒嫉妒心”,所谓“荒惰、矜夸、躁急、太过、酒色、狂妄、诉棍、假正、轻师、欺小”的习武十忌,这些都使得习武者的身体行为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所以拳谚说“心偏拳不正”“心正德高,武艺能高”“心性之勇”不仅是观念性的存在形态,还是观念性的相关活动,这种意向性的心性之勇在价值判断上善恶分明,在面对羞耻、懦弱、恐惧时,会表现出亦知亦行的认知和实践之维,即“敢直其意、敢直其身”的精神品格。它在行为决断时表现出“果断”,在行为过程中会表现出“坚毅”,这些都不是“无所畏惧”,也不是“胆大妄为”,而是怕其所怕,不怕其所不怕。习武之人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长虑顾后”,还是社会领域中的“天下之大虑”,都会表现出理性的自觉,所谓“非孰修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人固然有自发的情与欲,但人之为人的根本特点,体现于自觉的理性活动及自觉的规范和依循。这种“心性之勇”是一种自觉的人生“修为”,它需要外在的社会规范的制约,更离不开人内在理性的思虑与价值选择的提升。

2.2 气力之勇——“浩然之气,勇武之魂”的生命之维

《说文解字》对于“勇”的解释为“勇,气也。从力甬声。”[17]这里的勇表示气之所至与力之所至,气力之充于体。在中国武术中“体气可知劲力之变化,用气而知攻防之转换,气是因感而在的实象,体内的气韵生动,可感通天地之气。”有学者指出:“中国武术的每一招每一式皆有象,凡象皆有气,式的象与气异名同谓,也就是说武术的式之象是以气为其机动的活体,堪称生机盎然的‘气之象’,气聚而式生。”[18]有“气”即为有“象”,那么勇气也就成为了“气”的另一身体之“象”。蔡龙云指出:“善搏者,以勇为先,以气为决。”[19]勇敢即勇气,有没有“气”就会直接影响到“勇”的生成与可能。也就是说精神性的“志气”只有走向气力之勇,才能真正做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虽禄之以天下,穷至于匹夫,无所损益也”的人格境界。朱熹在其理学构架中对“气”有着独特的诠释,认为“气”可以有着积极的面向,即血气向浩气的转变,即“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气,即所谓体之充者。”[11]“气”并未不同,血气之气与浩然之气皆源于天地之气,相对而言,浩然之气是配有义理的血气之气。如何从血气转化为浩气,《朱子语类》写道:“持其志,无暴其气,内外交相养。盖既要持志,又须无暴其气。持志养气二者,工夫不可偏废。”[20]因此,养浩然之气要自内而生,内外交相养。

所谓“至大初无限量,至刚不可屈挠。盖天地之正气,而人得以生者,其体段本如是也。”[11]古人认为,浩然之气与天地之正气本无二致,皆是至大至刚的,是刚果所见,如长江大河,浩浩而来也。在这里,刚果的浩然之气,无不与刚勇、气魄等实践向度密切相关。若慈善柔弱底,终不济事,道理,须是刚硬,立得脚住,方能有所成。《朱熹浩然之气、道德认知与道德勇气述论》一文中指出:“浩然之气具有道德实践能力,就是说勇气自身不具备道德价值,只有‘道德勇气’才是道德意义上的美德。它强调‘浩然之气’的‘道德之勇’,有此浩气,皆可以推动实践者能够自觉践行积极有为的一面,做到既有刚果之见,更有勇气之德的道德实践主体。”[21]敢作敢为、敢于担当,具有一身正气、一身浩气的道德主体才会真正到来。武术人以练为手段而在身体上开耕体能,体悟行道,无不强调“气”的身体实践。所谓“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气在这里就不仅仅是功夫之气,更是精神之气,勇武之气,浩然之气。

《孟子·公孙丑》对浩然之气这样描述:“子好勇乎? 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11]通俗而言,训缩为直,只要内心充实,有了理直气壮、踏实不虚的心态,勇武之气便油然而生。正所谓“仰不愧,俯不怍,则其气自直,便自曰长,以至于充塞天地。虽是刀锯在前,鼎镬在后,也不怕!”[20]武术中讲的聚气、化气、炼气、敛气、沈气等都是在养气,气是劲力、身法、精神的内在之物,至精至微,以“鼓荡之气”充之于习武者身体之中,可见浩然之气正是一种充实之气。如果我们客观全面地理解“浩然之气”就会发现,它是一种真诚对待事物的态度,一种充满生命势能的,具有勇武气魄的“塞于天地之间”的凛然正气,有如许之气势,对于道德实践主体而言,定是“勇而无虑,直养无害”地对待身边的所有事与物。养浩然之气是道德践履之事,并非神秘不测,它养的是一种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精神之态,从而在内心之中形成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意志。“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对不畏困难、勇往直前、发愤图强等主要内容的涵盖,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美好的未来、崇高的理想做铺垫。”[22]这个过程,要持有正确的人生态度,以志养气,做到“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人格。要以浩然之气为充,以勇武之魄为臬,是一个“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的成人过程,它会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起到化育之功。“在这个意义上,‘尽心’和‘养气’作为同一功夫实践过程的两个方面,必定是‘心态’和‘体态’的表里共建,是身心呼应的内外一体”[23]。作为“浩然之气,勇武之魄”的大丈夫人格即是对传统文化“内圣外王”之道的呼应。

2.3 仁义之勇——“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君子之维

我们知道,“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最早的武德界定,将武指向了“济天下”的大写之“仁”、大写之“义”,以至于后世武术人无不以此为旨,以此为要,逐渐形成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武勇之德。“‘仁勇兼备’‘智勇双全’等均是武术给予‘勇’的定位,即‘勇’与‘仁’‘知’分不开。”[24]先秦诸子对儒家勇之观念的诠释较为透彻,认为有仁、有知、有勇,三者能够合一,才能真正成为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君子。如果说“心性之勇、气力之勇”还不能深揭“勇德”之真意的话,那么,“仁义之勇”的推出则真正成为了“勇德”的核心要义,抑或是形而上的道德支撑。强调指出的是“这种‘仁义’不只具有一般的道德伦理色彩,还是高扬道德人格的根源,具有能够塑造独立人格的内在道德能力,激发行为主体去践行道德伦理。仁义之勇使‘仁’所蕴含的动力之知与‘勇’所蕴藉的行动力量紧密联系,共同为道德实践服务。”[5]这里的“不惧”是勇的表现形式,正所谓“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25]这是君子之德的多种表现,其中坚刚而不屈、折而不挠皆是勇的本质特征,但这些勇之本质是建立在温润而泽的理智德性的实践指导之上完成的,因为古代君子之德与“勇”是密不可分的。

张再林在《身体哲学视域中的“为仁由己”》一文中对于“仁”的可能性存在,以及实践的功夫论过程,无不强调生命在这种时空统一的境遇性实践中所彰显出的真正的主体性价值和实践智慧。“仁不是外在独立的理念,更不是某种先定的秩序,而是一种生命本质的体现,‘为仁由己’最为可贵之处就是其身体力行之初衷,在道德实践中,行为主体能够做到因时制宜、见机而作,自觉和能动地不拘一格与经时权变。”[26]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仁义之勇”是一种真正的“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的“经时权变”的道德勇气和道德能力。所谓“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俱,其行道理也勇。”[25]意思是讲,道德实践主体也有畏惧之时,只不过这里的畏惧是针对的避辱、避耻。表现出身体的义理化,即“有所为,有所不为”,是身体的血气功能仁义化、理想化,为道德生命的检测带。“成人”是一个情感制裁的修身过程,“无耻之耻,无耻矣”,在这个过程中,耻辱不断地调试着实践主体返回“诚意”以及“仁义”的真实状态,勇于面对“过”是勇者的本真世界,能够知其错,知去错,并积极地面对,发挥自我判断的能力。有仁者必然有勇,有仁者必然有智,仁智合才能体用一如。因为仁者无智,就会不得其道,强调的即是立人之道,曰仁和义的意义所在。为什么会这样说,在于“仁”与“义”的“一阴一阳”,其中“仁”为道之体,“义”为“仁道”之勇。三德之所成,就在于以仁守之,以义用之,以智明之,以勇行之的内在运行机制。

万籁声先生说道:“非忠义纯笃者,难得有大造就”。少林武术也规定“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仁义之勇将武术导向了一门成人的学问[2],蕴涵着一种“锻炼行道,炼以成人”[3]的文化实践。《成德立人:“仁”的实践性》一文中对于如何“成人”,以及“成人”与“成仁”的内在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从道德人文主义出发,‘成人’的最高成就即‘成仁’,它蕴藉于一种至诚测坦的生命情感和执礼守中的实践理性。”[27]所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15]表明了,不论是“成人”还是成为“君子”都要从自身做起,从切己处体认之、实践之。真正的勇者,坚持“生得光荣,死得其所”,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能够坚持正义立场,坚守志向,保持节操,当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危急之时,能够挺身而出,不计个人之得失,奋勇向前,保全民族之大义。这里的仁义之勇即是一种“为善”的道德力量,弘扬与培育这种道德力量,不仅可以提升国人的人格修养,即独善其身;更是可以净化社会风气,即兼善天下,真正推动社会之发展。

3 中国武术“勇德”对于“立德树人”的当代启示

民族之希望,国家之富强,需要有“高瞻远瞩,追求远大目标”的年轻人,需要有“有畏惧心,有羞耻感,有良知,有天下情怀,勇敢承担社会责任”的年轻人。培养这样的年轻人,重塑身体教育起点,夯实野蛮其体魄教育理念,厚植英雄精神的育人沃土,应该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3.1 重塑“身体作为成长的教育起点”的武术本体认知

武术“勇德”与西方传统坚持的“美德即知识”的“唯心是从”的伦理学不同,它并没有停留在心理认知的知识层面,而是将知识与力行合而为一地自觉践履。武术教育中不论是心性之勇、气力之勇,还是仁义之勇,都以“身体力行”为其中心之旨。验于身心,才能体而行之,强调的是“重之以体验,使可见之施行”;强调的是“惟独而自,则聚天地民物精神而归之一身矣”[28]。基于这种“以身为本”的真正开显,使得“体育为本”“体育优先”的身体意识教育成为了中国教育思想的应有之义。《颜习斋先生言行录》中对于“身而实之,身而习之”的“学自六艺为要”[29]进行了卓有见地的解读。指出了育人、成人应该以强身健体为旨,与那种“坐而论道”的传统时学不同,它强调六艺行实,行实则德成。强调,健人筋骨,才能和人血气;健人筋骨,才能调人性情;健人筋骨,才能长人仁义。与此同时,颜元更是将“格物”之“格”训为“攻防格斗”之“格”,训为“手格猛兽”之“格”,训为“手格杀之”之“格”,实为勇武精神之教。这一切使得颜元的教育思想都以“身学代心学,动学代静学,实学代虚学”为其根本之道。不仅是对“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的力拨,更是对“口耳之学”的彻底颠覆。从一定意义上讲,“身体作为成长的教育起点”在古代看来,就是“日进日精”的修身过程,就是“锲而不舍,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自强过程,就是“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的日益精壮的大生命过程。

作为中国武术原点的中国古代身体教育必然是那种“阴阳和合”之道的教育,“其所理解的‘动’必然是那种动中一定有静之动,其所理解的‘刚’也必然是那种刚柔相济的‘刚’,其所理解‘强’必然是那种不凌弱之‘强’,其所理解的‘胜’必然是那种胜不骄败不馁之胜,如此而已,岂有他哉。”[30]我们看到的并非是“胜者为王败者寇”之以成败论英雄,而是对“胜而不武、败而不辱”的君子风度的集中体现。“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未可知也。”[31]道出了身体作为教育第一性的重要意义。故此,有学者提出:坚持“拳勇”可悟圣学的教育主张[32],“争强斗勇是人类的本性和本能,反映到游戏中,逐渐演变成体育运动。体育的成长性决定了技艺没有人际间转移的直接性(区别于概念认知),技艺的成长依赖于生命史。”[33]因此,重塑“身体作为成长的教育起点”这一本体认知,是武术教育未完的使命,需要我们从本体论出发,强化武术对身体成长的重要基础性作用,通过武术教育培育青少年心性之勇、气力之勇、仁义之勇,助力实现锤炼意志、健全人格、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

3.2 夯实“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武术教育理念

勇德作为一种坚守道德信仰和成就理想人格的刚强意志力,包含了“克己”“成人”的品质,影响着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其教育意蕴必将愈加彰显出不朽的精神力量。“重文轻武”之风自从宋朝开始尤为严重,不啻为一把双刃剑。它为中国文化开辟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同时又使民族尚武之风跌落至历史的谷底,造成了民族命运的“一耻再耻,一殆再殆”。也就有了颜元“援武于文”、章太炎“再倡儒侠精神”、梁启超“重新复兴中华武士道”等类似呼声和主张的接踵而生[34]。文修武备是关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国之大事,乃文乃武才是教育发展之正道,才是培育人才之正途。2021 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4404号提案答复的函》表示,将“更多关注学生‘阳刚之气’培养”。人们旗帜鲜明支持教育部此举,认为一些中性甚至偏于女性化气质的“小鲜肉”成为了广大中小学生的偶像,带偏了审美、带软了气质,让我们的青少年身上缺少了坚强果断,变得胆小、懦弱。中华民族的青年一代绝不能缺失阳刚之气。暂且不论“阳刚之气”适合不适合人类的多元气质,但仅就将“阳刚之气”与外表形象进行划分等同,显然已将男女都应该具有的阳光乐观、勇敢坚毅的品格气质进行了区分,带有一定的性别歧视。这也就不难理解有学者对武化教育的定位:“通过武术的习练,可以全面培养习武者刚勇、坚毅、忍耐、坚贞等的意志品质,形成见义勇为的勇气和胆识,这将是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35]。

武术勇德“立德树人”时代意蕴最大的魅力不仅可以培养人的强壮体魄,更可以塑造主体人的精神品质和君子人格,本身即“文武兼济”的教化过程。今天,生活在平安盛世之中的我们或许不必再为外部威胁困扰,“勇”似乎面临着“无用武之地”。然而,当“铁笼”里的现代人被“价值理性的失落”“自我认同的危机”所折磨时,则更需要一种寻找个人认同、追求价值的坚毅与耐力的勇气[36]。勇从自然德性到道德勇气的转变,意味着“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殊途同归的价值与作用,始终以不同的样式存在于社会之中。“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虽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身体与精神不协调的“乱象”,也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了“文与武”协调发展的内在张力。但“文武兼济”的社会理想一直是人们所期待与盼望的。我们知道,“中庸文化与竞争性的‘尚力’间的内在张力以及文、武的社会地位摇摆与价值观的执拗是致使野蛮体魄与文明精神间发生裂痕的主要动因。”[37]如何摒弃传统文化中“说教式道德”的束缚,走向能文能武的现代人;如何摒弃现代社会中“重文轻武”的不平衡培养问题,构建出体质与精神的价值共同体,勇德的历史流变给我们带来了时代拷问的空间。同样出于对武术教育理念的拷问,我们需要重新定位武术之勇,反思武术之德,因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既是文明之武勇,亦是刚健之武德。勇德于武术,如精神于身、魂魄于体,高度重视勇德教育就是贯彻“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一全人育人思想的本与要。

3.3 厚植“英雄形象与日常生活交织”的武术育人沃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更需要英雄精神。”[38]英雄是勇的最好证明,英雄是有血有肉的常人,但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流血牺牲、直面险境,以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为代价,努力战胜困难和挑战,具有不畏强暴,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气概和不能屈、不能移的浩然正气。“经济领域的改革创新、社会领域的脱贫攻坚、文化领域的艺术创作等等,处处都有英雄的身影。时代离不开英雄,在一个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更加呼唤英雄,需要英雄的引领。”[39]勇的培养需要英雄形象的精神导引,这种英雄精神根植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展现和传递着它的精神内核。武术英雄人物一直是神话、诗歌、小说、电影、电视等作品里的重要题材,从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到三国关羽的英雄演义,从李白侠客行到施耐庵《水浒传》,从射雕英雄郭靖到精武英雄陈真,从大刀王五舍生取义到迷踪拳霍元甲悲壮豪情,从《猛龙过江》李小龙到战狼精神吴京,从奥运拳击冠军邹市明到UFC世界冠军张伟丽……武术英雄从未消逝,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历史,与仁义礼智信勇等一起融入民族血脉、凝成民族精神、化作民族性格。

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明晰弘扬英雄精神的基本内容,提升弘扬英雄精神的宣传效力,夯实弘扬英雄精神的方式方法,让英雄的种子埋到孩子们的心中,激发他们的英雄情怀,让有勇之德自然而然树立起来。中国青年在一次次的重大事件中不断证明了自己对国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在应对重大疫情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的90 后医生、护士、志愿者、捐赠者等青年。“这个青年群体的勇敢行动,既体现了对自身职业使命和伦理的清晰认知,也体现了国家情感的高度认同。他们身上展示了新一代青年的社会成熟度、群体责任心、职业使命感、担当精神和公益品格。他们早已从曾经被标签化的‘垮掉的一代’,成长为‘勇敢的逆行者’,已经并终究成为中国未来的中坚力量。”[40]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的民族,民族的英雄来源于千千万万人民大众,每个为国家默默奉献的人都是英雄。英雄并不一定是身怀绝技武艺超群之人,勤劳、善良、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普通人同样是英雄。新时代的英雄就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维护他人利益或者维护人类道德的人,明知牺牲自己生命财物但依然敢于付出的人。面向未来的武术教育应厚植这样的“英雄形象与日常生活交织”的育人沃土,通过讲好武术英雄故事,发现身边武术英雄事件,宣传武术英雄事迹,塑造武术英雄典范,营造比学赶超的英雄氛围,让英雄精神、勇德之道弥漫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4 结语

虽然“勇德”是中国武术“立德树人”的根本指向,但仍然要深刻把握勇是德性之勇,无德则无勇的基本认识,并要以当代社会的道德要求来建立“勇德”的价值方向和道德标准,合理继承勇德思想中的心性、血气以及仁义等内容,让他们真正能够成为我们今天在“屏唇舌之论以归躬行”道德再建的新时代释放出强大的内生力量。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每个年代都有各自的奋斗与挣扎,可以偶尔停下脚步,放松身心,但美好的世界终究需要脚步去丈量,需要有勇气的人参与到社会进步中。在青少年培养中,只有充分重视和极力倡导勇德这一中国武术“立德树人”的根本指向,才能促进“文武兼济”育人理念与体系落地生根,才能真正发挥出“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价值导向作用,才能塑造出中华民族荣辱与共、存亡一体、奋发有为、无畏不屈的精神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