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莉 魏凡

摘 要：基于企业异质理论，文章揭示了贸易便利化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出口效应，从平台型投资和水平型投资两个角度，提出虽然贸易便利化对OFDI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但贸易便利化对OFDI的出口效应的影响确定且为正，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显著增强OFDI出口效应，文章的研究成果期望为我国与沿线国家形成共赢的局面、我国投资和出口能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贸易便利化 OFDI 出口效应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24）01-015-03

一、引言

2001年我国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走出去”战略。202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75万亿美元，是2002年投资存量的92倍，对外投资存量的位次从25上升到全球第3，我国已经成为全球资本输出大国。“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加强了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直接投资，不断提升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贸易便利化的提升将显著降低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交易成本，这一方面使东道国进口原材料、中间产品成本下降，可变成本的下降有利于降低企业参与OFDI的进入门槛，从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但同时参与对外贸易的利润增加，促使对外贸易对OFDI的替代，对外直接投资下降。由此可见，贸易便利化对OFDI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贸易便利化对投资总额的影响不确定，那么贸易便利化对OFDI的出口效应存在怎样的影响呢？

本文重点分析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认为贸易便利化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呈正相关关系。结合我国对“一带一路”投資快速增长的现状，在分析贸易便利化与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策略，统筹协调发挥贸易和投资两种国际化经营模式对双边合作的推动作用，助力“一带一路”高水平建设。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一带一路”是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增长较快，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合计从2015年的148.2亿元，增加到了2022年的1410.5亿元人民币，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7.9%，在全球OFDI投资下降14%的背景下，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上升7.7%。2015年投资主要流向新加坡、哈萨克斯坦、老挝、印尼、俄罗斯和泰国等49个国家。2022年主要投向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巴基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柬埔寨、塞尔维亚、孟加拉国等150多个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从亚欧大陆延升到非洲和拉美。

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等领域。能源项目方面投资包括石油、天然气管道、水电、风电、太阳能新能源相关的设施，助力沿线国家能源合理开发和利用；基础设施领域，从强化沿线国家联通角度，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项目，极大提升了双边贸易的便利化水平；制造业领域投资涉及电子产品、汽车、钢铁等多个领域，腾讯、阿里巴巴等多个海外云计算中心投入运转，中国优质产业走出去，助力沿线国家分享先进技术带来的红利。

三、贸易便利化和对外直接投资作用于出口的一般机制

贸易便利化是从贸易成本角度考量对于贸易的影响。贸易便利化从降低贸易成本和贸易复杂度，促成贸易总额增加，增加企业利润。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商务服务类，当地生产和销售，技术研发和资源开发类。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机制是不一样的。如果母国企业通过在东道国设立平台型的贸易服务机构，构建全球化的销售网络，那么OFDI能带动出口增长（王方方、扶涛，2013）。如果母国企业是为绕开东道国的贸易壁垒而在海外组织生产，一方面，此类对外直接投资一般目的为提高生产效率，将本国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或者资源更丰富的国家或地区，这一类对外直接投资将使母国产能下降，对外直接投资生产替代了本国出口，东道国当地企业利用技术扩散仿制该产品会加剧替代效应；但另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从母国进口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等，则又会带动出口。这类投资企业通过在全球配置资源，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生产竞争力提升。资源寻求型OFDI往往能带动母国资源开发设备的出口，同时国外生产资源的输入，进一步增加了母国企业的产能，促进以该类资源为原料的制成品的出口。技术寻求型OFDI则主要通过学习和竞争效应，获得东道国方向技术溢出，提升了母国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国际竞争力（蒋冠宏、蒋殿春，2014）。

四、贸易便利化作用于OFDI出口效应的机制

贸易便利化通过影响冰山形式的可变成本对OFDI投资额产生影响。一方面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将减少对外直接投资从母国进口中间产品、原材料、机器设备的成本，进而减少对外直接投资的可变成本，使现有企业的利润增加，现有投资企业增加投资额。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可变成本的降低，这将降低OFDI的进入生产率门槛，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数量增加。另一方面，贸易便利化减少了对外贸易的冰山成本，这直接导致通过对外出口方式在国际市场上经营的利润增加，有些企业通过对外出口开展国际化经营，部分企业退出，或者减少对外直接投资额，相应的由OFDI带来的出口总额下降。因此，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贸易便利化的提升对OFDI总额及其出口效应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那么贸易便利化对OFDI总额最终产生的影响，是抑制还是促进呢？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OFDI的出口效应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本文将企业分为平台型和水平型对外投资企业，分析贸易便利化对平台型和水平型OFDI的影响。平台型对外直接投资指母国企业在国外设立的商务服务类的企业，其本质是为母国企业的出口贸易服务的。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指投资企业直接在东道国组织生产和销售，该类投资企业会在东道国建立生产和销售网络。因为要对OFDI不同部分分类讨论，这里假设有H+1个部分，1个部门生产同质性产品，H个部门生产异质性产品。

实际生产过程中，企业的生产效率差异显著，因此，本文假定企业的生产率服从帕累托分布，P（φ<φ）=F（φ）=1-φ-γ，将企业的最低生产率标准化为1，同时参考现有文献的普遍做法，假设γ>（σ-1）。假设母国企业生产利率为φ，产出为q，该企业在当地销售产品，则将成本函数设为c（q）=q/φ+fij，同时假设各行业企业数目固定，且与国家规模成正比，行业内企业可以生产也可以不生产，但并没有企业退出，也没有新企业进入该行业，这种情况下活跃的企业可以获得正常利润。本文假定所有企业归一家基金公司所有，每名员工持有等额股权，全球总利润除以员工总数即为每位员工的分红，这意味员工分红数与所在企业的经营情况无关，每位员工的分红均相同。

企业按照流程生产产品并在目标市场出售，中间必然产生生产、运输、销售等成本，选择的目标市场不同，组织生产形式的差异对成本有很大的影响。首先考虑企业在本国市场生产和销售的情况，企业的物流成本和销售成本被假定为冰山成本，分别为tij和δij，冰山成本被标准化为1。其次，按照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方式，将企业分为对外出口企业、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和平台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πeij（φ）、πsIij（φ）、πhIij（φ）为出口、平台型或者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利润。当πsIij（φ）-πeij（φ）<0或者πhIij（φ）-πeij（φ）>0时，企业将选择平台型或者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将上述不等式对tij求导可得：

d[πsIij（φ）-πeij（φ）]/dtij<0（1）

d[πhIij（φ）-πeij（φ）]/dtij>0（2）

（1）式經济含义是：两国贸易便利化水平下降时，母国平台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大于出口贸易。（2）式的经济含义是：贸易便利化水平下降，母国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相对于出口贸易的收益下降。因此，两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母国平台型对外直接投资增加，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减少。

贸易便利化对OFDI总量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因此，对其OFDI投资总额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那么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由上述企业异质理论及其拓展模型可以发现，平台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有利于提升出口产品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将增强。

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将减少，将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分为需要从国内进口中间产品的企业和不需要从国内进口原材料的企业。一方面需要进口原材料的企业，由于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减少，交易成本下降，利润增加，因此，交易成本下降导致的对外贸易对OFDI替代作用有限；另一方面，不需要从国内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情况下，出口贸易相对于水平型投资的利润增加，出口贸易部分替代了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考虑到这部分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生产过程不从国内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减少这部分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效应的影响不显著。

综上所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能显著增强平台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对水平型OFDI的出口效应影响有限，综合来看，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能显著增强OFDI的出口效应。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企业异质理论，本文从出口产品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OFDI出口效应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能增强OFDI出口效应。“一带一路”建设大大提升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在此背景下，我国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增加，能显著扩大我国对沿线国家出口贸易的规模。

我国加大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引起国内一部分人的担忧，国内的担忧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大量投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国内资本外流，消耗我国外汇储备；二是对外投资导致产业转移，降低了国内产业和产业集聚的优势，减少了外部需求。本文的研究结论回应了这些担忧。首先，理论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出口效应，这对于减少外汇储备的消耗具有很强的积极作用；其次，我国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长期内将促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这一方面具有直接的贸易促进效应，另一方面，通过加强OFDI的出口效应，带动对沿线国家的出口，资本外流、就业机会的减少等损失得到弥补，加强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最后，加强我国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增强了沿线国家对我国产品的进口能力，长期内形成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我国与沿线国家形成共赢的局面。因此，贸易便利化提升显著增强OFDI出口效应的结论表明，我国可以实现投资和出口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顾雪松，韩立岩，周伊敏.产业结构差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中国—东道国”视角的理论与实证.经济研究，2016（04）：10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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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才凌惠.中国出口贸易及对外直接投资潜力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19.

[4] 胡鞍钢，马伟，鄢一龙.“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2）：1-11.

[5] 蒋冠宏，蒋殿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经济研究，2014（05）：160-173.

[6] 王方方，扶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因素——基于出口引致与出口平台的双重考察.财经研究，2013（394）：90-100.

（作者单位：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000）

［作者简介：苏小莉，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高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博士，研究方向：企业战略规划与研究、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魏凡，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高工，清华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研究方向：电子信息企业战略规划与研究。］

（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