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遥的新作《理想国》，大致是2019年抗击新冠疫情以来写的中短篇小说合集。与此同时，他的长篇小说《大地》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所有人的春天》已经写完，准备出版。前者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书写，后者则是以天津市三年抗疫成就为背景的世相记录。两部书，反响自是不同，也体现出读者对以中短篇创作为主的作家杨遥的另一种期许。

与之相呼应，杨遥的18篇中短篇小说以《理想国》出版，则呈现出另外一种意味。之所以说是呼应，是两部长篇与18部中短篇体现着作者的坚守与执着，探索与实验。而后者更甚。《理想国》应该视作杨遥中短篇小说创作的阶段性总结。

一

2000年开始编杨遥的小说，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北京的阳光穿透我的心》，是在《山西文学》上发的第一篇小说。当年，年轻杨遥和他的小说所形成的陌生感与冲击力，仍然记忆犹新，这种陌生感与冲击力，首先当然来自作者书写的人物与内容，漂泊与机会，动荡与奋争，挣扎与希望，主人公不甘平庸，出走小城，独闯京城，甘作“北漂”，众多“北漂”青年的生存图景通过主人公的所见所闻跃然纸上。而他的小说对一个文学编辑的最大冲击，则来自小说文本呈现出来的叙述控制。

杨遥小说的叙述控制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突出的个性，我在文本意义上给他总结为“去训诫化”写作。因为杨遥是大学中文系出身的作家，受过严格而完整的教科书式文学训练，在大学期间就崭露头角，风云校园。他开始写作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被“训诫”成型的模范。但奇怪的是，他的小说，他小说的叙述控制，学院里《文学概论》式教谕几乎无迹可寻，标准的中短篇小说情节演进原则被一再规避，人物性格更趋向于自我经验表达，等等诸般。这些特点，在初开始写作的作者那里，倾诉欲望大于快意讲述，个人情绪高过文学色彩，还属于自發写作状态，没有“训诫”痕迹，并不鲜见，只是坚持不了多久。杨遥不同，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相当的自觉和刻意，他小说叙述控制的特点，显然来自对小说本身的思考与探索，并且一直坚持下来。从小说文本里，“去训诫”化叙述控制，可以解读出许多内容，也可以引出许多可讨论的话题，但小说叙述控制那里所体现出来的对某种排拒、规避、摒弃，甚至冒犯、背叛、反抗的意味是非常明确的。与其说，杨遥在挑战“训诫”式文学理念，毋宁说他在不断与自己已经成型的过往进行切割与告别，毋宁说他就是一位不停跟自己作对跟自己过不去的作家。所以很多年来，每阅读杨遥的小说，总是提心吊胆，担心推开许多现成的东西，前往陌生之处，小说会是什么样子。

从技术层面讲，“去训诫”化的结果，少了羁绊，少了约束，甚至连读者的反应都不去顾及，小说文本反而更加纯粹，叙述更加紧密和结实。他不事铺陈，不事盐咸醋酸的交代，甚至结构上也绝少过渡，一个情节前往另一个情节，缝隙明显，没有粘连，连一句废话都没有，甚至连传统的人物描写也是寥寥几笔，还要看对小说氛围与情绪有无益处或起什么作用。笔触前往小说展开的地方，迫不及待。所以，呈现给读者的小说文本，现场感极其强烈，富有冲击力的画面与场景，将小说最初构思的各种想法，小说人物所要表达的意蕴都填充到丰盈而简捷的细节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去训诫化”的结果，使得杨遥所有的小说都畅达而简捷，尖锐而果断，获得意想不到的创作自由与快感。

这是杨遥小说在艺术上有别于同代作家的地方。

二

《理想国》所收18部中短篇小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三大板块。

《黑色伞》《未来之路》《炽热的血》《太阳偏西》《黄河远上》《白色毡鞋》《银针》共7篇，基本上是作家对少年小镇记忆的整理与梳理。《和邹正方的渊源》《七截儿》《鲽鱼尾》《第四座岛屿》《开始下雪》《头顶有一片云》《大鱼》诸篇，可视作作家由乡到城数年生活积累的集中呈现。而 《理想国》 《把自己折叠起来》《父亲和我的时代》三篇，如果再加上《白色毡鞋》，可视为作家试图“有所为”的某种尝试。

少年时期小镇生活场景记忆书写，在杨遥二十多年小说创作里，一直没有间断过。作家的故乡代县阳明堡，是雁门关下的一座重要的军事要塞。入清之后，军堡功能渐失，因为地当交通要道，成为一座沟连塞外与内地的交通枢纽，向有商贸传统。改革开放之后，这个地处边关的明代古堡由禁锢走向繁荣，由繁荣转而衰落、凋敝，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变迁的旋律高度一致，或者说，小镇的变迁，恰恰是中国乡村变迁的一个缩影和标本。故园四十多年变迁的过程，正是作家少年成长的背景和底色。

在小说里，这个背景也只是背景，杨遥格外吝惜笔墨，连只言片语也不曾提到。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一个事件，是一个一个细节，或者一个一个小镇人生片段。一个小女孩子执着地不厌其烦地堵上整日长流的自来水管而不被人理解，不愿意在大雨天披一条尼龙带子遮挡雨水，渴望得到一把黑雨伞，每天除了堵自来水管，跟小镇上的市民斗智斗勇之外，就是到垃圾堆上翻捡，希望能实现拥有一把雨伞的梦想（《黑雨伞》）；小镇中学组织集体观看电影《少林寺》引起同学们一阵兴奋与躁动，少年看到电影海报上李连杰保持单腿站立，“仿佛能这样站一万年”，心动怦然，可最后看电影成为泡影；父亲每天酗酒，母亲对父亲失望透顶，起了离婚念头；恰逢住在山里的姨姨和姨夫发生矛盾，离家出走，表姐又对自己的父亲失望透顶，来家里短住；表姐表弟度过一段温馨时光；好景不长，姨父、姨姨在母亲的说和下复合，表姐要回山里，少年将积攒的十几本小人书送给表姐（《未来之路》）。少年在水库游泳，莫名其妙受了欺负，本希望高大的表哥能出面替自己出气，没想到，表哥出门理发，被镇上的强悍少年打了，同样受到欺负；表哥扬言要报复，母亲让父亲出面找对方家长说理；可是，表哥和父亲雷声大雨点小，一再渲染的报复行为以各种理由推脱，最终未能实施，最后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炽热的血》）。一群同学相约打篮球，矿老板的豪车占了篮球场，只能打半场，运篮的时候，不小心蹭到了富豪的车辆。一个普通的失误，成为一个了不得的大事件。富豪老板暴怒，同伴少年推诿，学校领导追究，一下子让少年陷入无边的恐惧之中（《太阳偏西》）。等等。时代的巨大变迁，被小说家换算转型期小镇的荒芜、阴暗与失序，还有少年成长期的彷徨、迷茫、烦忧，还有离乡出门远行的渴望。

逃离故园出门远行的渴望，在第一板块的诸篇小说中均有表现，《黄河远上》写的是少年出门探望家族传说中“有本事”的大伯，让少年猝不及防的是，他辗转前往的他乡，不过是从一个灰暗的故园到了另外一个令人失望所在，无法摆脱的宿命感挥之不去。梦想的他乡到底在哪里？第二板块呈现的，则是这样一种无解的他乡生活。同是从小县城来到城市的青年邹正方，被大城市光怪陆离的生活迷惑，有一种进入主流的错觉，四处求职，终未发达，最终以自己剑走偏锋的执着迷惑了整个城市（《和邹正方的渊源》）。原来是国企中层管理人员的夫妻，在企业日益走下坡路的情况下买断工龄试图自己创业，可是在现实中不得不像小市民一样艰难谋生，四处碰壁，还不时受骗上当，妻子的病又让生活雪上加霜，好在生活还不是铁板一块，“人不能老生活在阴影下，有时只要稍微挪一下，光就照进来，随之可能有更大的变化”，主人公終于鼓起勇气，在妻子的支持下到他乡寻找新的天地（《头顶有一片云》）。失独夫妻不能走出独子死亡的阴影，决定去看海散心，但也收效甚微（《第四座岛屿》）。一位艺术院校毕业的大学生，阴差阳错在省城单位谋得一份给领导开车的工作，原想工作几年可以从事专业音乐创作，但领导的承诺，经过漫长的十年，仍然是画在口头上的一张大饼（《开始下雪》）。为了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得了一笔拆迁款后，生活在小县的夫妻两个带孩子举家迁往省城，盘下一间小店，希望能在城市扎下根来，只是，受疫情影响，生意冷冷清清（《大鱼》）。等等。

第二大板块，大致代表了杨遥近年小说创作风貌。从渴望出走乡关，到深陷城市生活的各种困扰和苦恼，杨遥有深切地感受，在许多小说叙述中，这样的困扰和苦恼会时不时流露一下，甚至作为小说情绪的基调加以铺陈。有评论家已经注意到，杨遥所有的小说，都是底层人物底层生活的真实再现与表达。也确实，《理想国》所收的18篇小说里，所有的主人公或是小镇上的芸芸众生，或是机关单位普通职员，或是买断工龄“灵活就业”的国企职工，或是从县里迁居城市的平民，不管身份如何，都无一例外身处某种困境之中，或者说，都是些生活“不如意”的人，各种艰难与烦恼如影随形。如果将小说所反映的生活图景，用“底层”来概括作家描写的生活场域，未尝不可。

可是，“底层”毕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阶层划分，小说文本之所以不由自主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来书写这一群人的生活，绝不仅仅是因为作者熟悉与不熟悉笔下人物生活，作为作家的杨遥显然有他的考虑。否则，小说来自不同层面的共情欣赏从何而来？作者之所以没有将笔墨离开过所谓的“底层”，仍然是“去训诫”化的结果。作家笔下的底层，绝不是传统文学理论的典型环境，当然，人物也未必是典型人物，他笔下的小说场域和人物，显得甚为逼仄和萧瑟。你会发现，“去训诫”化的叙述控制，在技术上呈现为不断地用减法，一减再减，减到极致。就像大潮退去，水落石出。于是他自觉地将所谓“底层”作为小说呈现对象就不奇怪了。与其说是形象的呈现，莫若说是抽象的审视，将人物放置在一种极度窘迫的状态加以描述，可能更能直抵人性的某些隐秘地带。这里头，深层次体现着作者对小说的刻意经营，其意深焉。

三

《理想国》所收第三个板块几篇小说，相对于二十多年来，作者有意回避宏大叙事，执着于个人经验和内心真实体验小说风格而言，显得比较特别。三年抗疫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大地》《每一个人的春天》两部长篇，与之一脉相承。不过，包括《白色毡鞋》在内的几篇小说显得更精心一些。

《白色毡鞋》就内容而言，仍然属于杨遥少年记忆中的小镇系列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毡鞋匠，手艺精湛，身上还有传统匠艺人的古道热肠，在小镇上广有人缘。做毡鞋这种行将消失的手艺，见证着千年边塞刀光剑影，也见证着边关废弛商贾往来的繁荣，手艺本身就是一部内容丰赡的历史。进入现代，这种手艺已经不足以维持起码的生计，老鞋匠只能为镇上人修补鞋子为生，千年老手艺再也派不上用场，只是定期认真制作一双毡鞋，然后放起来。纵然他人缘极佳，甚至古道热肠，救助过几位失怙孤儿，他仍然是一个鳏夫。事情发生变化，是在一个温州鞋匠进入小镇开始。温州人半机械补鞋，又知道时髦式样，很快将老鞋匠的客户几乎全部拉了过来。镇上几个年轻人看不惯，以暴力相胁，试图让温州人赶快离开。老鞋匠闻讯，非常不高兴，及时制止几个年轻人的莽撞行为，同时提着礼品登门道歉。温州鞋匠对老鞋匠几十年修炼的道行甚为钦服，一场危机就此化开。这篇小说里，透过老鞋匠定期认真制作毡鞋这一情节，把老鞋匠对古老匠艺的礼敬和对往昔的思恋表现得令人心动，同时，也点明作者的构思初衷，也即对古老传统的礼敬与缅想。可是，尽管如此，包括传统的老匠艺在内，古老的传统无可挽回地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受到来自现代社会的冷落。杨遥书写老鞋匠，实则是回望故园，为传统唱的一曲挽歌。

这篇小说，杨遥一如既往延续着中短篇小说“去训诫”叙述控制路数，冷静，克制，但显然，《白色毡鞋》这篇小说里，作家对时代的大背景思考更多一些，叙述的空间也因此更加宏阔，作家希望自己的小说承载更多东西。杨遥自己也认识到，长期“去训诫”化的写作路子，会出现许多难以克服的缺陷，比方，在构思、叙述、结构和人物塑造上会出现重复自己的现象，尽管他很警惕，但仍然无可避免出现了这种端倪。所以，如何突破自己，如何既坚守自己的理念，又在文本上有所创新，杨遥一直不断探索，不偏离他小说创作的路子，且要“有所为”。但这样一来，以《白色毡鞋》为标志，《理想国》《父亲和我的时代》《大鱼》这类小说，就很容易被贴标签式地去理解和解读。读者很容易从题材的角度去定义这些小说，《白色毡鞋》表现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理想国》《大鱼》乃书写当下全民抗疫，《父亲和我的时代》毫无疑问，就是脱贫攻坚的图解。诸般。这种解读和理解对不对？当然没有错，可是，一篇小说一旦被贴上某种标签，它的文学韵味就会顿时缩水不少。

作为跟踪他二十年小说创作的编辑，在读到第三类作品的时候，多少有些担心，而且作品也确实呈现出标签化构思的倾向，某些地方读着有些僵硬，直白。其实，就小说文本进行分析，会发现，当他要将某些“有所为”的元素加入小说的时候，显得有些刻意，与其长期“去训诫”化的写作态度与叙述控制完全不相干，不相关。在“去训诫”化写作控制中，杨遥小说就情节和细节而言，是缜密的，结实的，日常的，文学虚构与想象的质感因此而特别突出。但当他有意要加入某些元素的时候，突然会改变小说的走向，使得虚构与想象的可能性变得特别确定。这是小说读着僵硬和直白的主要原因。比方《白色毡鞋》，温州鞋匠进入小镇，对老鞋匠的传统匠艺与生存构成挑战，从此后的情节演进来看，这一矛盾完全可以用不露痕迹不动声色的方式加以处理，但他在构思的时候，刻意加进一段斗殴的桥段，让小说的演进突然出现塌陷，事件演进被推到前台，人物塑造退居其次，本来厚重的小说主体，顿时薄了许多。在《父亲和我的时代》里，也有这样的弊端存在。

这样的塌陷在杨遥的诸篇小说中其实并不多，且是单篇小说里的情节处理的一些缺憾，究其原因，“去训诫”化成就了杨遥，但也无疑是短板。杨遥在写作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这个短板的存在，《理想国》《大鱼》两篇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浑然天成，可圈可点，成为杨遥中短篇小说创作富有标志意义的力作和精品。

《理想国》这部中篇小说，其背景是三年疫情行将结束的特殊时期。叙述者居住的小区业主一多半属于城中村改造回迁户，所以管理比较刻板，晚上早早就上门落锁，不让进出，给生活和工作造成诸多不便。叙述者除了出入不方便之外，还要招呼女儿上网课，中途，大雪天与帮过自己大忙的朋友聚餐，朋友在赶往下一场酒途中遭遇车祸身亡。而看門房老人一直是贯穿始终的人物，老人的儿子在外地求学，然后就业，这位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老人仍然得为孩子的房子和婚事省吃俭用，拼命攒钱。小说里邻居一家，邻居跟叙述者一样，由基层县份迁居城市，丈夫在外跑大车，媳妇患眼疾留守。林林总总，几个人物，几个角色，各有各的艰难。本来，小说中每一个人物陆续出场，已经构成一幅疫情特殊时期各阶层人物生存状态的众生相，足够复杂，足够饱满。但作者并不甘于如此，或者说，作者并不着意表现疫情，笔墨一宕，疫情结束，作者花大量笔墨虚构了一场行为艺术表演，看门的老人为了挣得一笔丰厚的奖金，自愿将自己关进美术馆一个最狭窄的铁笼子里，与网红、中学生、户外旅行爱好者共同参与一场受上百万人关注和观赏的道具，演绎一场高雅的行为艺术。最后，别的人或忍受不了被拘束的笼中生活，或悟出其中真谛，或开学在即，陆续中途退场，只有老人毫无悬念坚持到最后，坚持的理由只有一条，给儿子攒娶媳妇的钱。

这部中篇小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最后的虚构，作者的文学想象力和构思能力也发挥到了极致，使得小说具有了某种超越意义，超越了最初构思的“有所为”，恰恰呈现出“去训诫”化叙述控制的本色，或者说是“去训诫”化写作理念的某种深化与突破。

四

杨遥中短篇小说创作，极少单线条按故事发展逻辑进行结构，常常由不同小说叙述者的视角展开，多头绪，多人物，多场景，多线条同时推进，极少以全知全能的所谓“上帝视角”展开。他的中短篇小说，现场感如此强烈，时而如电影长镜头，移位追踪，一镜到底；时而则以蒙太奇方法剪辑加工，拼接连缀，看似行将结束的叙述，忽然宕开，貌似与叙述主体并不关联的头绪再次展开，并不相干的人物忽然出现。正因为如此，初读他的小说的读者，难免会产生沉闷之感，但如果梳理杨遥二十多年中短篇小说创作，无不惊讶于他通过不断变化的小说结构，专心营造出来的小说世界。如果说，杨遥的小说叙述控制一直用的减法，那么，他的中短篇小说在结构上，则一直在用加法。

创作于疫情期的《未来之路》是杨遥小说“加法结构”的典型文本。这篇小说前面写学校统一组织大家看电影，这个在文化生活相对落后的小镇，尤其对小镇中学正在青春期的孩子的诱惑可想而知，围绕同学们收集电影票钱，小镇生活的真实内容被一点一点通过孩子回家向家长要钱的细节撕开，丈夫酗酒，妻子失望，经济窘困，少年作为男性的责任心在这畸形的环境中慢慢培养起来。本来，有这样的场景已经足够构成一篇精妙的小说。可是，杨遥偏偏“节外生枝”，又加入表姐因为家里闹矛盾前来投奔的情节，小说的叙述不由自主向另外一个方向拐了一个大弯，前一条线随着母亲有了离婚的心思还余绪未断，姨父和姨姨的家庭矛盾又出现了，相当于另一条线横生枝节又加了进来。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对这样的情节安排感到十分意外，不知道小说将向何处去，因为这两条线明显地毫无瓜葛。可是，这恰恰是杨遥在结构小说的用心之处。小说以集体看电影开始，小镇少年向往外部世界的序幕刚刚拉开，结果就遇到贫困且平庸现实生活阻隔，而另一条线却又以贫穷和平庸的面目再现，而且来自比小镇更加贫穷和平庸的山乡，两者形成奇妙的互文关系，两个姐妹，两个丈夫，生存图景或有分别，但身处的困境却何其相似乃尔。前一重困境以看电影开始，后一重困境则以小人书相赠结束。生活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但是通过人物之间的互动，已经完成了一次精神之旅。文本在表面上，呈现为一个葫芦形的结构，两头大，中间小，但是在小说内里，两部分更像是木构部件，一部电影、几本小人书更像是木构的铆榫，将两部分严丝合缝地结合起来。通过这种结构，杨遥赋予小说的更加复杂的内容与情绪是不言而喻的。

《白色毡鞋》尽管在情节设置有某些生硬之处，但整体而言，不失为一篇佳作。尤其应该注意到，小说里，老鞋匠身上带的不仅仅是行将远去的一段历史，更有许多古老行帮行规形成的伦理教化内容，比方，老鞋匠对叙述主人公，一个学生的教导和勖勉，让叙述主人公念念不忘，甚至受益终身。也是叙述主人公与老鞋匠之间的互动，让小说里许多纷乱而斑杂的东西有了秩序，有了关联。也因此，这篇小说是杨遥小说里少有的一篇具有脉脉温情的有温度的小说。

《理想国》最后花大量笔墨细细展开的“行为艺术”这一横生的枝节，完全出人意表，简直就是神来之笔，作者倾注了太多的精力描述疫情期间来自民间的众生相，已经穷形尽相，让人感慨且感叹，而再度花费大量的笔墨去虚构一场“行为艺术”，似乎在结构上显失稳当，但是读来却丝毫没有违和之感，神奇地将小说一波一波推向高潮，推向作者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的超越境界。

杨遥小说在叙述控制上体现出来的“减法”，使作者赢得了相对的创作自由度，而在结构上体现出来的“加法”，则无疑赋予小说更加复杂的内涵。《理想国》是作家诸多小说集中的一部，可视作集中体现这一特点的集大成者。可贺焉。

【作者简介】鲁顺民，本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