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华

石头和人类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原始人类最先使用的工具便是石头。按照人类学的说法，正是由于人类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才带来了自身的进化。石头给了人类力量，也让人类对石头产生了丰富的想象，于是，便产生了与石头密切相关的各种神话传说，以及对石头的敬奉和崇拜。

我们都知道女娲炼五彩石补天的传说，这是东方创世神话中流传最广的一则故事。女娲炼石补天拯救了灾难中的世界，有了这个基础，才使抟黄土作人、创造婚姻制度和制作乐器等得以顺利实现，才有了人类社会后来广阔美好的前景。这则美丽神奇的传说，不仅是先民崇敬石头的心灵写照，也对后来的民族心理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我国西南地区就有悠久的石崇拜习俗。这一古老习俗的形成与盛行，与夏族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

传说大禹生于石纽，北川禹穴附近有敬奉血石的习俗，就和大禹降生有关。在《淮南子·修务训》和《艺文类聚》卷六引《隋巢子》都有“禹产于石”的记载。传说大禹的儿子启也是破石而生的，《墨子》与《蜀典》等古籍中记述了“石破北方而生启”的传说。这些传世文献的记载，说明了夏族具有强烈的石崇拜信仰。而由于夏族与西羌和古蜀的特殊关系，夏族的石崇拜观念在西羌和古蜀也同样盛行。

譬如在羌族的原始信仰中，延续至今的白石崇拜一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羌族这个古老的习俗与夏族的石崇拜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采用传说的形式，进行了神奇的解释和美丽的发挥。据羌族世代相传的口碑史诗《羌戈大战》描述说，羌人原来生活在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西北大草原上，后遭北方异族侵略，被迫迁徙，羌人九兄弟率九支人马各奔前程，大哥率领的人马途中又遭到敌兵袭击，损失惨重，他们向天女木吉卓祷告，祈求帮助，木吉卓从天上抛出三块白石，变成岷山上的三座雪山，挡住了敌兵，这支羌人才得以摆脱敌人，重建家园。于是，羌人便决定在“雪山顶上捧白石，白石供在房顶正中间”，以报答神恩。后来羌人受到戈基人的侵犯，羌人屡战不胜，又得到天神相助，羌人以白石与藤条对付戈基人的白雪团与麻秆，战胜了戈基人，终于在岷江上游定居下来，这使得羌人更加强了对白石崇拜的信念。

羌人以一種乳白色的石英石作为偶像的表征，供奉在山上、地里、屋顶或庙内。此外在门楣、窗口、碉楼上以及树林之中也供奉着这样一些白石，作为神灵的象征。崇拜白石这一信仰习俗，对羌族人民的思想和行为都发生了重要影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积淀为一种稳定的民族心理因素。对于羌族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而又演变剧烈的民族来说，白石崇拜代代相传影响深远，起到了传承羌族文化的纽带作用。

古代蜀人的大石崇拜，作为一种悠久的信仰象征，同样具有隐秘而又复杂的文化内涵。从文献记载看，《华阳国志·蜀志》记述古蜀时代最先称王的蜀侯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便透露出了古代蜀人崇拜大石的原始习俗。这与古蜀蚕丛时期居住在岷江上游的生存环境，无疑有着很大的关系。

岷江上游河谷是蚕丛的故里和崛起之地，扬雄《蜀王本纪》佚文有“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之说，联系到后世传说的蚕丛事迹大多在岷江上游，可知蚕丛起初可能是栖息于岷江河谷地区，后来才由岷江河谷逐渐迁入成都平原。考古发现也揭示了岷江上游河谷曾是古蜀先民的栖息地，譬如营盘山的考古发现，以及岷江上游河谷发现石棺葬多达上万座，便给予了充分的印证。位于茂县城郊不远的营盘山遗址，背靠群山，岷江环绕流过，台地平缓，视野开阔，遗址就位于开阔的台地上，面积有十五万平方米，考古发掘揭示，这里曾是四千多年前的古蜀先民栖息地，有祭祀场所，还有墓葬区，留下了大量的石棺葬。

古代蜀人沿着岷江走出岷山迁入成都平原之后，崇拜大石的传统依然盛行。《华阳国志·蜀志》说开明时期，“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种崇拜大石的习俗，反映了古代蜀人的心理观念，既有自然崇拜的因素，更有浓郁的祖先崇拜特征。

据文献记载，古蜀时代留传下来的大石遗迹，除了著名的双石笋，还有武担石、石镜、天涯石、地角石、五块石、支机石等。据刘琳先生解释，这些巨石“均为古代蜀王墓前的标志”，“皆由数十里乃至百里外的山上开采运来”。这些巨石，大都有神奇的传说，矗立在富饶美丽的成都，形成一种特殊的景观。其中最奇特的是成都西门外的双石笋，杜甫《石笋行》诗中描述说：“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根据宋元人的记录，“北笋长一丈六尺，围极于九尺五寸；南笋长一丈三尺，围极于一丈二尺”，确实是一对高大壮观的巨石。《风俗记》说：“益州之西有石笋焉，天地之维，以镇海眼，动则洪涛大滥。”《成都记》对此亦有类似记述：“距石笋二三尺，夏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竹测之深不可及，以绳系石投其下，愈投而愈无穷，故有海眼之说。”巨大的石笋便是用来镇海眼的，有赖于它，才不至于闹洪灾。这说明，巨石作为古代蜀人崇拜的象征，还具有镇水和治水的作用。治理水患始终是古蜀时代的一个突出话题，显而易见，这也是大石崇拜文化内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

位于成都万里桥西的五块石，相传亦有镇海眼的作用。《四川通志》卷四十九记述：“五块石在县南万里桥之西，五石相叠，高一丈余，围倍之，相传下有海眼，昔人尝起其石，风雨暴作。”关于海眼这种神奇的说法，联想到四川盆地在遥远的石炭纪、二叠纪与三叠纪时期曾是一个巨大的内陆海，也许是对成都地下水的一种解释吧。

如果说双石笋与五块石镇海眼的传说，体现了大石崇拜观念和镇水治水的内涵，那么支机石的传说就更为神奇了，它不是来之山中而是来于天上，直接表达了古代蜀人对宇宙的认识和想象。《蜀中名胜记》引《道教灵验记》说：“支机石，即海客携来，自天河所得，织女令问严君平者也。”成都有支机石与君平街，就与这个传说和严君平有关。《博物志》亦记述了这一传说，其大意是天上也有一条河，与地上的大海相通，于是有人乘槎而去，漂入了天河，在一处看见女子织锦，丈夫牵牛，带了一块织女相赠的石头归来，向蜀中通晓天文的奇人严君平请教，才知道看见的是牛郎织女，带回的是织女支机石。《艺文类聚》卷八、卷九十四亦引用了《博物志》记载的这个故事。这是多么奇妙的想象！在大石崇拜的习俗中，通过附会的传说，展示了天人相通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使古代蜀人的精神世界闪烁着瑰丽的异彩。

大石遗迹并不是成都地区独有的现象，在四川许多地方都有石笋或巨石的崇奉遗俗，它们大都为天然形成的巨大石柱，附会以神奇的传说，成为崇拜的象征。这说明大石崇拜在古蜀时代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行为，从古蜀统治阶层到庶民百姓，都具有崇奉大石的观念。从蚕丛开始经过开明时期延续到秦汉三国之后，仍在蜀地流行。根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学者们的调查，四川大石文化遗迹除了墓石与独石之类，还有列石遗迹。比如新繁就有所谓“飞来石”，《四川通志》卷四十九记述说：“新繁皆肤土，而此地巨石嶙岣，父老传自他处飞来，或曰陨星也。”

而最著名的便是用石头排列而成的八阵图，位于奉节的为“水八阵”，位于新都弥牟镇的为“旱八阵”。《水经注》卷三十三记述说水八阵是在“石碛平旷”的地方，“有亮所造八阵图，东跨故垒，皆累细石为之。自垒西去，聚石八行，行间相去二丈，因曰：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皆图兵势行藏之权，自后深识者，所不能了”。其中是否暗藏着用兵布阵的奥秘，是常人所不能了解的。旱八阵的列石排列方式与水八阵十分相似，但石堆的数量增加了，《四川通志》卷四十九引《纬略》对此就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担任过四川博物馆馆长的冯汉骥先生曾对成都平原的大石文化遗迹进行考察，1939年他曾特地去新繁调查“飞来石”，在新繁县城东北约6.5公里处的青白江北岸，发现这是一处保存完好的列石遗迹。后来的许多学者，對四川的大石文化遗迹和古蜀时代的大石崇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了更加真实清晰的认识。童恩正先生《古代的巴蜀》中指出：“列石在考古学上也称‘石行’，四川俗称‘八阵图’，并且附会为诸葛亮练兵的场所。实际上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统治者为了某种目的而树立的纪念物。” 这些“成都平原上的大石遗迹，全部是从西部的邛崃山脉中运出来的。在两千多年以前，古代蜀国的奴隶要到深山开采石料，披荆斩棘，修路搭桥，然后利用滚木一寸一寸地将重达数吨的大石运到一百多里以外的现场”，这是多么艰巨的劳动。古蜀王国的统治者“企图树立这些大石来歌颂自己的‘功绩’，但是实际上它们都是劳动人民伟大创造力的纪念碑”。古蜀时代留传下来的这些大石文化遗迹，无论是作为一种古老的大石崇拜象征，或是作为一项悠久的文化习俗传统，都具有极高的保留研究价值。

秦并巴蜀之后，担任蜀郡太守的李冰，对蜀人的传统观念给予了充分的尊重。李冰在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时候，雕造了三个高大的石人，立于水中，用于测量水位，同时也表示用石神能战胜江神镇住水怪；后来又制作了五头石犀牛，分置于成都和灌县。《蜀王本纪》记述：“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水精，因曰石犀里也。”李冰的这些做法，是非常高明的，将古代蜀人崇拜大石的传统，同对水患的综合科学治理巧妙地融和在一起，因而赢得了蜀人的拥戴。石人与石犀牛作为一种标志和象征，既体现了蜀人的原始宗教意识，又发挥着测量水位的重要作用，可以称之为科学、神话、宗教的高度协合。李冰的治水和治蜀策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成都平原带来了永久的富饶，开创了一个真正的天府之国。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大石文化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古巴比伦文明和中南美洲的玛雅文化，遗留下来的石建筑群与雕塑，都与大石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地中海诸岛到大西洋沿岸地区，都可以看到一些竖立的巨大石块，极为壮观。这些巨石，在西欧数量最多，而且种类繁多，一些学者经过考察，认为大致可分为“门希尔式”“多尔门式”和“克罗姆列克式”三种。最典型的例子是英格兰西部维特郡一个叫希鲁兹伯里小平原上的巨石阵，二十世纪中叶一些专家借助科学技术的探测和考古地层的分析，已确定巨石阵大约建造于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400年，时值英国早期青铜时代。但建造巨石阵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迄今仍是一个令人费解之谜。纵观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巨石遗迹，说明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大石文化确实范围较广。它们奇异的形态，既有共同或相似的特征，又显示出不同的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它们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而人类文明是多元的，大石文化同样显示出了这个特点。

古代蜀人的大石崇拜，无疑是内陆农业文明史上的奇异篇章。同世界其他地区大石文化相比，古蜀大石文化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古老悠久，二是地域特色鲜明，三是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四是展现了古代蜀人独特的精神世界，五是融进了传统习俗。古蜀大石文化既有神山崇拜、大石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识，又与古蜀时代的丧葬、祀典等重大活动有关，后来又融合了治水的内容。这些都显示了古蜀大石文化与众不同的特点，说明了古蜀大石文化的独创性。

（作者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