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洲海客

2023年4月29日，河南安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自2008年12月考古工作者正式发掘曹操高陵开始，外界有关墓主人身份的争论，便从未停止过。但墓中出土的带有“魏武王常所用”字样的石牌、石枕，加之文献记载、墓地位置、墓葬形制、人骨鉴定等多方面因素，已足以将线索指向生前未曾称帝的魏王曹操。

安阳西高穴村大墓共发现两个墓室。被断定为曹操墓的是二号墓（M2），而用于陪葬的一号墓（M1），则被考古工作者推断为曹操长子曹昂的衣冠冢。尤值一提的是，M1与M2中发现了两把相同的铁刀，可能是赫赫有名的百辟刀。历史上，百辟刀铸成后，当时的顶级文学家—曹植與王粲，加上曹操本人，都曾撰文记述。

曹操在生前大力宣扬百辟刀，甚至在死后也将其带入墓中，足见百辟刀的存在是特殊的。甚至可以说，它在某个特定时期发挥出了作为兵刃以外的作用。这并非是孤立事件。汉末三国时代流传甚广的许多铸兵传说，虽然其中一部分的真实性还有待商榷；但它们与天命、王权的紧密关联，却很难让人不产生遐想。

扬武御凶：永荷天禄百辟刀

百辟刀，通俗地说，就是百炼而成的宝刀，它代表着汉末三国时代铸兵工艺的巅峰水准。只可惜，这种宝刀并不能量产。曹操《百辟刀令》说：“往岁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与五官将，其余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将以次与之。”以曹魏坐拥中原所拥有的庞大资源，在花费三年多的时间后，也才打造出五把百辟刀。因此，除曹操之外，只有寥寥几人获得了这把神兵利器。

曹植《宝刀赋》序云：“​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宝刀五枚，三年乃就，以龙、虎、熊、马、雀为识。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饶阳侯各得一焉。其余二枚，家王自仗之。”两则材料互相印证，可知百辟刀共五把，其中曹丕、曹植、曹林（饶阳侯）各得一把，曹操自己留下了两把。曹丕、曹植系王后卞氏所出，可谓“根正苗红”；而曹林则因年幼，令曹操舐犊情深。甚至在临终前，他还将曹林的乳名“季豹”挂在嘴边（参见陆机《吊魏武帝文》）。

据M1中出土的铁刀，考古工作者推测，曹操将其中一把百辟刀留给了早已殒命的长子曹昂，作为其衣冠冢中的随葬品。这是曹操对长子的肯定。因为百辟刀承载的意义，不仅仅只是一把兵刃这么简单。这一点，王粲与曹植的文章已有揭示。不过，也许是奉命而作，王粲的《刀铭》略显收束，反而是曹植的《宝刀赋》，虽不乏对父亲的歌功颂德，却提供了不少有用的信息：

有皇汉之明后，思明达而玄通。飞文藻以博致，扬武备以御凶。乃炽火炎炉，融铁挺英。乌获奋椎，欧冶是营。扇景风以激气，飞光鉴于天庭。爰告祠于太乙，乃感梦而通灵。然后砺以五方之石，凿以中黄之壤。规圆景以定环，摅神功以造像。垂华纷之葳蕤，流翠采之滉瀁。故其利陆断犀革，水断龙角。轻击浮截，刃不纤削。踰南越之巨阙，超西楚之太阿。实真人之攸御，永天禄而是荷。

首句开门见山，言曹操是大汉魏王，为国家思虑甚远，遂招揽各方人才，兴办武备，以制止暴乱。这里点明曹操铸百辟刀的目的是“扬武备以御凶”。其后文字，描述神兵的铸造过程，“乃炽火炎炉，融铁挺英”，又援引典故与神话，“天庭”“太乙”“感梦”“通灵”，以夸张手法诉说宝刀的不同寻常。因此，集各种材料铸成的宝刀，最终能引发异象。这般造就的神兵，无比锋利，能轻易斩断犀牛皮与蛟龙角，甚至超过了传说中的名剑巨阙与太阿。真人曹操得了这样的宝刀，自然就“永天禄而是荷”，地位永固，能更好地承担起他作为大汉魏王的责任。

单纯看曹植这篇赋，不外乎是子对父的夸耀溢美之词；但考虑到这篇文章出现的时间节点，就大有文章可作。按张可礼《三曹年谱》，曹操《百辟刀令》、曹植《宝刀赋》、王粲《刀铭》这三篇赞刀的文章均作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即曹操称王当年。（学者冯渝杰认为不准确，但承认这三篇文章与曹操称王存在着某种关联。他引用高德耀的论述说：“这三部作品的创作都是与曹操权力的增长和他在216年被任命为魏王有关的一个事件；同时，事实上，制作和赠送宝刀亦皆为象征曹操统治权的修辞行为。”）

曹操进魏王前后，命人铸造百辟刀，并吩咐当时的“顶流”曹植、王粲等人撰写文章，为百辟刀的出现而造势，这显然是有意推动“天命加身”的舆论。百辟刀不仅仅是一把神兵利器，它还成为了曹操“扬武备以御凶”的凭证，是曹操能正当行使其执法权、生杀权的一种象征。而这些权力，最终都会指向曹操的新身份—魏王。在《古今刀剑录》中，也有一条类似记载：

魏武帝曹操，以建安二十年，于幽谷得一剑，长三尺六寸，上有金字，铭曰孟德王常服之。

再看曹植的《宝刀赋》，文章中出现的神话因素、夸张修辞，并不完全是大吹法螺，而是曹植对“汉高帝刘邦执三尺剑斩蛇”这一传说故事的效仿，旨在配合曹操的政治行为，为其得王位这一事实再加上一层“天命”的渲染。那么，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三尺安邦：政治道具斩蛇剑

似乎每个时代都有独属于它的开国神话。追溯前史，在其恢弘大气的叙事之下，往往伴随着早已注定的天命与祥瑞。黄帝大战蚩尤，以应龙、女魃对战风伯、雨师；简狄洗浴，见玄鸟之卵，吞之而孕，诞下了生而能言的商人先祖—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自此流传于后世……无数神话降临在开国皇帝或始祖身上，向世人一遍又一遍地证明：君权实乃天授，故皇帝以天子自居，代天摄政，教化万民。

今本《史记》所见汉朝的开国神话，最广为流传的就是刘邦斩白蛇起义。据说刘邦为赤帝之子转世，以三尺之剑斩杀白蛇，打响了反抗暴秦的第一枪。以火克金，尽管“五德说”在西汉末年方才流行，即这个故事可能经过汉代史家的加工，但刘邦斩蛇所用的“三尺剑”却不止一次地出现。

刘邦云：“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岂非天命乎？”旧朝覆灭，新朝崛起，三尺剑由此成为王朝兴替、权力交接的象征。而它的实物象征—斩蛇剑，也登堂入室，列为新旧政权交替的重要政治道具。王子今指出，东汉的斩蛇剑与传国玺地位相等。东汉皇帝的继位礼仪也体现出这一点。案《续汉书·礼仪志下》：

三公奏《尚书顾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请太子即皇帝位，皇后为皇太后。奏可。群臣皆出，吉服入会如仪。太尉升自阼阶，当柩御坐北面稽首，读策毕，以传国玉玺绶东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黄门掌兵以玉具、随侯珠、斩蛇宝剑授太尉，告令群臣，群臣皆伏称万岁。或大赦天下。

传国玺、斩蛇剑、随侯珠都是汉朝的传国之宝。斩蛇剑可追溯到汉代的开国神话，刘邦执此神兵排除险阻，制止暴乱，建立大汉王朝，进而赋予了三尺剑荡平天下、扫清宇内的功能。至此，三尺剑亦成为武装建国的象征。后世帝王如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等……每一个能平僭乱、定四海的开国皇帝，都将三尺劍作为自己煌煌武功的有力凭证。

值得一提的是光武帝刘秀。时入西汉末年，身为长沙定王刘发后裔的刘秀，与西汉后期的几位皇帝的血缘关系疏远。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消弭这种劣势，光武帝将目光对准了斩蛇剑。刘晨亮指出，刘秀“将刘邦的斩蛇剑导入东汉柩前即位礼，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光武帝‘中兴’汉室的形象与东汉王朝的‘中兴’属性，增强了东汉王朝的正统性”。所以，东汉才会将斩蛇剑也作为一种传国之宝，这就进一步渲染了神兵的“政治道具”属性。

至汉末三国，在东汉谶纬的余音笼罩下，祥瑞依然是各路军阀不遗余力的宣传方式。相应地，不少军阀会通过神兵作文章，他们或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如董卓；或以此寻求传说中的“天命”，如袁绍。《古今刀剑录》载：

董卓少时耕野，得一刀，无文字，四面隐起作山云文，削玉如泥。及卓贵，示五官郎将蔡邕，邕曰：“此项羽之刀也。”

袁绍在黎阳，梦神授一宝刀，及觉，果在卧所，铭曰“思召”。绍解之曰：“思召，绍字也。”

言至于此，曹植所云“扬武备以御凶”也有了更恰当的解释。虽然在名义上，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但他扫灭中原群雄、一统北方的功绩却作不了假。《三国志》卷六、七、八所载诸多“驱除人物”，如袁绍、袁术、刘表、吕布、张绣、张鲁等人，都是曹操在创业过程中击败的军阀，是其煊赫武功的重要点缀。在进魏王前后，曹操以武力平定北方的功绩化作了他铸造百辟刀的“养料”。而铸造完成的百辟刀，则终究成为彰显他个人权威、巩固王位的政治道具。

移风易俗：变革中的剑与刀

在曹操这位“先驱者”之后，魏、蜀、吴三国的开国皇帝也不约而同地铸造起神兵，用以昭示天命，宣扬王权。

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宝剑，长四尺二寸，选兹良金，命彼国工，精而炼之。至于百辟，淬以清漳，厉以礛诸，光似流星，名曰“飞景”。……丕造百辟宝刀。（曹丕《建安诸序》）

蜀主刘备，以章武元年，岁次辛丑，采金牛山铁，铸八剑，各长三尺六寸。一备自服 ，一与太子禅，一与梁王理，一与鲁王永，一与诸葛亮，一与关羽，一与张飞，一与赵云。并是亮书。（陶弘景《古今刀剑录》）

吴大帝有宝刀三、宝剑六。宝剑六：一曰白虹，二曰紫电，曰辟邪，曰流星，曰青冥，曰百里。宝刀三：一曰百炼，二曰青犊，三曰漏。（崔豹《古今注》）

三国以降，皇帝、军阀铸兵的神话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仅《古今刀剑录》所见，还有蜀后主刘禅、吴少帝孙亮、晋武帝司马炎、宋武帝刘裕、梁武帝萧衍、前赵刘渊、后赵石勒、成汉李雄、北魏拓跋珪、前秦符坚、后燕慕容垂、西秦乞伏国仁、南凉秃发乌孤、夏州赫连勃勃……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乎每一个政权，都有类似事迹出现。

需要注意的是，《古今刀剑录》错误颇多，并不能完全当作信史。陶弘景搜求、整理的这些有关皇帝铸兵的记载，许是稗官野史，许是道听途说，不过，这种消息的出现，恰恰反映出社会对“铸兵神话”的认知。在斩蛇神话流传甚广的同时，世人逐渐默认了一个事实：神兵不仅承载着天命，也是王权的重要凭证。而反过来说，若皇帝失去神兵，也往往暗示着其天命与王权的失落。如：

齐王芳以正始六年铸一剑，常服之，无故自失，但有空匣如故。后有禅代之事，兆始于此。寻为司马氏所废。

言至于此，还有一个问题尚待解决。汉代流行的是斩蛇剑，为什么曹操没有铸剑而选择铸造刀呢？

两汉时，文人士大夫爱剑，宫廷宴会也时常出现剑舞，因而在这一时期，原本作为兵刃的剑，在大多时候都只是贵族们的装饰品，亦如用于皇帝即位礼仪中的斩蛇剑。徐州狮子山楚王墓中出土的玉具剑，也能说明这一点。东汉末年，战乱频繁，环首刀逐渐成为士卒们的常用武器。这就意味着，乱世之下的刀，正是武人的标志。

如果刘邦是以三尺剑来平定天下的，那么崛起于行伍间的曹操，则一刀一刀砍出了前路。在汉末尚武风气的影响下，曹操选择用更符合当下局势的神兵—百辟刀来扫荡天下，亦在情理之中。

曹操铸刀的用意，还有进一步的解释。神剑之所以成为王权与天命的象征，是因为汉代的开国神话，换言之，神剑与汉室的联系也十分紧密。魏欲代汉，既要效仿汉代流传下来的故事、神话，也得有意识地削弱仅存不多的汉室余威，抑制“宣汉”情结的流行。曹操称王，要打破刘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铁律，无疑将遭遇非常大的阻力。但愈是如此，曹操就越要强势地迈出这一步。舍神剑而铸宝刀，便是曹操消解汉室余威的一种手段。

曹操称王后，大局已定，刀与剑的界限不再那么严格，所以曹丕才会在称帝的前一年（219）铸造百辟剑。话虽如此，因为禅让制的权力运作方式，代表汉朝的几个重要道具，如斩蛇剑、随侯珠等依然流传下来。至西晋代魏，这些政治道具也顺理成章到了司马氏手中。据《晋书·张华传》记载：“（惠帝元康五年）武库火，华惧因此变作，列兵固守，然后救之，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屐等尽焚焉。时华见剑穿屋而飞，莫知所向。”

随着斩蛇剑的离去，汉代的开国神话就此完结。十六国南北朝时，皇帝、军阀在铸兵时不再将剑作为首选；且因为乱世之下武人群体的兴起，这一时期的铸刀神话反而占据了主流，成为其王权霸业的一个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