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韦霏虹

（绍兴文理学院 浙江·绍兴）

［提要］ 本文以“绍兴宋韵”为研究对象，整理宋代的越地、越人、越事、越典及其在日韩文献中保存和研究情况，并进一步梳理绍兴地区宋代文明在东亚地区的传播情况，探讨“绍兴宋韵”在东亚文化视域背景下的文化内涵和当代价值。基于研究成果，本文认为深挖陆游人物资源、推广体现东亚文化特色的“绍兴宋韵”活动，可以成为绍兴“东亚文化之都”建设的重要突破口。

一、绍兴“东亚文化之都”建设及研究现状

2021 年浙江省委文化工作会议上推出“宋韵文化传世工程”，这是浙江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举措，也是浙江省打造新时代文化强省的“富矿”之一。绍兴作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是宋韵文化的重要承载地。2021 年绍兴获评“东亚文化之都”，发布“东亚文化之都”城市“绍兴倡议”的核心内容就是“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应共享互通，以文化为支点，对话世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文化高地，提升“东亚文化之都”的国际影响力。

周能兵（2021）提出浙江省绍兴市以文“融”旅，以旅“活”文，文化赋能，让文化、旅游产业及相关要素相互交融，用“诗和远方”绘就最美江南。袁建伟（2022）指出绍兴市以国家“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的发展战略为前提，围绕“重塑城市文化体系、打造最佳旅游目的地和争创文旅融合样板地”三大目标，借助大数据和新媒体传播平台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推介绍兴文旅，打造绍兴文旅IP，提升绍兴“东亚文化之都”的文旅品牌国际影响力。

二、“绍兴宋韵”在东亚社会的传播价值

宋韵文化是宋代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精粹，同时宋韵文化也符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宋韵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体现，也是绍兴的鲜明文化标志之一。因此，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流动”起来、“传承”下去，是时代赋予的命题。

公元1131 年，宋高宗赵构改年号为绍兴（即南宋绍兴元年），后将越州改名为绍兴府，“绍兴”二字沿用至今。激活绍兴千年宋韵的价值，让“绍兴的宋韵”在东亚地区“流动”起来，成为“东亚文化之都”建设的重要推手，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故本文从越地、越人、越事、越典等多个角度探究“绍兴宋韵”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价值。

（一）越地。宋六陵是宋韵文化的重要标识，自2018 年开始，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已发现3 座南宋帝王（后）陵，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十四五”时期国家大遗址名单。为使宋韵更好地“流淌”起来，绍兴决定在此建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同时推动北宋南宋皇陵考古出土文物联袂展出。1939 年，米内山庸夫在对中国风土文化介绍中就详细介绍了绍兴的兰亭和宋六陵。八字桥，在南宋的《嘉泰会稽志》中，此景被称为“河梁风月”，有河、有桥、有船、有人家，无限风光。2009 年，九州大学日本学者天满类子等研究者曾围绕临水生活景象、河道沿线空间构成与利用形态和沿河住宅群居住特点等三个方面发表了关于绍兴八字桥历史街区滨江空间调查报告。

（二）越人。两宋之时，绍兴文化教育非常发达，因此人才辈出，许多名士成为绍兴名宦，如范仲淹、辛弃疾、朱熹、王十朋等，王十朋的《会稽三赋》也是日本学者的研究对象。词坛名家王沂孙（1233-1293），会稽人，传世有《碧山乐府》，或名《花外集》，存词六十四首，大半是咏物词。青木正二等编著的《汉诗大系第24》、中田勇次郎编著的《宋词》均收录了王沂孙的作品。但在东亚地区最具盛名的绍兴籍文人，毫无疑问是陆游。

陆游为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在《宝庆会稽续志》卷五《人物》中评价其“熟识先朝典故沿革、人物出处”，且有“力学有闻”之赞语，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他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被时人誉为“自过江后一人”。关于其诗歌作品的介绍就有《陆游100 选读汉诗》《陆游诗选》和《苏轼陆游鉴赏中国古典21》10 余部，被众多日本人熟知。朝鲜正祖李祘（1752～1800）受《宋诗钞》《剑南诗稿》影响，喜爱陆游律诗，以《陆放翁全集》等17 世纪末开始从中国传入的诗歌选集为材料，命摛文院编《杜律分韵》，命弘文馆编《杜陆律分韵》。《杜陆律分韵》中《杜律》二卷，《陆律》有十二卷，可见陆游诗歌之丰富，正宗亲撰《引》曰：“于唐得杜甫，于宋得陆游，然后发扬橐籥之妙，疏泄流峙之精；有如虞廷跄跄，皋夔按律，后来诸子无敢有轩轾者，秩然凤箾之谐音也，凛然象魏之悬法也；渊乎盛哉！”正宗又亲选杜甫、陆游诗精华，编成《杜陆千选》，即《御定杜陆千选》，此书八卷四册，正文卷端题“御定杜陆千选卷之一”，完成后将其颁赐诸臣。

（三）越事。文化传播需要媒介，而移民就是最活跃的载体。南宋时期绍兴已经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及此后绍兴出了不少名人，其中一部分就是来自移民后裔。据葛剑雄所著《简明中国移民史》的研究，靖康之乱后出现第三次人口南迁高潮，估计在绍兴和议签订前（即1141 年前）大约有500 万北方移民迁入并定居南方。如此大量的北方人口南迁，对南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重要作用，日本学者舌間さゆみ在《南宋初期的对金外交——到绍兴11 年和议前的变迁》一文中论述了南宋初期的对金外交政策，也论述了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南北方人才物资的交换，促进了绍兴地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共同培养了绍兴的宋代文明元素，宋代皇室迁至绍兴府后，皇室和宗室士大夫活动丰富，包括点茶、瓷器、陶器鉴赏等风雅活动等也开始传入日本和朝鲜地区；另外，南宋绍兴的酿酒业、造纸业、丝绸纺织业、陶瓷器业、雕版印刷业等，通过当时明州（今浙江宁波）的海上贸易传到日本和朝鲜地区，不仅促进了海洋文化交流，也助推了当时东亚地区的人文精神交流和经济社会发展。

（四）越典。文献典籍的传播是文化传播中最主要的载体。绍兴地方史志的编纂已有2，000 多年历史，宋代绍兴方志，数多质优，尤以现存的《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和《剡录》为最，还有王十朋的《会稽三赋》、范仲淹的《清白堂记》、曾巩的《越州赵公救灾记》、陆游的《示儿》等千古名篇更为绍兴宋韵增添文学层面的光辉。另外，现存于韩国、日本的有关宋代文学的史料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如宋集、宋人的其他撰述，以上撰述的朝鲜本、和刻本，域外士人所编撰的宋集的注本、选本，诗话、文集、史传、笔记等文献中的有关宋代文学研究的材料，如日本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韩国的《宋诗正韵》都为“绍兴宋韵”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素材。

另外，编纂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 年）的《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中的本贯是进士试及第者们登记的本贯记录，用“某州、某县、某乡、某里某为户”的方式。日本学者今村鞘最初提出本贯与户籍的事实关系，根据他的说明，本贯与本籍、贯籍、乡贯、氏贯、籍贯、姓贯、族本等有同一的意思，从《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这本贯记录的方式中，“某州、某县、某乡、某里”指示相关人物的户籍登载的地名，而“某为户”含义相当于人物登载户籍的户主。韩国学者安光镐认为《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中的这些记录与现在韩国史学界所认为本贯制度的起源有密切的关系。

三、“绍兴宋韵”对绍兴“东亚文化之都”建设的实施路径

研究“绍兴宋韵”契合东亚文化一体化发展主题，对提高绍兴在海外的影响力能发挥一定作用。同时，研究宋韵文化在不同国度的发展历程和演变，可以起到互为参照，互相促进的作用。“绍兴的宋韵”在日韩的当代价值及发展路径研究也可以为浙江更好地推动“宋韵文化传世工程”建设及绍兴“东亚文化之都”建设提供借鉴。鉴于此，通过对越地、越人、越事、越典等多方面考察后发现，一是深挖“陆游”人物资源；二是推广“绍兴宋韵”东亚文化活动，这是推进绍兴“东亚文化之都”建设的落脚点和突破口。

（一）做好多元性“陆游”人物研究和推介工作。陆游作为南宋时期的爱国诗人，其诗歌在日韩两国广为知晓，对其研究不局限于其爱国主义精神，陆游与唐琬、陆游与四川、陆游与茶道、陆游与《易经》、陆游与王十朋、陆游与白居易都可以形成专题研究。日本明治大学教师甲斐雄一在专著《南宋文人与出版文化———围绕王十朋和陆游》及论文《关于<名公妙选陆放翁诗集>收录的陆游诗》中，均对南宋诗人进行了深入研究。植木久行编著的《中国诗迹事典：汉诗的歌枕》中也有对绍兴沈园的介绍。朝鲜地区在朝鲜王朝正宗主导下编选了《杜陆千选》《（杜陆）二家全律》《杜陆律分韵》，可见朝鲜王朝正宗喜爱陆游诗歌，陆游的七言律诗成为了朝鲜王朝的学习典范，也为后世的汉文学发展发挥了官学作用。

（二）借助日韩友城，推广“绍兴宋韵”东亚文化活动。绍兴作为南宋王朝“行在”所在地和中兴之地、精神之都，重文兴教之风盛行，成为名扬天下的“文章锦绣之地”，一时有“天下文章出绍兴”之誉。2022 年举办的“风雅宋——最是宋韵在绍兴”文物展在绍兴博物馆展出，包括“宋城风韵”“皇陵余韵”“胜迹神韵”“名士和韵”“名篇清韵”“风物雅韵”6 个单元，展出宋代瓷器、陶器、金器、银器、铜器、玉器，以及砖瓦、印章、钱币、碑刻拓片、古籍文献等各类文物300 余件。笔者认为，绍兴的东亚友城资源极其丰富，已与芦原市、西宫市等七个日本城市和大邱市、昌原市等九个韩国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或友好交流关系。绍兴通过友好城市的力量，在日韩当地开展绍兴宋韵文化的文化展，展示出绍兴宋代历史的辉煌、宋代绍兴生活风雅“富美”画卷，还向人们展示出绍兴宋代文化的丰富，诠释“最是宋韵在绍兴”的深厚内涵，对提升绍兴历史文化名城、“东亚文化之都”的标识度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综上，“东亚文化之都”建设在中日韩三国都很受政府及社会重视，但如何找准发展切入点是各个“东亚文化之都”城市都在研讨的问题。解析“宋韵文化”的构成与核心，探讨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透过宋代文化理解其中的意与韵，探讨宋人的精神塑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