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案”事件与近代革命诗歌的发展

2024-03-13杨旭辉胡祥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24年1期

杨旭辉　胡祥

关键词：苏报案；章太炎；革命诗歌

摘要：“苏报案”中章太炎和邹容借《苏报》向清政府的统治发起挑战，事件发生后文人普遍吟咏，文字的力量催生出群体效应。围绕章、邹入狱，沈荩被杀，邹容牺牲等子事件产生了许多诗歌，这些诗歌成为诗歌史上的重要篇章。此后革命派诗歌更加注重诗歌的情性，不断学习魏晋诗歌的风骨，革命也成为一种思潮。“苏报案”事件成为诗歌史演进的推动力，诗歌借助报刊广泛传播影响了事件的演变发展，事件引发的思想风潮也促进了近代社会变革。

中图分类号：I207.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4）01-0058-11

The "Incident of Su Bao"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Revolutionary Poetry

YANG Xuhui，HU Xi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is Literature，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123，China）

Key words：Su Bao；Zhang Binglin；revolution poetry

Abstract：Zhang Binglin and Zou Rong challenged the rule of the Qing government through the "Incident of Su Bao". After the event，scholars generally chanted，and the power of words gave birth to a group effect. The events surrounding the imprisonment of Zhang and Zou，the murder of Shen Jin，and the sacrifice of Zou Rong have produced many poems，which have become important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poetry. Afterward，revolutionary poetr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motional nature of poetry，continuously learning the spirit of Wei and Jin poetry，and revolution has also become a trend of thought. The incident has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evolution of poetry history，and poetry also used newspapers to provide textual power for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vents. The ideological trend brought by the event also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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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报案”是清末文人“欲凭文字播风潮”所引发的以文学力量推动社会前进的典型事件，以章太炎为首的近代文人看到了文字借助报刊传播的巨大力量，他们鼓荡才情，力图以文字救国。章太炎、邹容入狱之后，诗人们有感于书生报国的大义，纷纷以诗歌消除胸中块垒，人们争相传诵扩大了事件的影响，事件中的诗歌带动了思想变革，引发了让人瞩目的革命风潮，推动了近代社会的进程。

一、海上潮涌：“苏报案”事件孕育的反抗力量

1903年6月9日《苏报》发表《读革命军》，向人们系统介绍邹容的《革命军》，6月29日又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改题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刊出，这些带有革命倾向的文字潜藏着一股让清政府震颤的力量，引起清朝统治集团的警觉并进行镇压。1903年6月29日，苏报馆账房程吉甫被捕，其后章太炎、邹容被捕，“苏报案”的发生迅速引起各界关注，这一事件也引发众多转变。

其一，“苏报案”坚定了章太炎对革命道路的选择。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走上政治舞台，章太炎的救国思想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他曾希望通过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来拯救中国，与维新派的各个派别广泛接触。1900年6月他劝李鸿章“明绝政府”，到了7月去除发辫，将《拒满蒙入会状》和《解辫发说》两篇文章寄给《中国日报》，思想逐渐激进。直到1903年5月他为邹容《革命军》作的序文和《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在《苏报》上刊出，他的革命思想才成熟。1903年7月6日他在《苏报》刊文《狱中答新闻报》称：“昔为间接之革命，今为直接之革命。”1把自己昔日选择改良视为“间接革命”，而以《苏报》为阵地开展的活动则被视为“直接革命”。他在狱中回顾自己的革命历程，故意隐没了与维新派进行合作的过往，向世人展示了坚定的革命决心。后来常熟文人孙景贤托名藤谷古香创作谴责小说《轰天雷》，在小说最后一回里，用点将录的方式列数了戊戌变法前后革命党人的成就，名单次点章炳麟，仅次于孙中山，将章太炎视作革命旗手。

章太炎被捕后在狱中深刻思考时代变革中的诗歌创作，把诗歌看作战斗的武器和情感的寄托。与章太炎一同被捕的邹容原本不善作诗，在其鼓励下写下了《涂山》：“苍崖坠石连云走，药叉带荔修罗吼。辛壬癸甲今何有，且向东门牵黄狗。”2邹容在西牢中自感行将就义，他在诗中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大禹和涂山之女婚后仅四天就出门治水的传说；一个是秦国李斯为赵高所害，临刑之前告诉儿子想牵着黄狗出东门打猎的故事，表达出对家乡涂山的眷恋和坚定的革命情怀。章太炎见诗后被他的精神感染，称邹容“奇谲似卢仝、李贺，以为天才”，又戏和一绝：“头如蓬葆犹遭购，足有旋轮未善驰。天为老夫留后劲，吾家小弟始能诗。”3章太炎感叹自己无法施展抱负，但他觉得邹容会是自己事业的继承者，继续用诗歌作为战斗的武器。章太炎有不少诗歌关心国家民族命运、赞赏革命牺牲精神，“苏报案”事件后这种创作倾向更为明显。“苏报案”事件过去很多年后，章太炎有一首《得友人赠船山遗书二通》：“天开衡岳竦南条，旁挺船山尚建标。凤隐岂段依竹实，麏游长自伴松寮。孙儿有剑言何反，王者遗香老未烧。一卷黄书如禹鼎，论功真过霍嫖姚。”4他把王夫之视为南岳衡山，注意到王夫之《黄书》中严格的华夷之辨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高度赞扬了王夫之一生坚持抗清的政治选择。他认为以一卷《黄书》击节革命的勇气不亚于领兵上阵的霍去病将军，在赞扬王夫之的同时也表达自己凭借文字进行革命的人生理想。

1936年9月25日，鲁迅给许寿裳的信中有言：“太炎先生狱中诗，卅年前事……及‘速死等，实为贵重文献，似应乘收藏者多在北平之便，汇印成册，以示天下，以遗将来。”5鲁迅意识到章太炎在狱中所留文字的革命价值。因“苏报案”被关押西牢的三年是章太炎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这一苦难经历是他思想的转捩点，此后的诗歌创作也呈现出明显的革命倾向。

其二，“苏报案”加深了人们对革命的认知。清末主张革命的论说早在1895年华兴会成立之时就已经开始，革命党人先后创办《中国报》、《民生日报》和《大同》三份宣传革命理论的报刊，不过都影响有限。“苏报案”发生后，1903年夏天，横江健鹤（嵇健鹤）发表《新中国传奇》，楔子中借谭嗣同的口吻介绍章太炎、邹容两同志以文字推动革命风潮的情形。胡适14岁时（1904年）在梅溪学堂与同学们传阅和抄写邹容的《革命军》，舒新城16岁（1908年）在县城高等小学堂背诵章太炎致康有为论革命诸书。后来《民报》和《新民丛报》展开论战时，革命派始终把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作为与保皇派论战的武器，可见“苏报案”作为清廷第一次公开惩处经由新式媒体传播革命思想的事件，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加深了人们对革命的认知。

章太炎和邹容入狱后，更是激起了普遍的反清情绪。当时上海、横滨、新加坡等处纷纷翻印《革命军》，为逃避审查，改名为《革命先锋》《救世真言》《章邹合刻》等，内地一本《革命军》甚至售价二十两白银，《大陆》《童子世界》《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等革命报刊相继创刊，《黄帝魂》《孙逸仙》《沈荩》《猛回头》《警世钟》《苏报案纪事》等反满宣传小册子大量翻印，一时革命舆论迅速升温，革命力量迅速积聚。

“苏报案”事件后的诗歌语言日渐直白，文字充满反抗力量。事件初期，宗仰上人有《〈革命军〉击节》一诗：

海飞立兮山飞拔，西州男儿有英骨，笔铁口血血茫洋，昆仑吐气气郁勃。祖国沦胥三百年，九世混迹匈奴族，杀吾父兄夺吾国，行行字字滴鲜血。悲不胜悲痛定痛，誓歼鞑靼非激烈。革命革命真英雄，一书英法真传译，光芒电闪泰西东，咸识汉人有豪杰。勗哉神州好男儿，种族安危不容发，终宵思之眠不成，寒窗剑影一痕血。1

诗中盛赞邹容是西州英雄，悲叹汉民族沉沦于异族的统治，用“鞑靼”称呼清朝统治者，诗人为《革命军》发表而振奋，高度赞扬了邹容倡言革命的行为，号召人们采取行动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苏报案”后的诗歌普遍彰显出革命性特征，南社人堪称代表。柳亚子在《南社纪略》中提及：“十七岁读书在上海爱国学社，认识了章太炎、邹威丹，此后反对梁氏，不过他的诗我至今还是有几句喜欢的。”2柳亚子正是1903年结识章太炎后思想逐渐从改良向革命转变的，他虽然保留了“诗界革命”中“旧风格含新意境”等改良主张，但深受章太炎的影响，诗歌中的革命性因素逐渐彰显。章、邹入狱以后，柳亚子深感震惊，他在《自撰年谱》中写道：“嗣闻章、邹入狱之耗，书空咄咄，为不怡累月。”3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在上海印行之际，高旭的《题〈女学报〉四绝》有云：“龙旗缭绕烂如焚，女界长驱革命军。”4他进一步扩展了邹容的革命思想，结合当时逐步引起社会关注的女权主义运动，提出女界也要进行革命，这是对章太炎、邹容等人提出革命口号的强烈呼应。南方文人因为章太炎和邹容身陷囹圄而在诗歌的创作上做出转变，诗歌语言中逐渐涌现出革命思潮，正如林少阳所言：“1903年‘苏报案象征着革命思潮显现，大量的南方话语出现，绝非偶然。‘苏报案某种意义上也是时代最强音，它宣告了改良之虚空，而预示革命的到来。”5

其三，人们看到了文学影响政治的力量。《苏报》开辟“学界风潮”专栏广泛报道各地学潮事件，为“苏报案”的爆发提供了发酵阵地，人们看到清政府对革命文字的惧怕，感受到文字影响政治的无穷力量。

1902年10月间上海南洋公学的罢学风潮引发关注，蔡元培、章太炎、宗仰上人等人主持的中国教育会决定声援罢学学生，他们设立爱国学社收留罷学学生。苏报馆迅速增辟“学界风潮”专栏，章太炎、蔡元培、章士钊、吴稚晖等人纷纷撰写论说，专栏文章从批判官场腐败和社会黑暗转向呼吁革命。柳亚子在1902年冬写下一首《岁暮抒怀》：“思想界中初革命，欲凭文字播风潮。共和民政标新谛，专制君威扫旧骄。误国千年仇吕政，传薪一脉拜卢梭。寒宵欲睡不曾睡，起看吴儿百炼刀。”6柳亚子密切关注到上海近代知识分子思想上的蜕变，潜隐在水面之下的革命漩涡已经生发出浪潮，伴随着新式舆论工具的发达，文字如同武器一般具有强大的力量，当共和的新声在知识分子当中传播的时候，专制王权的权威日渐没落。与章太炎一道的吴地知识分子，正在凭借文字传播革命的风潮。罢学风潮在文字力量的推动下，借助报刊迅速以上海为中心席卷海内。1903年3月南京陆师学堂和浙江大学堂相继发生退学事件，紧接着上海广方言学堂、杭州蕙兰书院、苏州毓元学堂、东京弘文书院纷纷发生退学风潮，《苏报》详细报道，宗仰上人有《读〈学界风潮〉有感》一诗：

大块噫气久蟠郁，神州万古蛟龙撑。浊浪喧天地柱折，云雾海立天不平。忽尔中宵飞狱瓦，突出黑暗睹光明。墨水倾翻南洋学，浔溪雷动又匉訇。风潮鼓荡接再厉，气作星斗志成城。夜梦跌翻莫斯科，朝从禹穴树红旌。粤南燕北相继起，焚尾吴头亦喧轰。钟山奔瀑激飞雨，泉唐鼍鼓随潮鸣。狐兔夜嗥鹰犬泣，帝网不得罹长鲸。遂见旌幢翻独立，不换自由宁不生。革除奴才制造厂，建筑新民军国营。起排阊阖叩天地，一醉梦梦鞭宿醒。1

宗仰上人读到《学界风潮》中的文章颇感振奋，他被学子赤忱的爱国之心所感染，也深受蜂拥而起的爱国学潮运动鼓舞，进而勇敢地呼唤独立和自由，他希望人们团结起来打破成为帝国主义仆从的清政府，建立起新民新军主导的新中国。

宗仰上人对庚子以来清政府的软弱有切身感受，他非常认同以章太炎为代表的苏报馆文人利用文字拯救国家的举动，早在1902年8月15日就在《新民丛报》第16号上发表了《赠太炎》，诗中把章太炎比喻成哭麟歌凤，高度赞扬章太炎向清政府专制统治发起的挑战。章太炎拒绝科举的传统路途，浪迹上海这座现代化城市，借助报刊，以文字拯救国家和人民的做法得到了宗仰上人的高度认同。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指出，在欧洲启蒙时代中后期，报刊成为中产阶级的公共区域，人们公开使用公众舆论的批判功能理性批判政治权威。近代中国社会同样步入了利用公众舆论抒发公共情绪的进程，早在1872年，《申报》就相继推出《瀛寰琐记》《四溟琐记》和《寰宇琐记》三种月刊，把当时的文人引向公共区域抒发感怀，但多是落第文人的满腹牢骚。《苏报》开辟《学界风潮》后，他们通过诸如《苏报》这样的近代公共媒体逐步转型，彻底抛弃了传统文人的身份顾虑，不再专注文集之文，作为一支独立的知识力量通过公共媒体崛起，扩大了传统文人的“社会空间”。以章太炎为代表的苏报馆文人认识到报刊的“移人”功能和凝聚作用，他们指出：“以社会之进步为报馆之进步，非报馆之性质也。报馆之性质乃移人而非移于人者也。”21906年6月从监狱出来后章太炎到东京加入同盟会，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继续以文字为武器鼓吹革命，这其实是他在《苏报》上所开展事业的继续。

二、风吹枷锁：诗与事的互动推动事件的发展

“苏报案”事件催生了许多记录事件发展的诗歌。章太炎在额外公堂将他重新押回捕房，上海市民争相围观以至“观者填咽”时，借用杨继盛的诗句，吟诵出“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3之语，报刊广泛報道，让人们想起杨继盛和唐才常的戴镣吟诗，引起人们的无限悲慨。事件之下的诗歌充分利用文字的感召力，经由报刊传播呼唤知识分子的心灵，诗歌与事件的互相作用也推动着事件的不断发展。

其一，章、邹入狱后的广泛歌咏鼓舞了人们的革命精神。狱中章太炎和邹容二人时时用诗歌相互鼓励，1903年7月22日，章太炎写下《狱中赠邹容》：“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4邹容在日本剪掉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辫子，申明反清之志，回国后更是为宣传革命四方奔走，常常用干牛肉充饥。诗中赞赏邹容少年赴日，寻求救国真理的豪情，对清廷迫害进步人士表达愤怒，鼓励邹容不要屈服，视死如归。邹容和作《狱中答西狩》：“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1邹容把章太炎看作是并世无二的知己，同为国家心忧，又同陷西牢，个人命运尚且不知，但夜里做梦也希望携手同心兴盛革命军，进而扫除“妖氛”。二人狱中的诗歌唱和坚定了抗争的信念。

狱内吟咏坚持抗争的同时，狱外同仁声嘶力吼。章、邹被捕之后，身处上海的宗仰上人、陈去病、柳亚子等人纷纷写诗以示支持。宗仰上人有《〈驳康书〉书后》：

余杭章，南海康，章公如麟康如狼。狼欲遮道为虎伥，麟起啖之暴其肠。廿周新纪太平洋，墨雨欧潮推亚强。军国民志正激昂，奔雷掣电孰敢当。胡牛瞎骑逐臭忙，兔引狐牵金满装；喻犹一盲导犀盲，夜半冲暗投深坑。投深坑，自作殃，一颠再蹶徒心丧。独立帜已飏霄光，国仇誓雪民权昌，昆仑血脉还系黄。呜呼噫嘻南海康！2

诗中把章太炎比作“瑞麟”，视康有为是为虎作伥的“恶狼”，对章太炎被捕入狱感到愤慨，预言清朝专制必然灭亡，民权定会伸张。宗仰上人一直密切关注“苏报案”，事件中他还写有《赠太炎》《再寄太炎威丹》《〈驳康书〉书后》等。

陈去病有《重九歇溥示侯官林獬、仪真刘光汉》，诗中以“国仇私怨终难了，哭尽苍生白尽头”3之语表达对清廷的彻底失望以及对国家前途的担忧。柳亚子在1903年冬天的诗作更为呼天抢地，其《有怀章太炎、邹威丹两先生狱中》写道：“祖国沉沦三百载，忍看民族日仳离。悲歌叱咤风云气，此是中原玛志尼。”“泣麟悲凤佯狂客，搏虎屠龙革命军。大好头颅抛不得，神州残局岂忘君。”4两首诗都赞扬了章太炎和邹容的革命壮举，把章、邹二人看作是意大利复兴运动的革命领袖玛志尼，高度赞扬了章太炎身上的革命叛逆精神和历史责任感。1904年2月柳亚子又作《除夕杂感》组诗，其中有：“幽幽惨惨同文狱，轰轰烈烈革命军。警电急传钩党祸，横刀裂眦望燕云。”5他认为邹容受处罚是文字狱和党祸重兴，但无论是被捕的章太炎、邹容，还是监狱外的革命志士都毫无屈服之意，他们横刀立马、四方联结，北望燕云，心中充满革命豪情。

号为“苏报第二”的《国民日日报》发表《怀人》诗歌，讴歌章、邹的革命精神，诗歌语言直指人心，章太炎和邹容的事迹经由报刊广泛传播，引起了世人的共鸣，鼓舞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很快，孙中山在夏威夷的《檀山新报》上发表《敬告同乡书》大倡革命，为章、邹鸣不平；《江苏》《浙江潮》等报刊在日本公开宣传反清斗争；上海英文《字林西报》则以《革命魂》为标题发表评论，事件影响进一步扩大。

其二，沈荩被杖杀后的痛吟震恸世人的心灵。章、邹入狱影响巨大，清政府认为危害社稷和宗庙，一意将二人“凌迟处死”，但租界的法律不受清政府控制。1903年7月19日，长期从事反清活动的革命家沈荩因揭露李鸿章与沙俄帝国签署卖国密约被捕，清政府于7月31日在北京将其杖杀，意图威吓革命人士，人们迅速联想到“苏报”案，逐渐意识到只有强硬地对抗才能让清政府惧怕。

《国民日日报》首先发表《沈荩死刑之暗昧》，其后8月29日有《哭沈荩》、9月27日有《公祭沈愚溪先生文》、9月30日有《（沈荩）追悼会演说》，中间不时有颂扬革命党、嘲讽清政府的诗文发表。1903年10月，清廷外务部禁止各地邮递《国民日日报》。同时上海的《字林西报》和《文汇西报》也对沈荩之死表示极大同情，纷纷谴责清政府的残暴，西方使领馆则更加关注“苏报案”的发展。章士钊将沈荩生平、被害经过和国内外对此事件的评论编写成《沈荩》，并发表了四首《哭沈荩》，其中一首为：“沈荩于今死，英雄志岂迷。楚歌声不振，无泪哭虞兮。”1虞兮谐音沈荩的号“愚溪”，沈荩虽然死了，但是英雄之志需要有人继承，章士钊在诗中号召广大南方的知识分子勇敢发出呼号，在为沈荩感到悲愤之时也要拾起战斗的勇气。

沈荩被杖杀的消息通过报刊传入西牢，章太炎在狱中义愤填膺，写下《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2章太炎在诗中指出沈荩与唐才常等人在上海创立正气会，后参与自立军的起义工作，失败后潜入北京，一直坚持革命斗争，义举如同战国时期的荆轲。章太炎流露出自己为了革命事业赴死，不惧与沈荩同样命运的心愿。除了写诗怀念，章太炎也在狱中作了《祭沈禹希文》，并为章士钊撰写的《沈荩》作序。

接着，邹容有《和西狩〈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中原久陆沉，英雄出隐沦。举世呼不应，抉眼悬京门。一暝负多疚，长歌召国魂。头颅当自抚，谁为墨新坟。”3邹容视沈荩为拯救国家和民族的英雄，他为沈荩不能继续为国家和民族战斗而遗憾和哀伤，又自伤身世，不知道自己被砍去头颅后谁会替他在墓碑上题写碑文。但这种自伤不是投降，他向保持沉默的文人灵魂深处发出了一问。

1904年5月21日，章太炎、邹容分别被判监禁三年、两年，他们想到沈荩被清政府折磨致死，决心向宋末抗元的谢枋得、明末抗清的刘宗周学习，相约用绝食的方式来表达誓死推翻清政府的决心，写下《狱中与威丹唱和诗》：

击石何须博浪椎？（邹）群儿甘自作湘累。（章）要离祠墓今何在？（章）愿借先生土一坯。（邹）

平生御寇御风志，（邹）近死之心不复阳。（章）愿力能生千猛士，（邹）补牢未必恨亡羊。（章）

句东前辈张玄著，（邹）天盖遗民吕晦公。（邹）兵解神仙儒发冢，（邹）我来地水火风空。（章）4

他们在诗中表达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坚定志向，号召天下文人学习爱国诗人屈原和刺客要离的自我牺牲，列御寇的不计较个人利害，江南抗清志士张煌言和吕留良的将生死置之度外。绝食的方式呼唤起人们对沈荩的记忆，诗歌的决绝之笔加重了人们对清政府的痛恨。

“沈荩事件”继“苏报案”后发生，为沈荩写下哀辞的很多是“苏报案”事件的参与者、受害者和关注者，沈荩案加剧了刚刚遭受文祸的南方知识分子心中的痛感，让清政府的残暴面目暴露在世人面前，哀悼沈荩的诗篇又将人们的关注点聚焦于监狱中的章太炎，掀起一股同情烈士、同情革命的浪潮。

其三，殷次伊和邹容逝世的诗悼加速了反抗力量的积聚。沈荩之后，“苏报案”事件中两位烈士的先后牺牲也引发了诗坛诗悼哀鸣。第一个牺牲的是常熟籍爱国学社成员殷次伊，他听闻章、邹被捕胸中愤懑，于1903年7月3日投水自杀，年仅26岁。同乡初我（丁祖荫）深受感染，呼号道：“生为人豪，死为国雄，以扬起一乡之社会，感奋全国之社会者，有之，自殷次伊始。”并题诗四首，其中两首云：“铁血横飞荡九州，雄心不死贯全球。三千革命军声起，齐向长江日夜流。”“江山无主奈愁何，凄绝同胞爱国歌。虞岭魂归风雪夜，春寒犹禁自由花。”5诗歌指出殷次伊的铁血精神震荡中华九州，革命军的后继者一定在烈士的英勇鼓舞下同聲而起，前仆后继就像滚滚的长江流水一样。同时争取民主自由的道路充满艰难险阻，正是殷次伊这样的爱国志士激励着人们不断追求，自由之花才能在风雪之后绽放。

此外，徐念慈、庞树柏、宗仰上人都有哀挽之诗。殷次伊视死如归将生命作为斗争武器的行为是崇高的，纪念性文字在向英雄人物致敬的同时也体现出对崇高的向往，文字彰显这种崇高也具备了无穷力量。一如章太炎发现清初遗民很多诗歌向明末抗清英雄致敬，魏晋时期很多诗歌用来歌颂风骨，都给了人们精神的慰藉。

第二个牺牲的是邹容。1905年4月3日，邹容在狱中病逝，社会上纷纷传言他是被清政府毒死的。4月5日，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愚园召开追悼邹容的大会，许多报刊发表了纪念邹容的诗词和文章。《复报》刊有大雄作的《哀邹威丹》、佩忍作的《哭威丹》，《醒狮》刊有师姜作的《祭邹容文》、金一作的《哀邹容》、亚卢作的《哭邹威丹烈士》、黄天作的《吊邹威丹》。柳亚子（亚卢）《哭邹威丹烈士》有言：“咄咄英风忆长乐，幽幽黑狱贮奇愁。蜀中王气今何在，放眼乾坤少一头。十五万重启罗格，那堪人尽作天囚。自由死矣公不死，三百年来第一流。”1诗中极力称赞邹容的英雄气概，视他为蜀中男儿的代表，邹容之死开启了三百年来争取自由的觉醒时代。柳亚子另外还有两首《哭威丹烈士》：“白虹贯日英雄死，如此河山失霸才。不唱铙歌唱薤露，胡儿歌舞汉儿哀。”“哭君恶耗泪成血，赠我遗书墨未尘。私怨公仇两愁绝，几时王气刬珠申。”2两首诗对邹容的死表示沉痛和惋惜，认为英雄的去世让河山失去霸才，军中铙歌未响，薤露挽歌哀鸣，革命军的阵营一片哀伤，号召大家继承烈士遗志，誓死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邹容逝后，陈去病与刘三等人处理邹容的安葬事宜，章太炎和李根源商议修治邹容墓道，陈去病作挽联“抔土属刘三，几度华泾悲宿草；一麾兴汉水，到今革命竟偿余”3，呼吁人们沿着邹容开辟的革命道路继续前进。近代史上，几乎每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时，邹容墓就成为人们凭吊的对象，“苏报案”事件也被人们反复提及。1907年，陈去病有《丁未四月朔日，再上蔚丹冢即事》；1918年1月10日，在重庆讲学的章太炎来到邹容家乡四川巴县专程到邹容祠凭吊；1924年清明节，正值国共合作革命力量积聚之时，章太炎、于右任、章士钊、马君武、冯自由等二十余人祭扫并重建邹容墓，他们纷纷赋诗称颂刘三的义举，追忆“苏报案”和革命往事。章太炎有《十三年上巳过邹威丹墓》：“落魄江湖久不归，故人生死总相违。至今重过威丹墓，尚伴刘三醉一回。”4章太炎作为邹容最重要的朋友，再次来到邹容的墓前，此时的清政府已被推翻，但革命的胜利并没有真正到来，章太炎的内心有着无限感慨。

“苏报案”发生后，清政府加强舆论管制，接连出现了“新场党狱”“萃新报案”“新山歌案”“《猛回头》案”等舆论事件，每一次事件发生后，文化界就用更多的文学作品来激发人民的觉悟。对于清末舆论场上的知识分子而言，“苏报案”已经成为哈鲁图尼在《历史的不安》一书中所提出的“历史记忆”。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历史记忆帮助知识分子形成一种稳定的认同机制，他们以相对隐晦的文学作品来宣扬革命，以悼亡的形式来凝聚后继者的心灵。哀悼殷次伊和邹容的诗歌也成为此后人们歌咏那些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志士诗歌的范本，这些悼亡诗歌成为近代革命诗歌集合中非常突出的部分。比如南社的许多诗人存有大量赞扬革命党人献身精神的诗歌作品，单柳亚子就有《有悼二首为徐伯荪烈士作》《吊鉴湖秋女士》《吊刘烈士炳生》《哭熊味根烈士》《哭伯先》《哭周实丹烈士》《哭宋遁初烈士》《哭龚铁铮烈士》《哭顾锡九烈士》等纪念革命烈士的诗作。

三、号角声响：“苏报案”后的诗歌和思想

“苏报案”后诗歌领域和思想领域都吹响了前进的号角，手执号角的便是被朱维铮称为在“道、学、政”三者都攀上峰顶的章太炎。“苏报案”后的章太炎在诗歌创作上表现为推崇魏晋诗歌的“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这实际是他学习魏晋时期士人独立人格和用世之心的一种反映，他力图用诗歌振奋变革时代文人的心灵，希望将近代诗歌的潮流卷入中国革命的大潮。1902年3月，梁启超发表《广诗中八贤歌》，将章太炎列为第三位题咏的对象，柳亚子反对宋诗，也提出以章太炎为效法对象。无论旧派新派，主张维新还是革命，都在效法章太炎的诗歌，人们在关注章太炎诗歌的同时也在关注着诗歌背后蕴蓄的思想力量。章太炎对诗坛的影响主要有：

其一，诗歌是情感的宣泄。章门弟子姚奠中在《试论章太炎先生的诗》一文中就指出章太炎论诗“首主情性”，他论诗本《文赋》，极称陆机缘情之说，强调诗歌无关学问，诗歌往往即物言情，不加修饰，但是都气韵深远，让人感觉到性真。

章太炎在《治平吟草序》中指出：“诗以道性情，六义衰，性情之间始有伪饰者，然唐以上犹少是……自宋以后，诗与性情离，怙权而称恬退，冯生而言任达，得意恣欲而为牢愁之声，虽有名章曼辞，为世所称道者，欲依咏以观其志，则不能已。”1在《璞庐诗序》中也指出：“吴汪东宝旭初从余学，亦好为诗，民国十年秋，以其兄之子重英诗来，盖学古而见情性者也。妇人诗率能为绮靡，不能为朴雅，重英好陶靖节诗，所作《赠兄》、《七哀》诸篇，彬彬乎质有其文焉。”2可见得章太炎评价诗歌的标准都在“情性”二字，在他的影响下，章门弟子不约而同关注起魏晋诗歌中三曹和刘琨的性情之作。

刘师培的早期诗歌有不少慷慨激昂、发扬踔厉之作。“苏报案”中，他目睹众多文人饱受摧残的事件，常在诗歌中抒发胸中块垒。1903年章太炎、邹容被逮时，刘师培有《癸卯夏记事》诗：

苍狗浮云变幻虚，纵横贝锦近何如。日斜秦野瓜空蔓，秋到湘江蕙已锄。蹈海何心思避世，愚民应更笑焚书。鸾凰窜伏神龙隐，搔首江天恨有余。3

诗中指出章太炎、邹容被清政府罗织罪名遭受迫害，但二人的不屈和正直正如屈原和鲁仲连一样，表达了对清政府迫害革命志士的强烈愤怒，尾句“搔首江天恨有余”让人想起面对山河破碎搔断白发的杜甫。邹容在狱中卒后，刘师培又有《闻某君卒于狱作诗哭之》：“七字凄凉墨迹新，当年争说自由神。草间偷活吾滋愧，奇节而今属故人。”4“七字凄凉”当指邹容先前赠给刘师培的“中国自由神出现”七字隶书，“草间偷活”化用吴梅村的词，彰显了邹容从事革命行动的“慷慨多奇节”，诗歌整体透露着凄凉，在怀人之语中流露着悲痛，这些诗歌都是刘师培内心真实情感的宣泄。他还赋有《岁暮怀人》诗一首：“枚叔说经王戴伦，海滨绝学孤无邻。薑斋无灵晚村死，中原遍地多胡尘。”5诗中指出章太炎的经学研究比肩高邮王氏和戴震，承继王夫之和吕留良，复兴了中国传统，维系了民族生存；高度赞扬了狱中章太炎的精神，对章太炎力主革命表示支持，也对清政府迫害文人的行为深切痛击。在“苏报案”发生期间，刘师培还作有《相忘》《有感》《读〈王船山先生遗书〉》《书顾亭林先生墨迹后》等，这些诗歌无一不是他沉痛心灵的歌哭感怀。

章太炎“诗主性情”与龚自珍“尊情”是一脉相承的，并共同成为南社诗人的诗歌养分。高旭在《愿无尽斋诗话》中指出诗歌确实有抒发主体情志的一面，他对“情”的理解，从以往个人的“私情”转到具有集体情感结构的“公情”层面。南社人物直面政治现实，敢怒敢言。张春田指出：“南社人对抒情的公共性与政治性的强调，实际上是针对现实有意采取的话语策略。”6高燮1903年2月对“诗界”提出批评，作有《简邓秋枚》：

诗界榛芜不可论，里哇嘈杂所殊喧。而今大雅无遗响，端赖男儿返国魂。旷世感情增爱力，过人哀乐茁灵根。玄黄血战何时已，吟到沧桑泪暗吞。1

他认为诗界缺少了“大雅”正声的美好传统，诗家繁杂，沉于无用的争论，当今诗坛应当倡导崇尚“国魂”精神、宣泄国民情感的诗歌，诗歌应当关注“旷世感情”和“过人哀乐”，诗人应当放下无用争执，专注于诗歌对历史沧桑和人民血泪的关切。

南社诗人以诗歌参与时代风潮，强调以诗歌的抒情性来讲述时代变革中的个人命运，有力践行章太炎的“诗主情性”。回顾“苏报案”中诞生的诗歌作品，诗人们对烈士崇高的向往和对“风吹枷锁”的感伤无一不是他们面对时代变革的情感脉动，诗歌作品展现了文人在事件中的感性层面，正如朱光宝所指出来的“那些真实抒发人生遭际心灵感受的种种体验，自然流露作者高洁情怀的作品，往往成了熏陶和铸就民族高尚情操和优秀品格的文化瑰宝”。2这是章太炎在“苏报案”事件后感悟诗歌创作并留给后学的最大宝藏。

其二，诗歌强调魏晋风骨。“苏报案”爆发之际，宋诗派势焰仍张，诗歌论学则“扶持纲常，涵抱名理”，咏物则流于玩物丧志。章太炎批判宋诗：“睹一器，说一事，则纪之五言，陈数首尾，比于马医歌括。”3他希望诗歌扫除穿凿附会，打破墨守古法，提出：“独风有异，愤懑而不得舒，其辞从之，无取一通之书，数言之训，及其流风所扇，极乎王粲、曹植、阮籍、左思、刘琨、郭璞诸家，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终之上念国政，下悲小己，与十五国风同流。”4他关注到建安时期的诗人经历汉末动乱之后，借鉴了带有民间歌谣特点的五言诗，创作了许多记述时事、描写离乱生活的作品，诗歌往往蕴含着慷慨苍凉的基调，于是身体力行以魏晋诗人的风骨为模范，诗歌侧重于反映国家政治现状，抒诉百姓被压抑的悲愤。

章氏弟子黄侃、鲁迅、刘师培、苏曼殊等都对魏晋六朝文学有所研究，尤其是鲁迅，文章上推崇魏晋，他的《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宣扬个性解放，甚至其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和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关怀无一不是对章太炎人格追求的继承。

苏曼殊对魏晋诗歌的关注可以从他赞赏谭嗣同《潼关》一诗看得出来。1909年5月15日，苏曼殊发表了他的名画《写潼关诗意》，画跋引用谭嗣同《潼关》诗：“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5诗歌描写潼关的险要，展示潼关境内山河的壮阔，展现出诗人傲岸不羁、雄奇磊落的胸怀，颇具风骨，苏曼殊赞赏此诗其实是对谭嗣同崇高人格的赞赏。苏曼殊自己的诗歌也集中表现爱国主义和民族思想，这些诗歌都充分彰显了他的孤独、迷惘和忧患意识，比如《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著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6诗中借用齐国人鲁仲连坚决反对尊奉秦王为帝的典故，表达自己不愿做清王朝子民，甘愿寄身別国的想法。诗人面对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心中抑郁难当，孤愤万分，想到国运维艰，民不聊生，更难止住英雄热泪。诗人只愿意把泪痕浥透鲛绡的绢轴赠与故人，希望友人理解自己的悲鸣，一道坚决抗清。回溯近代诗坛，这些情绪与感受是近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心理状态。

章太炎崇慕魏晋对柳亚子影响也很大，1909年南社在虎丘集会时，柳亚子想起横槊赋诗的曹操和“建安”诗人，写道：“寂寞湖山歌舞尽，无端豪俊又重来。天边鸿雁联群至，篱角芙蓉晚艳开。莫笑过江典午卿，岂无横槊建安才！登高能赋寻常事，要挽银河注酒杯。”7柳亚子认为南社集会是几社、复社的风流再起，在场的诗人多有报国之志，南方士人的身上让人们看到了建安时代的风骨。柳亚子顺应时代变革，期冀时代风雷能让民族血脉得到喷张，他认为诗歌与气运关联，推尊盛唐诗的昂扬奋进和博大沉雄，与盛唐诗歌远绍建安文学传统的文学关联可以说是同频的。

章太炎的五言诗歌格调高古，更多承继魏晋流风，任访秋曾言“他的诗有学魏晋古诗的，如《孤鸿》、《咏怀》五首等。慷慨激昂，寄托遥深，有嗣宗《咏怀》与太冲《咏史》之风”。1苏曼殊受此影响较多，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指出，苏曼殊翻译欧洲诗歌时基本也以五言的形式呈现，其《去国行》《大海》（《赞大海》）、《哀希腊》三篇翻译语言典则，展现出魏晋诗歌的格调，也有章太炎润色的功劳。苏曼殊所赞赏的谭嗣同，也有很多五言诗，如《兰州庄严寺》《病起》《道吾山》《秋日郊外》等。谭嗣同、章太炎、苏曼殊在五言诗的形式上可谓所见略同。

对近代诗歌进行整体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一条隐性的关注魏晋诗歌的脉络，而在学术上，章太炎确立的对魏晋传统学术资源利用的学术传统一直绵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个脉络更为显性。章太炎《五朝学》出来后，刘师培有《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治之关系》，鲁迅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冯友兰有《论风流》，宗白华有《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这种内在的风骨有时候对应外化的癫狂，民国诗人中人们称章太炎为“疯子”，获此“殊荣”的还有黄人，大概这种外化的散漫不经实际是对内心压抑的一种掩盖，章氏等于“苏报案”之中、之后的诗歌创作，只是将这种内心的压抑彻底倾泻了出来。而近代诗人在追寻与他们有相似经历的魏晋诗人时，无疑被他们的风骨所吸引，这让近代诗歌在风格和形式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其三，革命成为思潮。章太炎在狱中完成的《訄书》重订本首次为反清民主革命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他还精研佛教典籍和儒家经典，形成了“用宗教发起信心，用国粹激动种姓”的革命行动设想，并把决绝的革命意志掺入诗歌中，让诗歌充满战斗性。受此影响，一些文人将传统儒家思想与近代化的变革结合起来寻找出路，形成革命的思潮，诗歌中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精神凸显。宁调元在1903年慨叹道：“诗坛请自今日始，大建革命军之旗。”2“反满”思想自此犹如决堤的洪水，南社成员中陈去病、高旭、柳亚子、于右任、雷铁厓、邵飘萍等人深受革命思潮影响，诸如金和的《盟夷》、姚燮的《青天高高当董桃行》等，都将思想的锋芒直指封建最高统治者。

“苏报案”事件激发江浙文人觉醒，当时革命派报刊杂志的撰稿人主要是章士钊、陈独秀、柳亚子、黄宗仰和孙翼中等，他们把反抗的精神传递给在日的留学生，促进了留学生中革命思想的宣传，渐次引发了海外的革命风潮。不少学者把1905年以后《民报》对《新民丛报》产生的冲击看作革命派兴起的一个标志，但1903年由“苏报案”唤起的抗争意识、爱国思想和团结精神实际是更受瞩目的。

陈独秀1903年春发动安庆拒俄运动，同年夏天来到上海，正值章士钊继承《苏报》提倡革命之志创办《国民日日报》之际，在上海革命思潮涌动的时代里，陈独秀的思想也逐漸由改良转为革命，他有一首《题西乡南洲游猎图》：“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直尽不遗身后恨，狂寻徒屈自由身。驰驱甘入荆棘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为意见，不知事败与功成。”3陈独秀在诗中表达了甘于进入荆棘，为革命献身的伟大志向。1903年陈独秀在家乡创立了“安徽爱国会”，1904年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发表了大量革命性文字。

面对艰危时局，清末知识分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为革命行动营造了气势，积蓄了力量。1906年6月29日，三年刑期已满的章太炎出狱了，蔡元培、章士钊、于右任、朱少屏、柳亚子、刘道一和龚练百、邓家彦等人一道在监狱外迎候，这一公开举动实际也是在向清政府的统治权威示威。

后来南社诗人高旭携夫人何亚希与友人高燮、姚石子、蔡哲夫等人结伴造访正在两江师范读书的南社诗人周实，他们一道凭吊明故宫、明孝陵，拜谒方正学祠、常开平墓，互相唱和，周实将之结集成《白门悲秋集》，并作为《南社丛刻》集外增刊公开印刷发行，他们借凭吊古迹抒发忧国伤怀的行为引起当时仁人志士的高度关注。这种让仪式凝结成文字，进而利用公共符号，激发民众情感的刊刻行为与章太炎等人借《苏报》“移人”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后来周实在南京组织各校学生七百余人响应武昌起义，失败后回到自己的故乡淮安进行光复活动，却不幸成为南社中第一位为民主革命牺牲的成员。他牺牲后，南社人员广泛纪念吟咏，这与当年“苏报案”发生时，知识界群起声援，广泛联结吟咏的情状又是一样的，纪念历史、模仿历史成为人们应对时代冲击的一种手段。

武昌起义后，章太炎启程回国，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光华日报》发表《文字功》，称赞章太炎和邹容二人对革命所做的巨大贡献，革命派的喉舌《民立报》也发表《欢迎鼓吹革命之文豪》，两者同时将章太炎视为中国近代文豪和革命军巨子，盛赞他以文字吹响革命的号角、推动中国革命的思潮。有学者指出，推翻清朝的是一种充满思想的“语言力量”，“这一语言力量尤其自1903年邹容、章太炎的‘苏报案起，日积而月累，由量变而质变，摧枯拉朽，最终通过武昌起义迎来了决定性的成果”。1

相较于“诗界革命”中“新诗”重视诗歌的战斗功能，自觉地运用诗歌为政治服务的特点，“苏报案”之后的革命派诗歌则更加强调风骨，更加强调战斗，思想上完全破除了过去尚存的对封建制度的妥协和对清王朝的幻想，逐步树立起人民革命的旗帜，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

四、结语

著名作家约翰·托兰认为普通人刻骨铭心的东西与重大事件的真相及来龙去脉一起融合成历史。章太炎和邹容的文字呐喊引发了“苏报案”，深处事件中的每一个有志国人都面临着“保皇”还是“革命”的政治选择，事件对南社诸人、鲁迅兄弟，以及马幼渔、许寿裳、沈兼士、陈独秀、胡适、吴虞、李大钊、钱玄同等文化界人士都产生深远影响。革命派诗坛则趁此兴起，不少诗歌沿着章太炎的步伐效法魏晋，讲究情感和风骨；革命思潮也趁机而起，革命党人借助报刊的传播作用迅速凝聚起来，他们在“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时代，创作出大量记录时代风云的叙事之作和慷慨悲壮、放言高歌的议论之作，以及耸动人心、感人肺腑的怀人之作。诗歌史内部产生改变和演化的动力源，诗歌伴随事件的冲突而生长并不断介入事件产生特殊力量，这种力量形成的思想风潮最终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

责任编辑：刘诗能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清代江南重要事件与文学生成关系研究”（19JD00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制度、文体与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19ZDA246）

作者简介：杨旭辉，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古代文章学；胡祥，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

1 章炳麟：《狱中答新闻报》，《苏报》1903年7月6日。

2 太炎：《狱中与威丹唱和诗》，《汉帜》第2期，1907年2月。

3 太炎：《狱中与威丹唱和诗》，《汉帜》第2期，1907年2月。

4 章炳麟：《得友人赠船山遗书二通》，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续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26页。

5 鲁迅：《致许寿裳》，载《鲁迅选集第4卷书简及附录》，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1974年，第259页。

1 中央：《〈革命军〉击节》，《江苏》第5期，1903年7月1日。

2 中国革命博物馆、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柳亚子文集·磨剑室文录》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4页。

3 柳无忌、柳无非编：《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4 剑公：《题〈女学报〉四绝》，《女学报》19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