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2024年选举对岛内政局与两岸关系的深层影响

2024-04-16钟厚涛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年2期

摘要：民进党籍候选人赖清德以40%左右得票率赢得台湾地区2024年“大选”，折射出台湾政治运行机制已经偏离了“多数人共识决策”的良性轨道，正面临着代表性不足和“少数人对多数人暴政”的困境。在台湾地区不断异化的政治生态中，选举作为落实民主的载体，反而有可能成为限制民主的工具。在“选举机器化”驱动下，岛内蓝绿白三方势力将塑造非对称化竞争的景观，民进党全力扩大绿营基本盘，国民党则试图在泛蓝阵营外拉拢中间力量，民众党在蓝绿夹杀情势下短期可扮演关键少数角色，但中长期则会逐渐式微，岛内政治版图将由传统的蓝绿对决走向“绿营”与“非绿阵营”的博弈。在政治极化、民粹蔓延等多种思潮叠加影响下，台湾政治生态遭遇权力失衡、民主失灵、治理失能、社会失和的恶性循环，自我纠错和修复机制同步退化，逐渐沦为“劣质民主”典范。在“台独”意识形态驱动下，赖清德或将诉诸激进手段，在两岸政策上冒险冲撞，台海和平可能面临重大隐患。

关键词：2024年“大选”；岛内政局；“台独”；民进党；代表性断裂；两岸关系

中图分类号：D675.8；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2-0122-13

2024年1月13日，台湾举行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二合一选举”。由于非绿阵营分裂叠加“弃保”效应未能发酵，导致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坐收渔翁之利，该党首次迈向第三任期。赖清德被称为“台独金孙”，长期标榜“台独务实工作者”身份，被称为“加强版李登辉”“升级版陈水扁”和“冒进版蔡英文”，“暴冲”可能性不容小觑。未来赖清德或将加速“台独”布局，威胁台海和平，需要高度警惕。

一、“蓝败绿胜”底层逻辑与赖清德对民意非代表性

根据台湾所谓“中选会”估算，本次选举全台设置17 795个投票所，选务工作人员超过20万人，选举人数约1 950万人，其中“首投族”（首次拥有选举权的选民）约占102.8万人，共投出了1 394万票，投票率约为71.86%。其中，民进党“赖萧配”（赖清德、萧美琴）获得558万票，约占40.05%；国民党“侯赵配”（侯友谊、赵少康）获得467万票，约占33.49%，落后民进党91万票；民众党“柯吴配”（柯文哲、吴欣盈）为369万票，约占26.46%。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国民党取得52席，虽重返第一大党地位，但未能过半，只是脆弱的第一大党；民进党获得51席，失去对立法机构的掌控权；民众党8席，成为蓝绿争相拉拢的关键少数［1］。整体观察，民进党虽胜选，但得票率不足41%，这说明“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2］，也暴露了台湾政治体制正面临着多重困境。这些困境除了学界已经广泛关注的政治极化［3］、民主赤字［4］以及民粹主义之外［5］，还有严重的代表性断裂的风险。

（一）“下架民进党”的氛围与民进党的“惨胜”

2024年“大选”中赖清德仅获得558万票，与2020年“大选”时蔡英文的817万票相去甚远，相差259万票。背后原因是，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治理无能，导致民怨四起，“民进党不倒，台湾不会好”“新潮流不散，台湾毁一半”“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等声音不绝于耳。2024年“大选”前，岛内60%左右的受访者都期待“换党做做看”。最终的投票结果也与这一民调高度契合，即60%左右的民众都拒绝把票投给赖清德和民进党。在这种情势下，为何赖清德依然可以胜选？其原因有以下方面。

一是民进党当政优势。民进党集行政与“立法”权于一体，将公权力变现私用，通过直接撒钱、开“空头支票”等方式收买人心、冲高选票。民进党政策买票，债留子孙，债务高达5.9488万亿新台币，台湾已陷入深度透支型社会，平均每位岛内民众（包括新出生婴儿）负债28.7万新台币。民进党此种操作虽不利于台湾长期发展，但有利于民进党短期选举。

二是美国力挺民进党。在中美战略博弈持续升级情势下，美国评估民进党当政更有利于美国对中国大陆打“台湾牌”。在台选举期间，美国故意通过拉高对赖接待层级、与国民党候选人侯友谊切割等方式，为民进党提供策应。而在民进党胜选后，美国国务院第一时间就发去“贺电”，声称“期待与赖清德合作”［6］。

三是在野大联盟破局。国民党与民众党“蓝白合”虽符合民意期许，双方也谋划已久，但最后一刻功亏一篑，未能形成“在野大联盟”，导致民进党坐收渔翁之利。在岛内民意基础“绿大蓝小”格局下，叠加其他多种因素，国民党无力终结“台独”势力当政状况。

四是民众的分裂投票。2022年“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胜，在全台22个县市中，一举取得15个县市的“执政权”。民众为了防止国民党独大，在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倾向于票投民进党，但为防止民进党一党独大，又在立法机构选举中，支持国民党，以国民党来制衡民进党［7］。臺湾政治格局出现民进党掌控“高层”、国民党在地方占优，民进党手握行政主导权、国民党在立法机构占优的制衡格局。

（二）选举结果对民意的偏离与民进党的信任危机

2020年台湾“大选”时，蔡英文获得817万票，得票率为57.13%。时隔4年后，赖清德仅获得558万票，得票率为40.05%。降幅如此之大，让外界惊诧不已。2024年“大选”，台湾民众共投出1 394万票，但合计有800多万票投给了侯友谊和柯文哲，而没有投给赖清德。这意味着，赖清德还未上台，政治代表与民众之间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政治裂隙与信任危机。

一是固守绿营的基本盘。经过民进党多年操弄，特别是陈水扁、蔡英文时期的“文化台独”“教育台独”布局，岛内民意绿化严重，民进党不断扩大自己的基本盘，控制台湾选民结构的35%到40%左右。在历次重要选举中，民进党都会以巩固基本盘作为首要职责。从最终投票结果来看，赖清德40%左右的得票率与绿营在台湾政治生态中的力量分布基本吻合。2008年民进党最低谷时，时任民进党籍候选人谢长廷的得票率为41.55%。这显示，赖清德的得票率已经创造了民进党发展史上的新低，只能依靠绿营基本盘“保命续命”，在此之外无法开拓出新的票源。

二是失去中间选民支持。民进党2016年重新上台后，治理荒腔走板，民怨沸腾不已。从台湾年度汉字评选结果中，可以窥斑见豹。从2016年的“苦”、2017年的“茫”、2018年的“翻”、2019年的“乱”、2020年的“疫”、2021年的“宅”、2022年的“涨”以及2023年的“缺”，每个字都精准浓缩了岛内社会意向与民怨。民进党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也引发了台湾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的高度不满。而赖清德本人的表现，也让很多中间选民彻底看清了其顽固偏执的人格。2023年12月开始，有关赖清德老家违章建筑的消息持续发酵，“赖皮寮”一词瞬间在台湾岛内“火出圈”，更有网友调侃“万物皆可‘赖皮”。这一系列流行语的背后，折射了赖清德与主流民意的渐行渐远。

三是无法延续青年力挺。2016年台湾“大选”前，民进党曾向年轻人画下美好“大饼”，许下空洞“承诺”。但时隔八年之后，台湾青年彻底看清了民进党的真面目。由于民进党治理无方，台湾除了“缺水”“缺电”“缺地”“缺工”“缺人才”，近些年又添上了“缺蛋”“缺药”和“缺安宁”。在此过程中，台湾年轻人自然也深受其害。目前，全台湾平均失业率为4%左右，但青年群体的失业率则高达12%左右。此外，对青年群体的低薪问题，民进党也消极以待，无力解决。与此相伴相随的是年轻人不婚不育导致的出生率下降，2015年马英九在位时期，台湾新增人口为21.4万人，但到2023年新增人口仅为13.9万。当认识到被民进党欺骗之后，在2024年“大选”中，很多台湾青年根本不愿意出来投票，即使投票，也只是把票投给柯文哲，而非投给赖清德和民进党。

（三）民主政治的衰退与民进党威权专制的形成

一是“多数人被少数人绑架”。赖清德能侥幸获胜，并非因为自己“优秀”，而是因为“非绿”阵营分裂。从投票结果来看，赖清德只得到40%左右的票源，这意味着60%的投票者都没有把票投给赖清德。在得票不过半、未能获得多数人支持情况下，赖清德和民进党却能胜选，这属于典型的民主胁迫，即“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也就是台湾的前途被少数人给绑架，而多数人只能默默接受，无力更改木已成舟的结果。

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内生性阻力。在三党都不过半的情况下，理论上来讲，台湾应该进入第二轮选举，由排名前两位的候选人进行重新选举。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如法国、土耳其等，都采用这种模式。台湾之所以未能开展制度改革，主要是因为民进党作为既得利益者，已经不愿意进行相关选制改革。在2000年“大选”时，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39%左右的得票胜选，尝到只有首轮选举的甜头。此后，民进党既是“球员”又是“裁判”，不愿意对既有体制“自我革命”。久而久之，这就会导致台湾的选举制度问题丛生。

三是劣币驱良币的逆淘汰机制。2024年“大选”中，民进党得票数减少了258万，得票占比较2020年“大选”下降了17个百分点。赖清德虽侥幸过关，但已成台湾地区“少数领导人”。代议民主政治的本意是借由政党之间的自由竞争，产生比较优秀的政治领导人和民意代表［8］。“非绿”阵营六成左右得票却无法“下架民进党”，这反映出目前台湾选举制度已经背离了“选贤与能”的初衷。这必然会滋生逆淘汰的政治生态，而台湾民众则是最大的输家。

（四）维护和平的主流民意与民进党的政策选项

赖清德虽然胜选，但岛内的主流民意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近年来，虽然饱受新冠疫情和民进党当局阻挠等多种因素干扰，但两岸交流依然稳中有进。例如，在经贸方面，“两岸经贸合作动能由要素驱动加快向创新驱动转换，大陆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为两岸产业合作提供强力支撑”，这也为岛内民众带来了积极的获得感［9］。目前，岛内主流民意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动荡，要过好日子不要过苦日子，两岸要交流而非交恶，两岸要对话而非对抗。从岛内多项民调来看，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人数都在80%以上。例如，2024年2月，民进党当局突然叫停来大陆的旅游团，被岛内民众痛批朝令夕改，“不顾业者死活”［10］。未来赖清德和民进党应该放下身段、倾听民意，如果与主流民意背道而驰，最终必然被民意所吞噬。

二、多数不支持却胜选的悖论与台湾政治的生态困境

2024年台湾“大选”表面看来蓝绿白“三赢”，即民进党继续当政，国民党跃升为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第一大党，民众党成为关键少数。这样的选举结果和政党格局表面更有利于权力制衡，但选举过程却与选举本意相去甚远。本次选举人数约1 950万人，投票人数为1 394万，赖清德得票数为558万票，这意味着至少有836万票不支持赖清德，但赖清德依然可以胜选。这说明台湾正面临着“选举超载”、“民主赤字”［11］、“以民主之名的独裁”、“戕害自由的权力游戏”等多种弊病［12］。

（一）民主运行的失灵：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的分离

目前，台湾政治逐渐由普遍性转向个体性，由強调主流强势转向强调边缘、弱势，由注重经济身份转向注重文化身份。这必然会导致族群认同碎片化态势，强调“个人的即政治的”，传统秩序、共同体权威不断流失、社会共识不断消解，个人至上主义、极端利己主义野蛮扩散，党争出现“部落化”格局。此前“建基于同一性之上的代表性”受到广泛质疑［13］，而基于个体性和差异性的代表性却大行其道，但因为各种诉求纷繁复杂，多为个性问题而非共性问题最终变得“不可代表”或“无法被代表”。整体性的缺失也进一步加剧了台湾政党的部落化趋势，蓝绿白基本盘各自为政、互不妥协，完全将共识和协商搁置一旁。

一是“架空的民主”。从程序上看，台湾民主制度用几年一次的票选剥夺了民众参政议政的权利，民众除了投票以外，并无真正参与政治的机会与途径。选举之后，公权力被少数寡头集团绑架，当政者往往背弃对选民的“遵命”承诺，转而为支持自己胜选背后的利益集团服务，民众的福祉只是其考虑的次要因素。由此可见，选民只是台湾地区政党精英“竞选游戏”中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群众演员”或者“道具”。这意味着，在投票之前和投票之后，所谓的民主与民众基本绝缘。台湾民主对于民众来说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实质上是统治精英的民主。

二是“一秒钟民主”。台湾民众只有在数年一次的选举投票时才享有民主，才有存在感。投票一旦结束，选民即被弃之不用、视而不见，民众进入休眠期，待到下一次选举时，又被重新激活。按照卢梭的说法，即是“选民只有在选举期间，才是自由的；选举一旦结束，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14］。由此，台湾的政治体制也就陷入了“反向集权主义”［15］，即民众在选举结束之后就在政治上被“去动员化”，仅剩下当政者也即民进党当局的威权。传统的集权主义是在缺乏选举的“弱民主”语境下产生的，而“反向集权主义”则是在选举泛滥的“强民主”样态下形成的。

三是“装饰性民主”。台湾实行的多党制和普选制会放大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民进党为争取特定群体的选票，就会启用承认政治的选举策略。例如，为了赢得女性群体的支持，就故意挑选萧美琴担任赖清德的副手。几个具有特定身份人士（如台湾少数民族人士）在民进党权力体系中作为“点缀”和“花瓶”出镜，并不意味着台湾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地位就得到了提高。但这种操作方法无疑会导致少数民族与非少数民族的身份差异不断被放大和固化。事实上，台湾少数民族群体对于民进党的操弄颇为反感，倾向于以拒绝投票的方式来加以抵制。2024年“大选”中，台湾少数民族选举人数共有438 200人，投票人数为269 093人，投票率为61.4%，远低于全台平均投票率71.86%。

（二）身份政治的极化：民粹式民主加剧社会撕裂

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在台湾的兴起和泛滥，解构了台湾社会团结和政治包容，台湾民众呈现群体碎片化和阵营化态势，蓝绿对抗成为当代台湾身份政治的特征，这也为台湾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兴盛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导致台湾很多选民陷入民主困境，即只讲立场，不讲是非；只有颜色，没有对错［16］。

一是身份政治操弄与虚假认知误导。台湾政治的许多乱象必须透过身份政治这个“棱镜”才能看到其背后的实质和本质。在民进党操弄下，岛内民粹情绪暗流涌动，统“独”议题在岛内不但未被淡化，反而进一步凸显。很多民众在统“独”二元对立叙事话语中，只能被迫站队。在碎片化的身份认同和空洞的自我表演中，台湾民众将治理权拱手转让他人。霍布斯鲍姆认为：“这种高度排他性的身份政治，不论终极目标为何，其悲剧性在于它根本就行不通，众人只能表面上假装它是可以实现的事实。”［17］福山也承认身份政治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如“基于身份建立的组织可能加剧自由民主政治体系的功能失调和两极分化”［18］。事实上，所谓统“独”议题只是武断的人为构造，是典型的二分法思维，不但无助于化解问题，反而会制造新的问题，加剧台湾政治体制衰败。

二是社会原子化与想象共同体瓦解。身份政治主导台湾整个政治生态，无论是每次选举，或是所谓“公投”，蓝绿基本盘最后往往都会各自归队。但身份政治是一把双刃剑，充满争议与对抗，它在凸显不同群体标签特色的同时，也必然会产生强大的离心力，鼓励人们分裂为更小的身份团体，导致台湾社会走向原子化，形成形形色色的亚群体。霍布斯鲍姆曾指出：“身份政治本质上并非为了所有人，而只是为了某个特定群体的成员。”［19］民进党当局通过他们所控制的各种社会组织和宣传机器，鼓噪和推动不同身份民众之间的对立。随着价值歧异的扩散、社会共识的缺乏，以自我为中心、拒绝接受他者的“不宽容群体”接连涌现。在这种情况下，岛内主要政党的代表，无论是“立法委员”还是县市议员，往往会变得无所适从，进退失据，因为民众的差异性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些民意代表能够整合和回应的有效范围。

三是经济民生牌的失灵与选举异化。从世界范围来看，选举的焦点已由传统的政治理念、社会政策逐渐发展成为候选人的人格特质、营销策略与媒体呈现［20］。在台湾以往的重要选举中，经济民生牌是各大政党最重要的议题，而在2024年选举中，无论国民党、民众党还是民进党，都没有端出实实在在的“牛肉大餐”，无法提出让民众切实有感的政策。这显示，经济民生牌已呈现边际递减效应，经济社会发展不再是台湾选民最重要的投票影响因素，这必然会导致民主的空洞化与治理的失能化。

（三）民主代表性赤字：由政治自主走向政治他主

在台湾的政治体制中，普遍意义上的民众虽然在形式和话语上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但落实至每一位具体个人却往往在实践中会陷入无助的困境。普通大众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导致台湾民主代表性不足，民众就会对选举无感、冷感甚至以拒绝投票或投废票等方式进行消极抵制。2024年台湾地区选举中，虽然投票人数较2000年增加了23.74万人，但投票率却下降3.04%，两相对比就可部分折射出台湾民众对既有选举体制的不满。

一是民进党对民主意涵的偷换与篡改。民进党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某些人通过选举取得民众的选票进而获得作决定的权力，而民众也将自我的权力让渡给胜选者。于是，民主就变成了“民众选举管理者”，由“民选管理者对台湾实行管理”，“民众管理”被偷换成“人民（民众）选举”，“民众”蜕变为“选民”［21］。“大众民主”被私下改造为“精英统治+人民同意”，普选权被等同为“大众性”。公民权斗争的多种诉求被逐渐简化为选举权的平等，“人民的同意”越来越被虚化为投票的瞬间，“大众民主”政治也就被转化为通过多数人的选举来确定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来源的程序。这种内嵌型的数字决定论，必然会结构性地导致政治自主异化为政治他主。

二是民进党垄断政治的压抑与破坏。民进党的民主化操弄，其实已经成为不平等分配和新的垄断形式合法化的工具。民进党“技术赋能威权”，利用强大的政党机器、资本金钱、媒体掌控等，构建了对于其他政党具有抑制性的庞大的垄断集体，而且将这种压抑关系合法化。这必然会导致台湾的政党体制走向寡头化，进而带来巨大的平等灾难。在机会主义驱动下，民进党無所不用其极地操纵族群与身份认同等话题，并将之与代议制民主相关联。这势必会进一步加剧台湾民主政治的异化，破坏台湾向高质量民主转型的可能，使其只能成为劣质民主与廉价民主。

三是代表性断裂的社会失序与混乱。随着2024年选举的落幕与利益的重组，台湾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持续的分化。在纵向上，民进党与台湾民众的断裂，导致其不但无法成为台湾多数民众的“代表”，反而成为利用少数力量裹挟多数力量的“先锋”。这就出现了亨廷顿所说的“非代表性民主”，即当局决策与民意诉求日渐脱离［22］。在横向上，民进党与其他政党的对峙，不但无法推动社会的和解，反而会加剧社会内耗与空转。在这种劣质民主的驱动下，政治极化与寡头化结伴而行，导致台湾民主由最初的代表民众逐渐蜕变为排斥性的抑制民众。当自身正当利益无法“被代表”时，普通民众往往选择抛弃“代议制民主”，转而诉求“直接民主”甚至各种“街头政治”。

三、对岛内政局的深层影响与蓝绿白势力的政治走向

民进党胜选，打破了2000年以来蓝绿轮流坐庄、八年一轮替的惯例。岛内政党呈现“一大一中多小”格局，台湾政坛出现“朝小野大”、蓝加白大于绿的政治格局。在“选举机器化”驱动下［23］，未来岛内政治板块将发生新的位移，蓝绿两党将呈现非对称极化的景观重塑，即民进党越来越加强绿营基本盘乃至迎合激进的深绿群体，而国民党则尝试在传统的泛蓝阵营之外去开拓中间地带。岛内政治版图或将由传统的蓝绿对决逐渐走向“绿营”与“非绿阵营”的博弈［24］。

（一）民进党长期当政的布局与台湾政党的寡头化

一是民进党图谋“一党独大”格局。民进党连任后，将会因为内部政治分赃不均等因素出现一段时间的颠簸期，但整体来看，该党将朝向日本自民党化方向发展，谋求长期在位，企图塑造“民进党一党独大、新潮流一派独大、赖清德一人独大”模式。未来若民进党实现了长期在位，台湾民主的正当性、合理性与正义性等都将遭遇严重考验。

二是民进党对其他政治势力的磁吸。在“西瓜偎大边”效应驱动下，岛内地方派系将主动向民进党靠拢，捞取更多政经利益，甘愿被民进党收编。同时，民进党还会加快培植新生代，利用在位优势加速“政治资本代际传递”（如苏贞昌交棒给其女儿苏巧慧）［25］，为未来选举提前布局。而其他政党则缺乏舞台，年轻力量无法崭露头角，即使是“政二代”也很难脱颖而出。

三是治理能力退化和分配正义缺失。民进党上台后，抛弃了国民党时期形成的亚洲最高效、精英化的官僚体系，行政当局频繁倒台，而新上任的治理者往往经验不足，只能依托“网红政治”来粉饰太平［26］。无论是陈水扁当局的产业规划还是蔡英文时期的福利政策，多以失败告终。台湾科技和产业地位边缘化，民进党甚至将“护台神山”台积电对美国拱手相送。民进党虽然以平权、反黑金、反腐败为口号崛起，但民进党当政下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黑金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腐败问题也更加猖獗［27］。

（二）国民党的“天花板”困境与两岸政策的徘徊

2024年选举中，国民党虽然未能赢得行政主导权，却在立法机构占据多数，韩国瑜成功当选立法机构负责人，进一步强化了对于民进党当政的监督权和问责权，有效打破了民进党此前的“完全当政”局面。此外，在台立法机构中，40岁以下的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有9人，而民进党只有3人［28］。这也标志着国民党正在加速世代交替，年轻世代逐渐走向权力中心，这对于推动国民党改革、打破“老旧面孔”具有重要的催化剂作用。但2024年选战过程也透露出，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正往保守化方向蜕变。随着国民党本土化转型，岛内蓝绿白三方都会强化“爱台湾”的本土话语论述，甚至往合流方向发展，这会对岛内民众的家国认同和两岸统一之后的台湾社会治理埋下重要隐患。

一是国民党基本盘继续萎缩。2022年底，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取得大胜，但这“不完全是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信任投票，更多是对民進党‘一党独大威权政治的否定”［29］。从发展态势来看，国民党支持群体进一步松动。2020年台湾“大选”中，国民党获得552万票，约占投票总数的38.6%；而到2024年“大选”，国民党仅获得467万票，约占投票总数的33.5%，较4年前明显下滑。更重要的是，“北蓝南绿”的结构被进一步固化，台湾南部更绿，国民党在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全军覆没”，未能赢得一席区域民意代表资格；台湾北部高度绿化，在传统的国民党大票仓也是国民党候选人侯友谊主政的新北市，国民党仅获得86.4万票，得票率为35.17%，远低于民进党的94.9万票，后者得票率为38.6%。

二是国民党或将遭遇更大选举压力。表面看来，过往八年中岛内政局形成了波浪线型的周期性新格局。例如，2016年“大选”中民进党胜出，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胜选，2020年“大选”中民进党连任，2022年“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继续保持优势，2024年“大选”中民进党继续当政。民进党与国民党此起彼伏的波动，折射了岛内政党变局进入“快车道”，平均每两年都会发生一次变化。但我们并不能将此视为“历史的惯性”，认为2026年“九合一”选举国民党依然可以延续优势。事实上，岛内民意基础已然“绿大蓝小”，再加上民进党当政优势，未来国民党的压力将与日俱增。此外，2024年选举过程还揭示了国民党面临的两难困境，即一方面需要联合非绿势力才有可能挑战民进党，但另一方面若将希望完全寄托在其他政党上，则必然会受制于人。未来如何在这二者之间维持相对平衡，既保持国民党的主体性，又能最大限度维持与其他政党合作，将成为国民党不得不深入思考的重要议题。

三是国民党“和中”趋向“远中”。从理论上讲，作为立法机构第一大党，国民党应该掌控议程设置，在两岸政策等重大议题上启动问责机制，扮演好对赖清德和民进党的“暂停键”和“刹车片”角色，成为“忠诚的反对党”。但从客观走向来看，国民党接连三次败选，失败主义弥漫，团结罩门难解，内部将更加四分五裂。国民党内主张与大陆互动的“交流派”日益被边缘化，本土派趁势崛起。在此情势下，国民党有可能在两岸政策上犹豫摇摆，故意与大陆保持距离，避免被“抹红”或被打上“中共同路人”标签，对两岸交流中很多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上往往会保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民进党将借机对国民党进行分化瓦解，岛内蓝绿相互制衡的机制或将坍塌，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或将更加裹步不前。

（三）蓝绿夹杀的版图重塑与第三势力空间的萎缩

在2024年选举中，民众党获得369万票，风头强劲，享受“高光”时刻，但前行之路充满坎坷。

一是政治极化的结构性限制。在台湾单一选区两票制以及马太效应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岛内政党格局两极分化，“大党更大、小党更小”。新党、台联党、亲民党等都曾昙花一现，但终归平淡，被称为“来去匆匆”［30］。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发生后，“时代力量”粉墨登场，一度成为台湾第三大党，但最终却被民进党收编，成为民进党的附庸和从属。未来民众党如何跳脱“第三大党陷阱”，将成为柯文哲的重要考验。

二是个人型政党的先天缺陷。民众党走向与柯文哲的政治前途息息相关。柯文哲在岛内被称为“政治变色龙”，立场摇摆不定，早期标榜自己是“比深绿更绿的墨绿”，在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中与民进党联手，但后来又标榜“中间路线”，谋求与国民党合作。这种两面骑墙的政治态度，较难赢得稳定的支持者。此外，随着柯文哲不再担任台北市长，也不再是“大选”候选人，其将缺乏政治舞台，在舆论场将被边缘化。民众党也将被泡沫化，无力挑战蓝绿两大政党。未来岛内政局将由目前的蓝绿白“三足鼎立”回归蓝绿“楚汉相争”。

三是政党领袖的低视野格局。岛内很多政治人物都只顾一己私利，罔顾主流民意。在2024年“大选”前，岛内民众普遍呼吁“换党做做看”。面对主流民意，岛内两大主要在野党理应携手并进，终结“台独”势力当政状况，共同为台湾民众福祉和台湾前途打拼。民众党和国民党理念相近，都反对民进党贪污滥权，主张与大陆沟通对话。但柯文哲等政治势力为了一党之私，宁可自己选不上，也不能让同路人选上，这种狭隘心理只能让民进党“躺着选”“笑着赢”。

（四）台湾的政治极化与“朝小野大”的治理内耗

2024年“大选”结束后，此前民进党“一党独大”、同步掌控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使台湾政治板块发生新的移动，使台湾恢复政治生态平衡。但从客观现实来看，赖清德还未上任就已深陷信任危机，未来岛内政治厮杀与政治极化将更趋激烈。

一是“否决政治”的死循环。赖清德上台后，民进党虽然掌控了行政机构，却无法掌控立法机构，出现“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台湾立法机构将陷入“为否决而否决”的“否决政治”，很多民意代表在投票时，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党派利益、党派利益凌驾于选区利益之上，议事过程中争论不休、久议不决，导致选举的问责功能失灵。不同政党之间的政策分野与摩擦掣肘，致使当局行动迟缓、效率低下，妥协精神被侵蚀。其终极结果将是政治瘫痪，温和政治走向激进政治，甚至会出现“拉布”现象，各政党与政治人物均在其合法掩护下拼命争权夺利和扩张利益，而制度自身将逐渐失去其原有的自我修复能力。

二是泛政治化的廉价动员。目前，台湾地区正走向“泛政治化”泥潭。最为典型的现象之一，即台湾地区频繁诉诸全民公投。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公投都被视为民粹异端而被严加防范。例如，英国300多年宪政民主史上仅仅发生过3次公投，美国更是没有进行过一次全民公投，而民进党在2004年至2021年的17年间就发动了5次公投。此外，台湾每次地区领导人选举、县市长选举等也都被过分动员，在政治精英的操弄下，民意表达过于廉价化和情绪化。在此情势下，民众耐性逐渐被消耗殆尽，台湾社会韧性快速下降。

三是社会撕裂的政治衰败。台湾自开启所谓民选政治以来，“蓝绿对立”“统独对决”不断加剧台湾的社会撕裂，给台湾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戕害。民进党则是社会撕裂的直接受益者，在食髓知味之后，把“抗中牌”视作选举“灵丹妙药”，频频煽动内部族群对立，甚至还强行制造出所谓“原住民”“闽南人”和“客家人”等不同议题，夸大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甚至超越了传统上统“独”之分的意识形态光谱。社会无限内耗必然催生社会衰败，即治理体系失灵。1990年台湾地区人均GDP相當于新加坡的68%，而2022年已经不足44%。对于台湾民主政治的观察，既要分析其形式与结构，也要衡量其政治效能。如果其已经成为台湾发展的枷锁和绊脚石，那么这种民主政治本身就值得深入检讨。

四、民进党的“台独”布局与两岸关系的风险与隐患

2024年“大选”结束后，赖清德声称，其上台后将开创两岸关系“新局”，但他所谓“新局”将是台海风高浪急的危局。赖清德主动标榜自己是台湾地区唯一敢为自己贴上“台独”标签的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性格偏执死硬，被柯文哲讥讽为“‘台独恐怖分子”。赖清德、萧美琴当选后，被称为“独上加独”。两岸关系更趋严峻复杂，各种变数丛生，台海和平遭遇空前挑战，这有可能会导致台海地区危机四伏甚至出现兵凶战危。

（一）“台独”意识形态的驱动与民进党当局的挑衅

赖清德反复标榜所谓“台独务实工作者”形象，在竞选期间就毫不避讳，公开声称“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2024年2月，在赖清德深度介入下，民进党当局打破此前承诺，突然禁止旅游团来大陆参访。赖清德还未上任就抛出如此“起手式”，预设着其走马上任后在两岸政策上或更趋强硬。未来，赖“台独”行径或将愈演愈烈，其两岸政策或将比蔡英文更加倒退，走对立对抗的老路和谋“独”挑衅的邪路，让台湾离和平与繁荣越来越远，离冲突与衰退越来越近。

一是去“中华民国”化。蔡英文声称依照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规来处理两岸事务。赖比蔡严重倒退，在“台独”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声称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是“台湾的灾难”，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从未提及，更不会遵守。赖清德不但不会冻结“台独”党纲，反而会冻结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将之冷处理。蔡英文是借壳上市，在“中华民国”掩护下包装“台独”，而赖清德是“破壳上市”，扔掉“中华民国”空壳，直接诉诸所谓“台湾是独立主权国家”。

二是落实激进“台独”。陈水扁是“投机型台独分子”，主要把“台独”作为选举的工具。而赖清德是“理念型台独分子”，从不掩饰自己的“台独”底色，甚至以此为傲。蔡英文在“台独”布局方面只做不说，大搞以“文化台独”为代表的“柔性台独”和“隐性台独”；而赖将采取强硬政策，既做又说，肆无忌惮，强硬推行“显性台独”，鼓吹所谓“住民自决论”和“台湾民族自决论”［31］，公开叫嚣“台独神话”。他甚至有可能炮制李登辉的所谓“特殊两国论”或陈水扁的所谓“一边一国论”，成为比陈水扁更为激进的“麻烦制造者”。

三是直接挑衅大陆底线。赖清德被称为“台独金孙”，岛内深绿势力对其充满“期望”。如果赖清德的“台独”政策扭扭捏捏，深绿势力势必会向赖清德发起反扑。此外，赖清德虽然胜选，但仅有40%左右的得票率，民进党也已失去对立法机构的掌控。这意味着，赖清德还未上台，就已经提前“跛脚”。在对外活动空间方面，赖清德刚一胜选，瑙鲁就宣布与台“断交”，这是对赖清德的当头一棒。在内外交困情势下，赖清德可能会主动向绿营基本盘逢迎示好，进行“台独”作秀，防止民意支持度崩盘。在深绿势力裹挟下，赖有可能成为“失速列车”，效仿李登辉炮制“两国论”，或发动所谓“制宪公投”与“统独公投”等，与中国大陆正面对撞。

（二）民进党的操弄与岛内“趋独远统”的氛围恶化

台湾政治实践正在往民粹方向恶化，并产生了一系列后果，这也会对两岸关系产生一定的连带和辐射效应。在台湾民主发展进程中，两岸因素表面只是外部因素，但因为岛内的统“独”议题等持续发酵，两岸因素事实上已经内化为台湾政治的内部因素。而当岛内政治生态和民意结构发生变化后，自然也会对两岸关系带来新的变数。

一是压制“疑独世代”。受李登辉和民进党当政20余年“台独”教育等影响，岛内民意全面绿化，“绿涨蓝消”态势明显。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中国人”而非“台湾人”身份认同持续下跌，已经不足5%。目前，台湾统“独”对立与族裔冲突仍处于“未完成态”。蔡英文曾以所谓“天然独”来为台湾青年打上标签，但随着台海地區的紧张态势不断升级，岛内青年越来越认识到和平的重要性，进而发现所谓“天然独”只是民进党的“人造独”，于是“疑独世代”开始登场。赖清德上台后，势必全力反扑，压缩“疑独世代”舆论空间。例如，赖清德或将继续利用教科书等毒化青年群体，以所谓“天然台”的名义扭曲台湾青年的世界观和家国认同。

二是炮制所谓“台湾共同体”。民进党连续当政，进一步掌控了“政治资本”和“社会权力关系”［32］，将所谓“台式民主”鼓吹为唯一的民主形态，除此之外的就是“不民主”“专制”“威权”或者“邪恶”，全力塑造所谓“民主台湾”对抗所谓“威权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不断推波助澜，加大对岛内民众话术洗脑和认知恐吓，企图消解中国大陆“两岸一家亲”话语的感召力，拉高台湾民众对于所谓“台湾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2024年2月14日，民进党当局在金门海域非法追赶福建一艘渔船，导致船上4人全部落海，其中2人死亡，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蔡英文、赖清德等不但未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歉意和慰问，反而鼓动台湾网军在岛内大肆煽动民粹，诋毁和抹黑大陆形象，企图捏造“外部压力”来“凝聚台湾民众共同体意识”。

三是加剧两岸民意对抗。为将岛内民众绑上“台独”战车，民进党当局全面阻挠干扰各项交流，在岛内制造“绿色恐怖”和“红色恐慌”，使岛内民众囿于信息茧房，无法了解中国大陆真实情况；将中国大陆威慑“台独”的举措曲解为打压台湾的“暴行”，煽动“仇中抗中反中恨中”氛围，将其拉向舆论中心地带，甚至妄想推动“台独”意识主流化和板结化。目前，台湾民众对于大陆民众的认知定位，已由“同胞”蜕化为“邻居”，未来可能将由“邻居”蜕化为“敌人”，这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埋雷。台湾民意的绿化也会导致岛内民众的政党认同和政党归属逐渐往非国民党方向靠拢。

（三）台湾“倚美抗陆”与美国“以台制华”叠加震荡

在中国和美国实力此长彼消情势下，美国对华打“台湾牌”的意愿和动能不断升高。相较于国民党，美利用民进党打“台湾牌”更加得心应手。未来美国将继续操弄台湾议题，赖清德当局也会积极逢迎，美国“以台制华”与民进党当局“倚美抗陆”将呈现叠加震荡效应。

一是拉高政治互动层级。近年来，美国以“切香肠”的方式不断拉高与台当局的互动层级。例如，2022年8月美国曾指派时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窜台。未来美国有可能故技重施，指派高官窜台或邀请台湾地区领导人窜美。

二是强化军事武装台湾。支持台湾构建对大陆“不对称战略”，企图将台打造为“刺猬岛”，增加岛内军事弹药密集度，加大美台联演联训，构建美台所谓“互操作性”，助长民进党“以武谋独”幻想。从2024年起，美军顾问将常驻金门与澎湖的台湾陆军两栖营，并不定期驻训台湾防务力量各特战营。金门距离厦门最近处只有1.8公里，美国如此操作，势必会加剧地区紧张。

三是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积极拉拢日欧等集体对华打“台湾牌”，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还会把台海冲突与俄乌冲突、哈以冲突等并列，引导国际社会误认为“两岸关系是与俄乌关系类似的国际关系”“两岸统一是大陆‘入侵台湾”。

岛内舆论高度担心赖清德上台后，在内部深绿势力的裹挟和外部美国因素的刺激下，或将在两岸政策上推行激进路线。但无论赖清德如何寻衅滋事，外部势力如何插手，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每次挑衅，都会成为大陆反向化危为机、强化对台海局势主导权和掌控力的重要抓手。

五、结语

2024年是有史以来全球最大的“超级大选年”，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选举，覆盖世界近一半人口、近50%经济总量，给世界格局带来变数。台湾地区选举作为2024年全球首场重要选举，有可能会引发区域骨牌效应。更重要的是，2024年台湾地区选举结果代表性的断裂将导致岛内社会分歧加剧，族群冲突升级，社会撕裂对立，政治极化扩张，并冲击台海和平，给两岸关系投下严重阴影。“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同胞利益福祉背道而驰。未来若不终结民进党一党独大的格局，根治政治衰败，台湾的前行之路将更加坎坷。只有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台湾同胞才能过上和平、安宁、富足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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