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余莉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有强大的凝聚力，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一、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宇宙观基础：天人合一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归根结底来自于古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得道的圣人、大人所达到的境界。《周易》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大人、圣人作为得道之人，能够如庄子那样明白“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真相，秉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价值观，按照“道”即“一体”的宇宙观来行为。孔子曾用一个“仁”字来概括得道之人的品德特征，王阳明也认为得道之大人具有“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体之仁”。在这种“一体”观念的影响下，传统社会中父与子、夫与妇、君与臣、兄与弟，乃至朋友、国家之间，都崇尚和谐一体的关系，相互影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一体”才能“和”，因而一体之仁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化解冲突、促进和平。这种一元和合的思维方式是理解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关键。

领悟“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真相的大人，回归到一体的本性，怎么还会与人对立？因此，回归自性、找到真我的人，自自然然可以做到“天下为公”。所以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下，孕育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达到大同社会的治理境界。《礼记》中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是谓大同。”孔子祖述尧舜，最赞叹的就是尧舜的禅让制。因为尧舜连天下都可以让，其余还有哪一件事不可以让？这是真正大公无私的表现。“公”与“私”相对，也当“共”讲，尧舜能够把天下禅让，把天下当成是天下人共有的。当时，尧帝的儿子丹朱和舜的儿子商均，德能都不足以治理天下。尧舜有圣人之德，又居天子之位，所以不把天下当成私家的来看待。尧舜以天下为公，因此，谁有能力、有道德，就把天下交给他来治理。到了夏商周三代之英时，就不再采取禅让制，而变成“天下为家”，即父亲把天下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成为“私天下”。

“选贤与能”，“贤”，代表有美好道德的人；“与”，古代也当“举”字讲；“能”，有能力的人。“选”和“与”都是动词。如果“与”不当动词，选举贤德与有能力的人，也讲得通。这是就人而言。

“讲信修睦”，讲求信用、修行和睦，这都是教化的效果。选举贤能之人出来，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兴办教育。因为教育的根本是明明德、学做圣人，当然就能够讲信修睦。“信”是信实，真实的信用是从本性中出来的。本性中出来的信，才是道德的根源。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信”是修学的本源，是一切功德的母体。“讲信”，就儒家而言，就是开发人人都有的本性，也就是《中庸》讲的“天命之谓性”，人把本性彰显出来，才能真正做到信。“修睦”，“修”就是修持，“睦”就是和睦，也有相亲相爱的意思。贤能之人办政事，必须重视教育，而教育要把握根本，就是教人“讲信修睦”。讲信修睦表现在下面所讲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儒家讲推己及人，怎样爱护自己的父母儿女，就怎样爱护天下的父母儿女。

“使老有所终”，治理天下的人要使天下老人都得到很好的赡养，能够“考终命”，就是“得其善终”，这也是“五福”之一。“壮有所用”，壮年人都能为社会所用了。“幼有所长”，要让幼年人成长，包括身体、智慧、道德都要有所成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具有特殊身份的弱势群体都能得到照顾、赡养，生活没有匮乏。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是谓大同”，“谋”就是阴谋；“不兴”即不起。如果做到以上所说，阴谋奸诈的事情就没有了，偷盗作乱的都不会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大同”社会。

在这里，“谋闭而不兴”是最重要的一句话。特别是“谋”字，古人有不同解释。有人解释为奸诈，欺骗；有人解释为阴谋，都是损害他人的谋略。但是李炳南老先生把这个“谋”字解释为“妄想”，即凡是为自己着想、谋算、计划，都是“谋”。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时，真正有道的人，以天下万物为一体，没有为私利而谋划的想法。他所想的都是为人，不为自己。也正因如此，才能实现大同社会。

可见，大同社会的实现，奠定在古圣先王对天道自然规律的体认之上，是古圣先王顺应天道“一体”的宇宙观而实现的治理境界，而这种“一体”的宇宙观正是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基础。正如《周易》中所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圣人作为“得道之人”，能够通达“以天地为一体”的道理，并顺应天地运行的规律，与天地合德，因而能够按照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来治理天下，自然能够做到天下为公，行一体之仁，培养起“协和万邦”的博大眼光和开阔胸襟，形成世界大同、胸怀天下的文化传统，对内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对外形成的是“万国来朝”局面。

二、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具体表现：政治统一、思想统一、民族统一、文化统一

在历史上，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具体表现为政治统一、思想统一、民族统一、文化统一。

所谓政治统一，即拥护天子王权，维护国家统一。公羊学家以史为鉴，指出若不尊天子，礼崩乐坏，社会就会陷入大混乱，“大一统”局面就会土崩瓦解。为维系秩序，《春秋》强调“王”者要“贵微重始”，怀持诚敬之心，见微知著，慎终如始，谨修德行，广施仁政。

政治统一是维护大国统一局面的有力保障，思想统一则是增强全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关键所在。历史上“大一统”思想以经学为核心，融合了诸子百家之长，成为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主流思想观念，在中国各民族中成为共识。董仲舒将全国上下思想统一于经学，确立起了以儒学原则为政治的根本思想。唐太宗曾确立起了以儒为纲、兼融佛道的文治思想。政治大一统为维护统一大国局面奠定基础，思想大一统有利于统一思想，增强民族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历史文化发展的方向，凸显民族精神的特色。

文化统一是促成政治一统的黏合剂，亦是促进民族融合的催化剂。儒家以天道为体，洞悉万物并育、百道并行，故而以兼容并包为发展理念。诸种文化各有所长，但其最终目标一致，即共同遵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实现人类社会的安定与美好。历朝明君往往以儒释道思想对民众施以教化，在全国形成统一的思想价值体系，其影响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使得中国在历史上始终维持统一的大国局面，虽经历过短暂分裂，但统一无疑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这一精神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价值根基和国家的治理导向，奠定了中华民族之魂。

民族统一体现在中国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以民族大融合为和谐形态，追求各民族在统一实践中的共同进步。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吸收、不断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统一局面。正如《礼记·王制》所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故当承认其在民族风俗文化上的差异性，做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三、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世界意义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对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具有重要启示。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未来属于中国》中指出，要避免世界动乱、拯救人类文明，未来的世界必须走向统合，因此，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世界政府”是必要的。但这个统合绝非依靠军事、强权的统一，而是依靠文化的统合。特别是核武器、生物圈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危机，依靠狭隘的政治国家是无法有效应对的，应该基于整个地球的一体视野去应对。中国在历史上既有长期统一的历史经验，中华文化也拥有天下一家的胸襟，所以汤因比把世界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华文化上。在《展望21世纪》中，他强调：“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对要求。”他认为，中华文化如果能被世界各国所学习和借鉴，必能带给世界和谐、和平与希望，因为中华文化是讲求道德仁义的文化。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文化可以为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提供出路，未来需要建立一种新型世界体系，使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

当前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各类问题，是西方国家资本掌权、无序扩张、过度逐利、监管失守、政商勾结的必然结果，根源在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下所导致的西方国家的根本性矛盾。西方发达国家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贫富悬殊、形式民主、文化庸俗、社会混乱、生态恶化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以二元对立为思维模式、以自由主义为出发点的必然结果。破解这些问题，需要跳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回归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行一体之仁。唯有如此，才能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在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等观念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文明的和谐共处提出确实可行的方案。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思想理念研究》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