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唐人分手之际写诗为赠的情形极为常见，名篇不少，高适（700？—765）这首《别董大》则是其中之尤为著名者，此诗的后两句后来成了成语。这里的语气较之数十年前初唐诗人王勃（650—676？）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那是要高亢开阔得多了，尽管这位董老大董令望（在敦煌写本伯2567、2552中，高适此诗题作《别董令望》）并不知名，现在更查不到任何关于他的资料。

将一个无名之辈的董令望说成是天下无人不识的大人物，不免过于高自期许，但这又有何不可，此正所谓“妙在粗豪”（徐增《而庵说唐诗》卷十一），很像是高适的风格—诗人高适本人当时也还是一个无名之辈，但他确信自己会有远大的未来。

高适青年时代也走过读书应科举的正途，几次都没有成功，于是长期漫游于北方各地，结交体制内外的各路高人，又到处题诗；直到五十岁才弄到一个封丘县尉的小官来当，而上任以后不久就大发牢骚，说这种欺压百姓的小官绝对不能当。安史之乱以后，高适时来运转，官居淮南节度使，后来地位也一直很高，到这时候他真的是天下无人不识了。

五十岁以前的高适虽然始终是个穷小子，自我感觉却极好，晚年他回顾先前那一段到处流浪的经历道：“少时方浩荡，遇物犹尘埃。脱略身外事，交游天下才。”（《酬裴员外以诗代书》）高适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尚未得到大展宏图之机会的“天下才”，既然如此，则自己的好朋友当然也是无人不识的“天下才”。“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两句诗固然是给朋友董大打气助威，其实也正是诗人用来安慰和鼓舞自己的豪言壮语。才华是国家一级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那还要发什么愁呢！

这种口气典型地表现出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盛唐气象”。

《别董大》有二首，其一云：“六翮飘颻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丈夫贫贱应未定，今日相逢无酒钱。”由此可知当时诗人和董大都窘困到连酒也喝不成了，但诗人把这种狼狈情形说成是偶然的，“丈夫贫贱应未定”，没有什么不能改变的命运！“应未定”通行本作“应未足”或“应未是”，当然是“定”字佳，这样来说话，前后两首才浑然一体，也才像是高适。敦煌写本之可贵也表现在这里。

盛唐时代的知识分子说起话来，调门一般都比较高，这同赵宋以后大家更习惯采用谦谦君子的语气来立言是很不同的—现在听上去容易不大习惯，好像其时的唐朝人喜欢吹牛似的。其实“妙在粗豪”又有何不可。

中唐以前，唐朝的贫贱之士大抵多有豪情，他们自强自立，奋发进取，对前途充满了希望和信心。那时不同社会层次之间流通的渠道比较顺畅—这正是“盛唐气象”的一个重要方面。

后来有人想找一位名人来坐实高适诗题里的“董大”，就抓壮丁似的拉来当时著名的琴师董庭（或作“廷”）兰—诗人李颀（690—751）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詩《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对董琴师能够“通神明”的古琴艺术做了非常生动的描写—硬说高适的诗就是送他的。可是唐朝姓董而排行老大的人一定很多，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证明高适诗里称为“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董大就是这位琴师。根据敦煌写本，这位董大的名字是“令望”，此人与董庭兰毫不相干。

董庭兰是那时著名的古琴演奏家，长期在高官房琯（697—763）手下充当门客。其人琴艺高超而品行不佳，后来出了问题，并且连累到主公。《旧唐书·房琯传》载：肃宗在扶风时，“时议以两京陷贼，车驾出次外郊，天下人心惴恐，当主忧臣辱之际，此时琯为宰相，略无匪懈之意，但与庶子刘秩、谏议李揖、何忌等高谈虚论，说释氏因果、老子虚无而已。此外，则听董庭兰弹琴，大召集琴客筵宴，朝官往往因庭兰以见琯，自是亦大招纳货贿，奸赃颇甚……宪司又奏弹董庭兰招纳货贿，琯入朝自诉，上叱出之”。《新唐书·房琯传》亦载：“琴工董廷兰出入琯所，琯昵之。廷兰藉琯势，数招赇谢，为有司劾治，琯诉于帝，帝因震怒，叱遣之，琯惶恐就第，罢为太子少师。” 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定，皇帝还回不了首都长安，当朝宰相房琯和当红琴师董庭兰的表现实在令人非常失望。已成腐败分子之董大师的下场肯定不会好，只是其具体情况现在已无从了解。

李颀的诗写得比较早，约在安史之乱以前的天宝五载（746），当时房琯的官衔还是给事中而非宰相，但此时董、房的关系已经相当近密。金性尧先生评《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房给事》一诗说：“琴是董大弹的，诗却兼寄房给事，见得董房之间关系的密切……董的琴艺固高超，但作者之写此诗也可能有意奉承他，奉承董大其实就是讨好房琯。”（《唐诗三百首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这样的分析大有道理。从这些情况看去，同高适相见而二人皆“无酒钱”时的穷小子董大，绝不可能是业已进入上流社会的高级琴师董庭兰。董琴师地位虽高，品行并不比高适的友人董大更高，他们完全不是一路人。

若干年前，凤凰出版社约我做一本高适岑参的选集，当时因为食少事繁身体不佳，请了一位学生来作助手，在我定下选目以后来写注释的初稿，我则负责注释的定稿并为各篇写出简短的品评。现在将该书中高适《谢封丘县尉表》一文的品评转录于下，以便与鉴赏高适的诗《别董大》互相参照发明—

高适青年时代一向以“天下才”自居，最好能尽快出将入相—唐代不少诗人有此大志，例如李白、杜甫都想当宰相，以便展其雄才，大治天下—但他一旦进入现行行政体制，还是得从最基层的小官县尉做起，而且要谢主洪恩，感激流涕，诚惶诚恐。

唐代文人做到大官的很少，高适后来因为特殊的机遇当到节度使，算是很少见的一个例外，《旧唐书·高适传》甚至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一人”。到宋朝以后，士人们的浪漫情绪大为弱化，不大做一步登天之类的浪漫美梦了；但宋代文人出任高官的却比较多。唐宋文化以及士人心态之不同，这也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方面。（顾农、童李君编选《高适岑参集》，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

热烈豪放的“盛唐气象”在宋朝再也没有出现过。唐宋两代的社会风气包括士人的作风都大不相同，我们在阅读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时，一定要注意其间这一重大的差别。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