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饮食，心里面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我把它总结为“一方水土”。一方面因为饮食不光代表着我们和故乡水土之间的联系，更重要的一点是，我相信它是我们自我认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情结。比方说，我是生长在南京的，在千禧年的时候我去了香港读书，那里完全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文化体系，这是一个蛮大的人文跨度。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我去香港的第二个月，家里就托人给我带了一盒盐水鸭。大家知道，盐水鸭是南京当地非常重要的美食。当我在香港吃到第一口盐水鸭的时候，那种感觉由生理到心理不断渗透，那是波澜壮阔的一种感动，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所谓的家乡是什么？家乡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家乡的味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思考一件事情，作为一个小说的作者，我能为家乡做点什么？也许是在那个节点，我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想写一部关于饮食的小说。从另一个层面来说，饮食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密码，它里面埋藏了很多东西。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于地缘的认知，甚至对于我们出生环境、出生年代的认知，我认为都可以用饮食来表达。食物代表着我们中国人很重要的一些时间节点，比如刚刚过去的中秋，我们一定会吃月饼。《燕食记》里重点写的是来自岭南的莲蓉月饼。岭南人在婚丧嫁娶的时候，会吃红菱酥，有的北方人在白事的时候会喝豆腐汤。我觉得食物代表的不单是我们本身生命节点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人，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追念，或是对他们的一种恭贺。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实饮食也记录了我们人生中一个又一个十分值得我们去关注，或者说强调的节点。换言之，食物是什么？食物就是我们的人生。食物同时也是年代，是我们出生的环境，所以我写《燕食记》不光是写有关岭南的美食，而是一本写给我们所有中国人的书。岭南，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容器，装载了很多东西。我们经常讲中国的美食看广东，看岭南，所谓的“天下所有食货，粤东几尽有之”，是我的一种切身感受。

我相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原因就是在于不同地域的美食，随着我们人群的流转会不断融合。我长期在香港生活，感受到了这种碰撞、融合带来的全新体验。我觉得食物间这种美好的相遇，或者说它们给我的这种新的触动，恰恰加深了我对故乡的认知。我感受到了来自于我父辈的，一种家庭式的美食传承，这对我的内心有一种触动。这些林林总总构成了我去写《燕食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点。

在我的孩提时代，如果小孩要考试，爸妈都会带他去奇方阁吃一顿。那里有些食物很有意思，用广东话来说，叫有个好意头。比方说蚕豆称状元豆，糖莲藕叫路路通，这给予了孩子一些非常美好的祝福。有一天我回到南京，在某个时刻，看到一个很奇特的景象，这些老字号楼上还是彩旗飘摇，但是楼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金黄色的麦当劳的标志。如果说家乡的美食给我带来了一些触动，那这个瞬间则是让我非常震撼的。

这种撞击、拼接感让我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传统文化该何去何从？现在我们都在看抖音，很少有时间去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反刍。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开始写《朱雀》。两个不同的餐厅，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文化的范式。饮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口，它可以探讨一个人，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时候，我自己的内心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其他角度，已经开始有所积聚。

后来写《北鸢》，涉及我家族的美食，让我越发体会到美食是什么。美食本身就是历史。历史里面装的是什么？历史里面装的是人。中国是一个拥有漫长历史的泱泱大国，历史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天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我觉得刚才严老师讲到一点特别好，特别关键，他同意张爱玲的历史观。张爱玲觉得历史埋藏在一些不相干的事情里。换言之，历史就埋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埋藏在我们一日三餐的琐碎中。这恰恰就是历史的真相。

从《朱雀》《北鸢》一直到《燕食记》，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怎么样去表达我们中国人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部分。如果说《朱雀》是对家乡的情感回馈，而《北鸢》是对家族应有的一种追溯，那《燕食记》则是以日常的方式，共情我們每一个中国人。这一点共情实际上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族独有的，无法替代的。每个人都要吃饭，一日三餐里面埋藏着太多可以讲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美食本身印着的历史是有来处的。

每一个作者的文字风格，包括他们的文学观会随着年纪和阅历不断地发生变化，我也一样。我觉得这种变化对作者来说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文学可以陪伴自己成长，更幸运的是读者也在陪着你的文学成长。所以我有时候回看自己比较早期的，像《朱雀》这一类的作品，表达的是那个时候一个年轻人看待整个世界的态度，和我现在对历史观的表达，或者说对这个世界在心态上的投入程度，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看以前自己写的东西还蛮天真的，甚至想说要不要做一个修订本之类的新版本，编辑说不要，说那就是你年轻时候写的毛茸茸质感的东西。人在每一阶段会补充一个生命的节点，你馈赠给将来的自己的礼物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作为一个作者来说，有时候你自己看着自己找平衡，有一种奇特的陌生感，好像穿越时空在和更年轻的自己进行对话一样。我觉得我身上变化比较大的是历史观，因为早期我会觉得历史是比较沉重的事情。我在南京长大，天然的历史建构了我年轻时候的历史观，沉重的，厚重的，但随着自己年纪的增长，阅历增加，走的地方越来越多，接触到的人越来越多，历史观一定会产生变化，它会走向亲密，它会走向日常。

在《燕食记》中，我选择进行一个历史跟人文，乃至于人性的书写。香港很让我着迷的一点就是它跟内陆城市不一样，靠海的城市天然有一种海纳百川的性质，它会让不同的元素碰撞、融合，而在这个过程中又产生新的变体，这是让我十分着迷的地方。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让每个人都说话。

在香港生活的时间，和在家乡生活的时间现在各占据了我人生中的一半，我觉得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带着家乡的有关于我生命的沉重投入到另外一方水土中，已经过了20年，这种变化也好，这种迁徙的过程也好，或者说刚才我讲到的关于历史观的变化，都是美好的。这可能就是我过去一直在思索，在践行的事情。

我的下一本书仍然是关于近代史的，可能会换一个角度来呈现。历史观会随着你自己的阅历和年龄再产生一些嬗变，我们本身处于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我们要用自身去回应这个时代，去把我们和这个时代之间互动的过程，以文字的方式分享给更多的读者，这是我自己内心的愿望。我们既然生活在当代，作为一个创作者，也应把所有的历史投入当代，这是一种最温暖的呈现。

（本文根据黄山书会录音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    许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