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璐阳 李冰鉴 余海洋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陕西·西安）

[提要］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人再就业逐渐成为现实需要，互联网的使用加快普及，逐渐走入老年人的视野中，为老年人再就业提供多种信息渠道和交往渠道。本文基于CHARLS（2018）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终得出结论：互联网使用对于老年人再就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社会资本在其影响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年龄作为调节变量发生作用。国家应当通过互联网适老化改造、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等渠道促进老年人再就业，从而在老龄化社会到来之际提升老年人的社会适存度，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指数，同时提升社会再生产的活力。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在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养老设施、提供养老服务、拨付社保基金的同时，也在逐步推行延迟退休和老年人再就业政策，有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使老年人在社会参与中得到满足感。通过使用互联网，老年人能够更迅速、更全面地接收就业信息和新的就业观念，从而影响其再就业行为，这将为有效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和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开拓新渠道，对构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

国内学者对影响老年人再就业因素的研究主要从退休人口和主体动机两个角度进行。冉东凡、吕学静（2020）发现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会对退休人口再就业产生负激励效应；王兆萍、王典（2017）发现有良好的健康状况和学历的城镇老年人退休后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更大；雷晓康等（2020）使用个案访谈的方法，结果显示低龄男性老人的再就业意愿明显高于低龄女性老人；宋健等（2018）观察60～64 岁低龄老年人特别发现，孙子女照料与其自身再就业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主体动机方面，陆林、兰竹虹（2015）从排遣孤独情绪的情感需要角度解释了城市老年人再就业的动机；陶薇（2022）详述了奥苏贝尔成就动机内驱力理论在老年人继续学习中的体现。

从国外研究来看，Julien Martine 等（2018）以日本老龄化社会中延长劳动年限为例，阐述了老年人再就业受到政府政策制定和企业配合政策的影响；Andrew A.Samwick（1998）以养老金数额-退休财富-退休决定的逻辑结构印证，养老金水平的确会影响退休时间，从而影响老年人是否决定继续就业；Macdonald Birthe 等（2021）使用COX 比例危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伴侣年龄更高、受到过高等教育、有更高收入和更好的认知表现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更高。

互联网使用在老年人和再就业实现中搭起了桥梁，通过多重途径的作用机制，促进老年人再就业。吕明阳等（2020）基于CLASS 2016 年的数据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社会融入意愿、老化态度、社会互动及健康状况四个机制影响老年人再就业行为；靳永爱、赵梦晗（2019）使用同样的数据发现，互联网通过正向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度、生活满意度和健康，进而促进再就业；李睿等（2022）总结出了两种互联网使用作用于再就业的机制：知识信息载体论和社会资本论，前者提供继续社会化平台，后者提供信息；何勤英等（2022）以农村劳动力为研究对象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强信息匹配强度和提高自身人力资本水平两种途径促进就业。

通过梳理目前有关文献发现，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从影响老年人再就业的因素、互联网使用对再就业的影响机制等多角度进行观察。研究方法多是基于权威数据库资料开展，运用SPSS、STATA 等工具进行统计分析，但兼用个案访谈的研究较少。现有多数研究是将老年人再就业作为一个独立问题研究，离开了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和社会资本的作用，并且影响因素中涉及年龄异质性的研究缺乏。

二、实证研究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此调查旨在收集一套代表中国45 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用以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推动老龄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

（一）变量设置。本研究的因变量为老年人是否再就业（0=未就业，1=就业），自变量为老年人是否使用互联网（0=不使用，1=使用）。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大致分为三个板块：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保障特征。个体特征影响再就业的可能性；家庭特征可能会影响老人的经济负担从而影响再就业；社会保障水平影响个人生活负担从而影响老年人是否再就业。

（二）样本描述。样本人群的平均年龄是66.74 岁，性别的平均值是0.47，即样本男女数量差异不大，女性稍多。城乡的平均值是0.26，说明被调查者中乡村人口占多数。有12，980 人是小学及以下学历，占比65.5%；6，406 人是中学学历，占比32.33%；只有430 人是大学及以上学历，占比2.17%。

健康状况的平均值是2.95，接近“一般水平”。48.9%的被调查者的健康情况一般，占比第二多的是健康情况“不好”，为20.2%，健康情况“很不好”的只有5.9%。“有无配偶”的平均值是0.85，大多数被调查者有配偶。“父母健在”的平均值分别是0.13 和0.23，即少部分被调查者的父亲/母亲健在，且母亲健在的比率更高。“有无养老保险”的平均值是0.97，85.27%的被调查者有养老保险，“有无医疗保险”的平均值是0.97，96.76%的被调查者有医疗保险。“再就业情况”的平均值是0.28，被调查者中有28.24%的人再就业，说明被调查群体中再就业的人较少。“互联网使用”的平均值是0.13，被调查者中有13.39%的人使用互联网，说明被调查群体中使用互联网的人也较少。但另一角度上看，再就业者达到近1/3，说明再就业是不少老年人的选择。使用互联网的被调查者少，这符合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少的普遍认知。

（三）因变量与其他变量相关性分析。因变量再就业情况与自变量互联网使用在0.01 级别相关性显著；与控制变量健康状况在0.01 级别相关性显著，结合统计结果发现，健康状况越好，再就业可能性越大；与控制变量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不显著相关，但与职工/政府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0.01 级别上相关性显著，且与职工/政府养老金正相关，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负相关。因变量再就业情况与其他控制变量不相关。

（四）互联网使用对再就业行为的影响回归分析。由于因变量“是否再就业”为二元定类变量，因此本研究选取二元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将老年人是否再就业作为因变量，将互联网使用作为自变量，同时将个体特征、社会资本特征、家庭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并采用逐步回归法。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样本总数为19，720，共剔除掉缺失数据96 个，样本有效率为99.5%，模型p 值小于0.05，拒绝“放入自变量两种模型质量均一样”的原假设，因此该模型的构建有意义，该二元logit模型有效。（表1）

表1 二元Logit 回归分析结果汇总表

研究试图将自变量和多项控制变量纳入模型，最终仅有互联网使用、代表社会资本的变量、健康状况、母亲健在情况几个自变量在模型中p 值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这意味着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健康状况、母亲健在几个自变量可以解释再就业情况变化。

根据模型分析结果，可知模型公式为：

其中，x1代表互联网使用，x2代表社会资本，x3代表健康状况，x4代表母亲是否健在，p 代表再就业情况为1 的概率，1-p 代表再就业情况为0 的概率。根据表1 可以得到，互联网使用的回归系数值为0.07，p值约为0.037，在0.05 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样本中是否使用互联网会对再就业情况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互联网使用的OR 值为1.072，意味着互联网使用增加一个单位时，再就业情况会相较增加1.072 倍。综上所述，互联网使用对再就业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增加老年人互联网的使用将对他们参与再就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五）年龄的调节作用分析。本研究引入年龄作为调节变量，假设年龄能调节互联网使用对于再就业的影响。首先研究加入年龄和互联网使用的交互项，逐步将自变量、调节变量、交互项加入回归模型，观察交互项呈现的显著性；然后再进行简单斜率分析，观察年龄的调节作用机制。

从表2 可知，自变量“互联网使用”在模型中呈现出显著性，因此互联网使用对于再就业情况会产生显著影响。互联网使用与年龄的交互项在模型中呈现出显著性，说明互联网使用对于再就业情况产生影响时，不同年龄下互联网使用对于再就业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表2）

表2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一览表

三、结论与思考

研究发现，老年人的再就业行为与其互联网使用与否、健康情况、是否拥有职工/政府养老金呈正相关关系，与是否拥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呈负相关关系。不同年龄下互联网使用对于再就业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互联网使用对于再就业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小。在老龄化的背景下，劳动力不足逐渐成为问题，身体素质允许的老年群体是潜在的人力资源。为了发挥这股潜力，推进老年人再就业，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提高我国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率和使用水平。政府应给予老年人技术支持，请专业人士或教育机构为老人集中教学，实施渐进式和分层教学，为不同互联网使用水平的老人提供对应的教学内容。社区可以募集志愿者，不定期为老人提供简单的互联网使用技术辅导。教学和辅导中须重视互联网安全教育，避免老年网络用户的隐私权、财产权或虚拟名誉权等权利遭受侵害。而电子产品和服务的开发者则应完善产品和服务“适老化”“残疾人友好”设计，遵循以人为中心的原则，如开发符合老年人使用习惯的“老年智能机”。老年人的健康问题较多，是近年迅速发展的健康类App 和线上医疗服务的重要服务对象，此类App 和服务更应注意适老化设计。

第二，遵循“健康中国”战略，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引导多主体参与老年人疾病预防和健康保障，为老年人再就业创造良好的健康基础：政府应积极开展定期的健康知识普及，做好疾病预防工作；社区和医院合作，安排老年人的定期体检。社会保障方面，相关部门应严格按规定发放社会养老保险待遇，并扩大老年人慢性疾病药品的报销范围，加快推进长期照护保险的普及，为老年人再就业提供社会保障支持。

第三，针对不同年龄老人，实行不同的再就业促进政策。一些老人并非不愿意接受老年就业，只是受法律规定所限，不得已退出劳动力市场，很多人仍有再就业的身体条件和意愿。并且，受传统观念影响，企业和个人不自觉忽略老年群体的劳动潜力，隐形的年龄歧视无处不在，政府应引导全社会形成积极老龄化理念，支持老年人再就业和发挥个人价值。地区政府应根据当地平均寿命，不同年龄段制定对应的老年人就业促进政策。比如，低龄老人相对于高龄老人的学习和接受能力更强，可以重点辅导低龄老人学习使用互联网。立法上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将年龄歧视规定为歧视类型，从制度上打破年龄对于劳动力范围的限制，激发劳动力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