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公历纪年开始有一些认知，是1989年。

那年我十岁。对于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来讲，我们的眼里只有连绵起伏的群山，时而温顺时而暴怒的河流，散落的不成群的几只牛羊，土地里一茬一茬的庄稼和杂草，以及这些庄稼与杂草里的蛐蛐、蚯蚓之类。这些构成我们的童年，也是我们彼时全部的世界。

我的父亲那时还算年轻。他经常晚上不睡觉，即使躺在床上，也总偷偷地抱着那台收音机，将音量调得只有他一个人能听见。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他听的是一档神秘的电台节目。他通过这档节目去了解我们村庄之外的一些事情。

深夜的月色，皎洁而清冷，透过狭小的玻璃窗照射进我们的屋子，窄小的木床上铺着厚厚的稻草与棉被，我们呼吸匀称而平静，进入甜甜的梦乡。

我并不知道父亲几点才会关掉收音机，他听得津津有味，仿佛入了迷。他从不跟我们提起这些，一个人默默地收听，有时还会靠在床上抽起旱烟来。旱烟的火星一明一灭，在月色里像一只只萤火虫。

当时间走到今天，2022年的元旦，我们家那台收音机早就不知去向了，父亲也已经变成一个每天看《新闻联播》都打瞌睡的老头子了。

算一下，三十几年过去。时光催人老，也催快了许多时代的洪流。

2

1989年，我在村里高年级小学读五年级。我们的午饭是在学校食堂里解决，每周背一次大米，挑一担柴火去学校。

记得一次下雪，由于我的靴子底部磨得太平，抓地性不强，我从好不容易才爬上去的山坡高处滑了下来。在厚厚的积雪上，我像坐着一辆雪橇，急速飞驰，溅起一浪浪的雪花来，两旁的山茶树仿佛成了我的观众，它们在为我鼓掌喝彩。

记忆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它总能屏蔽掉儿时许多的痛苦与艰辛，比如今天我想起这些事情时，竟然觉得那是一段特别美好的回忆。我似乎忘记了从山顶滑下之后，我破旧的棉袄撕开了窟窿，手上的皮肤被荆棘割破而鲜血淋淋，瘦弱的屁股，腿，胳膊之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

有一天，在去学校的途中，我们在路旁的草丛里抓到了一只肥胖的野兔。当年看过一场电影，电影里有一名主人翁叫“草上飛”，他轻功盖世，虽不能腾云驾雾，但是可以踏着水面和小草的叶尖飞奔。也或许是“草上飞”的神功附体，我们五个男孩在一只狗的协助下，让一只惊慌失措的野兔乖乖就擒。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兔子那双清澈透明的如同红宝石一般的眼睛，它用那双红宝石一样的眼睛惶恐地看着一群面黄肌瘦的孩子，它两只耳朵坚硬，挺立，腹部剧烈起伏，想要做最后的挣扎。但最终好兔难敌五人，我们将它活捉，用藤蔓捆住它的腿，塞进书包，带到学校，变成了一顿饕餮大宴。

我的数学老师姓汪，早年毕业的师范生，是我们村第一个有正式编制的教师。我的父亲，以及像我父亲一样的其他老师，都只有一个民办教师的头衔。汪老师这样的身份，让村里所有人都刮目相看，我后来知道这叫尊重。汪老师会拉二胡，会教我们唱流行歌曲，比如《粉红色的回忆》《小城故事》，还会给我们玩魔术戏法。他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改变了人们眼中刻板威严的形象，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汪老师深知我们的生活清贫，一日三顿酸菜腐乳，萝卜白菜，难得有一点荤腥。那天，他默许了我们剥兔子皮，吃兔子肉，但他并没有加入我们的狂欢。整个校园里都弥漫着奇异的兔肉香味，这是一种神奇的味道，如山间的兰花香气四溢，如天边的白云飘逸舒展。我们啃着美味的兔肉时，他默默地站在一旁，嘴唇嚅动，眼睛里有泪光在闪烁。他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终究还是没能说出来。我仿佛在他眼里看到了他对我们残忍的容忍和对一只野兔悲惨下场的同情。我无法理解他这样复杂的情绪。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对于弱小者，包括对一只动物的同情与怜悯，是那个年代的人们最缺乏的品质。

与学校紧挨着的村支部来了很多干部，他们穿着整齐的中山装，胸口挂着鲜红的党章，口袋里插着一支银光闪闪的钢笔，有些还戴着金丝边眼镜。他们将村里几个因吃不饱饭或瞧不起病而偷了三两棵树换钱的人统统召集过来，给他们办“培训班”。我并不清楚他们培训些什么，但我知道他们的口袋里装有明晃晃的手铐，还有小一些的拇指铐，据说那些偷树的人都戴过，不能挣脱，越挣脱会越紧固，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

三十多年过去，我一直还记得我和汪老师一起锯柴的场景。明亮的锯齿整齐而锋利，在我们的拉扯之下，一寸寸锯入木材，锯屑落满一地，犹如一场纷飞的大雪，覆盖了小小校园。汪老师一边拉锯，一边跟我说，学习要像拉锯一样，认准了方向，持之以恒，就一定会有所成。我似懂非懂地点头，更加用力地拉锯，让那场雪下得更加酣畅淋漓。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接受类似于这样的教育。也许不经意的某些场景，某句话，某个故事，会让人记住一辈子，它可能会对你的一生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的语文老师是我家的邻居，他喜欢拿着教鞭从四年级的教室一直敲墙壁到五年级的教室。只要他教鞭敲击声一响起，我们就会立马停止玩耍，做端坐状，两手拿着课本，立在桌面上，大声朗诵起来。等他一转身，我们便又离开座位，男生玩摔宝（纸折的方形玩具），女生玩石子的游戏。他的教鞭很粗大，但从未真正落到过我们的头上或身上，真被他抓住时，也只是轻轻地在我们的手掌心里敲打几下，但也够疼的。不过他仅教了我们不到半年，去被拐卖到合肥的女儿家做客，穿马路时被一辆货车迎头撞上，“啪”一声倒在血泊中。他回来时，变成了一只黑匣子。葬礼上，他儿子打开骨灰盒，指着一块块硬币大的骨头屑说，你们看，这是你们的老师，我的父亲。

1990年，我以全乡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初中。初中在更远一些的镇上，距离我家十几里山路，需要住校，一周回一次家。全乡能上初中的，大概仅有一百个名额，考不上的孩子得回家学门手艺，比如木工，瓦工，裁缝之类，那时外出打工的人还很少。第一名的叫王胜，是另一所小学毕业的。进入初中很久，我也只知道他这个名字而已，一直不敢也不想去见他。他分在一班，我分在二班。我心里一直暗暗地较劲儿，决心要摘掉这个“老二”的帽子。每次考试完毕，我特别关注他的成绩，只要超过了他，我就会长吁一口气。我至今不愿服输的性格，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这样的性格，让我一直保持着极强的好胜心，无论干什么事情，遇到什么样的人，总不甘示弱。

三年后，王胜去了高中，我被父亲强行休学一年。和他一样，上高中，考大学，也是我的理想。但在报考前父亲扼杀了我远大而宏伟的目标。在那盏昏暗孱弱的煤油灯下，我跟我的父亲发生了人生的第一场战争。战争的结果，自然以强胜弱。我不得不遵从父亲的意愿，选择报考师范。我清楚地知道，这不是我所想要的，但我必须作出这样的选择。

初中我就这样读了四年。第四年，我与一个叫航轮的同学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这样的位置，通常是留给差生的。由于多读了一年，我不敢将自己置身于比我低一年级的学生之中。我的脸上，额头上，背上，仿佛处处都刻有“留级生”这样的字样。它让我有失败、屈辱、怨恨、自卑感。当年考第一名的王胜，不再是我心底里暗自较劲的人，他已踏上一条康庄大道，前途光明似锦，而我注定只有一条路——重操祖业，回到山里做一辈子孩子王。我的心思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到学习上。航轮经常跟我分享与女生交往的秘籍，给我讲熄灯之后女生宿舍里的故事。那时我们已经有了性的冲动，对女生常常充满幻想。每天中午，我趴在桌子上佯装睡觉，但我基本在盯着那些女生们鼓脹的胸脯，它们的颤动让我魂不守舍，心神不宁。

1994年暑假，我现已故去的二叔在村头大喊：“敏佬考起来了，敏佬考起来了！”弟弟替我去学校查看中考成绩，经过二叔家时把消息第一个告诉了他。他洪亮的嗓门像一只扩音喇叭，响彻云霄，喊声在村庄的上空久久回荡。多年后，在他的葬礼上，我喊我的二叔，“二伢啊，你路上要喝清茶，不要喝浑茶哦。”我的声音同样在村庄的上空回荡，但他再也不能回应我。听到二叔的叫喊，父亲郁郁的脸终于放晴，母亲掀起围裙喜极而泣。

同一年，小叔经过三年复读后，终于考上大学。他读的是医学专业，据说需要坐轮船才能去芜湖。江水滔滔，汽笛长鸣，那可也是我向往的远方啊。可是，我这一生永远错过进入大学校园的机会了。师范学校离我家并不算远，大概一百公里的样子，就在邻县的县城里。去往学校甚至连客车都不需要，我乘坐一辆“突突突”冒着浓烟的破三轮便赶到了学校。我的行囊里，除了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之外，还有我从小叔那里要来的高中英语教材。我信誓旦旦，决定在师范里自学英语。是的，我的大学梦想还没宣告死亡。

然而，这终究只是一腔热血而已，我很快便忘却了自己的鸿鹄之志。到1997年师范毕业，我的三年师范生涯其实过得一直都比较晦暗。我的班主任并不喜欢我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学生，加之生活清贫，个性好胜，我常常生活在一种自卑与忧郁之中。内心深处的自卑与好强，让我有时变得像一只刺猬。在许多人眼里，我性格顽劣，好斗，不合群，也不务正业。我常感觉到我不能真正融入同学们的圈子，他们欢笑，他们大闹，他们兴高采烈，仿佛都与我无关。很多时候，我像一名独行侠，一个人去教室，回宿舍，到食堂。师范二年级，我开始迷恋上器乐，学说相声，进行文学创作。我通过自己的摸索，先后学会了演奏小号、大号、圆号。我尝试学写诗歌，写小说和散文。

如果说师范三年里，有什么可以值得回忆，除了与妻子成为恋人，有一两个至今还保持联系的同学之外，就这些罢了。这些兴趣爱好，陪伴我度过那段青春懵懂而又卑微的岁月。至于学习成绩，我挂科补考几次，我曾被班主任和数学老师以直方图的排列方式深深地“伤害”过。因闹肚子住院，我错过了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后的综合成绩排序中，我位列全班倒数第一，一个人独自占据一条小小的直方图，被甩在直方图的最前面，并且还与其他同学间隔了一段距离。那时，我恨不得找一条地缝钻进去。直到今天，我对这样的直方图仍心怀戚戚。

因为被老师另眼相看，被不少同学排斥，我变得孤独而敏感，脆弱又倔强。也许到现在还是这样。如今，对某些现象，某些事物，我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我从来都不愿意加入那种场面恢宏、声势浩大的合唱场面，更不会大言不惭地溜须拍马。这样的秉性，让我这些年的生活与工作并不顺畅，常常因此而四处碰壁。我曾十分恼怒自己这样的执拗与固执，为何不能像别人那样随大流一些呢？为何不能在嘴上抹一点点蜜汁呢？我清楚地知道，异见是和谐的敌人，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有异见者的市场。古有屈原的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有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近当代则有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他们或郁郁寡欢，或归隐田园。

我于公历1979年1月出生，9岁读四年级时，我还不知道有“公元”纪年这个概念。从1989年小学五年级至1997年师范毕业，这八年漫长而又短暂的时光，算是我公元纪年里青涩的学生时代。师范毕业那天，空旷的校园里响起了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在忧伤的钢琴、低沉的大提琴和高亢的口琴声里，我背起行囊，与同学挥手告别，踏上一辆三轮离开生活了三年的校园。

我这一生的学生时代宣告结束。

3

1997年，香港回归。我在家里的那台黑白电视上收看了回归交接仪式和各种庆典活动。作为一名中国人，在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那一刻，感到无比自豪和激动。这一年，我们村刚修通了公路。公路极其简陋，不说柏油水泥，就连石子儿也没铺。二叔刚学会骑摩托。那是一辆破旧的二手摩托，他用脚使劲地蹬了十几下，发动机才发出隆隆的轰鸣声来。二叔说，你坐稳了啊。说完便转动了手中的油门。由于他用力过猛，摩托噌的一下飙了出去，我从后座一屁股摔了下来。我跌落时，看到山川下坠，云朵飞天，树木癫狂，杂草龇牙咧嘴。我清晰地听到我的手腕“嘎吱”一声脆响，紧接着我的屁股、后背，重重地砸在马路上，我四脚朝天，头顶的太阳金光闪烁。这破旧的摩托，远比一头桀骜不驯的马更令人猝不及防。我浑身疼痛，衣服上全是泥土和灰尘。

二叔飙出几十米远，才将他胯下的这匹“野马”驯服了下来，他回头冲我喊道，敏嘞，没事吧？我吃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用疼痛的双手拍了拍身上的泥。我不敢用力，生怕手掌掉了下来。这是我出门时刚换上的新衣服。母亲见我第一天上班，连夜卖了三只鸡，一筐鸡蛋，托人给我买了一件衣服。母亲说，你现在是一名老师，得穿得像个老师的样子。我对这件新衣服的心疼远超过了对我受伤身体的疼。二叔的喊声让我回过神来。我又开始担心起来——我将要以一个残疾的灰尘扑扑的形象去学校报到。

父亲只和乡教委主任和校长打过招呼（他们都是我家的亲戚），并没有把我分配的事同教务主任说，他多少有一些想法。要知道，当年有太多的人想进到初中去，小学老师与初中老师，貌似不是一个级别，就好比村长与乡长。他一开始并没给我排课，场面一度有些尴尬。终于在几天后，他提出听完我的课再说。

我知道，这一堂试教课的重要性了。我试讲的是化学《序言》课。我早已忘却我当年是怎样讲这堂课的，我受伤的手是怎样板书的。那天，教务主任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一开始他眉头紧锁，眼里全是挑剔，到后来开始频频点头，面露点点笑意。我知道，我标准的普通话，风趣幽默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述，赢得了他和学生们的认可。

枯燥乏味的化学与物理课，被我上成了艺术课一般。我编顺口溜让学生记住冗长的化学元素表，纷繁的化合价，复杂的化学反应。我将单质比喻成“光棍”，氧化物比喻成一对“新婚夫妇”，化合物比喻成一个“家庭”；我通过“清水变牛奶”“燃烧铁丝”“制氧气”等实验，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让学生通过联想进入微观领域，去认识分子、原子、离子以及质子、中子和电子。我用说相声，讲故事的方式，将那些难以被理解的化学原理、专业知识变得通俗易懂起来。

半年下来，我所带的两个班级平均成绩超出了平行班级十几分。乡教委主任正好那会儿在学校推行绩效考核，平行班级中平均分低于其他班级五分的，发一张黄牌，低十分的将发一张红牌，黄牌的处罚结果是扣罚年终奖金，红牌则是直接停课接受培训。与我教平行班级的是我初中的化学老师，他也是我的一个亲戚。我虽为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但也知道如果这成绩一旦公布出去，对我这位亲戚老师将非常不利。成绩公布之前，我跟统计分数的老师私下商量，让他将我带的两个班级平均分减一些下来。

严苛的绩效制度终于引来了“火山”爆发。许多老师联名写信到县教委状告我的那位乡教委主任亲戚，举报他贪污受贿。不少没课教的人，开始四处串联，挨个劝说我们签字画押。我那时太年轻，不能对事实的真相作出自己准确的判断，也不能对这满校园的风雨有自己清晰的认知，在他们的蛊惑下，稀里糊涂地在那封联名信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多年后，我读了《乌合之众》，勒庞在书中指出，当个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时，他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而当这个人融入了群体后，他的所有个性都会被这个群体所淹没，他的思想立刻就会被群体的思想所取代。而当一个群体存在时，他就有着情绪化、无异议、低智商等特征。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的确是巨大的。良好的环境能催人奋进，令人积极阳光；恶劣糟糕的环境则使人堕落，玩物丧志，甚至失去良心与道德底线。在一年的时间里，我这样一个不愿意随大流的年轻人，很快便与众多的老教师们“混”到了一起。我竟活得如此世俗和世故。我对不起这位亲戚，辜负了他对我曾经的喜爱与关怀。这是我从教生涯里干得最愚蠢的一件事情。

举报的事情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而宣告破产。县教委将处罚的鞭子打在了校长的头上，罪名是领导无方，管理不力。按照县教委的安排，他将被另一所学校的副校长替代。许多老师迅速调转风头，开始向那位校长阿谀献媚。老校长待我不薄，除工作上支持我，在生活上也给予了长辈般的关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觉得这是给他莫须有的罪名。我们几个年轻人决定以鸡蛋去碰石头，商量着要去保护這位校长。我打电话给那个即将要来上任的校长，告诫他看清形势不要来。宣布他任职那天，我故意骑着摩托经过会场，县教委的领导气得直跺脚，指着我大声斥责，你小子他妈的给我停下来！去你妈的！我吐了一口唾沫，轰响油门，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物理学原理告诉我们，物质的密度大小决定物质的硬度，在相向而行的力量碰撞中，它们承受的力量是相等的。鸡蛋终究脆弱，石头终究坚硬。以卵击石的结果自然以鸡蛋的破碎宣告结束。任何一个弱小的个体最终总不得不屈服于强大的集体组织，他们以所谓的制度、权势、武力以及文化统治，让每一个其中的人活得唯唯诺诺，小心谨慎，颤颤巍巍。不过，总还会有一些视死如归的人吧，莫言在《生死疲劳》里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叫“蓝脸”的人，无论洪泰岳与西门金龙怎样威逼利诱，他稳如磐石，始终坚持单干到底。

当然，生活不是小说。我因为拒绝和反对这位新校长的就任而吃尽了苦头。新上任第一天晚上，他召集全校老师开会。我因给学生讲解一道题而迟到了三分钟。我刚走进会议室，他便跟我严厉地说道：苏敏，你迟到了三分钟，按缺席论处。我当然不甘示弱，立马回答道：既然缺席，那就不奉陪了。我扭头一转，直接离开了会议室，继续回教室给学生辅导。

会议大概进行了三十几分钟，一个同事跑了出来。他跟我说，你迟到三分钟算缺席，谁谁谁迟到了三十分钟仅作为迟到处理。这不明白着要整你吗？他话音刚落，我热血立即往上涌。我“啪”地一声丢掉手中的粉笔，三步并作两步冲到会议室，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我到底是缺席还是迟到？缺席！必须严惩。新来的校长冰冷地回答，不可一世的神情，我至今仍旧记得。真的算缺席吗？为什么我早来算缺席，后来的人仅算迟到？我越发激动起来。我说你缺席就是缺席！他桌子一响，一巴掌拍了下去，整个会议室里迅即静得能听见喘气声。你还翻天了？他紧接着再来了一句。我二话不说，随即转身，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宿舍里，操起一把生锈的菜刀，再次来到会议室。我将菜刀朝桌上奋力砍去，桌子如一只受潮的大鼓，发出“嘭”一声沉闷的巨响，菜刀稳稳地扎进桌面里，发出持续而漫长的晃动。会场鸦雀无声，空气顿时凝固起来。是你说了算还是它说了算？我大声吼叫，用一只手指着桌上的菜刀。菜刀的锈迹此时发出一道神奇的光芒来，它给了我无限的勇气与力量。那一刻，我仿佛成了手持长矛旧盾的堂吉诃德。

人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往往会干出许多不计后果的事情。不过，这些年的社会经验告诉我，这世上太多的人都欺软怕硬，都喜欢拣软柿子捏。假如你真的强大一些，无论对手是谁，也自然会怵你三分。我至今仍这样认为，这位校长当时并没有真正原谅我。他只是担心我的冲动而已，他担心我的冲动会带来许多不可想象也不敢想象的结果。后来的时间里，我们虽然看起来相安无事，但他舞长袖，施冷箭，从那之后，无论我教学成绩再怎样优秀，评优晋升这样的好事便再也没有落到过我头上。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这位校长与老师们打麻将几乎从来没输过，每次都会赢钱。有一次，我站在一旁围观他们打牌，特意盯着他，看他究竟怎样“赢钱”的。那天，我发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他除了洗牌、码牌和和牌时两只手放在桌上，其他时间里另一只手总是放在桌面之下。而这只手里，他一直捏着两只麻将。几圈之后，他便会将抓来的牌放到桌子下，佯作思考状，其实是在暗地里调换。

两年后，他因平定有功，调进了县城一所学校。老师们像送瘟神一样送走了他。他离开的那天，算是我从教的出头之日。在随后进行的学校中层管理干部竞选中，我以领导评分第一，教师评分第二的成绩，被选拔为教务主任。那年是2003年，我二十四岁，算是全县最年轻的教务主任。任命的红头文件还没发下来，病魔君找到了我。

生病的故事，我在这里不想花太多的笔墨，我刚出版的散文集《我的右眼没有泪水》，我即将出版的散文集《重生》里都有大量篇幅记载过。它是我生命之中最不可抹去的一段历史，也是我公元纪事中必须提到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前后两年多的治病经历，惊心动魄，惊天地泣鬼神，它彻底地改变了我的命运轨迹和人生走向。

2005年，我重新回到学校带课。那时的我，因治病变得家徒四壁，负债累累。回学校时，我的身体仍很虚弱，隔三差五需要挂水。可等到年底发工资时，简直让我哭笑不得。由于带课不多，半年下来，课时费只有98元，抵不了一瓶药水钱。生活将我逼入绝境，我不得不奋力反击。我需要想办法去挣钱。治病欠下巨债不说，我一家人连续三年没地方过年。我迫切需要改变这种窘迫的现状，我先后送过牛奶，摆过地摊，开过小店。

2007年，我顶着巨债不还的压力，在县城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套房。那时房价并不算高，一千多元一平，总价十六万八。我们一家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再也不用每到春节就发愁无处过年。进新房的那天，寒风凛冽，大雪纷飞，弟弟在小区里燃放起了烟火，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与璀璨的烟火里，我们一家人相拥而泣。我知道，那是喜极而泣的泪水。

从1997年到2011年，我真正在学校从教大概只有六七年时间，这六七年里，我几乎教过了除英语之外的所有课程。我带了不少的学生，他们至今仍有很多与我保持着联系。我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和荣誉，先后被评为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在论文比赛中荣获全市一等奖，在全县的优质课评选中荣获三等奖。我想，如果坚持教书，我应该可以成为一名不错的老师。

生病后，我还在县城创业过——办培训班。短短的两年里，我的培训班迅速成为全县最大的培训中心。与此同时，我还在一所职业高中兼职上音乐课。连续几年里，我让不少的音乐艺术生考上了他们向往已久的大学。这算是我人生第一次正式的转型。

正所谓：树挪死，人挪活。多年以后，我庆幸自己离开了当初的学校。但我知道，学校的那段经历给我后来的职场生涯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较为深厚的知识储存。我也偶尔会怀念那段从事教书工作的清贫的日子。从年龄上讲，那仍可以算作是我的青春岁月，虽无多大宏伟梦想，但我挥洒过汗水，甚至是热血。可以这么说，虽经历了一些与那位校长之间不开心的事情，但却是我这半生以来压力最小，生活得最为自由和幸福的日子。

命运的车轮滚滚而行，这样的日子再也一去不复返了。

4

我常常思考我与温州之间的關系，打工仔，职业经理人，写作者，旁观者，城市与乡村发展建设者，异乡异客，或一名路人？我不能准确地定义我在温州的身份。自2011年3月到2021年，除有两段时间不长的南京与杭州工作经历，我在温州工作和生活已经整整十年了。

我的故乡离温州一千五百多公里。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初背起行囊，来到温州的一幕一景。那天早上，趁女儿还没睡醒，我取出一张纸和一支笔，给她写辞别信。女儿刚刚八岁，上小学三年级，正需要我的陪伴。

我的母亲曾在我小的时候去过温州，她在一家螺丝厂干苦力，后来由于父亲不善操持家务而不得不草草结束她在温州的打工生涯。我的一个姨夫，曾在温州一家化工厂工作，后来患淋巴癌不治身亡。温州是民营经济发祥地，造就了无数财富神话，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虚幻，甚至恐惧。

我来到温州那天，天已经很晚。老表开着他的奥迪来接我。比我小一岁的老表，初中还没毕业就在温州打拼，如今他在温州一家皮鞋公司当老总。我那时希望他能给我安排一份工作，他并没有直接答应我，只是跟我说，你到温州来，我管你吃住。也许老表是在担心我的身体，也许在老表眼里我只是一介书生，吃不了苦，混不了职场。

我的确没有任何的职场经验。穿梭于那些陌生的人才市场，在密密麻麻地招聘摊位之间，我期盼有人向我伸出橄榄枝。整整一个星期，我从早到晚，从东街到西巷，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收留我。不过，我并没有气馁。我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在温州，我只有一条前进的路，没有退路。

一周后，我收到了两家公司的面试邀请，一家是皮鞋公司，另一家是做消防安全器材设施的公司。在老表的建议下，我选择了皮鞋厂。但就在等入职的过程中，我又阴差阳错地通过了一家南京服装公司在温州组织的面试。

皮鞋厂开的工资比服装厂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南京。我那时缺钱啊。在南京，我干了三个多月。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份职场职业，我的职务是办公室主任。没有一天职场经验的我，竟然顺利地通过了公司的试用期考核。不过，我终是不能容忍女老板那暴躁女王脾气，她天天骂人，转正后不久我便提出了辞职。2011年7月，我再次回到温州，成了一家五金工厂的人事行政部经理。我白天上班，处理各种事务，晚上恶补人力资源有关的专业知识，也就是从这里，我开始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开始了我全新的职场人生。

2013年10月，我入职位于温州乐清一家集团公司，担任董事长助理角色。在这家单位任职期间，我除了分管公司的人力、行政以及物业外，还协助董事长处理位于温州经济开发区的项目建设事宜。从项目的规划设计，到后期的施工验收和项目的租赁，我几乎全程参与。记得那时我经常撰写报告，常常参与市政府牵头组织的项目攻坚专题会议，几乎成了市政府的常客。项目建成后，有数十家公司入驻，大大解决了中小型企业土地厂房困难。

在这家公司任职期间，我为时任市政协委员的董事长撰写过一份提案。提案的议题是关于防治雾霾等严重大气污染的。那几年，全国上下的空气都不太好，经常到处都是雾霾，温州自然也不例外。走在大街上，常有“霾深不知归去”的感觉，浓雾弥漫，隔着一条马路都不能看清对面。这份提案迅速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回复，引起了高度重视。随后不久，我以“微笑魅力”署名，在《乐清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乐清的蓝天白云翘首企盼》的短文。

第二年，我以《还有一扇门，还有一条路》为题，于高考语文结束公布作文题后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温州日报》上。这可以算作是我在温州从事文学创作的起步。虽然在此之前，我已经开始写作，也曾发表过一些“豆腐块儿”，但真正登上乐清与温州的纸媒纸刊，这应该算作第一次。我至今还珍藏着刊有我作品的《乐清日报》与《温州日报》。每当看着那发黄的报纸，那些过往的点点滴滴又浮上心头。

离开这家单位后，我有幸成为正泰集团的一名员工。成为一名正泰人，可以算作是我闯荡职场多年的一个梦想了。当然，进入正泰公司，也是一波三折。我入职的并非正泰集团本部，而是正泰集团下属子公司。这家公司主营业务是电镀加工，为各产业公司提供低压电器零配件的表面处理，如镀银，镀锌等。由于工艺原因，车间内会有一些异味，这些气味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一定影响。我是花了巨大的代价挽救回来的，我的身体也并未完全恢复到健康人的水平。我的夫人并不同意我入职。另外，这家公司紧挨着一座公墓，大门右边不远处，便是一座坟山，皑皑的坟头，在阳光下显得特别刺眼；阴雨天里，又让人瘆得慌。

我当时先后两次拒绝了这份邀约。但求贤若渴的高总，让人力资源部给我打来了第三次电话。古有三顾茅庐，今有三次电话邀约，我实在是有些感动。于是，做通夫人的思想工作，毅然来到了古镇磐石。

在这座小镇上，利用周末，我写下了许多文字，其中一篇《小镇笔记》便是以这座小镇作为背景来创作的，发表在2017年的《山西文学》上。在这篇文字里，我写到了这里古朴的街道，一匹挂着铃铛的白马，滔滔的江水，田间轻盈的白鹭，和这些质朴而又勤劳的温州人。

后来，公司新换了一名总经理。这名总经理并非温州人。他来公司后不久，迅速破坏了原来较为和谐轻松的团队氛围。他因安排一名亲戚入职，被我以不符合录用条件、薪资超出公司标准而婉拒后，便不断给我小鞋穿。我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手持菜刀的青年了。无奈之下，我只好离开磐石，去了正泰的太阳能公司。后来我得知，这名姓周的总经理现在也已经离开了正泰。得到这个消息时，我长吁了一口气——这世间自有公道。

太阳能公司位于温州胜利塘，笔直宽敞的疏港公路与绵延坚固的防潮大堤之间，原本是一块滩涂、盐碱地。在没有这海堤之前，遇到潮水上涨，这里便是汪洋一片；潮退之后，则是杂草丛生。

2015年，正泰集团在这里建成了面积约4500亩的农光互补光伏发电基地。与往日不同，现在的胜利塘不再是过去的“龙须沟”了，堤坝之外，是时而波涛汹涌，时而安宁静谧的大海；堤坝之内，则是一块块太阳能光伏板，洁净，瓦蓝，整齐划一，如一排排静谧的海浪。公司的办公楼是一幢红色的建筑，伫立着蓝色的太阳能光伏板中，远远望去，如一艘航船浮于蔚蓝的波涛之上。

每到春天，太阳能板之下，便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油菜花。我喜爱油菜花。我始终觉得，百花虽美，但它们在气势上，都无法与油菜花相媲美。哪怕只是田间一处，地头一角，油菜花也总能展示出不一样的气势来。尤其是被成片栽下的油菜，更势不可挡，有一种极强的魅力。三至四月，是属于油菜花的节令，只等春雷炸响，只待春风吹来，一幅声势浩大，恢弘壮丽，令人荡气回肠的画卷便铺卷而来。每天早上，推开办公室的窗户，便有菜花的清香飘了进来。沉浸在这样清冽的花香中，人的精神也总能为之振奋和爽朗。

除了建设这样大规模的农光互补光伏园之外，我们还为许多企业楼顶搭建了光伏发电项目。当然，我们做得最多的还是为当地的村民建设屋顶光伏发电站。当地的村民自建房楼顶大多是平顶式，既不能隔热，也不能利用，年久还容易渗水。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我们设计开发出抬高式光伏发电项目，利用不锈钢作为支架，为村民们搭建了一间间空中阳光房。无论是农光互补光伏园，还是厂房与居民房屋楼顶搭建的光伏发电项目，都为温州的绿色能源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让老百姓了解并愿意接受这样的项目，我们经常到各个村镇去做宣传推广活动。我去得最远的地方是岭底乡仰后村。从公司出发，途经蒲岐古镇，穿过一段平缓的雁楠公路，一座座突兀的青山便横亘在我们的面前。盘山的公路，七拐八弯，九曲回肠。公路一侧是绝壁，一侧是深渊。这是一条人工开凿的公路，路旁的石壁上，隐约可见斧砍刀凿的痕迹。定睛凝神，仿佛依旧能听到整齐而铿锵的号子声，丁当丁当的锤打声，和那震耳欲聋的炸药轰鸣声。一条路的开拓，是一方村民不屈不挠的斗志与不甘于贫穷闭塞的写照与赞歌。前人开路后人受益，因为老一辈村民的努力与汗水，他们的后代今天方终于以进出自由，畅通无阻。

透过车窗，两旁的山峰一座连着一座，一座挨着一座，像孪生兄弟，远看上去有些形似，近看却又各不相同。有的壁立千仞，有的巍峨起伏，它们似乎在比赛着，看谁长得更高吧？丛生的灌木，杉树，松树，樟树，以及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树木，郁郁葱葱，葳蕤挺拔，散发着浓浓的绿意。点缀其间的竹林，又是另一种景象，仿佛正用它们青翠欲滴的绿葉，展现苍劲之中的柔美。

满目青翠之间，有大小不一的溪流飞溅，从绝壁之上，一跃如下，如瀑如练，给群山添了些妩媚，也让沉默的群山鲜活起来。打开车窗，让山风钻进车厢，钻进我们的鼻孔，肌肤，以及每一个毛孔；让那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溪流声，流进我们被车马喧嚣充盈的耳朵。

当然，说起温州，还有件事不得不提。2019年8月10日凌晨，超强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隘顽湾沿海登陆，温州也基本可以算作风圈之内。在那次台风中，我们的光伏发电站经历住了严峻的考验，除少数被台风损坏外，大多数稳如泰山。

台风过后，我们决定给灾区送些矿泉水和食品去。天空阳光明媚，丝绒般的蓝天澄澈，棉花似的白云悠闲，一切看起来都如往常般祥和安宁。但那时的灾区已近似孤岛，停水，停电，停网，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在前往灾区的路上，随处可见塌方、泥石流、东倒西歪的大树、凌乱的蔬菜大棚，以及被撕得粉碎的广告招牌和简易建筑。在河道边，大街上，巷子里，被洪水浸泡过的车辆、冲垮的房梁与瓦砾，比比皆是，惨不忍睹。

这是我第一次亲历这样的超强台风。台风，山洪，疾病，死亡，或许这些是上天在赐予我们生命时一并赐给我们的东西。它们可能躲在暗处，悄无声息。可它们一旦粉墨登场，变成主角时，人瞬间便变得如此渺小，脆弱得几乎不堪一击。

也许，我在温州的多重身份难以用简短的文字描述清楚。在这里，我不仅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而且利用业余时间取得了许多的荣誉。2013年至2014年期间，我囊括了温州三大演讲比赛冠军。我曾为温州写下的歌词《你是我心中的最美》获十佳歌词奖。我先后被评选为温州新闻阅评员和时政宣传员。2019年，我顺利加入浙江省作家协会，同年底获温州散文家奖。2020年，我入选了温州市新峰人才计划，散文集《我的右眼没有泪水》出版获得温州市政府项目资金支持。2021年，我又入选浙江省新荷人才计划。

当然，这十多年里，我失去了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二叔三位亲人。

汪峰在那首歌里唱到：我在这里欢笑，也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迷惘，也在这里寻找。2011到2021，十年有余，温州留有我太多美好的记忆，留有我太多奋斗与坚持的汗水，留有我太多追寻梦想的足迹。我曾说，温州给了我重生。

——如果没有温州，现在的我将会是怎样的呢？

5

公元，即公历纪年法，是一种源自西方的纪年方法，原称基督纪元，又称西历或西元，是以耶稣诞生之年作为纪年的开始。我国古代大多采用年号纪年，干支纪年，生肖纪年等。辛亥革命爆发后，民国政府开始采用公历作为国历，采用公元纪年法与民国纪年法并行。我的爷爷在我很小时回忆起某件事情就常说到民国几年几年。建国后，我们开始使用公历和公元作为历法与纪年。

写下这篇文章的结尾时，我正在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上。在新年元旦的雾霭里，在新年元旦的大地之上，这条白色的长龙高速奔驰，呼啸而行。此刻，车厢之内温暖如春。窗外的群山，建筑，在依旧寒冷的冬日里快速后退。时光犹如这轰隆的车轮，已悄然来到了公元2022年。不说百年千年，十几年，几十年，我们的国家足足变了个模样。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再也不为吃不饱，穿不暖而发愁。就连手机、汽车都变成了基本的必需生活用品了。不过，放眼世界，政治纠纷摩擦不断，地域争端时有发生，种族主义依旧盛行，未来存在太多的不可测。世界经济在一片黑暗中前行，让人看不清未来。

朋友圈里，许多人都在为新年的到来欢呼雀跃，在深情地展望与祝福。我并不像许多人那样热切期盼新年的到来。以我有限的经验判斷，不出意外的话，对于我们极小的个体，所谓的新年大多都将是过去一年的重复而已。我们的日子依旧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依旧平平淡淡而已。它能有怎样的惊喜呢？

不过，这似乎并不是一件令人懊丧的事情。我这四十几年里，未曾像那些伟大的政治家们般大起大落，但经历过生死，经历过悲欢喜乐，经历过风风雨雨，经历过琐碎平常。想想，人到中年，真正希望的，不恰恰就是平淡与简单么？我们的日子，正由一个个这样的平淡与简单叠加，重复，循环。也许有时候，这样的叠加，重复，循环，近似于一种乏味与无聊。谁的人生又曾有过真正的意义呢？人生的真正意义何在？

当然了，如果在这些无聊的重复里，有一些小小的涟漪，小小的波澜，小小的惊喜，那都将让我们体会到活着的无比美好啊。

【作者简介】苏敏，1979年生，安徽安庆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获温州散文家奖，入选浙江省新荷人才计划，温州新峰人才计划。作品散见于《青年文学》《天津文学》《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出版散文集《我的右眼没有泪水》，有作品入选散文年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