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帮 邓心旖 黄岗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65）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指出，要鼓励和支持普通中小学、普通高等学校进行职业启蒙、职业认知与职业体验。目前，在职业启蒙教育的概念界定、价值探讨和实践路径等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在研究学科分布、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等方面还不够深入。本研究运用CiteSpace 数据分析工具对2012—2022 年间中国知网收录的职业启蒙教育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梳理研究发展脉络，总结评析科研成果，为未来研究发展方向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样本来源

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中，以“职业启蒙”为主题词，对2012—2022 年间的文献进行检索，得到273 条记录。剔除书籍推介、艺术启蒙、法案修订建议等文献，最终得到符合条件的样本文献200 篇。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并结合使用Cite-Space 数据分析工具。先从中国知网资源库中通过高级检索功能获取文献，再对筛选后的样本文献进行阅读整理和数据分析，重点对文献的发表年份分布、关键词分布、学科类别分布、研究层次分布和被引频次分布这五个维度进行定量描述与定性剖析。

二、基本情况与定量描述

（一）发表年份分布

根据2012—2022 年间职业启蒙教育主题文献发表年份分布图（见图1）将我国职业启蒙教育的研究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研究初期（2012—2014 年）、研究发展期（2015—2017 年）和研究快速成长期（2018—2022 年）。研究初期阶段，年均发文量不超10 篇，学者们对职业启蒙教育领域的关注度不高，研究处于起步时期。在“十二五”时期，职业教育取得快速发展。国务院于2014 年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等目标。该政策给相关研究提供了方向指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职业启蒙教育的重要性。为了更好地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横向融通、纵向流动，推动职业教育向前延伸、向后拓展，学者们对职业启蒙教育展开了探索，以期对接素质教育，符合我国培养高质量人才、促进就业的长远战略目标[1]。2015年文献发文总量具有明显增长，共计21 篇，研究也就此转为发展期。在“十三五”规划指导下，研究逐步走向快速成长期，从2018 年起发文量显著提升。这一时期也正值国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重要阶段，学者们紧跟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战略文件指导，聚焦于引发热议的职业启蒙教育，该领域就此走向研究前沿。

图1 2012—2022 年间职业启蒙教育主题文献发表年份分布图

（二）关键词分布

从关键词共现情况看（见表1），除去与本研究主题词高度相似或相同的职业启蒙教育与职业启蒙这两个关键词外，2012 年以来研究热点主要是：职业教育、劳动教育、职业认知、职业意识、职业选择、职业生涯教育等。

表1 关键词共现频次排序表

从关键词年度分布情况看（见表2），职业启蒙教育、职业教育、职业启蒙、职业认知、职业意识、职业生涯教育、职业理想与教育研究等是近年来一直受学者们重点关注的研究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职业启蒙教育与劳动教育的相关研究近几年逐渐兴起，学者们愈加重视职业启蒙教育与劳动教育之间的关系[2]。通过阅读样本文献与整合高频关键词的分布情况，总结出以下4 个聚类研究方向：一是职业启蒙教育的学科结合研究。由于职业意识形成与劳动实践紧密相连，劳动教育课程可以成为此类研究的载体，且为各类型教育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提供理论根基。二是职业启蒙教育的课程目标研究。此类研究主张通过丰富的职业体验活动，使学生提升职业认知、增强职业意识并树立职业理想，帮助学生进行自我定位，为未来职业选择作铺垫。三是职业启蒙教育的中外比较研究。此类研究集中探讨职业生涯教育与职业启蒙教育两者的异同，为我国优化职业启蒙教育实践路径寻找新的突破点。四是职业启蒙教育的价值研究。主要体现在个人发展、职业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等维度。

表2 关键词年度分布表（2012—2022 年）

（三）学科类别分布

从不同学科领域的视角看，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领域发文量以182 篇占据第一，占比91%；电子技术及信息科学、经济与管理科学等其他学科领域有关职业启蒙教育研究的发文量不足10%。职业启蒙的相关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趋势，但目前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学科承担了大部分的研究工作，其他学科虽有所涉及，但研究成果不足。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学科应当加快研究步伐，引领其他学科走向融合发展，促进职业启蒙教育研究的横向突破。

从教育领域中不同教育阶段看，研究成果主要分布于中等教育与初等教育，分别占比62.2%与34.3%，而高等教育与学前教育领域中的相关研究占比相对较低，分别为2.3%与1.2%，职业启蒙教育未在义务教育阶段领域取得较好的发展，职业启蒙教育研究的纵向突破还未能实现，今后还需要注意各学段之间的衔接关系。

（四）研究层次分布

本研究主要从实证研究、比较研究与理论研究三个层次进行对比剖析。经阅读与统计后得出：理论研究文献123 篇，实证研究文献58 篇，比较研究文献19 篇。就理论研究而言，大多数文献是围绕职业启蒙教育的内涵及现存的问题进行探讨，总结并概括教育问题和教育现象，试图探寻其中蕴涵的教育规律。就实证研究而言，主要是聚焦于地方职业启蒙教育实践。例如，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职业技术学校以德育为核心，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重点，通过各方协同、团队分工运作等机制，积极开发区域职业启蒙教育活动课程，学生从中获得了职业认识，综合素质得以提升，自信人格得到培养，职业意识有所增强[3]。就比较研究而言，学者从全球视野出发，通过学习美、英、日、德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启蒙教育成果，提升自身对职业启蒙教育的认识，批判性地借鉴并探讨对我国职业启蒙教育的启示。总而言之，我国学者对国内外的职业启蒙教育进行了比较，获得了职业启蒙教育发展的相关启示；同时，通过分析现存教育现象及问题之后也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但仍然缺少对理论体系的系统构建，许多理论成果未进行实践验证，转化率较低，缺乏实用性与针对性。

（五）被引频次分布

有关职业启蒙主题的研究成果被引频次大于10的文章并不多（见表3），影响力还不够显著。但值得关注的是，沈有禄与陈鹏两位学者近几年发表的文章获得了较高的被引频次，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较好的利用率和认可度。其中，陈鹏发表的文章在被引频次排列前10 的文献中有4 篇（见表4）。这表明该学者对职业启蒙这一主题的研究时间跨度较长，具有持续性，并且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果，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其研究成果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表3 文献被引频次情况统计表

表4 被引频次排名前10 位的文献信息

对高被引文献进行分析，也有助于追寻该领域核心内容，了解研究需求，发掘研究潜在热点。本研究在对高被引文献（这里指被引频次名列前10 的文献）进行查阅和分析后总结出以下特点：一是从宏观上看，学者在早期倾向于从国际视角出发，总结国外教育经验，对比中外异同点，进而阐述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的必要性。二是从中观上看，学者跟随政策指向，将开展研究与实践的主阵地设立在中小学，从教育规律、学生需求等角度出发，论述职业启蒙教育实施的迫切性，呼吁学校建立完整的教学体系、明确教师职责与分工，并整合各方资源以支撑职业启蒙教育顺利开展。三是从微观上看，学者积极寻找职业启蒙教育研究的破立点，从课程改革与学科渗透角度出发，试图在实际教学中将职业启蒙教育元素融入德育、劳动教育等课堂中[4]。

三、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现状评析

通过对2012—2022 年间的研究成果进行发表年份、关键词、学科类别、研究层次和被引频次五个维度的分析，发现职业启蒙教育领域已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同时也有需要改进之处。

1.主要成果

一是职业启蒙教育的内涵界定。虽然职业启蒙教育与起源于美国的职业生涯教育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它是一个本土化的新名词[5]。因此，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研究应始于内涵界定。大多学者将职业启蒙教育视为一个合成词，主张将其分解成“职业”“启蒙”“教育”“职业启蒙”与“启蒙教育”，从各个词源追溯，逐步深入核心[6]。当前，对于职业启蒙教育的概念界定主要基于其作用。一方面，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如刘晓等学者认为职业启蒙教育是以青少年为教育对象、以培养职业思维能力为教育目标的智力改造过程，学生受教育之后能够描述职业特征、判断职业类型、习得职业技能、养成职业规范、选择职业道路[7]。杜启明认为职业启蒙教育旨在帮助学生形成职业认知、自我认知，并培养个性，是一种多元教育[8]。薄晓丽则将其定义为非职业定向的启蒙教育，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兴趣，提供职业认知，培养学生的正确劳动观和完善人格品质[9]。这些学者将职业知识与技能作为教学内容，强调职业价值观的培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是引发学生对未来的思考。陈鹏等学者将职业启蒙教育定义为职业生涯教育的初始阶段，虽然不直接面向就业，但一直为了更完美的职业选择做准备，包含了职业理想的初步养成[10]。刘涛等人则认为职业启蒙教育能够激发学生根据自我认知、职业认知等对未来职业道路进行思考[11]。这些观点主要侧重职业探索的功能，学生在一系列相关活动中找寻自己是谁、喜欢什么、能做什么等有关人生发展问题的答案，为从“校园人”成功过渡到“职场人”做铺垫。

二是职业启蒙教育的价值探讨。职业启蒙教育在国外的发展历程较长，近年来我国也逐渐意识到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有关其价值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育人价值。职业启蒙教育助力学生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让教育回归本真，引导学生由关注成绩向关注自身发展转变，以此对接素质教育，满足学生生存性与发展性需求，进而实现全方位成长。第二是社会发展价值。充分发挥促进社会劳动资源分配合理化和均衡化的作用，弥合学生职位期望与市场现实需要之间的差距，为各类职业岗位精准匹配高素质、高技术人才，切实解决职业偏见、结构性失业、劳动力市场失衡等现实问题，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12]。第三是职业教育发展价值。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构需要在不同层级的职业教育基础上实现前后衔接，形成职业启蒙、职业准备和职业继续教育一体化的格局，促进职业教育向前延伸、向后拓展[13]。

三是职业启蒙教育的实践路径。学者们在概念界定和价值探讨的基础上，同时考虑现实条件，提出了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的策略。一是建立家校社协作机制。国家政策引领前进方向，学校进行课程改革，家长需要正视职业启蒙教育的重要性，再结合民间力量，有序稳步地推进教育活动开展[14]。二是创建职业体验和实训基地。在校内提供职业体验虚拟环境，校校联合构建专门实训场所，校外由政府引导建立公益性职业体验中心，充分整合校内外各种资源，丰富实践形式[15]。三是总结国外经验。国外职业启蒙教育开展时间较早，实践经验较丰富。例如，20 世纪初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在劳作学校中对学生进行就业预备教育，主张通过劳作课唤醒学生的劳动热情，据此来培养具有心智技能和动作技能的有用的国家公民[16]；美国则主张职业生涯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所有阶段，通过法案保障人人都能学会谋生[16]；日本则格外强调职业意识和潜能的唤醒和培养，在幼儿园阶段就设置了劳动体验课程[18]。虽然每个国家的实践策略都各具特色，但还应立足国情，进行批判性借鉴，形成中国式职业启蒙教育实践路径。

2.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学者们在内涵界定上取得了初步共识，在价值探讨方面的认识基本一致，同时也就当前实际教育问题提出了形式多样的实践路径，但现有成果在研究学科分布、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上仍然存在不足。

一是在研究学科分布上，缺乏融合深度和宽度。职业启蒙教育的相关研究虽有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趋势，但目前仍然是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学科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在教育的不同阶段中，研究成果主要分布在中等教育与初等教育阶段，而高等教育与学前教育领域中的相关研究占比相对较低。

二是在研究对象上，忽视弱势群体。鉴于我国在教学资源分配上仍存在不均衡等现实问题，农村等经济与教学资源匮乏地区难以顺利开展并保证教学活动效果，国家试点与研究开展往往选取经济较发达、教学资源丰富的城市学校。因此，贫困山区儿童与乡村留守儿童的职业启蒙教育进度堪忧。此外，残障儿童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和未来就业的困难性而被边缘化等问题较为显著。

三是在研究内容上，缺乏教学效果监测与评价模型构建。现有研究成果从育人价值、社会发展与职业教育发展等角度论述了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的必要性，并针对一些现存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实践策略。宏大叙事的研究多，评价模型构建与应用的研究少，尚未建立科学的教育实施效果指标，缺乏系统化的教学效果监测与评价模型。

（二）未来发展方向

结合职业启蒙教育实际和研究趋向来看，职业启蒙教育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职业启蒙教育也备受学者关注，研究视角将会进一步拓展，研究主题与内容也会有所丰富，但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一是注重职业启蒙教育课程的跨学科融合。从教育领域各学科之间的结合看，我国已积累了将职业指导与德育课程和信息技术课程相结合的经验，且多名学者曾对学科结合渗透教育的方案进行了探讨，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除此之外，职业启蒙教育与劳动课程、思政课程、数学课程、语文课程等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结合。其中，与劳动课程相融合的实践案例较多，但已有研究缺少职业启蒙教育与劳动教育关系的深入探讨，学科深度融合的研究根基不够牢固，进而导致了教师在教学中极易混淆两者关系，简单地将职业启蒙教育视为劳动教育，实践效果欠佳。从不同领域学科之间的结合来看，经济和贸易催生了专业化分工，而专业化分工又萌生了职业，个人职业认知、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等方面都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可以从经济知识视域出发，促进教育学科与经济学科之间的结合，为研究找寻新视角，促进不同领域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催生新知识，让职业启蒙教育在各类职业发展上发挥效用。

二是重视弱势群体的职业启蒙教育。就贫困山区儿童与乡村留守儿童而言，一方面，他们所生活的地区往往教学资源贫乏，师资力量不足，学校自身吸引力不够，校企合作意向较低，职业启蒙教育实践缺少资金支撑，这些现实条件难以得到快速改善。另一方面，是儿童对于职业的认识浅薄，学校教育与现实情况存在脱节，学生普遍认为读书是为了得到好工作。就残障儿童而言，比以上现实条件中所存在的困境更难跨越的是自身缺陷，在启蒙之前需侧重于帮助儿童认识自身可能性并建立自信心，根据儿童的特殊性量身打造教育内容。现有研究对于弱势群体的支持有限，需要加大关怀力度，有效帮助其改变弱势地位，促进教育公平。

三是构建职业启蒙教育质量评价机制。当前有关职业启蒙教育评价机制构建的研究较少，没有表明职业启蒙教育的预期效果，尚未形成完善的教育质量评价机制。未来研究需要在确定各教育学段预期目标的基础上，确立并不断完善评价指标，编制评价量表，注重测评与分析的科学性，在回答有关职业启蒙教育的预期效用是什么、根据哪几个方面对职业启蒙教育成果进行评价、如何科学构建科学的职业启蒙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如何根据评价结果提出有效和落地性较强的实践策略等问题上下足功夫。基于此建立的职业启蒙教育质量评价机制，能够让研究者不断从客观数据中发现新的实际问题，开拓研究新思路；也能让教师在教育实践中根据评价结果与预期效果之间的差距不断调整教学策略，真正发挥评价机制的作用，实现教学效果监测，以此推动职业启蒙教育的发展。

四是关注职业启蒙教育合作开展的内生动力。当前职业启蒙教育的开展往往始于政策文件或者当地政府的被动驱使等外在力量[19]，普通中小学校之间、普通中小学校与职业学校或普通中小学校与企业之间主动合作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的案例较少，内生动力匮乏。而当前的研究往往只关注各主体之间合作的必要性与合作模式，今后研究还需要继续对以下问题进行追问：各主体之间在职业启蒙教育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机制是什么？促进校企之间主动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明确合作主体与内生动力，明晰内生动力作用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各主体资源优势，增强教育主体协同度。

五是健全中国式职业启蒙教育理论体系。从中外对比维度看，国外的职业启蒙教育理论体系不能完全有效应对中国教育现存的问题。在理论体系构建上，还需坚定立场，立足本土实际情况，适当借鉴国外经验。从自身理论探索维度来看，对现存问题缺少深层次剖析，主要侧重于经验总结。但职业启蒙教育的具体实践急需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和制度体系的规范约束。理论与制度体系是职业启蒙教育开展实践的依据，是具体实践过程中的指路明灯。深化理论研究，健全中国式职业启蒙教育的理论与制度体系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