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嘟嘟

电影《阿飞正传》的最后：梁朝伟在电灯下面数钞票，数清一沓，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拿出一副扑克牌……接下来，他全身笔挺，对着镜子梳头，三七分，讲究……最后，关灯。

在作家金宇澄的眼里，这半分钟，是上海味道。电影在这里结束，《繁花》从这里开始——阿宝出场了。

当他走进剧集，他便走进了宝总的传奇人生；当他走进书本，他便走进了上海的烟火人生。前者是王家卫，后者是金宇澄。2012年，《繁花》出版，不久之后，王家卫就问他买下了影视改编权。王家卫说：“侬写的，就是我哥姐的生活。”金宇澄被打动。10年之后，王家卫拍的电视剧终于跟观众见面，故事跟原著没几毛钱关系，金宇澄说“没法看”。尽管书粉对王家卫骂骂咧咧，但我依旧想说，这未必不是一件幸事。

走进真实的上海，还得翻开《繁花》，而走进《繁花》，先要走进金宇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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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的故事始于20世纪60年代，那是金宇澄的少年时代。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因为生产时非常顺利，父母便为他起名为“金舒舒”，可惜生逢乱世，他自打出生就很不舒坦。

金父是落魄家庭出身的少爷，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弃笔从戎，投身抗战，加入了中共秘密情报系统。母亲姚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家里经营着银楼，打小衣食无忧。她与金父一样，是那个时代的进步青年，热血奋进，渴望救国。

1942年7月29日深夜，金父在寓所中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刑讯多日，下肢几乎瘫痪。随后的一年，他被囚禁在“远东第一大狱”——上海提篮桥监狱。

金父被捕后，一家人零落了，父母只能通过写信来分享舒舒的成长。到了上学的年纪，报纸上号召全社会支持“民办小学”，父母便为他报了名。哪知这种非正式的小学，条件一塌糊涂，老师都是粗通文墨的弄堂妇女，教室也都是在居民的家里，地点换了又换，实在难有学习的氛围。民办小学教育粗糙，根本不关心小孩的心理健康，“金舒舒”这个名字，也让大男孩屡遭嘲笑，渐渐地，他就开始逃学了。

他的兴趣都在学堂之外，收集植物标本、去小书摊看书、画画、攒邮票、看电影……兴趣多种多样，但人总是独来独往。

直到“文革”初期的某天，他終于提出来要改名，金父一想，“舒舒”的确“过于资产阶级化”，于是才引用了毛主席“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里的一词，为他更名“宇澄”。

1969年，金宇澄16岁，初中毕业，恰逢“上山下乡”开始。在云南和黑龙江之间，金宇澄果断选择了后者，因为“云南一年四季种地，东北冬天不用干活”。而实际上，东北的生活也异常“惨烈”，他在这里种地、盖房、装窑、伐木、养马、做棺材……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

难得吃上一顿肉，他也顾不上文青的体面，一顿哄抢，狼吞虎咽。长达七年的知青生涯，给金宇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全是灰色影像。

大时代下的人，命运如同蒲公英，吹到哪儿就落在哪儿，一切都由不得自己做主。

该如何形容那些岁月呢？金宇澄说：“好多年的恩怨情仇，罄竹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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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蛮荒之地，精神资源也一样贫瘠。知青们彼此交换仅有的几本小说，反反复复地阅读，一册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几乎被盘出包浆。

实在没书可读，金宇澄就开始给上海的朋友写信，聊的尽是东北的生活。为了更加生动，他还在信中配上了大量的插图。朋友读着很欢喜，有一次他在回信中说：“你写得太好了，以后应该可以写小说。”这句话在金宇澄心里，埋下了小小的种子。政策宽松之后，越来越多的知青开始返乡，为了尽快回上海，知青们想尽各种办法。

那时候只要生病，便可以办病退回上海。于是金宇澄在患胃溃疡的一个月中，冒名帮六个上海青年进行胃部钡餐检查，医生说这简直是搏命般的疯狂。1976年，金宇澄终于回城。

此时的他，既是本地人，又是外乡人，难寻自己的位置，兜兜转转，他进入了一家小的钟表企业，整日与滴滴答答的时间作伴。工作之余，金宇澄开始了写作。

早年间他书写的都是东北记忆，看那些作品，你大概会以为他是个东北作家。

1987年，他的小说《风中鸟》获得了《上海文学》短篇奖，第二年，他便被调入《上海文学》编辑部，从此与文字为伴。那是个文学蓬勃发展的年代，金宇澄也想展示自己的文学才华，于是边当编辑边写作。

但同时干这两个活儿非常拧巴，晚上好不容易琢磨出来的东西，第二天一早坐到编辑的位置上一看，怎么都不顺眼，索性，一门心思当个编辑。

30多年过去，小金变成了老金，一晃大半辈子。这期间，时代变了又变，改革开放了，人们有钱了，文学的光也逐渐暗淡了。

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什么东西都在变。

2011年，某个平凡的日子，金宇澄路过上海延安路高架和陕西南路交叉口的人行天桥，无意中看到一个在那里摆地摊的女人。她的岁数很大了，正在卖小孩的鞋袜一类的东西。

“就像文字里说的惊鸿一瞥”，金宇澄认出这个女人是“我青少年时代静安寺地区最有名的一个美女”。这个年少时的模糊印象，被他类比为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那种少年人对年长的美丽女性的迷恋。

“我看到她，并不是想说她怎么潦倒如此，在这个地方摆地摊，而是想表达时间的残酷性。时间能够把你印象中已经记不起容貌的美女，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场景，最终成了金宇澄动笔写《繁花》的重要原因。在此之前，他已经封笔近20年了。有些东西再不记录，就真的消逝了。

2011年5月10日，金宇澄以“独上阁楼”为笔名在“弄堂网”上发了一个帖子，写一些杂乱零碎的故事。读者都是上海人，所以他也一直使用着沪语写作。原本只是消遣，但金宇澄越写越上头，有时候会凌晨跑进网吧猛敲键盘。

那些琐碎的、荒诞的，甚至是三观不正的故事，多是他从饭局上听来的，故事中那些被世界忽略的人和事，都真实地流淌在上海这座城市的毛细血管里。

每个故事，都得到了热烈回应，网友每天催着他更新。5个多月的连载，竟积累下一本长篇小说，暂名为《上海阿宝》。2012年，这部作品正式在《收获》杂志上发表，起名为《繁花》。《繁花》一出，惊艳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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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花开时，大家都觉得美，但没有人去仔细记录她慢慢枯萎的过程。金宇澄说“静安寺美女”并没有成为小说中某个具体形象，而是幻化为一种“好花不常开”的情绪。虽如是，但书中的每一位女性，几乎都有“静安寺美女”的影子。金宇澄笔下，《繁花》中的女性各有各的美，但无论是谁，好像都逃脱不了“好花不常开”的命运。譬如淑华远嫁东北后发疯，李李看破红尘剃度出家；譬如阿宝的初恋雪芝中年“丰腴发福”，弄堂“花蝴蝶”大妹妹被发配到安徽山区；譬如梅瑞沦为“上海滩最吓人的女瘪三”，汪小姐产下不知生父为谁的“双头怪胎”……

用书中的话形容，“讲得有荤有素，其实是悲的”。《繁花》一招一式里的有荤有素，都是上海腔调。

从时间上，以阿宝、沪生、小毛三兄弟为线索，串联起全部故事，奇数章节讲60至70年代的上海，偶数章节讲8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的上海，双线叙事穿插进行，几乎将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囊括。

在区域上，不同于很多写上海的作品逃不出“十里洋场”，《繁花》涵盖了从法租界到“下只角”棚户区的广大地区，不同区域中不同阶层的一百多号人物，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眼花缭乱，繁花似锦。

在语言上，小说罕见地用沪语写作。在国民通晓普通话的今天，很少人会再去用方言写作。而金宇澄说，文学最要紧的就是语言，“读者打开一本书，第一个接触到的不是故事，是语言”。在大家都说普通话、思维也趋同的当下，“用上海话写作，它的语感、它的句式、它的形式上立刻就不一样”。

金宇澄不担心北方观众看不懂。原因很简单，“我觉得最近十多年来，观众最习惯的就是字幕”，既然现在人们看英剧、美剧、韩剧，有字幕就能看懂，那么上海话更不成问题。

作家李敬泽评价《繁花》：“《繁花》延续了《红楼梦》《金瓶梅》的情感调子，它无限地实，又无限地虚，把人生比附于自然，万物荣枯，盛极必衰；现代以后的中国小说中，得到《红楼梦》真正精髓的不是很多，应该说金宇澄做到了。”

2015年，《繁花》成功拿下了茅盾文学奖。

某天，单位门房交给金宇澄一封信，他打开一看是一份祝福：“你当充分享受你的快乐”。这封信没有署名，但金宇澄猜想，他或许就是当年鼓励自己写小说的那个朋友。人生的际遇有时就在一瞬间。

朋友的一句话触发了他的作家梦，一个无意中的帖子成就了一本著作，再往前看，七年的东北经历也是源于下意识的抉择。

命运是看不清的，难分对错的，金宇澄把这个态度也带到了《繁花》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故事，他只做陈述，不做评判。

所以，《繁花》是亲民的，从人群中来，到人群中去。写就《繁花》之时，金宇澄60岁了，他形容自己是“老妪怀孕”。一时间，鲜花来了，掌声也来了，金宇澄难以招架。他坦言，成就感所带来的幸福只有几秒钟。

剧版《繁花》正在热播，宣传铺天盖地，热搜上个没完，金宇澄却是沉默的，他拒絕了所有采访。无论是舞台剧、电影，还是漫画、评弹，《繁花》的各类改编，金宇澄并不过多介入。“我这个人特别遵守业内和业外的规矩，我不可能去导一个剧或者去做一个电影，因为我不懂这一块，所以在这一方面我是完全听导演的……这个剧也是，我不会主动去说哪里不合适，因为这个事我是外行。”

乐观其成。他多次用这个词来表明自己的不介入。这四个字像极了《繁花》小说的主旨：不响。舞台剧导演马俊丰说，“不响”深刻体现了上海人的市民精神——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时候，上海人就不说。金宇澄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年轻时，金宇澄对作家有着谜之崇拜，以为作家是个全知全能的神。到这个年纪他才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莫说世界之大，能把自己立足的几平方米写明白，就已经十分了不起。《繁花》之后还有繁花吗？

金宇澄不响，他只说，自己的笔不会停下……

改编自《最华人》《十点人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