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美云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北京 100011)

2020年7月，教育部印发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提出，在充分发挥传统劳动和工艺项目育人作用的同时，也要紧跟产业变革和技术发展趋势，准确把握新时代劳动形态的变化，创新劳动教育的途径、内容和方式。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进一步明确了“推进教育数字化”的要求。基于此背景，劳动教育要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必须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诉求。本研究立足于“劳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深入探讨智能时代劳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变革逻辑与潜在困境，进而提出相应的突破路径。

一、转型什么：智能时代劳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变革逻辑

伴随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发展，置于智能时空下的劳动教育打破了生态限制，在育人目标、教学内容、育人场域和教学模式等方面发生了全面变革。

(一)目标转向：从谋生取向转向价值理性

传统社会中，劳动教育的目标更多偏向于某种外在的谋生手段或生存方式。正如弗洛姆所说，劳动仅仅是一种获取金钱的方式，根本不是一种有意义的人的活动。[1]进一步说，劳动在以往一般意味着艰苦、单调与重复，并没有获得自身的自我实现，很多时候可以说是一种被动劳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赖以谋生的手段，所以对劳动的态度常常表现为既排斥又依赖的状态。

智能时代，人类的劳动开始彰显出更多的主动性意味，劳动教育目标也开始由外化于人转向内在于人。究其原因，因为智能化的机器替代了大量艰苦的体力劳动和部分简单的脑力劳动，该时期人类劳动的开展不再依赖生存的逻辑而是更加关注人类自身的本体性价值，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从这个层面而言，劳动的意义超越了谋生而关注了人的内在，促使劳动者不断趋向成为主体，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自愿性、娱乐化和数字化”。所谓自愿性，即不断发展的智能技术(如智能机器人、智能洗碗机等)逐渐取代了繁重、机械和危险的体力劳动，不仅解放了人们的双手，还为人们得以从事有关兴趣专长、艺术科学、创造性或审美性劳动等创造了充分的施展空间，这便促成了劳动的自愿性。同时，智能技术催生了新的劳动形态，人们可以基于自身特长在网络平台自由发布个人的创作成果，这种自我表达或创作展示是自愿的。所谓娱乐性，即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劳动时间与娱乐时间的分界点变得越来越模糊。比如，当人们应用智能技术从事某种创造时，对其而言不仅仅是工作，同时也属于休息时间的一种娱乐。这种劳动与娱乐交错、工作与休息相融的状态可以称之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玩劳动。[3]所谓数字化，即指未来的劳动活动更多的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是一种以网络和流动形式存在的劳动模式，因此又被称为数字劳动或虚拟劳动。所以，当劳动的自愿性、娱乐化和数字化程度不断增强的时候，劳动过程的枯燥无味也在某种程度上逐渐被遮蔽，劳动教育目标也逐步从谋生取向转向价值理性。

(二)内容转型：由重复性工作转向创造性劳动

在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劳动教育的重点通常也不尽相同。比如，农业社会时期的劳动基本是体力脑力统一、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当时人类主要依靠自身体力，并借助自然力在山水土地上进行劳作，比如自发制作一些牧业、农业、渔业等生产工具。之后步入到工业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日趋明显，加工劳动与制作业劳动成为彼时主要的劳动形式，开发劳动工具并运用工具进行初级产品加工成为当时的重要内容。信息化社会，智能技术促进了生产力跃迁，脑力劳动的作用愈发凸显，创造性和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动教育也将从量的增加转向质的提升。恩格斯曾指出：“创造使用价值的并且在质上得到规定的劳动叫做work，以与labour相对；创造价值的并且只在量上被计算的劳动叫做labour，以与work相对。”[4]可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内容总体上由重复性工作(labour)转向创造性劳动(work)。

具体而言，一方面，智能时代呼吁创造性劳动。伴随人工智能的产业化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结构性失业潮汹涌而来。根据一项全球评估结果可知，到2030年，有30%的工作将会实现自动化，并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这一趋势将导致相关职业或岗位的需求急剧下降甚至消失。然而，与结构性失业相伴而来的是诸如算法工程师、数据开发工程师等新职业的兴起。[5]可知，就业市场的变革呼吁创造性人才。另一方面，时代越进步，科技越发展，劳动教育就越应体现出智能性与创造性。其一，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者的核心竞争力已经不再仅仅依赖体力或者单纯的机器操作能力，而是人机协作的人工智能能力。所谓“人工智能能力”，不是常规意义上的通信技术能力，而是提高学生的人工智能商数(AIQ)，使其具备使用技术识别并解决问题的能力。[6]为此，劳动教育的数字化转向要推动实现智能技术对人的正向赋能，培养学生擅用人工智能提升劳动的能力。其二，除了要掌握‘硬技术’之外，劳动者的创造性、批判性思维等‘软能力’的培养也将成为将来劳动教育的重要补充。未来的智能时代，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生产性劳动与研发性劳动的分工差异逐渐缩小，创造性将成为劳动者特有的必备能力。为了让学生在不确定性的未来中能够更好地适应，劳动教育需要将人工智能难以取代的创造性智慧作为数字化转向的重要内容，重点培养学生的迁移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创新素养。

(三)场域重构：由二维场所转向三维空间

人工智能时代，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及混合现实(MR)技术的应用重构了学校劳动教育的时空边界，助力劳动教育场域从“二维空间”转向“三维空间”。

受设备安全、环境场地、经费成本等原因的限制，传统的劳动教育实施时常面临“高风险、高难度和难实施”的窘况，这就致使劳动教育实践要么知行脱节，要么只是停留在浅层次开展。人工智能时代，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数字孪生(DT)等智能技术的深入应用可以促进“在场空间”和“缺场空间”的多维交互融合，构建适应学习者需求的可“自由伸缩延展、动态演变、情境化”[7]的具身学习空间。相比传统课堂上教师的讲授与现实场所中相对单一的劳动教育实践，虚拟劳动实践为学生提供了在真实环境中模拟或放大感官刺激的机会，使得学生可以获得视觉、听觉、触觉和力觉等方面的多重感知，[8]也促使泛在学习、混合学习、社群学习、情境学习、无边界学习等多重样态的学习方式成为可能。进一步说，在虚拟劳动教育实践中，教育对象不仅能够使用各种劳动工具、体验不同的劳动场景，还能够在虚拟教育情境中感受到丰富的劳动知识和劳动价值等。这一过程超越了传统教育中劳动知识教育与实践操作演练之间的时空限制，身体的沉浸式交互促使学生获得“在场的错觉”，实现了现实空间和数字虚拟空间的动态交融；还可以降低劳动教育教学对天气条件、场地空间、设备设施等客观因素的依赖，在某种程度上也规避了现实劳动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为解决复杂问题提供了更多智能选项。比如，在虚拟田野劳动中，学生可以通过操作农业机械体验从种植到收割的农业生产过程；也可以在虚拟工厂系中模拟“从产品到设计”的车间场景，通过一系列“切、割、磨、洗、钻”等劳动动作锻炼劳动技能，在认知和实践的双重互动中形成劳动智慧。

(四)模式革新：由单一说教到动态生成

智能技术的不断演进引发了新时代人才劳动素养的变革，也催生了劳动教育模式从单一说教转向动态生成。

首先，5G通信技术、在线教育的兴起促使优质劳动教育资源不断涌现，利于打造拥有海量资源的社会化供给模式，推动劳动教育资源供给从“电影院形态”走向“超市形态”。[9]当前，兴起的虚拟现实劳动教育体验、劳动教育慕课、数字劳动教育教师等已然展现了劳动教育资源多样化的端倪。其次，智慧学习平台也进一步拓展了教学要素(如智能答疑、智能导学等)的样态，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自主选择劳动教育资源进行学习。比如，学生在线下课堂中未能全面掌握的劳动技术，可以利用线上平台名师生动易懂的视频讲解进行巩固；线下教学中难以顾及的传统手工历史等内容，也可以利用线上教学资源进行全面呈现。同时，智能技术可以充当劳动教育教师的眼睛、耳朵，依据算法模型分析学生的学习特征与状态，通过分析学生的面部表情等信息生成“智能化”评估报告，辅助劳动教育教师基于数据结果为学生“定制”即时化、精准化和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再次，数字技术驱动下的劳动教育也能够更好地体现科学化的认知过程。[10]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和表达并非仅限于语言，空间想象和视觉图像等因素也是学生认知的主要来源。数字技术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认知情境和更加真实的劳动教育场域，利于克服数字劳动抽象性所带来的认知障碍。

二、转型之殇：智能时代劳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潜在风险

日益成熟的智能技术为劳动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种种美好前景，人们正以欣喜的态度迎接智能时代的“美丽新世界”；但这种虚假的繁荣也悄悄掩盖了数据霸权，不断解构着劳动教育的人文精神，蕴含着多重风险。

(一)技术至上消解劳动教育价值认同

智能时代，“网络原住民”的文化生态容易造成学生对智能技术的过度依赖，诱发学生劳动情意的泯灭和人文性的缺失。

第一，容易加剧劳动精神的边缘化。智能工具在取代一些洗衣扫地等日常劳动的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新的网络消遣方式，即“网络原住民”的文化生态也在不断消磨着学生的劳动情意。数字原住民，也被称为网络原住民，专指出生于互联网时代的新生代，如“90后”或“00后”等。他们成长在一个被数字(如电脑、视频游戏和手机)所包围的世界中，所有的互动交流都离不开信息技术。[11]所以在面对劳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学什么、怎么学”的抉择时，学生往往更倾向于注重感官体验，对直观形象的图片、生动的线上虚拟情境体验和现代的新型劳动知识表现出明显的偏好，忽视文字的、线下的、传统的劳动教育内容。长此以往，信息流的强刺激和短视频的冲击会让学生更习惯沉浸于虚拟世界，导致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失去了本身的‘内在自由’和独立思考、决策与行动的权利”。[12]进一步说，数字技术背后的算法模式窄化了呈现的知识讯息，使得劳动知识的文化性逐渐萎缩，导致学生能够接触的有意义世界也在逐步缩小。当丰富的认知结构被线性的网络讯息所取代时，培养出来的便是机械化的思维。正如迈克尔·海姆所说：“过载的信息侵蚀了我们对于意义的理解容纳能力……我们逐渐习惯于拥抱知识的碎片但丧失了对知识背后智慧的感悟……所获得的信息越多，可能有的意义便越少。”[13]这就导致劳动教育缺乏有效的融合与统整，容易让部分学生陷入“轻视劳动、娱乐至上”的陷阱，表现出对劳动情感的自我疏离。

第二，劳动教育内容容易窄化为技能教学，导致只见技术不见精神。毋庸置疑，智能时代对新型劳动者数字素养的要求将不断升级，这极其容易导致教学内容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窄化趋势。即人工智能浪潮裹挟的劳动教育在实施过程中一般会过度关注劳动技能的训练、窄化劳动教育的内涵、忽视劳动价值引导、缺失人文关怀等，从而出现“见物不见人、只见技术不见精神”的片面培养。[14]长此以往，在某种程度上会直接导致劳动教育幽禁在人工智能技术所打造的“技术丛林”之中，育人本质逐渐被纯粹的知识逻辑压制甚至替换，进而偏离推动人全面发展的正确育人轨道。如马尔库塞所说：“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15]要知道，劳动教育是劳动精神培养、价值塑造、情感激发和知识技能学习相统一的过程，需要学习者的体脑、身心共同参与到鲜活丰富的教育情境中实现交互协作。但技术化倾向的劳动教育忽视了劳动精神、劳动价值、劳动情感等价值理性，使其演变成某种技能性教学，容易让身体被抽象为符号认知的容器和能力习得的载体，造成身体和心智的二元对立，偏离劳动教育育人的本义。

(二)虚拟教学情境弱化劳动教育具身性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虚拟现实技术为学生构建了智能虚拟仿真的全新学习环境，尤其是在面对一些危险系数较高的劳动时，学生可以利用可控的虚拟现实技术进行沉浸式体验，从而获得关于劳动的全面认识。

然而，当虚拟现实的沉浸感不断提升时，却又容易让用户产生与真实世界的隔阂感。[16]换言之，当劳动教育场域不断窄化在智能设备中时，学生身心会逐渐脱离真实的劳动世界，身体的感知经验在虚拟实践中不断被符号化，从而导致身体伦理价值的缺失。赵沁平教授也提出：“目前VR教学产品的设计尚未成熟，虚拟和现实之间的失切容易导致学习者的认知偏差甚至谬误”。[17]与之类似，其他学者也认为，人工智能营造的“‘具身’并不是真正血有肉的‘真身’，而是数字化的‘分身’”，[18]即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教育是离身的。也就是说，由于人工智能缺乏情感，虚拟的劳动教育场景必然会加剧人的物化和工具化，进而使人逐渐沦为数据和算法的奴隶，割裂了身体的完整性。当学生无法全身心深刻体验劳动的艰辛和幸福时，也就无法真正培养出实际的劳动能力。但真正的劳动教育既需要“活的身体”的体、脑、手等官能的参与，又需要个体与劳动物理环境、劳动资料、师生互动的情感环境、劳动文化等共同建构生成的劳动观的参与。

(三)劳动教育过程的伪个性化阻碍学生全面发展

智能技术在对学生个性化学习进行“赋权”的同时，也产生着“赋魅”影响，蕴含着学生成长的技术风险。

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中的劳动教育对学生的自主学习、反思学习和深度学习提出了挑战。人工智能算法为学生提供了“量身定制”的私人化学习方案，用户在技术提供的便利中会不自觉地产生依赖甚至被迷惑误导。要知道，人工智能技术也并非是完全可信的，不假思索、毫不费力的“直给式”学习会让知识输入变得越来越简单化，快餐化学习的背后势必会引发意义学习的危机，很难说是知识“入侵”了我们还是我们“掌握”了知识。即在智能技术全面应用于劳动教育教学后，许多本来需要学习者主动搜寻的学习资源都会慢慢转变成被动接受的结果，学生在不需要思考的情况下便可以快速准确地获取答案。久而久之，这种自动获取学习资源的便利感会不断助长学生的惰性，不利于培养劳动习惯和锻炼劳动品质。

另一方面，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教育客体的学习空间，容易造成伪个性化的信息茧房。智能技术下的个性化推荐有意屏蔽了算法中认为与学生不匹配的内容，但这种依托大数据算法的规模化的“精准推送”是“真正的个性化服务”，还是“伪装的标准化服务”？[19]是否能有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面对这些悬而未答的问题，本研究认为个性化的推送容易引发两类危机。其一，平台的“算法圈地”一般会根据用户的浏览喜好锁定用户的偏好后提供私人订制的学习方案，但目前智能技术能力范围内一般只能关注到学习者的短期情况，无法触及长远的关于人情感价值的形成，进而限制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其二，人工智能算法的个性化推荐也存在内容同质化的局限，“精准推送”的资源会圈定限制学生的兴趣和发展方向，最终导致学生在劳动教育中只能接触到与自己之前偏好内容类似的知识，一定程度上窄化了学生的思维。重要的是，屏蔽掉的部分可能正是学生需要加强的部分，这导致他们因困顿于“信息茧房”而加剧了单向度的发展。[20]

(四)智能化手段导致师生互动不足，教师角色定位困难

人工智能技术基于超强的数据处理能力、良好的逻辑分析能力等能够更快、更准、更好地自动推送劳动教育内容，模拟直观生动的学习情境，诊断学习成效等。这样不仅降低了教育教学的成本；在动作技能方面的传授中也可以让师生免受安全威胁；更重要的是，还大大提高了劳动教育教师的工作效率。已有研究表明，人工智能的助力让文科教师的作业批改用时缩短了50%-70%，促使教师可以从低附加值的工作中抽身进而转向提升自身技能和关注学生个性化的发展中去。

但也不难发现，正是基于智能技术精准化和自动化的教学特征，在部分基础教学活动中能更好地替代传统人师的工作，让劳动教育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逐步演变成人与机器间的互动。但人工智能不同于人脑，不具备人类的情感，伴随人机交互频次的增加和师生间深层次情感交流的减弱，学生接受到的大都是机械化、程式化的劳动教育，师生间的人际关系会逐步被人机关系所替代。因此，在劳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师需要重新思考并定义自身的社会角色，如何正确处理人类主体与机器主体在教学中的协同关系将成为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全新的实践课题。此外，伴随智能化的不断发展，劳动教育教师会不自觉地将教育权利让渡于智能教育助理，进而让教师的价值变得可有可无，使其逐步丧失在劳动教育中的主导地位。比如，在劳动教育教学中，相较于劳动教育教师的现场示范指导，很多同学可能会更倾向于通过线上平台搜索众多优秀名家的讲解视频。如此以来，许多原本属于劳动教育教师专属的工作会逐渐被在线平台教师取代。为此，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重新定义了知识的创造方式，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也不再是知识的权威。”[21]这种观点也受到了部分研究者的认可，可见，传统劳动教育教师角色的弱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如何转型：智能时代劳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突破路径

面对劳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系列风险，我们需要重视劳动教育的本体论意义，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聚焦虚实融合、构建数智化伦理规范、培育劳动教育教师智能素养等四大环节进行防范化解。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聚焦劳动教育的育人属性

数字技术的渗透让部分学生产生了“劳动精神在智能时代早已过时”的错误观念，也使人们对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消费性劳动与生产性劳动等相关概念的区分变得愈来愈模糊，这直接影响了学生对劳动教育本质的认知。为此，在开展劳动教育过程中需要在“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上更加凸显劳动育人的初心。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彰显劳动教育的育人导向。马克思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2]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逻辑起点。换言之，人的本质基于劳动而实现，劳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实践活动。因此，劳动是人的“类特性”，是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23]劳动教育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仍然以此为引领，通过让学生获得人存在的意义感与幸福感，激发学生的自我驱动力，形成热爱劳动的价值观念。为此，需要破除物质至上、工具至上等理性的桎梏，将劳动教育与简单的技能训练区别开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紧紧围绕培养正确劳动价值观的目标，在劳动教育中焕发学生求真、向善、尚美的本质力量。

另一方面，体现劳动教育的内容形态之新。智能时代加剧了知识的开放性，如何运用并创造知识成为摆在人们面前不得不深思的问题。吉尔伯特认为，知识的价值不是体现在它是什么的问题(知识认知)，而是体现在如何运用它和用它做什么的问题上(知识应用)。[24]确实，智能技术促使知识载体发生了重要的变革，知识内容学习不再是教育的主要追求，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素养才是关键。由此，劳动教育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推动劳动教育内容与数字生活的联系，彰显数字社会的现实样态，帮助学生建构起与数字社会的联系。具体而言，劳动教育要以培养学生创造性能力为基础，重视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应用。同时，在结合真实的智能劳动情境的基础上让学生探究智能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的新联系，使其学会使用智能技术工具，将技术之能转化为个体成长发展之能，提高学生的人工智能商数(AIQ)，促使之成为能胜任智能技术、有交互思维与综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二)立足虚实融合，促进劳动教育的数字化转型

虚拟技术、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技术等智能技术的加持为学生创设了数字化、高体验的智慧学习环境，使之能够在自由开放的情境中收获劳动体验。但由于目前的虚拟仿真技术多局限于模拟某种具体的物理劳动环境，还不能呈现各种复杂多样的劳动形式，无法展现真实劳动实践中需要的情绪情感等人文要素，因此无法产生良好的育人效果。劳动教育作为“身心合一”的教育，要始终秉持身心一体、心智统一的信条。2020年《意见》也明确强调了劳动实践的重要性，指出“实施劳动教育重点是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25]为此，真正的劳动教育必须是身体在场的教育，即从身体与劳动情境出发实现身体、大脑、心理与劳动情境的交融。这就要求劳动教育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立足虚实融合，坚持“上下并连”的混合式劳动教育。

简单来说，混合式劳动教育就是线上与线下联动、校内与校外相融通的教育，即在课前通过线上共享劳动资源进行个性化自主学习；课中教师在线下引导学生进行协作劳动；课后则主要通过线上学习与线下实操的有效连接中实现劳动课程的可持续发展。总之，学校在让学生通过线上资源获取基本的劳动知识后，要充分利用企业实训基地、非遗传承基地等让其亲历完整的劳动过程。通过出力流汗习得技能与磨炼意志，在直观具象、多感官交互的具身实践中深化对劳动的情感。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技艺与劳动“绝不在于制作与操作，绝不在于工具的使用”，[26]而是在劳动与工具的运用中生成对人与自然关系新的理解，从而能够自觉筹划未来的职业生活，迈向更加自由全面的发展目标。

(三)完善数智化伦理规范，赋能学生驭技成人

为化解劳动教育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伪个性化风险，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数智化伦理规范，赋能学生驭技成人。一方面，强化以人本价值为取向的数据伦理规范。尽管近年来我国加强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研究与道德规范，但仍处于尚未完善的阶段。为此，首先需要统筹规范劳动教育的数字化环境建设，研制人工智能教学伦理规范指南，进一步确立人机协同教学中的教学伦理原则，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在劳动教育教学中的合法性与合道德性。其次，开展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伦理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交互关系，防止在使用智能技术过程中对他人造成伤害。再次，积极探索建立劳动教育人机协同教学中的准入机制、风险监督和评估机制。这就需要提升研发团队对教育基本规律的理解，坚守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理念，将更多的教育概念融入算法框架中，在劳动教育场景的设计开发源头上避免引入算法偏见。同时，也要加强相关智能产品评估与检测，在产品发布之前进行多轮审查和试验，对已经存在的歧视或者偏见问题及时予以纠正，减轻人工智能教育层面的焦虑。此外，还可以出台并完善相应的法律条目与问责机制，为开发者、使用者、受用者等不同主体提供正确的行动引领。

另一方面，创新教育范式，增强学生的自适应学习能力。首先，在育人理念上，树立正确的人工智能应用观，注重培养学生的反思意识与批判精神。人工智能技术归根结底是人创造发明的，本质上没有鲜活意志与批评性思维，更无法与人类进行深入的情感交流。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有自己的主观判断能力，通过人为认知和专业分析监控“算法失误”而造成的信息误判，精准防范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比如，在面对智能教学平台提供的海量劳动教育教学资源或者智能教学系统自动给出的劳动教育分析报告时，教师需要积极引导学生反思系统提供的学习方案与评价，引导其结合个人学习情况反思方案的合理性，提升自主学习评价能力，而不是盲目遵从和被动执行。当然，教育对象本身也应该学会积极转变学习思维方式、强化自主反思能力，主动适应虚拟劳动教育实践等新型教学模式。其次，在教学组织上，教师需要一改传统的规模化集体学习方式，以问题为中心组织丰富多样的弹性劳动或个体化劳动，引导学生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转向人机协同下的知识创生。在学习内容上也要有意识关注学生情感与社会能力方面的获得，建议在体力劳动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志愿劳动、社会性劳动、情感劳动等内容。

(四)提升劳动教育教师智能素养，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

一方面，教师作为劳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施主体，提升劳动教育教师的智能素养将成为防范风险的关键。可从以下两点入手，第一，对学校而言，从源头上提高劳动教育教师的入职门槛，将关于对智能技术应用的熟练程度纳入到招聘和考核的各环节之中。同时，进一步强化教师的信息化技能，将智能技术与教学的融合创新作为学校教研的重点；还可以成立教师智能素养提升有关的培训班，邀请系列专家进行传道解惑；倡导教师之间开展人机协同教学的经验交流活动；或是鼓励劳动教育教师到海外“取经”。第二，对教师而言，需要克服对技术应用的畏难情绪，有意识地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如智能课程设计、智能教学平台等)融入日常的劳动教学情境，主动提高自身的信息化素养，提升智能化教学设计能力和智能教育的批判力，积极向新型智慧教师迈进。

另一方面，科技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未来是“人机共教”的时代，建立以人为主、以机为辅的双向协同也是改进师生互动不足风险的最佳路径。在探索人机协同的教学新模式的过程中，有两点较为重要。首先，要明晰人与智能技术在教学中的关系，要深知“再强的技术也无法对需要付出大量人类情感和高度智慧参与的教学活动产生知识变革”。[27]即便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已成必然之势，但面对智能技术，我们既不能盲目崇拜也不可妄自菲薄，努力发挥各自优势，探索新型“双师课堂”等新的教学形态。其次，积极转变教师角色，重视构建师生情感互动关系。人工智能时代，劳动知识本身的获取不再来源于教师这个唯一至上主体，大数据及其信息所呈现的知识平台将成为知识的重要来源。劳动教育的目的不只在于教授劳动知识与技能，更在于引导学生形成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价值观念。这就要求劳动教育教师要从绝对知识权威向知识线索的提供者转变，加强师生情感互动关系的构建，在充分利用虚拟教学资源的基础上及时通过师生交流和生生互动强化学习感悟，让学生在虚拟教学空间中也能形成充分的互动交流，感受到劳动之美的情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