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提振生育政策遇冷与家庭教育成本日益高昂的背景下，文章旨在研究家庭内外部教育支出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高收入家庭群体或者有孩童处于小学阶段的家庭群体中，家庭内部的孩均教育支出将显著负向影响到自己家庭的生育意愿；在中高收入家庭群体或者有孩童处于初中阶段的家庭群体中，家庭外部孩均教育支出对自己家庭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此，认为随着生育政策逐步放开，应重视对相关配套措施的具体落实，倡导教育公平和合理竞争，精准落实双减政策，从而促进生育率的提高。

关键词：教育支出 家庭生育意愿 双减政策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24）01-021-02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为了完善人口结构和推进人口的均衡发展，近些年逐步放开生育政策。继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后，我国政府于2021年出台了三孩政策。但从效果来看，生育政策并未显著改善我国低生育率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探索低生育率背后的影响因素成为目前学术界亟需解决的问题。

研究表明，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增加和收入不平等这些宏观因素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生育率下降（Birdsall and Jamison，1983；郭凯明和颜色，2017）。但生育率的高低实际上是众多微观家庭生育决策的体现，而生育意愿直接影响生育行为和生育决策，因此，对低生育率背后影响因素的探索，不能忽视微观层面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因素。有研究表明家庭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宋健和陈文琪，2022）、女性受教育水平（张樨樨和崔玉倩，2020）和社会保障（李婉鑫等，2021）对家庭育龄夫妇生育意愿有着显著影响。长期以来，中国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普遍存在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社会现象，导致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日益增加。根据Becker（1976）所提出的“数量—质量权衡”（Quantity-quality tradeoff）这一经典生育理论，父母对孩童的高质量要求所引发的高昂教育支出是造成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这对中国当前低生育率影响因素的探索具有很大启示作用。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孩童的教育支出如何影响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学前或义务教育阶段孩童的教育支出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既存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内部性，也存在“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外部性。本文将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y，CFPS）2018年数据对该研究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二、实证模型、变量和数据描述

（一）实证模型

家庭学前或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均教育支出对家庭生育意愿有着怎样的影响？为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收入不同的家庭、孩童教育阶段不同的家庭之间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两个层面来展开研究，第一个层面是，分析家庭内部孩均教育支出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第二个层面是，分析家庭外部同一区县内的孩均教育支出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本文设置的回归函数如下：

yi=b0+b1lasumi+b2Xi+ui

表示家庭i在2018年的期望孩子个数。lasum表示核心解释变量，分析内部效应时该核心解释变量为2018年家庭过去一年的孩均教育支出（单位为元，在原始数据基础上取了对数）；分析外部效应时该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所在区县内的外部所有家庭过去一年孩均教育支出的平均值。Xi代表2018年的其他控制变量。Ui为随机扰动项，重点关注的是回归系数b1。

（二）变量与数据描述

本文选取了2018年有学前或义务教育阶段孩童的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将家庭“期望孩子个数”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用这一变量来衡量家庭的生育意愿。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分别是2018年家庭过去一年的孩均教育支出、家庭所在区县内的外部所有家庭过去一年孩均教育支出的平均值，在CFPS2018年的“少儿家长代答数据库”中报告了家庭16岁以下孩童过去一年的总教育费用，结合孩童个数变量便可得出家庭孩均教育支出，根据区县顺序码编码便可得出家庭所在区县内的外部所有家庭过去一年孩均教育支出的平均值。

本文使用的CFPS2018年数据以家庭为单位，访问了家庭中的每个成员，数据集包含了每个家庭孩童和家长的完整个人信息，记录了个体的教育经历、家庭的生育行为和经济背景信息等。首先利用包含家庭16岁以下孩童信息的“少儿家长代答数据库”，删除其中有高中孩童的家庭样本，得到2018年有学前或义务教育阶段孩童的家庭样本，计算出2018年样本家庭过去一年的孩均教育支出，并依据區县顺序码计算出家庭所在区县内的外部所有家庭过去一年孩均教育支出的平均值，接着按照父母编码合并2018年CFPS“个人数据库”中可观测到的“期望孩子个数”，考虑到家庭夫妻期望孩子个数并不统一，而且家庭最终的生育选择取决于夫妻的共同决策，所以使用夫妻“期望孩子个数”的最小值来进行分析，然后按照2018年家庭编码和父母编码合并了一系列“家庭经济数据”和“父母个体特征数据”，根据研究目的保留了母亲年龄不大于46岁的家庭，处理异常值后，最终形成了本文的样本数据集。表1报告了总样本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可以看出样本家庭中平均期望孩子个数为1.569个，还可以看出家庭的孩均教育支出平均值为5368元。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一）家庭内外部孩均教育支出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总样本和收入差异

这部分将重点展开分析家庭内外部学前或义务教育阶段孩均教育支出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表2显示了总样本和收入分样本的回归分析结果。在进行数据处理的时候，是依据收入的三分位数来将总样本划分为低、中、高这三种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分样本。从表2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在总样本中，孩均教育支出每增加1%，家庭生育意愿会显著降低1.54个百分点；在高收入家庭中，孩均教育支出每增加1%，家庭生育意愿会显著降低3.43个百分点。在分析家庭外部区县孩均教育支出对家庭生育意愿影响的外部效应时，此部分表2结果还显示，在总样本中，家庭外部区县孩均教育支出每增加1%，家庭期望孩子个数将显著降低8.27个百分点；在中等收入家庭样本中，家庭外部区县孩均教育支出每增加1%，家庭期望孩子个数将显著降低8.44个百分点；在高收入家庭样本中，家庭外部区县孩均教育支出每增加1%，家庭期望孩子个数将显著降低6.10百分点。

（二）家庭内外部孩均教育支出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教育阶段差异

表3展示了当家庭有孩童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时，家庭内外部孩均教育支出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从回归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当家庭有孩童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时，孩均教育支出每增加1%，家庭生育意愿将显著降低1.96个百分点；当家庭有孩童处于义务教育阶段中的小学阶段时，孩均教育支出每增加1%，家庭生育意愿将显著降低2.88个百分点。表3还展示了当家庭有孩童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时，家庭外部区县孩均教育支出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从回归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当家庭有孩童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时，家庭外部区县孩均教育支出每增加1%，家庭期望孩子个数将显著降低6.55个百分点；当家庭有孩童处于义务教育阶段中的初中阶段时，家庭外部区县孩均教育支出每增加1%，家庭期望孩子个数将显著降低13.28个百分点。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从微观家庭角度出发，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家庭内外部学前或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均教育支出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通过相关实证分析得出了四个主要结论：第一，家庭内部的孩均教育支出对自己家庭的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外部孩均教育支出会显著负向影响到自己家庭的生育意愿；第三，当家庭有孩童处于义务教育阶段中的小学阶段时，家庭内部孩均教育支出会显著负向影响到自己家庭的生育意愿；第四，当家庭有孩童处于义务教育阶段中的初中阶段时，家庭外部孩均教育支出对自己家庭生育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基于本文研究结果，我们倡导教育公平和合理竞争，要精准落实双减政策，同时呼吁重视不同收入群体的差异，加大公共教育投资、加强公共教育投资使用情况的监督和管理，从而提升家庭的生育意愿。

参考文献：

[1] Becker GS，Tomes N.Child Endowments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6，84（04）：143-162.

[2] Birdsall N， Jamison DT.Income and Other Factors Influencing Fertility in China[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83，09（04）：651-675.

[3] 郭凯明，颜色.生育率选择、不平等與中等收入陷阱[J].经济学（季刊），2017，16（03）：921-940.

[4] 李婉鑫，杨小军，杨雪艳.儿童照料支持与二孩生育意愿——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人口研究，2021，45（05）：64-78.

[5] 宋健，陈文琪.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的满足情况及家庭特征的影响——基于生育三维视角的实证分析[J].人口研究，2022，46（05）：3-18.

[6] 张樨樨，崔玉倩.高人力资本女性更愿意生育二孩吗——基于人力资本的生育意愿转化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5（02）：182-193.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100070）

［作者简介：李娇，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家庭金融。］（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