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睿 ,黄高端 ,刘永峰

作为规模最大、水平最高赛事竞争的荣誉象征,奥运奖牌被普遍认为是衡量各参赛国(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在国内也被认为是反映各省(市、区)竞技体育发展水平、体育软实力、体育经济和体育产业水平的重要表征[1]。现有关我国省域竞技体育格局的研究多围绕空间地理分布视角,侧重于区域奖牌分布的描述与差异分析[2-3]。如杨书彬等利用全运会奖牌数据分析了我国体育强省的分布特征与时空布局[4]。李真依据十运会奖牌榜,利用聚类分析等方法,探明了我国各省市竞技体育格局差异,将我国省域竞技体育格局分为“五集团军”[5]。另有研究预测了奥运会中国奖牌数量及发展趋势[3]。受限于研究者的主观判断与竞技体育发展的各类复杂性特征,仅通过奖牌分布判断省域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差异难以满足当下的研究需求。需要更完善的方法来解决此类问题。Du 等认为利用数据模型是未来竞技体育研究发展的一种全新范式[6]。Beta 模型、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等新型研究方法逐渐被用于省域竞技体育格局研究[7-8]。

综上所述,通过数据建模实现省域竞技体育水平差异可视化分析不仅是未来所趋,且能襄助研究者从众多影响因素中发现关键信息。为探寻中国省域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差异,以奖牌分布这类截面数据为依据已不再能体现格局演化的普遍性规律。省域竞技体育发展受经济发展、财政支持、体育资源等空间异质复杂性因素综合影响,且不同因素在不同省域影响程度不一。文章首先采用Dagum 基尼系数、Kernel 密度探明21 世纪以来中国省域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动态分异特征及演化轨迹,其次基于QAP(二次指派程序)剖析省域竞技水平提升影响因素。对“十四五”时期聚焦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痛点,扭转我国省域竞技体育不均衡不协调格局,挖掘各省域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探索症结纾解方略,实现“十四五”时期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打造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服务战略全局的省域竞争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Dagum 基尼系数

Dagum 基尼系数弥补了传统基尼系数不能被分解的缺陷,当前Dagum 基尼系数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9-10],其式如下:

式中yji(yhr)是j(h)区域内任一省(市、区)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μ是21 世纪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总水平;n是省市区个数(31 个;港、澳、台除外);k表示区域个数;nj(nn)是j(h)区域内省市区个数。为方便计算,按照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将各区域进行排序[11],其式如下:

根据Dagum 基尼系数子群分解法就,将其分为三部分:

(1)区域间差距贡献Gnb(式6),即本研究所指东、中、西3 大区域间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差异;

(2)区域内差距的贡献Gw(式3),即本研究所指3 大区域内各省市区之间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差异;

(3)超变密度的贡献Gt(式8)三部分,即3 大区域竞技体育发展水平交互影响基尼系数的余数。

三部分同时满足G=Gnb+Gw+Gt。

式中j=1,2,…,k;式(5)是j类区域内基尼系数Gjj;式(7)是区域间基尼系数;yji(yjr)是第j(h)类区域竞技体育发展水平是n个省市区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nj(nh)是j(h)类区域的个数;式(9)中的Djh是第j、h类区域间的相对影响;djh是区域间竞技体育发展水平贡献率的差值,即j、h区域中所有yji-yhr＞0 的样本值加总的加权均值,pjh定义为超变一阶矩。式(10、11)中的Fh(Fj)用以表示第j(h)区域的累积密度分布函数[12]。

1.1.2 Kernel 密度估计

Kernel 密度通过连续密度曲线对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和非衡分布态势进行估计及描述,具有较强稳健性及非依赖性。式如下:

式中,f(x)是区域竞技体育发展水平x的密度函数;K(·)是Kernel 函数;n是观测值的个数;Xi是独立分布状态下的样本观测值;x是观测样本均值;h是带宽,带宽大小与密度函数f(x)光滑度成正比,与精度成反比;反之,同理。

1.1.3 二次指派程序法(QAP)

梳理文献发现,众学者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持力度、体育发展活力、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数、体育管理水平、体育物质资源水平、体育设施服务水平、群众体育水平、体育高等教育水平、体育科研水平等作为省域竞技体育水平影响因素进行探讨[13-14]。因此,深度发掘31 省市区有关实证数据作为研究依据,对中国省域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差异形成内因进行解构。构建相关函数表达式为:

式中,J 是省域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关系矩阵;SED是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矩阵;FS是财政支持力度差异矩阵;SDV是体育发展活力差异矩阵;CSRT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数差异矩阵;SM体育管理水平差异矩阵;SMR是体育物质资源差异矩阵;SFS是体育设施服务差异矩阵;MS是群众体育水平差异矩阵;PEHE是体育高等教育水平差异矩阵;SST是体育科研差异矩阵。

1.2 数据来源、处理与变量

1.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据统计,21 世纪以来的冬奥会获奖运动员中仅有韩晓鹏、张鑫、齐广璞、闫文港、谷爱凌等5 人为非东三省运动员,且5 人所代表省份均位于东部,鲜明的竞争格局差异导致无法细致地了解中西部区域间及内部的竞争。因此,为全面、系统地了解我国竞技体育省域竞争格局,不影响结果的前提下,本研究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影响力更大、覆盖面更广、更能充分反映东中西三大区域间及区域内竞争差异的夏季奥运会(以下简称“夏奥会”)奖牌指标作为我国省域竞争格局的评判依据。省域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夏奥会奖牌)数据来源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IOC)。省域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体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及国家哲学社科基金委。

人才的跨省域流动不仅是提升我国奥运冠军成才率的重要方法[15],也是促进我国省域竞技体育均衡协调发展的重要策略。本研究期望通过合理的人才流动促进我国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有效缓解省域间不均衡不协调的竞争格局。但研究发现,由于目前学界对于运动员流动过程产生的效益归属尚未达成共识,导致如东京夏奥会金牌获得者马龙、吕小军、董洁、朱雪莹等有流动记录的运动员的成绩在效益最终归属上均未对流出地给予成绩肯定,且流动方式多为中西部落后地区向东部流动。此流动方式与“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总体要求不相符。因此,本研究在征询专家意见及参考以运动员出生省市区为奖牌归属地的统计方式的文献基础上[1,5],以通过人才跨省域流动促进省域竞技体育均衡发展为出发点,最终选取以运动员出生省市区为奖牌归属地的方式进行归纳分析,金牌记3 分、银牌记2 分、铜牌记1 分。双人项目获奖队员来自不同省市区,则每个省市区记奖牌一半分数;两人以上集体项目,同一省市区有1 人参赛按照双人项目记分,多人参赛最多记一枚完整奖牌分数。

1.2.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竞技体育发展水平:拟用夏奥会奖牌积分比指标反映省域竞技实力[16]。

(2)解释变量。针对指标的选取,本文严格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整体性、动态性及可操作性,最终在归纳总结相关领域权威专家、教授及学者的文献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选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10 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衡量省域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见表1)。

表1 指标来源及变量描述性统计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Indicator Sources and Variables

2 结果分析

2.1 21 世纪中国竞技体育区域差异分析

为明晰21 世纪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利用Dagum 基尼系数及子群分解法计算出6届夏奥会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水平总基尼系数,并将其分为3 个区域进行分区基尼系数测算分析(表2)。

表2 21 世纪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区域基尼系数及分解结果Table 2 Regional Gini coefficient and decomposition results of competitive sports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2.2 21 世纪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水平时空分布总体差距及演化趋势

从图1 来看,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基尼系数整体演化表现不稳定,呈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演化态势。研究认为,2012 伦敦夏奥会前后出现显著涨跌的原因有:(1)2008 年北京夏奥会东道主效应前移,我国率先布局2004 年雅典夏奥会备战,在部分项目上取得一定突破(男子110 m 栏、网球女双、水上项目男子双人500 m 皮划艇金牌“零”突破、女子72 kg 级摔跤等),有效地促进了全国竞技水平的提升。(2)2008 年金融危机及北京夏奥会后东道主效应持续衰退,竞技体育实力持续减弱。(3)2010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同时,国际竞技赛场随之提升,成为中国在2012 年伦敦夏奥会取得境外最佳战绩的重要因素。但受时间推移、地缘等因素综合影响,2008 年北京夏奥会的东道主滞后效应对2012 年伦敦夏奥会结果的影响较小,因此,2016 年里约夏奥会与2012 年伦敦夏奥会相比,随着我国竞技体育综合成绩的下降,区域总体差距也不断扩大。

图1 中国竞技体育区域总(内、间)基尼系数及差距贡献率演化趋势Figure 1 Evolution trend diagram of total (internal) Gini coefficient and gap contribution rate of competitive sports areas in China

由图1 可知,不同区域内的省域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基尼系数差异显著。相比中部,东、西部波动较缓,两区域在样本期内分别从2000 年悉尼夏奥会的0.382、0.689 波动降至2020 年东京夏奥会的0.361、0.654,降幅分别为5.5%、5.1%,两大区域内各省市区间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差距逐渐缩小。其中西部基尼系数最高,表明该区域内各省市区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省域间差距悬殊,如四川与云南相比,四川的奖牌积分是云南的3 倍,其中以2012 年伦敦夏奥会最小值(0.651)为节点,前后分为两个演化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 年悉尼夏奥会-2012 年伦敦夏奥会,2008 年北京夏奥会达最大值(0.725)。第二阶段是2012 年伦敦夏奥会-2020年东京夏奥会,整体表现稳定。东部整体演化态势与西部趋同,分别在2012 年伦敦夏奥会(0.341)、2016 年里约夏奥会(0.404)达到极小值与极大值。中部整体波动幅度较大,呈不规则态势演化,在2008年北京夏奥会(0.336)、2000 年悉尼夏奥会(0.168)达到极大、极小值。2000 年悉尼夏奥会后持续上升,于2008 年北京夏奥会达到极大值后波动下降,整体差距水平在波动中上升,以2000 年悉尼夏奥会为基点,到2020 年东京夏奥会的增幅达40.7%。

由图1 可知,东西部、中西部区域间差距演化趋势近乎一致。两区域极小值都出现在2012 伦敦(0.609、0.546);另外东中部的区域间差距整体在波动下降,降幅为11%。表明21 世纪以来我国东西部、东中部的区域间竞争差距逐渐缩小,各省域间的竞技体育发展趋向均衡。而中西部的区域间竞争差距在缓增,并有扩大趋势,原因有:第一,湖北、湖南等经济较强省份能为竞技体育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相比之下,新疆、西藏等条件欠发达省份无法满足竞技体育发展所需,长此以往加剧了中西部之间竞技体育水平差距。第二,举国体制影响下,资源过度集中在东部强省与中部部分城市,西部因地理、气候、科技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导致竞技体育发展动力不足,进而难以获得优异成绩。

由图1 可知,造成中国省域竞技体育发展不均衡、不协调的主要原因来自区域间差异,如根据历届夏奥会奖牌积分可发现,奖牌较多集中在东部的辽宁、北京、江苏、山东、上海;中部的湖北、湖南、河南;西部的四川、陕西。过于稳定的分布造就了区域间差距成为我国省域竞技体育发展不平衡的主要缘由。

2.3 21 世纪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分布的动态演化

(1)应用MatlabR2018a 版本中的高斯函数对中国31 个省市区竞技体育发展水平进行Kernel 密度估计(图2)。特征如下:①样本期内,主峰波峰“高低”循环波动,整体呈“一主两小侧”分布态势,表明21 世纪中国省域竞技体育存在一定多极化趋势,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成正比,如辽宁、山东、浙江、四川、湖北、广东等传统竞技体育强省,在发展过程中并未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周围省域竞技体育水平实现协同提升。同时,大城市对人才的“虹吸效应”,致使竞技体育资源过于集中在传统竞技体育强省,省域间差距在短时间内无法实现均衡。②主峰波峰高度除在2004 年雅典夏奥会—2008 年北京夏奥会有明显降低外,其他时间均保持平稳发展,认为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有二:第一,2004 年雅典夏奥会(176.5 分)与2008 年北京夏奥会(272.5分)间各省市区悬殊的奖牌积分,致使两届夏奥会间的差距较为明显;第二,2008 年北京夏奥会我国历史性获得金牌榜第一的成绩,同时也是参赛运动员最多的一届。此作用下,各省域间的竞技体育水平差距得以缩小。③图片右侧远端存在一个小侧峰,亦印证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水平严重的非衡现象。

图2 整体及区域竞技体育发展水平Kernel 密度估计Figure 2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of overall and regional competitive sports development level

(2)由图2 可知,东部区域Kernel 密度估计特征分析如下:①样本期内,东部区域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分布整体呈“左-右-左”的移动态势,如在2000 年悉尼夏奥会、2012 年雅典夏奥会、2008 年北京夏奥会均保持较高的奖牌积分,而2012 年伦敦夏奥会及2016 年里约夏奥会的奖牌积分急速下降,随后又在2020 年东京夏奥会上升,进而形成波峰“左-右-左”的移动态势。②样本期内东部区域的波峰在不同时期呈“多峰”分布,表明多极化现象严重,区域内差距无缩小迹象。整个样本期内,天津、福建、广西、海南等省与辽宁、上海、江苏、山东等省的奖牌积分差异悬殊,且该现象在6 届夏奥运均无明显变化。③东部区域的波峰宽度在不断增加,表明区域内各省市区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差距在逐渐扩大。

由图2 可知,中部区域Kernel 密度估计特征分析如下:①区域的波峰高度逐渐下降,宽度逐渐变窄,表明区域各省市区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差距在逐渐缩小。如2000 年悉尼、2004 年雅典夏奥会期间内蒙古、山西、安徽1 分未得,而河南、湖北、湖南却有较高的奖牌积分,促成了省市区之间的悬殊差距。进入2012 年伦敦、2016 年里约夏奥会后,随着山西、安徽等省奖牌积分有所提升,同时河南、湖北等省的奖牌积分涨跌幅较小,进而逐渐缩小了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差距。②中部区域整个样本期内的波峰呈“单-双-单-双”分布,表明区域内极化现象显著,竞技体育发展不稳定。

由图2 可知,西部区域Kernel 密度估计特征分析:①样本期内,波峰宽度逐渐变宽,表明区域内各省市区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差距逐渐扩大。②样本期内的区域差距水平在“无明显极化-极化”之间更迭,该现象反映出西部各省市区优秀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储备不足,人才断档严重的问题,如四川培养的花样游泳双人项目选手蒋婷婷、蒋文文只在2012 年伦敦夏奥会获得过奖牌,后几届夏奥会因竞技水平下滑等原因均无法实现新突破,同时又因四川省无法向国家队持续输送该项目优秀后备人才,进而造成区域“无明显极化-极化”现象的产生。

3 21 世纪中国省域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QAP 相关分析

运用Ucinet 软件对中国省域竞技体育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由表3 可知,21 世纪中国省域竞技体育发展水平与SED、SDV、CSRT、SM、SMR、SFS、MS、PEHE、SST 间的相关性显著。

表3 省域竞技体育发展水平与各影响因素的QAP 相关分析结果Table 3 QAP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provincial competitive sports development level and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进一步运用QAP 相关分析发现,上述因素对省域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需进一步采取QAP 回归分析,以解决解释变量间的重叠性问题。

3.2 QAP 回归分析

经分析,整个样本期内的21 世纪中国省域竞技体育发展水平与影响因素的QAP 回归结果为0.393,调整后的R2为0.387。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表4),本文所选用的省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0.196**)、体育发展活力(0.152**)、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数量(0.206**)、体育高等教育水平(0.088*)及体育科研差异(0.385**)等因素指标与省域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相关性,即伴随上述影响因素的变化,省域竞技体育发展水平会随之发生变化。加强上述有关因素,有助于促进省域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提升,为本研究的逻辑设想提供了更坚实的证据支撑。其中省域社会经济水平与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呈正相关,究其因,竞技体育的发展需要大量财力、物力支撑,尤其是水上运动、马术等项目,对资金的需求更高。充裕的资金能够在项目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吸引、国内外优秀教练团队的建设等方面提供较好支持,因此,针对竞技体育发展水平较落后的省市区首先要实现资金的加量。其次,由于竞技体育对人才的要求较为苛刻,因此,要扩充项目后备人才基数,保持优秀后备人才的持续输血,进而实现项目持续高水平竞争力。最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数据结果表明,体育科研与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性。要保证一定规模的基金项目在中西部省市区落地,实现中西部省市区竞技体育发展过程的科技助力,以解决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问题。

表4 21 世纪中国省域体育发展水平与各影响因素的QAP 回归分析结果Table 4 QAP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provincial sports development leve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4 21 世纪中国省域竞技体育发展应对方略

4.1 完善发展体制,构建竞技体育均衡协调发展新体系

根据当前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多极化分布现况,重视“地理邻接原则”。第一,建立健全竞技体育区域协同发展体系。由国家体育总局或有关职能部门牵头构建以三大区域(东部、中部、西部)为根本,多个较高水平省市区为核心的竞技体育区域联动发展圈,如以东部的辽宁、浙江、广东,中部的湖北、湖南,西部的四川、陕西等为中心,形成高竞技体育水平省市区领导下,能够辐射相邻省域,实现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协同提升的空间关联网络,充分发挥高竞技体育水平省市区在相邻省域发展水平提升过程中的协同提升作用。并系统优化竞技体育要素沟通交流机制,加速竞技体育发展要素资源在全域范围的融会贯通,“缩短”各区域网络空间距离,实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全域协同共进。第二,从新中国成立至伦敦奥运会以来的我国251 名奥运冠军的区域流通率来看,截至目前仅有20.3%的奥运冠军有流动经历,且流入省(市)以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为主,虽有效提升了我国奥运冠军的成才率及实现了不同区域间的优势互补[15],但此现象在一定程度加剧了我国省域竞技体育间的不均衡、不协调,对实现竞技体育的高质量发展是无利之举。因此,建议制定向中西部倾斜的人才流动政策,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东部高竞技体育水平省市区优秀竞技体育人才向中西部流动,并利用中西部省市区在人力、物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5G、虚拟云、物联网等现代化科技手段与东部发达省市区开展跨时空交流与合作。如基于“万物互联”理念,借助5G 与物联网在中西部荒山、荒丘等自然荒地建设集训练要素采集、动作分析、方案供给、成果共享的智能化训练基地。在倡行“创新、绿色、协调”的竞技体育发展理念实现竞技体育水平提升的同时,逐步缩小东、中西部之间的竞技水平差距。

4.2 深化区域融合,挖掘竞技体育资源区域供给、利用新策略

在当下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后,改革重心要回到解决竞技体育资源分配不均衡、不协调的问题上。第一,鉴于体育高等教育水平、人均GDP、体育科研差异等因素是影响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要通过将前述所提的对省域竞技体育水平影响严重的资源向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倾斜,为西部各级竞技体育发展单位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如增加中西部竞技体育发展落后省域的体育专项经费,通过鼓励地方建设“体育+旅游”“体育+金融”等经济发展方式,为地方竞技体育发展提供新契机,通过将国家级项目授权适当向中西部高校倾斜,提高中西部省域的科技成果转换等,以此纾解省域间竞技体育发展不均衡的困囿。第二,中西部竞技体育发展环境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攀岩等新兴项目进入夏奥会后,中西部省(市、区)可以巧妙地借助多山地优势,为培养优秀的攀岩项目竞技体育人才提供良好的备战条件,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夏奥会国际综合实力提供动力。另一方面,由于中西部受“地缘和时空等条件”限制,因此,可鼓励中西部省(市、区)着重发展独具地方特色的运动项目。如甘肃的叼羊、内蒙古的摔跤、新疆的马术等,并通过寻求地方特色项目与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的共性特征,形成以本土项目发展为领,竞技体育项目协同发展的新格局。第三,完善竞技体育资源区域协同共享的制度设计,多措并举,助推多方资源有效整合,尤其要注重科技资源的整合,21 世纪的竞技体育竞争是科技的竞争,需建立国际化科研交流平台,整合国内外科技要素,为地方竞技体育运动员水平提升打造全方位的综合型体育科技团队[17],并以第4 次科技革命为契机,高质量提升中西部竞技体育发展效率。

4.3 创新人才培养,探索高效、可持续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新路径

人才是竞技体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在国家层面,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高质量发展事关体育强国目标的最终实现。在提倡培养全方位综合型人才的新发展阶段,更应注重竞技后备人才的文化教育,以文化教育促进运动员的全方位发展是实现体育强国的重要一步。第一,要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持续深化人才培养体教融合,不断探索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新路径,鼓励各地区将教育机构、俱乐部、学校纳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破除“教”与“体”间的壁垒,实现人才培养过程的“教体”化整合。过去运动员受“金牌优先”的理念影响,“夺金牌、拿奖牌”是多数运动员整个运动生涯的唯一目标,长期下来,成长过程丢失或较晚学习的“技能”是我国运动员成为综合型高素质人才的重大阻碍,如传统培养模式下运动员因文化教育的缺位,致使退役后无法应对再就业、生存及生活能力丧失等一系列困难。因此,在培养运动员的初始阶段便要将文化教育体系纳入日常训练中,并通过加强法律法规监督,确保运动员训练过程受教育权的落实,破除运动员单一化发展的藩篱。第二,培养单位要针对运动员进行文化再教育,帮助优秀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在退出竞技舞台后获得回归校园的机会。一方面,能够继续发挥优秀运动在专业技能教学上的余热,为培养下一批优秀竞技运动员提供冠军模型的借鉴与参考;另一方面,能够弥补因训练备战时期导致的文化成绩和生活技能的缺失。如上海体育大学针对优秀运动员与教练员进行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北京体育大学开设“冠军班”、成效显著的“南体模式”及“清华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等,皆是今后有条件的中西部高校或地方组织可借鉴的有力举措。只有确保各地区的人才训练有目标、退役有方向,才有可能实现逐步缩小我国省域间的竞争差距。第三,要侧重中西部低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省域人才“自培养、自组织、自提高”等创新发展能力的培养,即加强政府与民间资本的交流,鼓励民间资本携带优势资源进入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为当地竞技体育发展创造新引擎。只有不断优化中西部竞技体育发展路径与环境,加速竞技体育人才、资源的流动和训练新方法、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不断在以运动员为本等方面做“加法”,才能吸引并留住优秀竞技体育人才,确保运动员水平在本省提高,成果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中得以回报,最终实现竞技体育发展的“共创、共治、共享”。推动我国竞技体育向均衡、协调、可持续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