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花

一

夕阳把白云染成彩色，鸟儿背着欢喜飞往巢穴，我吮吸着空气中裹挟的花朵和植物的味道，迎着柔软的春风回家。

二十多天没见，我第一眼就发现母亲的四颗门牙同时缺位，高兴的心情忽然消失，像渐黑的天色一样暗淡起来。

“妈妈，你牙齿掉啦？”“是的，明天就找胡医生给安上。唉！牙齿说不行就不行了，去年下半年我还买甘蔗回来啃呢！”母亲随口回答。

母亲的两颗门牙是前年安的，现在假牙两边的真牙受不住力也掉了。突然空缺四颗牙齿，母亲的声音、笑的样子，都有了变化，我不禁想起母亲年轻时俊俏的模样，和一口笑起来整齐洁白的牙齿。

年轻时的母亲身形挺直，不胖不瘦，行动干练利落。她手工活很好，还能做得一桌可口的饭菜。那些年还不时兴饭店，乡邻们遇上大事儿，都喜欢请母亲去掌勺。

我们姊妹五个挨着肩儿，虽然都还算听话，但孩子多、家底薄，母亲相比别人，要更吃苦操劳些。

有一年，立秋后热得出奇。赶上“双抢”，母亲跟几个利索能干的女社员负责捋稻铺子，两条腿成天踹在泥巴田里。中午休息时，母亲疲倦地坐在小矮凳上，咬着牙把包裹在小腿上的长袜筒子慢慢地往下拉，皮肤与黄巴巴的灰色袜筒难分难舍，血肉模糊的脓疮一点点地露出来，足有四五寸长。我看得身体一阵发紧，撇过头不敢看，“妈妈，为什么你非要捋稻铺子，割稻不是轻巧些吗？”——我不知道，母亲是故意选择干重活的，就为了挣和男劳力一样的高工分。

“双抢”那段时间，小院晾衣的竹篙上，始终有一双被水锈浸泡成黄泥色的长袜筒子，晒干后硬邦邦的，像两条干鱼，它替母亲抵挡着蚂蟥、稻桩子与中午滚烫的水。

多年后，我仍常常回想起母亲那双年轻的、令我心颤又不敢看的腿，感觉母亲曾经遭受的苦，慢慢地在我心里生出疼来。这个迟到的心疼，本该在母亲年轻的时候就应该给予。如今母亲没有了光滑红润的容颜，当年紧紧相咬的牙齿现在也有多颗成假的了。

二

母親在家排行老小，从小娇生惯养，不仅父母捧着，还有两个哥哥护着。外公开了个小粉坊，家境殷实，这虽然让母亲幼年衣食无忧，但后来也让她被扣上“地主子弟”的帽子。

父亲与母亲家一冲之隔，父亲出身贫农，跟母亲家门不当户不对。外公对于这门亲事并不满意，理由是孤儿寡母的家庭，将来女儿会跟着受苦。成家后，尽管母亲积极地与苦难抗争，但用了半辈子时间，还是印证了外公的担心。

1960年，二十岁的母亲在丹桂飘香的八月成了新娘，可幸福的喜悦刚刚挂上眉梢，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就烧尽了她心中对生活的希望。

那年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夜黑风冷。吃过晚饭，父亲去了隔壁邻居家，奶奶则带着母亲到南头二奶奶家玩。没有任何娱乐的年代，串门聊天成了习惯。

出门前，奶奶把煤油灯火拧得小小的，瞥一眼挤在角落里的几只小白兔，放心地出了门。

屋外的北风大一阵小一阵地蹂躏着已经光秃的枝条，窗户纸在风中不停地颤抖着。

发现火情的是外婆那村的人，他们大喊着奔过田冲，冲到烟火呼啸的村庄，眼前一把铁锁牢牢地套在门上，大火在屋里肆意吞噬。终于发现情况的父亲想要扑向火海，火势已由不得人，邻居死死地抱住了父亲。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团烈火在漆黑的晚上呼呼啦啦地把一切化为乌有。奶奶后来说，一定是兔子碰翻了煤油灯……

家没了，连贫寒都无处安放。端着李家给的碗，拿着张家给的筷子，日子在亲戚和好心人的东拼西凑中，艰难地熬着，直到两年后，父母亲才从借住的油坊里搬回原地新砌的三间土墙草屋里，第二天大姐就出生了。

日子有了奔头，可母亲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反而越想越难过。因为这年六月，57岁的外婆不幸离世。当时身怀六甲的母亲，心像一块烧红的铁放进冰水里一样，痛得滋滋作响。思念远比困苦更折磨人，简直到了无法排解的地步，母亲常常从睡梦中哭醒，坐起来还在哭声中，唯有潮湿的枕头可以读懂母亲对外婆无边无际的思念。

三

LED节能灯真亮啊！把母亲脸上的皱纹照得好清楚，头上的白发也特别显眼，但最触目惊心的，还是母亲那一排空缺的牙齿，让我心里泛起一阵阵酸涩，好像掉进了母亲苦难的日子里，竟难以自拔。

有一次，母亲对已经做了奶奶的大姐说：“你出生时真苦，粗布都没钱买，我瞒着你外公，把他捉给我坐月子吃的一只鹅，叫奶奶拎到街上卖给了卅铺医院工作的胡金华；亲戚送的鸡蛋，也挑大的卖给她了——她也在坐月子。唉！那些年啊！”

母亲说得有些忧伤，我替母亲深深地叹息，可我怎么也走不进她内心真正的忧伤。我被童年的印象所迷惑，记忆中的母亲是没有眼泪的，家里是开心快乐的。我们哪里知道儿时的快乐完全建立在母亲的苦难之上呢？母亲只是选择了坚强，从苦涩的光阴里一点点地酿造出甜味，来滋养我们，好像我们的快乐成了她快乐的养分，成了她永不停歇的理由。

第二天，母亲给我打电话说，已经到镇上找过她最信任的胡医生了，可医生给的建议不理想，她决定来城关。

做模型后的一个礼拜，母亲装上了假牙，上嘴唇又恢复了饱满，她微笑地告诉医生，并没有什么不适。母亲表情温暖，嘴角微微上扬，浅浅地露出一排整齐好看的牙齿，我忽然觉得这才是我熟悉的母亲——一辈子咬紧牙关、面有微笑的母亲。

太阳在窗外闪动着，它奢侈地抛下无法计量的金丝线，在春天里编织着美好。香樟树挥动着无数只小手向我示好，我也满心欢喜地以笑脸回敬。

“牙安好了，我们走吧？”我迫不及待地牵起母亲的手。是的，我不想看到母亲太老的样子，即便是假牙造就的假象，它也能治愈我多思多想的内心。

走出医院大门，母亲一再坚持一个人回去，就像来时不要父亲以及任何人陪同一样，她说：“桐城，我哪里不知道呢？这么一点路。”

是的，这个城市，母亲比我熟悉，那些年生产队开加工厂，母亲常常跑桐城找人搞柴油，有时还跑安庆。后来，母亲还作为“五好家庭”的代表先后出席过几次县里、省里的大会。

至今，落款母亲名字的两块牌匾还挂在墙上，作为奖励的那个鹅黄色菊花纹的铁壳水瓶和白色搪瓷脸盆伴随我们很多年，其他的奖品和那些奖状却已不知所终，就像母亲的牙齿一样，不知不觉地消失了，甚至不存在了。

我拗不过母亲，只好站在巷子里目送母亲的背影离开。母亲的步伐依旧利索快捷，我心里却空洞洞的。是因为她拒绝到我家来，还是因为她拒绝我相送？好像都不是，又好像都是。

母亲越走越远，走到了巷子的转角处，我忽然有种莫名的难过，眼睛不由自主地模糊起来。

八十三岁的母亲，终究是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