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灵 严静

摘  要：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重大论断，体现了百年大党高度的政治自觉、理论自觉、话语自觉。“最大的政治”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建构理论体系、制定中心任务、开展奋斗实践的一个言语物质和表达形式，经历了革命时期的孕育与萌芽、建设时期的创生与运用、改革时期的聚焦与激活和新时代的守正与创新四个阶段，是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状况在观念上与时俱进的反映，是政治资源、经济要素、文化基因与话语体系交融的结果。新时代“最大的政治”话语体系的系统性建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以及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人民群众意志的科学认识，体现了以现代化为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路径的话语建设格局。研究阐释好“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重大论断所蕴藏的最大政治优势、根本政治立场、中心政治主题、重大政治问题和伟大政治使命，是科学回答中國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重要内容，对全党工作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赓续推进具有根本性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最大的政治”；话语；历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2-0058-11

在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综合研判国情世情党情的基础上，系统分析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趋势，郑重提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1］的重大论断，这体现了百年大党高度的政治自觉、理论自觉与话语自觉。“最大的政治”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对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中心任务、重大任务、主要任务的高度话语凝练和概括，内蕴党的政治优势、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和政治使命。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尚较为单薄，仅有的若干成果集中于分析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话语系统中的某一具体理论话语，更多着眼于对“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这一论断的局部话语阐释，较少对“最大的政治”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建构问题开展整体性研究。本文在梳理和分析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通过考察“最大的政治”话语生成的历史脉络及其在时代流转中的创新发展，揭示“最大的政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话语内涵和演进特点，并且重点阐释新时代“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话语意蕴。这项研究有助于将理论化、概念化、抽象化的政治话语表达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指导原则，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理论参考。

一、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内在逻辑

任何政治概念或话语的孕育、生成和确立都不是凭空而起的，而是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土壤，是在历史文化、政治实践、生产生活、社会形态等各类因素相互交织、浸染、影响下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出现和广泛运用有其特定的发生环境，具有深厚的理论根源和鲜明的价值意蕴。

（一）“最大的政治”话语的概念分析

概念明确是能够进行逻辑分析和推理的前提和基础。界定“最大的政治”，首先要明确“何为政治”。关于“政治”概念的界定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其中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其一，从汉语词源学维度分析，中国古代“政”和“治”多分开使用，“政”主要指伦理、秩序、法令和权力，“治”主要指统治、管理或社会秩序稳定的一种状态。“政治”一词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的一些典籍中，如《尚书》之《周书·毕命》记载“道洽政治，泽润生民”［2］。其二，从西方政治学维度分析，它侧重于从活动的视角来理解政治，认为政治是一种国家活动，是一种管理活动，是对社会价值物的权威性分配的决策性活动［3］。其三，从马克思主义维度分析，其一般把政治关系界定为“社会的、公共的关系”［4］，认为政治关系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思路，界定“最大的政治”中的“政治”一词的内涵，不能局限于抽象独立的社会政治现象或具体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而应在社会关系中来理解和把握政治。“最大的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建构理论体系、制定中心任务、开展奋斗实践的一个言语物质和表达形式，是党从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中抽离出来的，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密切相关的最关键、最重要、最紧要的事物。具体来说，“最大的政治”就是一定时期、一定阶段党和国家的最高的、最中心的政治任务，也是贯穿党和国家发展始终的核心议题，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时代性的特点。“最大的政治”论断的提出与内涵演化，“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的影响相关”［5］，是社会实践发展和主要矛盾转化的结果，是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工作重心阶段性变化的结果，是党的思想认识深化和理论水平提高的结果，体现了党对自身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的深刻把握。

（二）“最大的政治”话语的理论要素

“最大的政治”话语的理论要素为何，有何理论依据，这也是需要阐释的基本问题。从现有资料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直接明确使用“最大的政治”这一提法，但与之相似的话语表达有“首要任务”“主要任务”“政治任务”等。这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话语的理论要素，体现了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就马克思、恩格斯而言，“任务”这一话语在其书稿中属于高频词汇，有“战斗任务”“历史任务”“紧要任务”“重大的任务”“革命的任务”“当代的任务”“社会的任务”等提法。值得注意的是，“政治任务”这一话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并未被明确提出，它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首次出现于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此后，列宁多次运用“政治任务”这一话语，谈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俄国工人政党的当前政治任务”“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切实的实际的政治任务”“最迫切的政治任务”等问题。列宁对“如何确定政治任务”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提出应“把争取当前政治要求的斗争当做首要的政治任务”［6］，“从最坚决彻底实现民主革命的观点出发，确定目前的最近的政治任务”［6］679，“根据对这一年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来确定我们当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7］，实现“由一个政治任务向另一个政治任务的过渡”［8］等思想。这些论述为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和使用“政治任务”这一话语提供了重要参考，为“最大的政治”话语的生成和内涵演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最大的政治”话语的价值逻辑

“最大的政治”话语是一种价值判断，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为推进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事业提供了价值指引。其一，“最大的政治”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话语。“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9］，是立党兴党强党的关键所在。人民群众的政治主体性，决定了“最大的政治”话语的价值导向，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或确定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的底层逻辑。“最大的政治”话语内蕴为民情怀，其实现也必须依靠人民力量，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二，“最大的政治”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0］无论在哪一历史阶段，“最大的政治”话语都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逻辑依归，这是中国共产党屡经风雨波折而屹立不倒，不斷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核心支撑。其三，“最大的政治”是为世界谋大同的话语。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最大的政治”话语不仅仅聚焦于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也十分关注人类前途命运。“最大的政治”话语坚守“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历史底蕴，赓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文明传承，秉持“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文化精神，为破解人类共同挑战开拓了新思路、新方案，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历史演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11］“最大的政治”话语是中国共产党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重要符号，其内涵随历史的演进而不断更新。在不同历史阶段，“最大的政治”话语的目标、对象、范围、原则和方法等均有不同的指向和内涵，其发展演变表征了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历史性变化对“最大的政治”话语与时俱进的要求。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孕育与萌芽

“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孕育与萌芽，首先在于内在核心符号的形成，在于党对“政治任务”的认知高度、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政治任务”一词最早出现于1927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此前，党一直使用“任务”“中心任务”等与之相似的话语。此后，党开始大量使用“政治任务”话语，并不断对该话语进行修饰和限定，以反映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出的对党的发展和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决策。193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上海三次暴动宣传大纲”暨“红五月口号”错误的声明》中提出了反对进攻苏联、反对瓜分中国、反对国民党等许多“最中心的政治任务”，着重强调其彻底实现，必须以组织和扩大罢工斗争为出发点，以无产阶级的领导为根本保证［12］。1940年，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一文中指出“团结自己，团结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13］，这不仅是“极大的政治任务”，也是组织任务。194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一则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中，对“最高的政治任务”与“具体的宣传任务”进行了区分，认为关于敌人的宣传方针，要充分考虑敌人士兵的觉悟程度，“不要提出过高的口号”［14］，宣传要具体化、通俗化、接地气。1947年，中共中央高度认同《中原局关于进入大别山后地方工作的指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即为“把消灭土顽，看成最严重的政治任务”［15］。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任务”的话语表达具有多维性，“最中心的政治任务”“极大的政治任务”“最高的政治任务”“最严重的政治任务”等话语的接连使用，既体现了革命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和阶段任务，也彰显了党在这一时期对“政治任务”的系列认识具有思想与行动上的自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任务”话语的科学认知和规范使用，以及多层级、多层面、多层次的诠释，表明党把“政治任务”与中国国情、具体实践、发展要求相结合的酝酿与孕育，推动了“最大的政治”话语的生成。一方面，“政治任务”以话语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充反映了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另一方面，“政治任务”系列话语的多元化诠释，也充实了党的政治话语体系，对“最大的政治”话语的提出具有引领意义。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创生与运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发展生产和恢复经济，动员全国人民开展“三大运动”，推进“一化三改”的实施，成功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这一时期，党更加频繁地使用“政治任务”话语，且使用范围更加广泛，不止于政治、宣传和军事领域，也常见于经济、教育、文化领域。这类表述有“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16］，“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17］，“大量培养与提拔工农干部，和有计划地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业务水平……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18］，“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全国普遍的长期的经常的政治任务”［19］，“全力保证实现钢产翻一番，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20］等。1964年，在北京召开的民兵政治工作会议上，党中央首次提出了“最大的政治”话语，指出“如果脱离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脱离了当前最大的政治”［21］。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毛泽东、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人基于国内形势的评估和判断，和由干群关系紧张、农民要求突破体制的束缚而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而谋划的战略任务，也是20世纪60年代影响比较深远的重要事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出现了错误。“最大的政治”话语与当时在《后十条》指导和影响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紧密衔接与意蕴趋同，为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埋下了伏笔。正如薄一波所概括的“这场运动的确犯了‘左的错误。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二是在一些问题上颠倒了是非，把本来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加以批判”［22］。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提出“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初衷是好的，但由于复杂历史因素而未能全面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未能全面遵循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由此进入沉寂期。相比较而言，“最大的政治”与“政治任务”的系列话语，有一定关系但也有所不同。“最大的政治”是“政治任务”系列话语的衍生物，是从“政治任务”系列话语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更为重要、更为紧迫、更为严肃的话语主张，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历史性影响。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最大的政治”话语的聚焦与激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急需跟上世界潮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全面推动民族复兴，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由此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最大的政治”话语在新时期获得了重新启用，有了新的思想内涵。1979、1980年，邓小平多次使用“最大的政治”提法，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实现了“最大的政治”话语的意义转向和聚焦激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23］，“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23］194，“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23］234，“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政治路线是“当前最大的政治”［23］248-249等重要论述的提出，表明“最大的政治”话语具有新的特质和时代意蕴。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大的政治”是将生产力发展置于首要位置的话语。二是坚持群众路线，“最大的政治”话语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利益。三是现代化作为贯穿“最大的政治”系列话语的一条红线，是重要路径，是核心目标，也是根本指向。江泽民坚持、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最大的政治”的相关重要思想，从经济对于国家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一视角切入，认为“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9］514。这体现了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樣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认识的深化，对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位、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等关键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确保了改革开放在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中不迷失、不偏航、不走样。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最大的政治”话语实现了基础意义上的概念重构，是重新界定话语的内涵、逻辑和价值取向，重新建构话语符号的所指和所能的重要成果，推动了“最大的政治”话语面貌和格局的焕然一新。该时期“最大的政治”话语的显著特征在于将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置于首要位置，将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反映了党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现状和趋势走向的精准判断，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为“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内涵深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蓝本。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最大政治”话语的守正与创新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人心是最大的政治”［24］、“民心是最大的政治”［25］、“民生是最大的政治”［26］等具体论述，并明确提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1］的重大论断，推动了“最大的政治”话语内涵的守正创新。一是坚持“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促进大团结大联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一文中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27］。这一论述将“最大的政治”与“人心”“统战工作”二者联系起来，既强调了将“人心”界定为“最大的政治”的极端重要性，是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和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也明确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路径和方法，即做好统战工作。二是围绕“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加强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28］；反腐败斗争要坚持“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4亿人民”［29］。有关中央领导同志曾对此进行深入阐释，鲜明而直接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最大的政治”［30］。这些论述彰显了党的人民立场和人民至上的重要理念，“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成为党管党治党建设党的中心考量要素和基本原则。三是“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重视和解决民生问题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基础，只有在发展民生中赢得民心、在凝聚民心中改善民生，才能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巩固和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最大的政治”话语更加关注“人民群众”这一整体概念，注重将民本思想融入话语内涵，在价值表达、政治表达和大众表达三个层面实现了话语表达方式的多元拓展和创新，并发展为激发全党深入推进自我革命的精神动力与精神支柱。

任何一个话语符号的生成、形塑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和价值指向。“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建构和意涵演化过程，直观呈现了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变化，引领和指导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大的政治”话语体系中的各个概念、范畴、词汇和表达方式形成了一个完整、全面、充分展现大党大国的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的话语表达系统。这个系统及其内蕴的话语要素并非脱离现实空间而主观猜想、测度、臆造的抽象总结，而是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状况在观念上与时俱进的反映，是政治资源、经济要素、文化基因与话语体系交融的结果。

三、新时代“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话语意蕴

新时代，党中央提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重大论断，是对“最大的政治”话语意义的本质回归。从“中国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符号转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以及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人民群众意志的科学认识。研究阐释好“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重大论断，是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重要内容，对全党工作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赓续推进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

（一）最大政治优势：深刻理解党的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和最大政治优势。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24］22；如果动摇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中国就要倒退分裂和混乱，就不能实现现代化”［23］267-268。其一，“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31］，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和根本性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和历史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既指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开创、坚持、捍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形成，又体现在“党的领导”这一本质特征上，这是区别于其他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根本标识。其二，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和发展内涵。一方面，基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立国战略，中国式现代化依循“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国家建构-现代化”的独特发展路径［32］；另一方面，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纲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内涵作出了明确要求：坚持在遵循历史发展规律与发挥历史主动的有机结合、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辩证统一中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33］。其三，党的领导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和取得历史性成就。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高超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解决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难题，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各项战略策略的有效实施和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二）根本政治立场：深彻认知以人民为中心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原则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是推动历史进步、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既属于社会范畴，也属于政治范畴。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政治立场、基本原则和重要思想，“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34］。首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过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也是提升人口素质、增进民生福祉的过程，必须一个人也不能少、一个家庭也不能掉队、一个民族也不能落后，实现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其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党坚持人民性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和享有者。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既需要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把“蛋糕”做大，也需要把“蛋糕”分好，使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注重发展的普惠性和分配的公平性，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最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全方位、多样化的美好生活需要，反映了人民群众不但要求更好的物质生活，也期待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这也决定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准确把握、妥善处理人民群众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做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三）中心政治主题：深入领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全面推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至关重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35］，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与关键。只有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面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才能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中顺利推进。按照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新形势下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整合创新科技资源，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代表了一种新型、高质生产力的跃升，是破解经济转型转轨时代命题的科学回答［36］。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系统的经济和社会工程，既需要坚持以智能数字为介质，用好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虚拟现实等新型生产工具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又需要释放人才活力，打造一支善于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创新能力强的高层次创新人才队伍，还需要加强制度创新，着力打通在体制机制方面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二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一方面，要全面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发挥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推动要素资源自主有序流动；另一方面，要全面促进国际大循环，优化对外开放，在实现出口目的地多元化、扩大出口供给、发展服务贸易、加大对外投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上作出更大努力。三是坚持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相得益彰。发展和安全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中国共产党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需要一以贯之地坚持和贯彻下去。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工作总基调，在不断创新、开拓进取的同时，时刻保持清醒和谨慎态度，以极富前瞻性和预见性的战略能力统筹应对国家安全风险中深层次、多维度、复杂化的结构性风险，保证中国式现代化这艘巨轮行稳致远。

（四）重大政治问题：深度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37］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保护生态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特征和生态导向。从讲政治的高度思考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有助于加强建设美丽中国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第一，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点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37］225，具有统一性。树立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这一思想成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全体社会成员普遍理解和接受的政治意识，构建以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目标责任、制度保障、生态安全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明体系，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命题。第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规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的互促、共生关系，高度契合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积极回应了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对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三，赓续坚持和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力支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一项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和公益性的宏大事业，需要中国共产党不断强化生态环保的政治保障力，加强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压实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严惩生态环境问题背后的腐败和不正之风，从而实现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总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以习近平同志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观念，基于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和对自然界作为有机的系统整体的精准认识，赓续与拓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人与自然真实图景的系统辩证思想，形成和确立了丰富完备、逻辑严密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38］。

（五）伟大政治使命：深透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现代化，更是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尚和合、求大同”的理念，立足于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精神格局，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天然地包含追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因子。从理论逻辑看，它继承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汲取中国优秀传统“和”文化的精髓，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39］。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世界发展潮流和国家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国实现经济的历史飞跃“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维护和平”［40］，始终一贯坚持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的高质量推进、新型国家关系的构建，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都是中国坚持与世界共同繁荣与发展的有力实践证明。其二，中国式现代化肩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政治使命，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时代命题的科学回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立场，开启了一条建构性的、和平的、开放的、渐进的政治发展道路［41］。中国式现代化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促进。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对外殖民掠夺、对内残酷剥削”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超越，开辟了人类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新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启示。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营造了良好环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间正道，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只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妥善应对中国式现代化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和风险挑战，有效破解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困局难题，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四、结语

“最大的政治”作为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政治符号，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话语凝练与形象表达。“最大的政治”这一多义性话语的内涵演进过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大的政治”话语体系的系统性建构，体现了以现代化为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路径的话语建设格局。民生、党建、统战、生态环保等领域衍生的一系列服务于这一话语格局的具体政治话语，不断增添了“最大的政治”话语的新议题和新表述，使“最大的政治”话语逐渐规范和成熟。中国共产党对“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历时阐释，表明“最大的政治”是紧密联系国家发展实际、顺应时代要求的话语，是党在不同形势下的一种理论探索和现实追求，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生动诠释。“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广泛使用，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奋斗轨迹和工作重心，勾勒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体系的多元历史面相，是政治认同、价值认同和话语认同的具体体现。科学把握“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重大论断，需要从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角度体会其多维性和全面性，把握其中蕴含的原则和方法论要求，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有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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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