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化或赋新：史传传统视域下的革命历史叙述

2024-03-13刘霞云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24年1期

关键词：革命历史叙述；史传传统；内化；借鉴；赋新

摘要：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创作实践中表征出对史传传统如重“正史”、秉“实录”、喜“奇异”等叙事理念的无意识内化，对结构体例、客观呈现、“异人异相”等叙事策略的有限度借鉴，而主流意识形态的高扬与历史观念的更新等又赋予“以史为鉴”“叙事干预”“体兼赋颂”等一定新意，甚至呈现出某种背离意图。这种既内化、借鉴又赋新、背离的特质使得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独特的文学谱系，人们在奉其为“红色经典”的同时，对其艺术价值与运思方式褒贬不一。深度探究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思其存在缘由，有利于重识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丰富性以及中国文学传统的当代传承状貌。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4）01-0069-10

Internalization or Renewal：Narration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Biography Tradition

LIU Xiayun（School of Journalism，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China ）

Key words：narrative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historical biography tradition；internalization；reference；renewal

Abstract：In the 17-year writing practice，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novel unconsciously internalized the narrative ideas of historical biography，such as "official history"，"factual records"，"strangeness"，etc，and limited reference to narrative strategies such as structural style，objective presentation，"strange people and strange looks". However，the exaltation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the renewal of the historical concept give some new meaning to such concepts as "taking history as a mirror"，"narrative intervention" and "style and Ci-fu"，and even some kind of traitorous intent. Th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both internalized，borrowed，renewed and deviated from tradition，made the historical novel of the 17-year revolution a unique literary school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its artistic value and mode of thinking. In-depth study of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a reflection of the reasons for their existence are conducive to re-understanding the richness of the 17-year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novel and the contemporary inheritance of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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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词源上看，“史传”一词最早见于《文心雕龙·史传》，载曰“‘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此处的“史传”意为史官记录历史以传授后世，与文体层面所指意义不同。现今普遍意义上认为“史传”指以史书为主体的历史散文，“史传传统”则指源自史传并沿袭至今的各种写作理念与叙事特质。关于史传传统，近现代以来学界一直围绕内容虚实、情节编排、叙事体例等问题展开讨论，作为最具中国传统与特色的叙事文本，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史传已大致包含小说叙事的基本元素，在叙事理念与具体策略等方面孕育了小说的发生，故石昌渝先生强调“研究中国小说如果不顾及它与史传的关系，那就不可能深得中国小说的壶奥”1。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题材的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描写对象、撰写目的、叙述方式等方面与史传传统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由于特殊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与文化语境，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文化资源上虽然表征出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有限否定与文学现代性的暂时屏蔽（即便有些西方影响的痕迹，也仅限于苏联文学），彰显出鲜明的革命性，但在创作实践中又表现出对史传传统叙事理念的无意识内化与技巧层面的有限度借鉴。与此同时，主流意识形态的高扬与历史观念的更新等又赋予这种内化与借鉴一定新意，甚至呈现出某种背离意图。这种既内化、借鉴又赋新、背离的特质使得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独特的文学谱系，人们在奉其为“红色经典”的同时，对其艺术价值与运思方式褒贬不一。深度探究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思其存在缘由，有利于重识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丰富性及中国文学传统的当代传承状貌。

一、叙事理念的内化

作为一种叙事文体，史传从源头上孕育了重“正史”、秉“实录”、喜“奇异”等特质，经过几千年的文化沉淀，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叙事理念已内化为一种文化记忆，深度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文学叙事。

（一）重“史”传统与“补史”功能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史传传统，而历史小说是史传与文学的统一，故从古至今，中华民族也有着重“史”的文学传统。此处的“史”指载入史册的正史。古人对正史的看重必然导致史官的应运而生。刘知几在《史通》中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2远在黄帝时期是否真有史官有待考证，但此论说明史官制度早已存在。正是在此传统影响下，自古以来中国的史传文本浩如烟海，历史文学叙事也是胜不可数。汉魏六朝的杂史杂传之多自不必说，在唐传奇中出现《长恨歌传》等历史题材作品也不足为奇，宋代“说话”中的历史题材故事更是数目繁多，至明清时期，章回体小说中的历史演义成了重中之重。

然而，史家皆有自己的历史意识，在柏拉图的从概念出发和黑格尔的从演化出发的两种历史意识中，中国史家偏向于后者，在“综其终始”“察其终始”“谨其终始”3中，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受演化型历史意识影响，滥觞于孔孟之道的史家小说观，起初以儒家的道德观评价文学，至唐刘知几开始倡导小说应“自成一家”，“能与正史参行”，承担起“为史书拾遗补阙”的“补史”功能4。直至清末，史家这种“重道崇实”的小说观依然没有改变立场。而国人强烈的历史意识也导致历史小说的繁荣，且这种历史意识并非高人雅士独有，普通民众也不例外。故即便进入20世纪，国人对历史的兴趣依旧很浓，不同题材类型的历史小说始终有着庞大的读者群。对应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革命运动，国内曾涌现过多次叙述革命历史的风潮，相对而言，规模最大的要数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这场叙述运动不仅产生了众多的革命历史小说，如《红日》《红岩》《红旗谱》等，还衍生了如连环画、评书、电影、广播剧等叙事载体，产生诸如《红旗飘飘》等非文学范畴的各种叙事作品。

历史意识具有动态性及个体性等特点，如上层精英和底层百姓的历史意识就包含不同内容，上层精英是为了从历史中寻求治国治民的经验教训，下层百姓则是怀着对英雄的崇拜，在历史的岁月里寻求娱乐的目的。针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茅盾在新中国成立初就提出“革命胜利的代价可不小，文艺工作者也有责任分历史家的半席”5，要求作家像史家那样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周扬要求作家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的真实”1。邵荃麟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十年的历程”时强调，文学应该发挥“补史”功能，使人民能“正确认识革命过程和当前现实的联系”2。如此，主流话语续接“重史”传统与历史小说的“补史”功能，規定了革命历史叙述的内容、方式及目的，使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成为“典型的党性文学”，“全力以赴地表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念乃至方针政策”3，“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4。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的动力，既有来自上层集团对文学宣传职能与“补史”功能的需要与肯定，也有来自民间大众对革命英雄的崇拜以及对敌对势力的控诉。正如吴强在《红日》前言中所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毛主席军事思想的辉煌胜利”，“暴露、鞭挞国民党反动派”等，这种主题概括基本可视为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主题的缩影。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与宣传、影视媒介的传播与推广、民间大众的接受与喜好等合力作用下，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逐步汇成一股红色潮流，构成“红色经典”的主体，以特有的方式续接史传传统。

（二）“实录”精神与“原型”创作

史官叙述历史，“实录”是其基本品格。“实录”一词首次出现于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为班固赞司马迁之语。结合史传叙事特点，我们能大致推断“实录”的具体所指，一是指事件信息的真实；二是指事件意义的有效性，即史官对历史事件进行选择、编排时所寄寓阐释意义的有效性，如孔子修《春秋》是为了追求有效的“微言大义”。不仅史官修史态度如此，人们读史态度亦如此，人们甚至将史传叙事当做纪实叙事。当然，所谓纪实并不仅指内容的真实，还包括读者将史传当做事实来接受的态度。正如赵毅衡先生所说：“纪实型叙述并不是对事实的叙述，无法要求叙述的必定是‘事实，只能要求叙述的内容‘有关事实。”5作为中国叙事文学最重要的源头，史传关于“有关事实”的叙述品质影响了后世对叙事文学的理解，促进了“虚实互立”的小说观的发展。

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在选材与叙事两方面继承史传的“实录”传统。在选材上主要体现为核心事件的来源真实。《红岩》中的白公馆、爱国人士廖承志、共产党员宋琦云、徐林侠夫妇以及幼子“小萝卜头”等都有生活原型。《林海雪原》为作者曲波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所写，文中杨子荣实有其人，少剑波及剿匪小分队、各式土匪头目皆有原型。《青春之歌》在初版后记中也表明书中诸多人和事基本真实。杜鹏程全程参与保卫延安战役，《保卫延安》所记为真人真事。在追求原型创作的基础上，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采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手法，再加上绝大部分作者本身即为事件亲历者，切身体验更能兑现事件信息真实和意义有效的承诺，以此与史传实录精神相契合。

在叙事方面主要体现为确保阐释历史事件意义的有效性。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讲述的事件来源真实，但真实事件很多，为何选择这件，而不是那件，这就体现出对于事件承载意义的选择与表达。在围绕镇压与反镇压、围剿与反围剿等模式的历史事件还原中，必须遵循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进而指向同一立场，即肯定“通过革命手段以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意义及其合法性”，重申“战争年代所确立的价值观作为重整崩坏的社会秩序、重建民族自信心的精神支柱”6。但如何保证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呢？这就涉及上层集团的引导，最有效的判断“不在它所描写的内容是否是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而在于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的真实”7。如在《保卫延安》的修改中，杜鹏程凭着个人记忆尽力还原历史，用近一年时间写出约百万字的报告文学，但九易其稿后，却将报告文学精修为三十余万字的小说，此修改过程正是有效意义的选择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契合过程，也是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论证以及民族自信心的重建过程。

（三）“史出于巫”與传奇化叙事

“实录”虽为史传叙事的基本原则，但由于受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人类认知能力等因素的限制，早期的史官对于实虚、真幻的理解与后世存有很大区别，故先秦两汉的史传中记录了如鬼神灾异、卜筮梦兆等神奇事件。此现象与“史出于巫”的传统存有一定关联。上古时期“史出于巫”乃不争之论，有论者推测“巫和史本是一类人，可能最早只是一种人，巫之能书者，则别谓之史”1。但“巫史不分”只是出现于人类社会早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巫史逐渐分离，西周时“史取代巫”预示着以宗教为主的原始史官转型为官僚化史官。与此同时，随着文字的出现，神话也由口头流传转向文字传播，再加上春秋时期理性意识的增强以及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思想的影响，神话逐渐历史化。从历史角度看，神话历史化为史书注入了文学因子，且神话思维作为一种无意识的艺术思维，深度影响着史传的叙事思维。对此，刘勰曾从史学角度指出“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2，对“信史不信”的现象表示不满，不过从文学角度看，叙述者意欲借助想象之力挣脱史传尚简崇真的传统，力求事件的丰赡翔实，也就形成了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史有诗心”现象。在“诗心”的作用下，事件的选择与编排不再完全依据‘实理”，而要适当考虑“奇”的因素，于是《史记》中出现诸多具有传奇色彩的事件，以致李长之认为这些材料“成为宋明清剧作家的探宝之地”3。“史出于巫”的文化传统对史传叙事的影响，除表现在史传中出现神话传说、梦境谶纬等神幻事件，还表现为出现传奇故事，这些奇异事件共同构筑虚幻的世界，培育了人们的艺术思维与虚构能力。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讲述较小规模的战争场景与事件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史传“史出于巫”传统的影响，在叙事中注重传奇事件的渲染，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如《林海雪原》在人物塑造、情节推进、场景铺排、地域描写等方面充分考虑传奇“无奇不传”特质。一是人物的传奇性。小分队战士人数虽少，但个个武艺高、智谋广、体格强、力气大，如精于侦查、熟谙匪道、善讲评书的多面手杨子荣、攀登能手栾超家、长腿孙达得等。除了这些传奇人物，每次战斗的最终胜利都得力于神奇人物的相助，如“老爷岭活地图”蘑菇老人、“长白山活地图”棒槌公公、善跳绝壁崖的青年猎手等。二是事件传奇。小分队“跨谷飞涧，奇袭奶头山”是一奇；杨子荣“孤身闯匪窝，智斗座山雕，路打东北虎”是一奇；小分队“齐跳绝壁岩，智斗威虎山”也是一奇。文中诸如此类的传奇细节富有节奏地掀起一个个高潮。三是地域神奇。小说通过神话故事，增强奶头山、威虎山的神秘性，也增强了剿匪故事的传奇性。

史传中富有神话色彩的历史传说大多关乎帝王将相，目的是为其涂上神圣的天命光环；卜筮等神秘神奇事件则用来预言王朝兴衰、战争胜负等，但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的重心放在事件与人物的神奇上，通过曲折神奇的情节和精彩的场景及细节描写，目的则为表明我方的神勇无敌，即便敌方凶残歹毒，诡计多端，皆能逢凶化吉，由胜利走向胜利，洋溢着浪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英雄主义激情。其实，不仅在较小规模的革命战争叙述中注重传奇色彩，像《保卫延安》《红日》这样展现大规模现代战争的作品，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注重传奇性书写，以提升魅力，吸引读者。如《保卫延安》的情节构架依然由连队脱离大部队、沙漠迷路、打粮站等传奇性故事构成，而《红日》的传奇性追求更突出，直接将这场大规模战役确定为中共的“英雄军”与国民党的“王牌军”之间的巅峰对决，“英雄军”和“王牌军”的光环为小说的传奇性书写做好铺垫，使得整部作品从军队到地方、从前方战场到后方医院、从高级将领到普通战士，都浸染着传奇色彩。

二、叙事策略的借鉴

作为历史叙事，史传通过结构体例的设置、叙事视角的选择、叙述方式的安排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手段实现着叙事功能，孕育了小说叙事的基本要素，为后世的历史文学叙事提供了借鉴。

（一）结构体例与“史诗”品质

叙事结构指编排事件的时空逻辑，或曰框架体例，是叙事之必备要素。秦汉以前的史传除《尚书》《世本》外，叙事结构大致分为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类，前者如《春秋》《左传》等，后者如《史记》《三国志》等。在时间安排上，编年体一般按时间先后组织事件，即“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1，体现了一种整体时间观。在空间安排上，编年体一般以年、月、日为经，以事实为纬，对宏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斗转星移在整体上做线性推进。为保证叙述的连贯性，往往将历史进程中的人或事敲成碎片镶嵌在时序的长廊中。相对于编年体以事件为中心的时空安排特点，纪传体则以人物为中心，既对人物及事件做连贯叙述，也对重大历史场面进行细笔描绘。这种横截面的断代描述虽少了编年体结构的整体性，但能局部再现历史场景，生动塑造人物，正好弥补编年体不足。

上述两种结构体例各有千秋，对后世小说产生深刻影响，但在实际创作中，古典小说较少单独借鉴某一体例（当然也有完全采用纪传体结构如《水浒传》《儒林外史》等），而多在整体上以编年体为框架，吸收纪传体结构的优长，如《红楼梦》《金瓶梅》等，从而具有西方小说“史诗”般的艺术效果。关于“史诗”的释义向来聚讼不已，《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为：首先它指一种文学文体即长篇叙事诗，主题崇高，主人公为神、半神或英雄；第二层含义由本义衍生即指一种有全景式文学描写的作品；第三层含义又由第二层含义推衍而来，它的故事往往成为后来文学创作的原型，所采用的创作技巧和表达观念等都对后世创作有很大影响。2这就意味着只要具备史诗的美学品质，不同国度与时代皆可拥有史诗般作品。美学范畴的史诗具有哪些内涵？综而观之，应是“史”与“诗”的统一，既具有“史”的真实性、全面性，又包括“诗”的感染力如作品的丰富性、发展性、造型性等。史传在形式上虽不同于史诗，但在真实性、完整性的美学追求上与史诗相通。浦安迪曾赞《史记》：“‘笼万物于形内，有类似于史诗的包罗万象的宏观感。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史诗，却有史诗的‘美学理想。”3李长之也称：“以精神论，《史记》实在发挥了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4

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在总体框架上大多采用编年手法，基本遵循一定的时间顺序，在辽阔无比的空间里推进历史事件，展现出连绵延续的时间视野和巨大的空间视野。如《林海雪原》的故事起于接受命令，止于完成任务，事件进程皆有时间刻度，如攻下奶头山时“天气渐冷”，奔赴夹皮沟时值“寒冬”，生擒座山雕时正好“大年三十”，四方台获胜后迎来“美好的春天”，体现出整体时间观。其在情节发展上也可绘出一张“大事年表”，在主线之外还存有系列有助于剿匪任务完成的细节事件。同时作者还不惜笔力重点塑造敌我双方核心人物，注重人物的性格发展以及事件的逐步推进，在纵横交错中为读者绘制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全息式剿匪图。相对于《林海雪原》的极短时间跨度与单纯线索，《红旗谱》的时间跨度大，线索复杂，但杂而不乱。作者将时空置于朱老忠与地主冯兰池长达几十年的斗争之中，开篇倒叙冯兰池“砸古钟”事件，接下来笔锋一转，顺叙朱老忠和冯兰池的斗争，虽没有具体时间点，但在倒叙、顺叙、插叙、预叙等综合运用中完成连贯叙述，在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的性格，体现出一定的造型性。

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整体彰显出诸如全面性、发展性、造型性等与“史诗”接近的美学品质，但因过滤了与革命主题无关的各种社会生活细节与情感、心理描写等，导致所谓的“全面性”并不全面，从叙事层面看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史诗”，但从美学角度看又与史诗的艺術本质相通，故此时期的小说评论被频繁提到的关键词也是“史诗”，如称《保卫延安》为“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5，称《红岩》是“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6等，再次证明其在具备“史诗”品质上与史传传统相通：具备“史”的全面性，缺少“诗”的丰富性。

（二）客观呈现与可靠叙述

叙述事件通常有讲述式和呈现式两种方式。前者虽要交代人物，但关于人物的对话、独白等话语行为皆由叙述者包办。后者将话语权还给人物，让其在合适的时空有着适切的对话或独白。呈现式叙述需要作者控制情感，客观呈现事件与场景。很显然，史传采用呈现式叙述方式，如果作进一步探究，不难发现它们多采用第三人称全知或限知角度。全知视角乃上帝之眼，对于故事中人物言行乃至内心活动了如指掌，虽退居幕后却无处不在，客观冷静呈现一切。限知视角借人物之眼观察一切，叙述者从故事中隐退，人物、情节等能无中介地进入读者视野，亦能产生真实的效果。

不管采用何种叙述方式与视角，史传的目的则是为了客观叙述可靠的历史，这在叙事学上称为可靠叙述。可靠叙述既指叙述者可靠，也指叙述内容可靠。就叙事学理论而言，可靠叙述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布斯开创的修辞性叙事学，另一条是雅克比等开启的认知叙事学。1前者判断依据是叙述者的意图和隐含作者的意图是否一致；后者判断有赖于读者的视角机制。史传中隐含作者和现实作者的立场高度一致，即便出现干预叙事，也和教化立场保持一致，而史传的读者一般都受史传传统影响，从是否正史和实录的角度衡量叙述的可靠性，从此角度看，叙述者和作者之间的意图基本一致。故不管依据哪种路径都可判断史传叙事的可靠性。

史传的客观呈现与可靠叙述传统对后世历史文学叙事也产生很大影响。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继承上述传统，首先体现为大部分作品采用呈现式叙述方式，文本主要依靠人物对话和行动推进情节发展，有时还采用人物视角缓解限知视角的局限性，采用预叙、空白、暗示、埋下伏笔等手法设置悬念，以增强故事的客观性。如《林海雪原》中每次行动计划的出炉都是按下不表，常用“如此如此”“悄悄耳语”等让读者去猜测。其次体现为可靠叙述。主要表现为：一是叙述者可靠。十七年时期作者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亲历者或见证者，一部分出于对已有革命历史叙述范式的认同而成为自主加盟者。十七年时期作家身份特殊，作为新社会的宣传员，国家给予他们较高政治地位与经济待遇，但在尊重其“创作的权利与自由”的同时，要求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2，体现出革命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和人民性。对于国家的期待和要求，作为亲历者的作家对革命有着强烈的叙说冲动和情感认同，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形成默契，而自主加盟的作家则采用思想改造的方式来消解原有的写作思维与道德立场，从而实现对新政权的完全认同。作者以主流话语统摄自己的生活经验，揭示革命历史的本质，由此彰显出叙述者的可靠性。二是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以及读者的意图基本一致。文学作品的读者一般“由作家、读者、批评家构成，三者共同努力，推进了文学的发展”3。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中“作家型读者”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揣度读者进行创作，“批评家型读者”以审核阅读的方式来规范作品的生成，大众读者则是比较复杂的群体，他们是个性化的具体读者，有的对党的文艺事业极其关心，经常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实行“群众批评”，提出的多是表现“党的领导不够”“群众的活动面不宽”等意见4，“热烈地拥护有教育意义的、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本质、表现了具有劳动人民高贵品质的新人物的作品，反对那些歪曲现实，或者没有具体地反映现实、枯燥无味的概念化作品”5。由此可见，叙述者、隐含作者以及读者的价值取向基本一致，从而体现出叙述的可靠性。

（三）“异人异相”与类型化塑造

就审美观念而言，人物塑造是小说的核心要素，而史传的文类属性决定其对人物的外貌描写并不会多费笔墨，不过能在《左传》《史记》中觅得踪迹，主要体现为“异人异相”倾向：一是在外貌描写上，貌恶者多为恶人，如蜂目豺声、黑而上偻等；反之，貌善者多为君子，如白皙、鬓须眉、身长大等。据此类推，圣人必然圣相，异人必有异相，如黄帝龙颜、尧眉八彩、舜目重瞳、文王四乳、周公背偻、孔子生而首上圩顶、刘备双臂过膝等。二是常用动物作比，如用蛇、獐、犬、豺、鼠等暗示奸恶之人，用龙、凤、虎、豹等暗示贤善之人，这与相人术及巫术思维有一定关联。

虽然“异人异相”在史传中并不普遍，但这种写作倾向影响后世戏曲脸谱化的形成，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的人物塑造在一定程度上亦与其相通，我们可从创作实况中得以证实。首先从外形描写看。反派人物形貌被丑化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多是矮胖、肥壮、干瘦等，如《林海雪原》中的女匪“蝴蝶迷”与姓名形成强烈反差；《红岩》集中营的狱警多以“猩猩”“狗熊”“猫头鹰”等动物命名。革命战士外形多是英武、帅气、美丽、健壮等。其次赋予人物特定的性格气质。如将反派人物邪恶化，在革命历史叙述中，敌方的人格品质如同丑陋的形貌，多为歹毒、龌龊、低俗等。而将正面人物完美化，如共产党的人物性格气质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英明的领导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的领导作用不可低估，革命历史叙述必须重笔塑造领导者的英明形象，以突显其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每部作品都有这类形象，如《红旗谱》中的贾湘农、《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红岩》中的许云峰和江姐等。他们既有着无瑕的道德情操和无私的高贵精神，还有着过硬的军事才华和过人的智慧谋略。另一类是正面的战斗英雄，如《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烈火金钢》中的肖飞等。

史传中的“异人异相”具有时代历史特征，然而“异人”并非确有“异相”，有时是为了角色塑造而进行的创造性想象，最终目的不外乎为了神化帝王君主而进行的舆论宣传。比较而言，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塑造由内至外奉行二元对立模式，这也与作者的情感立场及写作目的等相关。对此，吴强在《红日》的序言中说：“有人说，写敌人应当写得狠一点，以显得我们的英雄人物的本领更高。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其实敌人本身又狠又毒，并且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只须按照真实的面貌去再现就够了”，“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反面人物的丑恶面貌，我特意多费了笔墨”。这种思维几乎是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人物塑造的缩影，英雄们追求忠、孝、节、义，是正义、善良、光明的化身，指向的不仅是传统的道德伦理，还包括政治伦理，这些目标指向建立在阶级立场上，再次凸显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在内在本质上暗合史传传统，因为革命历史叙事也“需要创造正面的英雄人物，是为了以这种人物去做人民的榜样，以这种积极的、先进的力量去和一切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的和落后的事物作斗争”1。这种善恶对立的伦理观念与正邪相争的政治观念相融合，也符合史传的伦理政治化思维范式。

三、叙事修辞的赋新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是建构和传播政治共同体想象的有效形式，其从历史连续性角度来确认民族国家的历史合理性与现实正当性。正是如此特性，使得其在内化叙事理念、借鉴叙事策略的同时，在历史观念、情感倾向、形式表达等方面赋予叙事一定新意，甚至借助“一点因子”荡开一笔，有着背离传统之意图。

（一）以史为“鉴”与以史为“史”

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各持其说，历史观比较丰富，如阴阳家主张循环史观、老子主张复古史观、韩非子提出朴素进化史观、墨子主张圣王史观、孟子倡导重民史观等，而在众多的史观中，史传所秉承的是正统史观。所谓“正统”，学界皆认为出自《春秋》，既指历史观，也指政治观，分为“居正”和“一统”两个层面，“居正”即符合儒家道统，《文心雕龙·史传》主张史家“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诫与夺，必附圣以居宗”，即主张以儒家经典与思想作为“树则”和“居宗”的对象。儒家史观认为历史在变动之中又保持不变，呈循环和盛衰交替等趋向，导致历史变动的原因虽很多，但主要取决于天命和人意。孔子在《中庸·第二十章》提出“为政在人”，这里的“人”主要指帝王。君权神授，帝王是天意的执行者，所以帝王能主宰世界，这就导致古代正史的撰写几乎都围绕帝王将相展开。而正统史观对人民的态度复杂暧昧：一方面理想化地表述“民为贵”，另一方面却将“人民”贬到君臣的对立面。如此观念统摄下的史家修史也是为了证明君主的合法性，为了维持自身统治，一切不符合正统史观的“异端”都被列为引以为“鉴”的对象。

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所秉承的历史观与正统史观相比，在内核上有了更新甚至颠覆，具体内涵表现如下：一是阶级斗争史观。与正统循环史观不同，其主张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如《红旗谱》紧紧围绕“阶级斗争”展开全文，“开头写楔子，对塑造人物起了良好的作用，把朱老忠从小就放进激烈的阶级冲突环境中”，“写朱老巩和冯老兰冲突”，“朱老忠怀着不共戴天之仇逃走”，“回来安家立业，准备报仇。这样一写，朱老忠这个人物的阶级反抗性就坚实了”。1阶级斗争史观影响深远，即便在“文革”期间，众多古代历史小说被禁出版，姚雪垠的《李自成》却能在严峻的政治态势下发表，就是因为其反映了被压迫农民阶级同代表封建大地主利益的明朝政权的基本矛盾。二是规律制约史观。作为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由低级向高级阶段演变的基本规律，如五种社会制度的发展，尽管在发展过程中会遭遇一些挫折和失败，但不会影响社会发展的总进程。因此，毛泽东曾断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要经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2的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观也是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中少有悲剧或只是“乐观的悲剧，光明的尾巴”的原因所在。因为作为革命的胜利者，往往只从革命的角度看待战争，文本中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基调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三是人民史观。人民史观认为自秦以来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是农民战争，人民是全新的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伟大缔造者，这与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正统史观形成鲜明的对比。如《保卫延安》强调人民战争对于中国革命的重大作用，冯雪峰评价其“描写了一幅真正动人的图画，成功地写出了人民如何战胜敌人的生动的历史中的一页”3。

历史观是叙述历史的前提，规约着一切叙事行为。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所持的历史观往往不同。同理，运用不同的历史观来观照同段历史也会呈现不同的历史图景，折射出不同的意识形态诉求。正因秉承全新历史观，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与史传相比，其书写目的并不局限于以史为“鉴”，也不局限于论证历史是“如何的正确与伟大”，而在于确定历史本身的“正确与伟大”。于是，体现这种历史观的历史叙述着眼于“表现党和人民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以及党对群众的领导，表现人民中先进和落后力量的斗争，表现共产党员作为先锋队的模范作用”4。“表现人民蓬勃发展着的共产主义精神，又以这种精神去教育和鼓舞人民群眾”5自然成为革命历史叙述的具体任务。

（二）“叙事干预”与“正确评价”

小说家韦恩·布斯说，“作家无法选择是否通过选择叙述方法去影响读者的评价，他只能选择是否能有力地影响读者”6，这就涉及叙事学的叙事干预功能。就史传而言，史官的身份决定叙述的两大功能，其一为传达历史事件的叙述职能；其二为对所叙述的人物、事件甚至是叙述行为本身进行或隐或显的干预职能。史传中隐性叙事干预主要指“春秋笔法”，一则为了遵守修史规则，二则为了避讳，三则为了惩恶扬善。孔子修史时，面对不必、不应、不愿叙述的事件，选择隐含、削去、留白、曲笔等手法，在文本中制造各种歪曲与矛盾，在客观叙述中蕴含褒贬，以达修史目的。如此“微言大义”式叙述又称“隐含叙述”，是“靠二度媒介发出的另种‘声音”7。而显性叙事干预主要指故事干预，根据热奈特的解释，指“叙述者对故事的直接或间接的介入，也可采取对情节作权威性解释的、更富说教性的形式”8。为了保持叙事的客观性与权威性，史传虽秉持“春秋笔法”，但思想层面的“故事干预”还是不可避免，因为史传不仅注重事件信息的真实，还要求事件释义的确定性，为了避免读者对历史的理解出现多义或歧义现象，有时史官必须进行解释性干预，如在《左传》《史记》等中的典型表征则是“故”这个标志词的频繁出现。而为了凸显教化功能，具有个性化特质的评论性干预也时有出现，要么借人物之口，要么由叙述者出面干预。前者含蓄巧妙，后者则形成固有的评点模式，如《左传》中数次出现“君子曰”式论赞，《史记》中“太史公曰”则是对其继承与发展，并由此开启了文学叙事中叙述者进行故事干预的模式。

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也充分发挥零聚焦功能，自由进出故事内外，自然续接史传的叙事干预传统，但由于叙事立场与目的不同，所采取的干预方式、把控的基调也不同，最终产生迥然不同的叙事效果。古代史官所秉持的是演化型历史意识与天命史观，虽然他们也是带有情感色彩的生命个体，会在叙述过程中采用或隐或显方式寓意褒贬，但在情绪、基调以及形式上都是内敛、理性的，始终没有影响到其权威的叙事形象。而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的主体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或认同者，他们秉承全新历史观，深刻认识到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和革命过程的艰辛，产生了“以作品缅怀历史”的思维定势，创作成了一种宣泄与怀念。他们在保证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兼顾艺术真实与情感真实，以达到政治伦理上的“补史”功能与情感伦理上的平衡效果。这些因素又影响着干预方式的选择及基调的把控。

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主要采用显性评论干预。不管是作为亲历者的激情倾诉，还是出于自主加盟者的认同，二元对立的阶级立场和对革命必胜的坚信，都决定他们难以控制自己的主观评论倾向。很多作品中作者等同于叙述者，直接表明情感态度和价值倾向，俯拾皆是的是对英雄的礼赞、对牺牲战士的敬意等，而对反面人物的憎恨不仅直接流露在对他们的外形和行动描写上，使敌人奸相毕露的同时，也少不了对他们无处不在的口诛笔伐。虽然战争必然会遭受死亡、流血等苦难，但叙述者所秉承的历史观以及写作动机等因素决定着他们必然淡化苦难、藐视死亡，以由胜利走向胜利的亮色基调统摄全文。这些主观评论虽有利于塑造革命信念、升华历史事件的意义、概括作品的主题等，但这种忽视读者存在的植入式宣讲，与史传的“微言大义”“君子曰”式干预相比，所产生的效果已完全不同。

（三）“体兼赋颂”与“文备众体”

史传行文要求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但在叙事中有时以人物之口插入韵文，借以抒发人物情感，如《史記·项羽本纪》中写被围困垓下的项羽作《垓下歌》，将英雄末路的怨恨与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史记·高祖本纪》写刘邦夺得天下衣锦还乡，引吭高唱《大风歌》，倾情表达英雄得势，壮志满酬，渴望维护天下统一的豪情壮志。杂史杂传中也有这样的例子。中国自古就有贵“诗”的文学传统，史传中加入韵文是既受文学传统又受时代风气影响的必然产物。两汉之前的史传中加入韵文为个别现象，但到了唐代，民族文化心理呈豁达开放之势，伴随这种态势的是文学想象的海阔天空和文学形式的不拘一格，这使向来崇尚简约的史传叙事也受到感染。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对此现象颇有微词，“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刘知几所处的时代正是传奇高潮到来之前的准备期，其所指史传有背离史传传统之嫌也属客观事实。史传叙事尚且“体兼赋颂”，小说中出现“文备众体”更不足为奇。由于篇幅所限，南北朝前期的志怪小说较少插入韵文，但随着小说篇幅的拉长，后期的志怪小说插入韵文的现象逐渐增多，至唐传奇时“文备众体”已成普遍现象，这种文学传统对古典小说影响甚大，在现当代小说中也普遍存在。

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继承史传“体兼赋颂”特点，在文本中大量插入各种文体如日记、民歌、诗词、书信等。而在各类插入文体中，影响较大的是诗词。诗词插入在来源、类型、题材等方面与古代传统基本相似，如从来源看，这些插入诗词有的来自广为流传的经典作品，有的来自文中人物自创；从类型看，有古典格律诗、现代诗或打油诗等；从题材看，有革命宣传诗、言志诗、谴责诗、哀悼诗、爱情诗、诉苦诗、号召诗等。但从功能角度看，古今之间则存在一定区别：史传中插入诗赋主要是为了表现人物内在情感的需要；古典小说插入诗歌的功能相当丰富，如绘景状物、推动情节、暗示结局、传情达意、干预评议、炫耀才艺、营造意境等；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则过滤了绘景状物、炫耀才艺功能，凸显了传情达意、推动情节、营造意境等功能。相对于史传和古典小说个性化的表情达意，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的情感指向统一，即对敌人的切齿仇恨、对革命的坚贞不屈、对胜利到来的坚定信心、对共产主义自由的向往等。如《红岩》中刘思扬在狱中吟咏高尔基《囚徒之歌》、叶挺《囚歌》，一方面是对自由、生命和尊严的渴望，另一方面则表达被囚禁后宁死不屈的坚强决心。同时，牢狱之外，革命的声音并没有减弱，大量打油诗的插入，民间快板的诙谐性，用嘲讽的口吻蔑视敌人，发挥着重要的宣传和鼓舞作用。即便是充满抒情意味的爱情诗，也是建立在共同的阶级立场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之上，爱情的甜蜜中交织着革命的激情与向往。这些插入成分以其激昂的情感承担起社会文化功能，构成文本与历史以及政治话语间的互文性，塑造着革命英雄形象，洋溢着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色彩。

四、结语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内化“重史”传统而强调“补史”功能，强化了小说政治宣传与教育的功能；内化“实录”精神而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感同身受与激情共鸣增强了小说的权威说服力；内化“史出于巫”而追求传奇化叙事符合读者大众的审美趣味，最大限度提升了小说的接受效果。在叙事策略上借鉴史传的结构体例而产生倾向于全面性的“史诗”品质，但因主题过于集中单一而过滤了“史诗”该有的丰富性；借鉴客观呈现的叙述方式，在确保叙述者可靠以及叙述内容有效的同时，以行动推动情节，忽略了人物描写的“向内转”；“异人异相”未必是导致人物塑造类型化的主要原因，但阶级立场决定着其在人物塑造时不能兼顾“人”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在叙事修辞上赋新历史观、情感立场及形式表达，转“以史为鉴”为“以史为史”，化含蓄客观的“叙事干预”为高调主观的“正确评价”，化有限度的“体兼赋颂”为颇接地气的“文备众体”等，这些内化、借鉴或赋新的结果，形成了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颇具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艺术特点，使得人们在政治宣传功能之外有理由奉其为“红色经典”。但在新型历史观、叙述动力及叙事目的等规约下，又导致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存在导向式情感宣泄取代含蓄内敛的古典美学规则，人物塑造趋向类型化、概念化，“在艺术的运思方式方面，直线、单一的艺术思路排斥了艺术的多重视角和不确定性效果，作品基调上欢乐感取代苍凉感”1等不足。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一定程度上续接、暗合史传传统，时代语境的赋新又使其对史传传统有了某种背离，同时也部分屏蔽“五四”以来逐渐构建的文学现代性。如何看待此种现象的生成？其实一切并非偶然。一则因为文学传统本身的稳定性。虽然中国社会进入现代以来，文学的现代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转型而逐步形成，但潜隐在记忆深处的文学传统并没有自然消失，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传统被重新激活实属正常现象。二则因为本土国情的特殊性。中国属于农耕社会，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不仅不能排斥农民，反而更需要农民广泛参与。而农民天然地与传统保持关联，与现代性存在隔膜，此特点决定了中国文学将在很长历史阶段对古典传统的青睐。三则因为文学现代性的自身发展特点。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前进，任何一种文学品质的形成与确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来自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体现出对现代性的暂时遮蔽也是文学在该时期的一种自我律动。总之，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多重因素促成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的独特文学谱系，以此视角看待其在艺术价值与运思方式上遭受的争议，我们亦能接受争议存在的合理性。

责任编辑：钱果长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当代小说文体建构中的叙事传统研究”（2021SJA0274）

作者简介：刘霞云，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1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7页。

2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04页。

3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61页。

4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第193页。

5 茅盾：《一致的要求和期望》，《文艺报》1949年第1期。

1 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人民日报》1953年1月11日。

2 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艺报》1959年第18期。

3 黄伟林：《革命历史小说》，载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4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