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第三季书目已经发布，“四书”之一《孟子》、战国时期的哲学著作《墨子》、中国古代农科史上最完备的一部总结性巨著《农政全书》，以及《灵宪》《营造法式》《论衡》《海国图志》《颜氏家训》《左传》《资治通鉴》《华阳国志》等十余部闪烁着多元先贤思想光辉、流传千古的中华典籍将在新一季节目中与大家见面，涉及史学、文学、科技、医学等不同领域。我们将对这批典籍进行逐部解读。

在讲《论衡》之前，我们不妨先从一张书单说起。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向来不爱给青年们开古书书单，甚至说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但他却难得地破过一次例。

1930年秋，鲁迅挚友许寿裳的长子许世瑛考上了清华大学国文系，鲁迅作为许世瑛的启蒙老师，便特意为他开出一张应读文学书书单，列书十二种，其中就有《论衡》。

那么，这部书究竟有什么魅力，竟让鲁迅先生也主动成为它的“推荐官”呢？

如何进入《论衡》世界

《论衡》，东汉王充著。它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横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涉及哲学、政治、文学、美学、医学、教育学、天文学、气象学以及逻辑学等多方面内容，堪称东汉时期的百科全书。它体量庞大、卷帙浩繁，今本《论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第四十四篇《招致》有目无文，实存八十四篇，二十余万字。

王充为什么要写《论衡》？对于《论衡》这样一部大书，我们应该如何进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衡》从王充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时代给出了提示：“（王充）盖内伤时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虚伪，故发愤著书，其言多激。”顺着这一思路，结合《论衡·自纪》以及范晔《后汉书·王充传》，我们不妨先从王充生平讲起，理解他为什么“内伤时命之坎坷”。

王充：祖上不德 仕宦不遇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他自称祖籍原为魏郡元城，因祖辈从军有功，起初被封在会稽阳亭。但一年之间，爵土尽失，便在阳亭落户为农。他的世祖好勇斗狠，年成不好时，甚至拦路抢劫，多所杀伤，结怨甚多。又逢世道动荡，王家害怕仇人报复，于是王充的祖父王汎便举家迁往钱塘，做些买卖度日。王汎生子二人，长子王蒙，少子王诵。王诵正是王充之父。或许是将门遗风，王蒙、王诵同样好勇斗狠，又与丁伯等豪强结怨，不得已举家又迁往上虞。

王充出生于建武三年（27）。与祖辈不同，他从小性格沉稳内敛，小时候便对掩雀、捕蝉等儿童游戏兴趣不大，反而爱好读书学习。他六岁学写字，八岁入书馆，约十七八岁时，便学成离乡，游学京师洛阳，入太学深造，并拜有“通儒上才”之称的班彪为师，学习《论语》《尚书》等儒家典籍。当时王充还见到班彪长子、年方十三的班固，并向老师预言，班固日后“必记汉事”。

王充读书学习，“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他没钱买书，便常在洛阳集市上晃荡，翻阅集市所卖之书。得亏他记忆超群，往往“一见辄能诵忆”，在东看一本、西翻一册的“窃读”之下，王充“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学习既要输入，更要输出。王充还“好论说”，经常输出许多新观点，大家听了之后，一开始都觉得诡异，但最终会认为他说得在理。

建武二十八或二十九年（52或53），班彪离开洛阳，赴望都县任长官；建武三十年（54），班彪卒于任上。王充也很可能在这前后结束游学，开始四处仕宦，这也是他“时命坎坷”的开端。

东汉是豪强地主政权，世家大族垄断了政治资源。偏偏王家又多与豪强结怨，而且王充又在很小的时候成了孤儿，是不折不扣的“细族孤门”。这也导致他在州郡则无人举荐，在朝中则无奥援。所以王充始终在州、郡、县等地和都尉府等官署之间打转，只是担任掾功曹、五官掾、从事等辅佐性质的官吏。

终于，他在郡中任功曹时，因多次谏诤，不合上司意旨，干脆辞职回乡，隐居教书，并开始撰著《论衡》。他在书中自嘲道：“仕数不耦，而徒著书自纪”“涉世落魄，仕数黜斥，材未练于事，力未尽于职，故徒幽思属文，著记美言，何补于身？”因此，感叹命运不济，仕宦不遇，正是他撰著《论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写好《论衡》，王充不仅“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还在“户牖墙壁各置刀笔”，以便随时随地记录灵感、润色文章，写作态度极其认真。

元和三年（86），王充被刺史董勤辟为从事，协助董刺史监察丹阳、九江、庐江三郡，后转治中。但王充深感“材小任大，职在剌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热爱写作的他便于章和二年（88）自请免职，再度返乡，重拾刀笔，完善《论衡》。

王充晚年，年老体衰，他便“裁节嗜欲，颐神自守”。同郡友人谢夷吾上书推荐他，汉章帝刘炟还特以公车征召，但王充却因病无法成行。没过多久，年逾古稀的王充病逝于家，时为永元年间（约100前后）。

王充一生勤于著述，共有四部得意之作，除《论衡》以外，还有《政务》（篇数未知）、《讥俗节义》和他晚年所作的《养性书》，但这三部书均已失传。

王充虽然时命坎坷，仕宦不遇，而且祖上失德，但他却凭着著书立说，成就自我，重振家声，名传千古。正如他自己所说“祖浊裔清，不牓奇人”（牓通妨）。他以名山事业向人们有力地证明“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血统论乃世俗之偏见。

时代：虚伪失真 迷信成风

我们再来看王充与他生活的东汉时代，究竟东汉“虚伪”在哪，以至于王充会“外疾世俗之虚伪”？

原来，东汉朝廷笃信“天人感应”学说。该学说最初由西汉董仲舒提出。所谓天人感应，便是相信天意与人事能交相感應，上天以祥瑞或灾异预示人事吉凶，而人的意志与行为又能改变天意。汉武帝为了神化专制王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便采纳了这套神学色彩异常浓厚的学说，成为西汉乃至东汉一脉相承的官方思想。

西汉末年，谶纬并起，符命盛行，与天人感应合流，形成一股席卷全国的迷信之风。此时的王莽野心勃勃，图谋篡汉，便一心迎合，频频伪造谶纬符命，以证汉德已衰，自己才是天命所归。凭此王莽最终成功篡汉，是为新莽。

新莽后期，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各方割据势力纷纷依样画瓢，同样以谶纬符命证明只有自己才是真命天子。比如，汉光武帝刘秀一方面对“刘秀当为天子”等谶语暗中欢喜，另一方面又与割据蜀地的公孙述紧张地争夺“代汉者当涂高”“龙兴之瑞”等谶纬符命的解释权。而这又反过来加剧了迷信之风。王充正是成长于东汉政权初建之时，对这些骗人的把戏可谓是耳熟能详，深谙其道。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开国皇帝喜好谶纬，朝廷官员更是趋之若鹜，《后汉书·方术列传》评述道：“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显然，假如官员善说谶纬，则易得富贵；假如拒说谶纬，则易招祸事。所以终东汉一朝，许多官员和经师都崇信谶纬，甚至以谶纬附会经书、曲解经典。

流毒所及，民间更是盛行迷信。《论衡》记录的民间迷信现象数不胜数，名目繁多。如《四讳》篇便专门记录了东汉时四大忌讳。鲁迅也在他开出的书单上，于《论衡》旁加注说“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

总之，东汉从庙堂至民间，从官僚至平民，无不为迷信所笼罩，而王充正是身处这样一个“虚妄失真”的迷信时代。我们再回看王充的生平，不妨思考他当年“输出”观点时，为什么大家起初会觉得“诡异”？除了“细门孤族”这一因素外，还有什么因素导致他仕宦不遇？答案很简单：当愚昧成为主流，清醒就是异类；当虚妄成为常态，真实就是罪过。

所以，刺破虚妄的泡沫，展露真实的世界，让大家摆脱迷信的束缚，正是王充撰著《论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他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对作》）又再次强调：“《诗》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佚文》）

气候不齐：《论衡》主要内容和思想价值

我们还是从“内伤时命之坎坷”与“外疾世俗之虚伪”出发，把握《论衡》主要内容和思想价值。

因其“内伤时命之坎坷”，所以《论衡》的一大内容便是讨论时运、命运等“玄学”问题，集中在《论衡》开篇《逢遇》至《初禀》等十二篇文章中。

如何看待人生命运？王充持“宿命论”观点。王充认为人的命运在出娘胎时便已注定，“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命义》），所以人在命运面前是无可奈何、无法抗争的，“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命禄》）。

王充又把命运与“骨相”等迷信联系起来，认为命运吉凶可以通过观察骨相来判断，“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体。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骨相》）。

显然，王充“宿命论”的观点，与他发愤著书、抨击迷信形成强烈的反差，体现了他思想中消极的一面。钱锺书《管锥编》也指出：“王氏书斩辟处有当风之快，而固昧处又有堕雾之闷；尝欲以‘东边日出西边雨’揣称其文境，半边之爽朗适相形而愈见馀半之阴晦尔。”对于王充“宿命论”等消极思想，我们可以报以同情之理解，但绝不可轻信轻从。

但是，半边的风雨如晦不能盖住半边的融融春光。《论衡》散发思想光芒的一面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由于王充“外疾世俗之虚伪”，所以《论衡》核心思想和主要价值便在于“疾虚妄”三个字身上。王充以“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薄葬》）为方法，力求以实事求是破除虚妄之言，以实证有验抨击迷信之风。

批评天人感应。如，针对“人君喜则温，怒则寒”（《寒温》）的天人感应学说。王充从实际经验出发，指出“寒温之变，并时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验”，又假设道：“齐、鲁接境，赏罚同时，设齐赏鲁罚，所致宜殊，当时可齐国温、鲁地寒乎？”并总结气温高低是自然现象，不随人的意识为转移，“寒温，天地节气，非人所为，明矣”。

批评风俗迷信。如，当时有部叫《沐书》的书，书上提醒人们“子日沐，令人爱之；卯日沐，令人白头”（《讥日》）。针对这个“择日洗头”的迷信，王充依旧从经验出发，指出“人之所爱憎，在容貌之好丑；头发白黑，在年岁之稚老”，和哪天洗发又有什么关系呢？王充又说：“使丑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爱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发乎？”显然不可能。因此所谓“择日洗头”，荒诞不经。

不妨反观当下。由于历法调整，有时农历会没有“立春”节气。一开始人们只是把这种年份称为“无春年”或“寡年”。后来却被人迷信地曲解为“寡妇年”，并声称这种年份不宜结婚。而今年甲辰龙年恰好是“无春年”，于是有人开始鼓吹“寡妇年”的迷信，引来不少备婚人士的恐慌，扰乱了社会秩序。两千年前的王充，便已看破“择日”的虚妄，痛批其中的愚昧。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竟然还会泛起“寡妇年”这种迷信的沉渣，难道不觉惭愧吗？可见《论衡》在今天依然很有阅读的必要。

批评谶纬符命。这集中体现在《论衡》“九虚三增”中。如《书虚》记载，当时有纬书说“孔子当泗水之葬，泗水为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儒者对此深信不疑。王充却反驳道“水偶自却流。江河之流，有回复之处，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与却流无以异，则泗水却流，不为神怪也”。江水倒流不过是自然现象，没有神怪之处，更是与孔子之德没有半点关系。

认为鬼神暗昧，主张薄葬。鬼神迷信也是迷信，王充在总体上持无鬼论，认为人死不能为鬼，“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论死》）既然人死不能为鬼，那么人在死后薄葬即可。他一方面批评当时厚葬之风“破家尽业，以充死棺；杀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内无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薄葬》），另一方面又把矛头指向儒墨两家，指出儒家对鬼神的态度暧昧不清，又主张厚葬；墨家认为有鬼，却主张薄葬，是“自违其术”。只有在理论上坚信人死不能为鬼，才能在实践中真正做到薄葬。

当然，对于一些难以理解的鬼神现象，王充努力地用“气”这一概念作唯物主义的解释。如，王充认为：“鬼、阳气也，时藏时见。阳气赤，故世人尽见鬼，其色纯朱。”（《订鬼》）鲁迅在《女吊》中说：“看王充的《论衡》，知道汉朝的鬼的颜色是红的。”虽然王充不能完全彻底地批评封建迷信，但这是历史局限导致的，我们对此不能求全责备。

王充又说：“《论衡》九《虚》、三《增》，所以使俗务实诚也；《论死》《订鬼》，所以使俗薄丧葬也。”（《对作》）九《虚》三《增》，《论死》《订鬼》，是王充的得意手笔，批评迷信的精彩文字，不可不读。

通过上述，我们发现《论衡》就像是一杆秤（衡有秤的意思），“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对作》），衡量百家之说的真伪，使真者自真，伪者自伪，进而去伪存真，实现“驱民使之归实诚”的目的。而这便是《论衡》书名的含义。

由于《论衡》剑指中国古代官方意识形态，动摇封建王朝立朝驭民的理论基础，并试图划破笼罩其中的迷信之雾，所以它在古代长期被视作异端之书，“攻之者不绝”；但它却为中国近代以来反封建、反迷信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无怪备受鲁迅先生的重视，将之列入书单，郑重地推荐给学生。

不止是谈助：《论衡》的文学价值

《论衡》既是思想巨著，又是文学名著。我们阅读《论衡》，除了能得到思想上的滋养，还能得到文学上的教益，更是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

《论衡》在思想上是异端，在文学表达上也是独辟蹊径。王充“欲悟俗人”，所以他采取“形露易观”的修辞策略，由此形成《论衡》观点鲜明、语言朴实、行文晓畅的特点，与当时“深覆典雅，指意难睹”的赋颂文体大异其趣。如九《虚》开篇，王充一般先简要引述迷信现象，紧接着便下断语“此言虚也”“此虚言也”“虚妄之言也”，真如当头棒喝，发人深醒。

王充为了透辟说理，力破迷信，所以他采取多方论证、不避重复的修辞策略。如，针对一个迷信现象，王充不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是在结合大量事例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因果、类比、归谬、比喻等多种论证手段反复诘难、充分论证，如同“分兵合围”，力求全方面、多角度地把迷信谬论“围而歼之”，由此形成《论衡》论例丰赡翔实，论证手段丰富多样，而且充满雄辩力量的特点。这与当时“贵约尚省”的风格大相径庭，为《论衡》招致“文重”的疵议。但王充认为：“今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指实定宜，辩争之言，安得约径？”还是坚持宁繁勿省的修辞策略。

无论古今中外，一篇上乘的议论文，必然是直言正论、论说透辟，具有极强的现实批判性和思想穿透力的，而《论衡》正是如此。它以其高超的议论手段、朴实的语言表达、雄健的文章风格，为我们学习议论文写作提供了典范佳例。

王充博学多才，《论衡》博大精深，在得书不易的古代，学者读《论衡》一本书，相当于连带着读了其他很多书，所以读后往往学问大进。因此在《论衡》面世之初，好比突然现世的武功秘籍，谁能得到了它，谁就能称雄学林，甚至还引来了人们争夺。

东汉末年，《论衡》还没传到中原，蔡邕在吴地机缘巧合之下得到了《论衡》，“恒秘玩以为谈助”，自己暗中学习、偷偷“内卷”。但纸包不住火，人们见蔡邕说话水平突然间大幅提高，便疑心他是得到了“异书”。有人干脆搜了蔡邕“帐中隐处”，果然发现被他藏起来的《论衡》，便大喇喇地“抱数卷持去”。蔡邕无奈，只好叮嘱道“唯我与尔共之，勿广也”—我俩读就好了，别外传。三国时，王朗为会稽太守，也读了《论衡》，等他回到许昌，“时人称其才进”。大家很好奇，一问之下，他果然是得到《论衡》的帮助，从此《论衡》才得以广泛流传。（综合《后汉书·王充传》李贤注）虽然上述记载真伪难辨，有“段子”之嫌疑，但也从侧面说明了《论衡》对提升学问的巨大作用。

同样，我们今天也能借着读《论衡》这部大书，了解百家学说的面貌，并积累丰富的典故，不仅起到“谈助”的作用，更能提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素养。

最后，让我们引用黄侃先生评价《论衡》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总结：“东汉作者，断推王充。《论衡》之作，取鬼神阴阳及一切虚言谰言，摧毁无余。自西京而降，讫乎此时，乃有此作。正如久行荆棘，忽得康衢，诚欢忭已。”

选读

儒书言荆轲为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剑，刺之不得。秦王拔剑击之。轲以匕首擿秦王不中，中铜柱，入尺。欲言匕首之利，荆轲势盛，投锐利之刃，陷坚强之柱，称荆轲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实也；言其入尺，增之也。

夫铜虽不若匕首坚刚，入之不过数寸，殆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设中秦王，匕首洞过乎？车张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荆轲之手力，投轻小之匕首，身被龙渊之剑刃，入坚刚之铜柱，是荆轲之力，劲于十石之弩，铜柱之坚，不若木表之刚也。（《论衡·儒增》）

儒书说荆轲为燕太子丹刺杀秦王政，拿着短剑，没有刺中秦王。秦王拔剑刺他。荆轲用短剑掷击秦王没有击中，击中铜柱，刺入有一尺之深。这是想形容短剑之锐利，荆轲气势之盛，投掷锐利的锋刃穿入坚硬的柱子。为了称赞荆轲的勇猛，所以过分夸大了这事。说短剑刺进铜柱，是事实；说刺入一尺之深，则是夸张。

铜虽然不如短剑坚硬，但靠着人力掷进去，刺入不会超过几寸，大概不会刺入一尺之深。拿刺入一尺之深来说，假设刺中秦王，短剑能穿透他吗？用能引满十石的床弩，射城墙上的木靶，弩箭尚且不能入尺。凭着荆轲手部的力量，投掷又轻又小的短剑，他身上又遭秦王宝剑所伤，短剑竟然还能刺入坚硬的铜柱，这是说荆轲的力气比强弩的力量还大，铜柱的坚硬程度还不如木靶。（钟彦亮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