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 E.M.齐奥朗

编者按：E.M.齐奥朗（1911-1995），法籍罗马尼亚裔哲学家和文学家，代表作有《在绝望之巅》《苦论》《解体概要》等。在上个世纪群星闪耀、众声喧哗的思想界，齐奥朗选择了离群索居，他一生隐居在巴黎，从不接受采访，在自己创造的孤独中失眠、抑郁、写作、思考。苏珊·桑塔格认为：齐奥朗是当今思想最精细、写作最具力量的人之一。诺曼·马内阿说：他是一位杰出的反叛者，也是一位独具怀疑精神的厌世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我们在人类存在的虚无中惊醒过来。齐奥朗后现代主义碎片式的文体风格，荒诞而又清醒、绝望而又充满温情的精神世界，暗合了当今一些年轻人的心理状态，因而有人将他视为当下流行的“发疯文学”的鼻祖。本期我们选载《供词与放逐》中的部分内容，供大家了解齐奥朗的思想与写作。

依我看，将诗人与思想家一视同仁特别没意思。有些领域哲学家最好不要染指。把一首诗当作系统来拆解，等同于犯罪，甚至是渎神。

奇怪的现象：当人们大谈特谈诗人时，诗人听不明白反而狂喜，那些似是而非的言语讨诗人欢心，给他们一种升华的错觉。这一缺陷将诗人矮化为自身的注解人。

我给某位哲学家的遗孀写信，说道：“惊闻贤才仙逝。”寄出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愚蠢。重写一封，意味着可能再丢一次人。说到吊唁，除了套路，其他按斯塔尔夫人①的说法，发明新词是“思想贫瘠最明显的症状”。放在19世纪初，这话也算不了什么，但在今天格外正确。早在1649年，沃热拉②就已经颁布法令：任何人都不能发明新词，君主也不例外。

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比作家夸张，甚至还没思考就已经在琢磨禁令了！

我陷入了某种焦虑，难以自拔。这时，有人按门铃，我打开门。一个年长的女人站在门前，我没有想到她会来。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她用她愚蠢的言论对我狂轰滥炸，我的焦虑转变成愤怒，我得救了。

皮克普斯公墓。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年长的女人。守门人解释说，这片墓地是留给那些上了断头台的人的后人的。那位女士站出来：

我们就是！

好大的口气！毕竟，她说的可能是真的。但如此挑衅的语气立马让我站到了刽子手那边。

我们不栖居于国家，我们栖居于语言。这就是我们的家园，别无其他。

一本受精神分析启发的书中写道，年轻的亚里士多德绝对嫉妒菲利普——亚历山大的父亲，而亚历山大后来成了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读后忍不住想：一个自称有疗效的体系，以及这种推测被虚构的方式，是可疑的，因为它为了发明解释和治愈而发明了秘密。

有一天，我对一个朋友说 ，虽然我不再相信写作，但我还是不愿放手，工作是一种防御性的幻觉，胡乱写下一页，哪怕只一句，也让我开心得想吹口哨。

多年后，过了一生，我又见到了她。“为什么哭？”一见面我就问她。“我没有哭。”她答。她确实没有哭，她是对我笑，但岁月在她脸上凿下了痕迹，笑颜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苦涩，仿佛在说：“年华逝去而生命延续，总有苦头要吃。”

女儿图里亚死后，西塞罗隐居乡野，  每每悲伤涌来，他便给自己写信，自我安抚。真是遗憾，这些信件都已遗失，更遗憾的是，这一自我疗愈的方法竟然没有普及！确实，一旦采用了这种疗法，宗教早就破产了。

一位丹麦精神分析学家患有顽固的偏头痛，他接受过同行的治疗，但没有效果，后来弗洛伊德在几个月内治好了他。弗洛伊德很肯定地告诉他，他痊愈了，没有人会怀疑弗洛伊德。这个弗洛伊德的门徒，身体状况极其糟糕，但每日都能见到自己的导师，竟不由自主地转好。眼见举世公认的大师持之以恒地关心、挂碍自己的苦难，最好的药方也不过于此！任何疾苦都难逃关爱的包围。这提醒我们，教派的创始人都会拿科学的外衣包装自己，所谓的治愈无外乎信念使然，而非疗法有效。

梦废除了时间，便废除了死亡。逝者借梦搅扰我们。昨天夜里，我梦到了我的父亲。他还是和我印象中一样，但有那么一瞬间我迟疑了。如果不是他呢？我们以罗马尼亚人的方式紧紧拥抱，但像往常一样，有所保留地、淡淡地、含蓄地，并不像一个感情外露的民族。也正因为克制而冰冷的亲吻，我知道那就是他。醒来时我心想，一个人也只能以闯入者的姿态扰人安眠，才能复活，如此一来，永恒也只能令人不安。

交谈中突然的沉默刹那间触及了核心：沉默揭示了言语的发明需要多大的代价。

人可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但更应该为有所不为而骄傲。这样的骄傲有待发明。

陪了他一晚上，大家都筋疲力尽了，因为需要控制自己，生怕哪句轻微的暗示刺痛他（什么都可以刺痛他），最终费劲了心力，既厌烦对方也讨厌自己。我们责怪自己出于顾忌，甚至到了卑鄙的地步，去迎合他的观点，我们鄙视自己没有当场爆发，不该把如此微妙的疲惫强加给自己。

每个人的使命都是执行自己所具象化的谎言，最后仅仅成为一个疲惫的幻象。

他奄奄一息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了，以过来人的口吻谈论着自己的死亡。一个死后的存在。我很惊讶，他几乎什么都不吃却还能活着：“我的身体和灵魂花了那么多時间废了好大劲才结合，没办法分开。”

他说话时的声音并不像一个垂死之人，因为他早就不算是“活着”了：“我是一支熄灭的蜡烛。”这是他对自己最后的蜕变最准确的描述。我问他有没有可能发生一个奇迹，他回答说：“要好几个奇迹才行。”

从一本破坏性巨大的书中生还，读者所遭受的痛苦并不亚于作者本人。

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向我要一法郎。我和他交谈后得知，他曾周游世界，去过印度，自认很像当地的流浪汉，他真挚地爱他们。然而，将一个说教的国家视为归属不无后患。我看着他乞讨：他看起来像是上过乞讨课一样。

赫拉克利特既有德尔斐的一面，又有教科书的一面，兼有闪电般的洞察力和夯实的基础：既是受启者，又是启示人。但很遗憾，他放不下科学，始终无法站在科学之外思考！

听他阐述自己的计划时，我不免想到，他剩下的日子甚至不到一周。就他而言，谈论未来，尤其是他的未来，多蠢啊！但是，一旦离开，一旦出了门，我又禁不住心想：说到底，活着的人和将死之人又有多大区别呢？只不过后者做计划荒谬得更明显而已。

一事无成的X．向我抱怨，说自己没有时运。

“哪有！哪有！你接二连三的受挫如此惹人注目，倒像是泄露了天意的设计。”

当然有那种临床上的抑郁，治疗有时会有用；但还有一种抑郁，隐藏在洋溢的快乐后，如影随形，不让我们有片刻的独处。这一无处不在的恶意无以排遣：它是我们与自我永恒的面对面。

这位外国诗人在多个首都之间犹豫不决，最终选择了我们。我向他保证，他做了对的选择，他会发现这儿除了其他好处之外，还可以在不打扰别人的前提下饿死。我想再鼓励他几句，便指出在这里溃败特别正常，甚至成了一种通行证。后面补充的这句话打动了他，因为我从他眼睛里看到了闪光。

分别三十多年后，一个朋友对我说：“你也到了这个年纪，说明生活还是有意义。”我经常想起这句话，每次都很有感触，虽然说这活的人在任何事情中都能找到意义。

马拉美自称被判决一天二十四小时都醒着，对他这样的人来说，睡眠不再是“真实的需求”，而是“恩典”。

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担负如此疯狂的奢侈。

动物似乎逃过了失眠的困扰。如果让动物几周内不睡觉，状态和行为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它们会体验到以前不知道的感觉，一种我们认为独属于人类的感觉。如果我们想让动物赶上我们、取代我们，那就扰乱动物世界吧。

我每次给一位日本的女性朋友写信，都习惯了向她推荐勃拉姆斯的作品。她刚写信告诉我，说她对我的偶像太过投入，都被送上救护车了，这才从东京一家诊所里出院。是哪一段三重奏或者奏鸣曲应该为此负责呢？这并不重要。只有招致昏厥的才值得倾听。

我想到了C.，喝咖啡是他存在的唯一理由。有一天我有些激动地当着他的面夸佛教，他回答说：“涅槃，好的，但没有咖啡不行。”

我们都有某种癖好，阻止我们无条件地接受终极的幸福。

佩里耶夫人③的一篇文章，更确切地说，一个段落里写道，她的弟弟帕斯卡承认自己从十八岁开始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我读了后震惊得将拳头塞进嘴里，防止自己喊出声来。

这是在一个公共图书馆里发生的。值得注意的是，當时我十八岁。这是怎样的先见之明，又是怎样的疯狂、怎样的自负啊！

脱离生命便少了嘲讽生命的乐趣。

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不想活了，或许只能这么回答他。

友情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几乎和爱情一样，是一个产生失望和愤怒的无穷无尽的源泉，也因此带来了丰厚的惊喜。没有理由错过友情。

他心不在焉地向我伸出手。我问了他一些问题，渐渐不敢吭声了，因为他的回答短得要命。并不是说聊天要说些没用的废话，而是聊天得有聊天的样子！言语是生命的信号。所以说，相比说话卡顿的半疯子，滔滔不绝的疯子更亲切。

我们对溜须拍马之人毫无招架之力。既没法认可他而不感到荒谬，又不能反驳他、不理他。我们表现得好像他说的都是实情，放任自己被恭维，因为不知该如何回应。他自以为我们着了他的道，觉得他支配了我们，享受着自己的胜利，但我们又不能戳穿他。他大概率会成为我们的敌人，早晚有一天会为自己的卑躬屈膝而报复。一个伪装的侵略者，他在吐出那些夸张言论的时候就已经在盘算着开枪。

与世隔绝，也和所有朋友断绝关系后，他念那本“书中之书”的开头给我听，带着点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不可或缺的俄罗斯口音。读到亚当被逐出天堂的部分，他若有所思，望着远方，这时我心里隐隐约约有个清晰的声音：几千年来怀着虚幻希望的人类为自己受了骗而愤怒，到头来还是会领悟诅咒的意义，使自己无愧于最初的祖先。

一个印度村庄里，村民编织羊绒披肩。长居在此的欧洲工厂主观察着织布工无意识的织布过程。在深入研究后，他认为应该把这一过程告知这些单纯的人们：结果，他们丧失了所有的自发性，变成了非常糟糕的工人。

过度思虑，就会妨碍一切行动。总把性挂在嘴边便破坏了性。色情是落魄社会的祸患，是对天性的侵犯，是组织性的无能。人们反思那些不需要反思的漏洞，这是件不无风险的事。高潮从来不是哲学事件。

无数夜里，你感觉所有人都撤离了这个宇宙，包括那些死去的人，而你是最后一个活着的人，最后一个幽灵。

阿赫玛托娃④和果戈理一样，不喜欢占有。她总是把自己收到的礼物送出去，几天后那些礼物已经躺在了别人家中。这一点让人想到游牧民族的习俗，迫于必要性和口味而过一种临时的生活。约瑟夫·德·迈斯特⑤举了一个类似的例子，他有一位朋友是俄国王子，在自己宫殿里想睡哪儿就睡哪儿，没有固定的床，因为他活出了一种在路上的感觉，生活不过安营扎寨，总有收拾行囊的时刻。

……既然东欧就有这样超然的模范，又何必去印度或他方寻找？

如果全文都是内心戏和形而上的问题，很快就会让读者厌烦。写文章总得有点惜字的精神，这样才有真实感。如果天使（被放逐的天使除外）开始写作，所写肯定不可读。纯粹是很难让人懂的，因为它与生命不兼容。

午后时分我心烦意乱，躺上了床，这是思考涅槃的理想姿势，没有剩余之物，也没有一点自我的印记，而这两者是解脱的障碍，也是放空的障碍。首先感觉到至福的灭亡，随之是无感觉的至福的灭亡。我想我正迈向极致之境；但其实这不过是对其拙劣的模仿，无非逐渐昏沉，进入……午睡的深渊。

翻开一本宗教文选，我一眼就看到了佛陀的这句话：“世间万物都不值得欲求。”——旋即我便放下书，既然如此我还看什么书呢？

人越老越缺乏毅力。即便成功拥有了毅力，仍然会感到局促，像是借来的东西。所以在那些散发出信念气息的人面前会感觉不适。

我走了很远的路去寻找太阳，找到了太阳，太阳却不友好。如果我从悬崖上跳下去呢？当我陷入这样阴暗的想法时，再看看松树、岩石、海浪，一瞬间又感到自己缚于这美丽而受诅的宇宙。

“丧”只被赋予次要的地位，远低于焦虑，这是非常不公正的。事实上，“丧”比焦虑更致命，但不像焦虑那么爱表现，相比之下，它更平和，但更具毁灭性。“丧”随时随地来袭，而焦虑则隔着距离，等候着重大的场合。

只要有一点烦恼，尤其是，只要有一丝忧愁，最好的办法就是冲进最近的墓地，别处寻不到的平静立刻扑面而来。奇迹般的疗效，虽然只是一次性的。

空荡荡的教堂里，风琴师在练习。没有人，只有一只猫围着我打转……猫的亲昵让我惊讶：那些折磨人的疑问向我袭来。管风琴的回答不能令我满意，但就我目前的状况来看，这无论如何是一个回答。

为了一位刚刚去世的友人与我的情谊，我闭上眼睛，让自己沉浸在睡前的半梦半醒中。几分钟后，我想我仍掌握着将我们与意识相连的无限微小的现实。就快到生命的尽头了吗？过了一会儿，我发现自己位于深渊之底，却无半分恐惧。不再存在就这么简单吗？如果死亡只是体验之一种，那无疑就是这么简单，但死亡就是体验本身。一生仅此一次的现象，尝试一下还挺好！毕竟人无法检验“唯一”。

我不看路人的脸，而是看他们的脚，所有的骚动都汇成匆忙的脚步——去向哪里？我很清楚，我们的使命就是在风尘仆仆中找寻一个并不严肃的奥秘。

一位久违的朋友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多年来他一直在囤积毒药，没能成功自杀是因为不知道该选哪一种……

不撼动一个人写作的理由就无法撼动其生存的理由。

我想忘记一切，迎着时间之前的光醒来。

“瞌睡鸟儿想在我瞳孔筑巢，看到睫毛织成的捕鸟网时吓了一跳。”

像是赛跑运动员在赛况最激烈时突然停下，试图理解这一切的意义。冥想就是承认自己的喘息。

他的脸上没有嘲讽的痕迹。这是因为他对生活有一种近乎卑鄙的依恋。那些不屈尊抓住生活的人，面上带有嘲弄的微笑，这是解脱和胜利的标志。他们没有走向虚无，而是走出了虚无。

将手稿扔进垃圾桶简直大快人心，这手稿见证了一场已经平息的热潮，一场令人沮丧的狂热。

年少时，屠格涅夫在房间里挂了一幅富基耶-坦维尔⑥的肖像。

无论在哪里，年轻人都常常将刽子手理想化，只要他们肆意妄为时假借潮流和高尚的名义。

你很安逸，忘了你的敌人在窥视和等待。不过，关键在于时刻准备着，以防对方来袭。你会赢的，因为敌人已被仇恨这种巨大的能量消耗得筋疲力尽。

作为一个曾经非常关注约瑟夫·德·迈斯特的人，我本该记起他最多只能睡三小时的事情，而不是堆砌各种细节去分析这个人。单凭这一点就能理解思想家或任何人的极端。然而，我忽略了这点。这是不可原谅的疏漏，因为人类本就分为沉睡者与窥视者，两种存在者的典型，本质上永远不同，只有外表雷同。

每个季节都是历练：大自然变化及更迭，只是为了敲打我们。

没有一个瞬间，我不为发现自己正处于这一瞬间而感到惊讶。

那些被延长的梦仅仅说明了“梦者”的贫乏，他不知道如何结束，力求一个结果又无力实现，就像在戏剧中，作者之所以不断制造戏剧冲突，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如何结束、在哪里结束。

我碰到了X．。为了不要再遇到这个人，我愿意付出世界上任何的代价。忍受这样一个标本一样的人真是夠了！听他说话，我真恨自己没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可以原地灭了我们俩。

当被问及为何追随他的弟子都容光焕发时，佛陀回答说，这是因为他们既不考虑过去，也不考虑将来。事实上，无论念及过去还是未来，一个人都只会陷入阴郁；如果同时念及过去和未来，这个人就会陷入更糟糕的境地。

一个作家伪装成哲学家，肯定是为了掩盖不止一个方面的无能。思想，一扇什么也遮不住的屏风。

大半夜他打电话给我，说他睡不着。我给他好好地上了一课，我说失眠这种不幸，实际上就是不幸本身。最后，我对自己的表现相当满意，又躺回了床上，感觉自己像个英雄，为直面那些分隔我与白昼的时光而自豪。

我告诉一位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在朋友的一处宅邸里，修修剪剪已成性的我费了老大劲处理一棵红杉的枯枝，摔了一跤，差点要了我的命。“你费劲处理它不是为了修剪枝条，而是为了惩罚它，因为它比你命长。你希望自己的寿命比它长，而你隐秘的欲望则是通过砍下它的枝条来施行报复。”

……是你你也会永远厌恶任何深刻的解释。

P.Tz.——如果有天才的话，他就是。因写作的恐怖或不可能性而口若悬河。散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成千上万句俏皮话永远地消失了。怎么形容他的激情与疯狂呢？有天我跟他说：“你是堂吉诃德和上帝的混合体。”当下他听了特别受用，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告诉我：“你说堂吉诃德的这部分，我不喜欢。”

十岁到十四岁之间，我住在寄宿家庭。每天早起去上学都会路过一家书店，我总会瞟上一眼，即便是在罗马尼亚的这座省城，书籍也会相对频繁地更新。只有橱窗一角的一本书似乎已经摆了几个月了，仍然无人光顾：Bestia umana（左拉的《衣冠禽兽》）。在这四年里，我唯一萦绕不去的记忆是这个书名。

这个路人想要什么呢？他为什么活着？这个孩子呢？孩子的妈妈呢？还有那个老人呢？

在这该死的散步途中，没人发现我眼中的悲悯。最后，我走进一间肉铺，店里挂着半头牛和其他一些什么。看到这一幕，我几乎大哭出声。

再虚张声势也不及肉体之痛。一旦我们这身子骨发出信号，我们就得马上归位，回归最令人羞愧也最具毁灭性的确定性中。

跟在送葬队伍后面时，听到目的地这个词可真搞笑！

我们一直在死去，但死亡并没有失去它的新鲜感，这就是秘密中的秘密。

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在超车的时候，看都不看我一眼就宣称：“今天我只看见满大街都是行尸走肉。”然后，她还是不看我，又说：“我是疯了吧，先生？”我语带赞同地回应她：“没那么夸张啦。”

我们在每个年龄段都会发现生活是个错误。只不过，在十五岁那年这是个启示，带有恐惧的颤抖，又有点不可思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启示变了质，成了不言而喻的事，于是我们怀念最初经历它的日子。

1937年春天，我在特兰西瓦尼亚锡比乌精神病院的公园里散步，院里一位“住客”走向我。寒暄之后我说：“这里挺好的。”他答：“我知道。发疯是值得的。” “但您现在跟蹲监狱没什么区别。” “您要这么说也行，但我们住这儿很省心。而且，快要打仗了，你我都知道。这个地方很安全。没人会动员我们，也不会有谁来炸疯人院。如果我是您，我會马上住院的。”

困惑和惊讶下，我走开了，也试了些办法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这个人。他们向我保证这个人是真疯。不管疯没疯，从来没有人给过我比这更合理的建议。

成吉思汗开拓疆土时有当时最伟大的道教圣人辅佐。极端的残暴很少是庸俗的：它总带着点离奇和精致的意思，能够同时唤起恐惧和敬意。征服者威廉对他的同伴和敌人一样无情，他只喜欢野兽，以及他独自漫步的幽暗深林。

正准备出门时，为了整理围巾，我看了看镜中的自己，一瞬间无以言喻的恐惧袭来：这是谁？我认不出自己。即便我认出了我的大衣、领带和帽子，我还是不知道我是谁，因为我不是我。这一现象持续了几十秒：二十秒，三十秒，四十秒？我最终认出了自己，但恐惧萦绕不去。只能等着恐惧主动消失。

当心那些仅凭一句引言就思考的思想家。

在我小的时候，有一个人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个农民，刚继承了一笔遗产，走过一家家小酒馆，身后跟着一个“音乐家”。那是一个壮美的夏日，全村的人都在田里；他独自一人，在小提琴手的陪伴下，走过空荡荡的街道，哼着浪漫的小调。两年后，他再次一贫如洗。但诸神仁慈，不久后他就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为这个人着迷，而且我有理由着迷。眼下当我想到他时，我仍然相信他真的是个人物，整个村子里只有他拥有足够的气魄来糟蹋自己的人生。

当我看着自己入睡时，一时间觉得仿佛坠入天意的深渊，永远陷入其中而无法逃脱。另外，我也没想着要逃。每每在这样的时刻，我都希望尽可能清楚地感知，不放过零星半点，在失去知觉之前，在极致的幸福之前，尽情享受直到最后。

满溢的快乐如果延续，就比萦绕不去的悲伤更接近疯狂。萦绕不去的悲伤，通过反思或仅仅观察就能自证其合理，而快乐的过度则源于某种错乱。单是为活着就感到快乐，这很让人担心；反过来说，牙牙学语前就感到悲伤，这才是正常的。

小说家或剧作家何等幸运，可以通过伪装自己来表达自己，跳脱内心的冲突，更重要的是，摆脱在其内心争斗的多重自我！散文家可不一样，他们无奈地面对一种讨厌的文体，只能在其中通过每一步的自相矛盾来投射自己内心的不相容。人在矫饰中更自由——这是分崩离析的自我的胜利……

言说弥补了治疗的不足，治愈了我们大多数人的不适。健谈的人不会跑去药店。

这个公园跟庄园一样，供一些稀奇古怪的慈善企业使用，放眼望去全是通过手术维持生命的老太太。从前，人们在自己家中咽下最后一口气，保有孤独和被遗忘的尊严；如今，人们将垂死之人堆在一起，填喂，尽可能拖延他们不体面的死亡。

在卢森堡，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几乎算得上优雅，但神色相当怪异，她在用一种激动甚至亢奋的语气和我们看不见的人说话……我走上前，发现她胸前抱着一只狨猴。后来她坐到长凳上，以同样的热情继续她的独白。走过她时我听见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我受够了。”走开时我不确定到底该可怜谁：是她呢，还是她的那位知己。

一位年迈的朋友告知我他决定自杀，我回复说他不应该太着急，游戏的结局并非完全没有吸引力，而且人甚至可以与不可容忍之物达成和解，只要你千万别忘了一切都是虚张声势而已，一种生成了痛苦的虚张声势……

一切可以分类的东西都会消亡。只有那些可以有多重解读的东西才能存续。

注释：

①  安娜·路易丝·热尔梅娜·德·斯塔尔-荷尔斯泰因（Anne Louise Germaine de Sta？l-Holstein，1766—1817），法国小说家、散文家，因在法国推广德国浪漫派作家而闻名。

②  克洛德·法夫尔·德·沃热拉（Claude Favre de Vaugelas，1585—1650），萨伏依的语法学家，法兰西学院首批成员之一，为现代法语的定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③  弗朗索瓦丝·吉尔贝特·佩里耶（Fransoise Gilberte Périer，1620-1687），法国作家，为其弟、哲学家帕斯卡作传而闻名于世。

④  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1889—1966），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代表诗人，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

⑤  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萨伏依的哲学家、作家、律师及外交官。

⑥  安托万·康坦·富基耶-坦维尔（Antoine Quentin Fouquier -Tinville， 1746—1795），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律师、检察官，有数千人在革命法庭受他指控并被判处死刑，而他自己亦死于断头台。

节选自《供词与放逐》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原书责编  彭  琳

本刊责编  吴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