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璟，郑雨寒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19世纪末，德国著名史学编纂家布鲁诺·格布哈特(Bruno Gebhardt，1858-1905)在研究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毕生经历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份由洪堡本人亲自撰写的手稿，然而，这份手稿并没有在人们的视野里出现过，未完成的同时还没有注明日期，这份原始资料正是后人研究洪堡思想的重要文件——《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1896年，格布哈特让这份手稿重见天日，洪堡本人的系统思想才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该文件自然引起了教育史和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1]1903年，格布哈特又出版了此文件，之后，洪堡在文中描写的理想大学蓝图被人们广泛引用和研究。到了20世纪，德国高等教育界开始极力推崇洪堡在德国高等教育发展界的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史料渐丰，不少学者对洪堡在德国高等教育界的奠基石作用产生了质疑，1997年吕埃格 (Walter Ruegg，1918—2015)发表了一篇题为《洪堡式大学的神话》的文章，他和帕勒切克(Sylvia Paletschek)、朗格维舍 (Dieter Langewiesche)、藤诺特(Heinz Elmar Tenorth)等人在此方面达成一致，共同提出了一个关于“洪堡神话”的命题，即19世纪才被构建起来的“洪堡大学理念”知识体系并没有对同时代新兴的德意志大学产生过真正的影响。[2]那么，事实究竟如何？本文将基于对德国教育文化史的考察，对“洪堡神话”相关问题进行客观分析，努力还原其本来面目。

一 、“洪堡神话”的“破灭”：一个历史的透视

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史学者本·大卫开始质疑主流的洪堡大学理念，他认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把德国大学最后的科学生产率归因于改革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哲学思想”。[3]甚至有言论较为激烈者干脆认为洪堡在德国高等教育史甚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不过是20世纪人们的过度渲染，而洪堡本人的教育成就并不能撑得起这样大的冠冕，至少在柏林大学的创建方面，洪堡“从未发挥过真正的影响”，他“所做的贡献要少于后人对他的称颂”。[4]69，82

第一，就是对洪堡身份、能力以及本人思想品质的质疑。洪堡在1808年12月临危受命，成为枢密院成员及普鲁士文化与公共教育司司长，1809年2月赴任，他是柏林大学的实际建立者，在学术方面，尽可能给予大学自由研究的权利，给德国学术界高等教育带来了新的风气。[5]尽管如此，贝格拉(Peter Berglar)却认为，“如果洪堡在1808年去世，那他的名字将排列在那个时代的几十个名字之中；这些名字我们之所以还认识，是因为他们或与席勒通过信，或是与歌德谈过话，或为一本年鉴写过一些东西……如果洪堡不是因为奇特的安排而进入一个新的、更大的社交圈子之中，且具备了历史的规模，则他在语言学范畴中甚至连沃尔弗·博普和韦克尔的地位和影响也达不到”，况且洪堡后来在语言学上的成就一部分还依靠于他在高等教育方面产生的影响。[6]确实，和德国学术界“身份”确切的学者比起来，洪堡的“定位”相当耐人寻味。例如，历史学家和辞书编纂者莫伊泽尔(J.G.Meusel,1743—1820)于1810年出版的第五版《德意志学术群英录》只记录了一位叫做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博物学家，并没有出现一个叫做威廉·冯·洪堡的学者或者教育家。[7]另外，洪堡本人的教育专业知识和能力是十分缺乏的，他没有管理教育的经验，也没有什么信心能够管理好教育体系内部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在手段如此之少的普鲁士现在可以能干什么？指挥学者并不比领导一个戏班子来得好些”的话正是从洪堡口中说出。[6]最后，失去施泰因庇护的洪堡，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接受在德国建立柏林大学的任命，这不是以纯粹的教育之心去建设柏林大学，而是夹杂了政治、个人声誉、前途、机遇的复杂结果。

对洪堡本人思想品质的质疑也是“洪堡神话”反对者的证据之一。洪堡虽然出生在贵族家庭，但他的家族还没有积累起老贵族那样雄厚财富和阶级地位。因而在他的思想中既有新贵族身上萌发的自由种子，也有保守主义色彩的存在。就此，就有学者(如叶赋桂、罗燕)提出洪堡本人的缺陷——无法在一个领域里深耕，行动上缺乏责任感，性格上还带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恒心和耐心带领一个学术团体走向成就和辉煌。[6]他兴趣广泛，涉猎颇丰，却在每一个领域里浅浅尝试之后又赶紧投入下一领域，任何事物都是停留在表面，所以没办法做出康德、谢林那样深刻的学问和成就。洪堡23岁才进入普鲁士政治界，次年辞职；1802年就任普鲁士驻罗马教廷代办；1809年2月任内政部文化和教育司司长，对柏林大学的建设只有短短16个月；继而次年6月被派遣成为驻维也纳公使和全权大臣；1819年担任等级事务大臣。[8]41洪堡职位上的摇摆反映了他思想中的犹豫和消极，他渴望升官，有政治抱负，但是却对事物有自己的一套衡量标准和蓝图，当事物不符合自己的想象时，他会选择果断抽离。洪堡在罗马任职期间，正值拿破仑入侵德国普鲁士，罗马俨然成为了法国的掌中之物。所以，他回德国任职，被认为只是想要处理他在德国的财产。他对罗马的官职俨然没有了兴趣，回到柏林不过是想要找个地方重新开始他的事业。对于洪堡本人来说，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想接过建立柏林大学的重任(1809年1月17日，他就曾在写给国王的信中拒绝这次聘请)，柏林大学也不是他人生中必须要完成的奠基性项目。贝格拉是这样形容洪堡的：“他并不是一个横冲直撞、毫无顾虑的鲁莽之夫，而他只是害怕他所承担的责任。当然如果他表现出软弱和缺乏主见的话，那他也惧怕批评，一个对事物不熟悉的门外汉通过国王大笔一挥而超越了工作经历的一切阶梯和官僚机构的一切限制，他对此肯定是犹豫不决，并使用了种种托词。”[8]41

第二，德国大学后续发展与洪堡设想“蓝图”背离。洪堡本人十分注重哲学和人文学科，主张教学研究相结合；他认为大学学者所享有的是“寂寞与自由”的权利，自由是必须的，寂寞是有益的；提倡学者们投身研究之中，让研究者在课堂上教学，而不是教学者在研究所研究，比如大学的医学教授就不能在医院当一名治病救人的医师。而德国当时的大学(包括柏林大学)后来最引以为傲的却是自然学科，这显然是与他的教育理念有悖。[3]柏林洪堡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吕迪格·冯·布鲁赫在查找19到20世纪的德国学术方面政策时发现，当时德国政治界与学术界十分重视科技研发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也就是重视知识的应用性，甚至还成立了一些专门的研究学会，比如“威廉皇家学术促进会”。当然，这些学会并没有辜负德国人的希望，硕果累累，在学会成立期间总共出现了15名诺贝尔奖项得主，其中还包括爱因斯坦；产生了一些工科性质的大学，比如柏林工业大学。在1870年前后，德国的“诺特博姆改革计划”就明确提出要“适应工业界的需求”，以满足当时德国“产业革命的成熟”带来的生产新挑战。[9]知识和生产应用的结合带来繁荣的同时也让人提出疑问：这些学会和新兴大学真的贯彻洪堡思想了么？如果只重视工业和社会生产，是不是就和洪堡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思想相悖了呢？

第三，“过度臆想”洪堡大学理念的作用是为了打出德国在世界高等教育界的“金字招牌”。帕勒切克从几个方面说明洪堡神话只是20世纪人们的臆想。首先，《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一文就明确体现了洪堡对研究的重视和追求，而正好当时德国大学最出名的就是极度重视科研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人们自然会想到，创建于1810年的柏林大学是不是也拥有了当时德国的良好研究风气。另外，1910年是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正值柏林大学百年校庆。在这重要时机的烘托之下，柏林大学一些任教的教师在整理相关资料的时候就故意夸大了洪堡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作用，帕勒切克还特别指出柏林大学教授爱德华·斯普兰格(Eduard Spranger)对洪堡式大学的赞誉和传播。社会方面，工业和科技的发展逐渐剥削了人文思想在主流学术界的作用。学者们就想通过对洪堡教育思想中丰富的新人文主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等思想的挖掘，以期待鼓舞人文学者，达到振兴人文学科、提升德国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机构中地位的目的。[10]另一方面，20世纪以后，美国高等教育因为超强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快速成长并挤入世界大学前列，德国也被迫让出高等教育科学与学术中心的地位。所以这些德国学者很有可能怀着让德意志民族重立世界民族之林和追寻失去的世界政治与学术领袖者地位的目的，刻意美化德国大学、夸大洪堡思想的作用。[1]而用“洪堡神话”这块金字招牌来提升德国在世界高等教育界的影响力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第四，相关学者从史料基础角度出发，认为“洪堡神话”就应该被否定。洪堡大约于1809-1810年间撰写的《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一文，表达了他关于大学建设的基本思想，但是这篇文章被长期淹没在其个人档案中，大约一百年后才被人们发现，所以并不存在19世纪他的教育思想能够被人们用来建设新大学。至于柏林大学在德国高等教育中发挥的作用，有些人认为柏林大学并非是德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它从来没有在德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过典范的作用，更别说在世界范围内了。学者帕勒切克通过研究柏林大学1816年的首部《大学章程》初稿发现官方主流以及柏林大学自身的定位都并不想让它成为“出头鸟”，而是“与所有德意志的大学拥有同样的目标……与(普鲁士)王国内其他大学享有同样的权利”。[1]也就是说，柏林大学并没有在当时的德国大学中起到表率的作用，甚至在经济方面，都是由政府把握着命脉，完全无法脱离政府保留其自身的独立性。根据相关史料记载，1871年德意志国家得以统一，在这之后柏林大学开销的83%都是来自于政府，远高于其他德意志大学平均63%的政府拨款经费。[1]所以，柏林大学自身引以为傲、拿来宣传的“独立”似乎并不成立，“洪堡神话”也应该随着这种史料事实的挖掘而烟消云散。

总之，这一派的观点认为现代大学的原则和模式是在他身后实现的。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都不存在洪堡式大学，它只是人们所期望的大学蓝图而已。“洪堡神话”是后人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错误臆想加深后产生的结果，也是被充满政治目的和学术野心的政治家及学者用来鼓吹宣传自身观点的工具。其思想在现实中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柏拉图式的“学园”终究只存在于古希腊的美好世界，“洪堡的大学理念在现实中无法付诸实施，未及落实于制度，便已告失败”。[3]

二、重举教育界“洪堡神话”旗帜

教育离不开文化，探讨德国教育，必然要对德国的文化史进行分析。德国地理位置处于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欧和法国为代表的西欧之间，这就导致了德国的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不同于俄国代表的集体文化，又区别于强调个人自由的法国浪漫主义。早期的德国比较注重吸收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且长时间与宗教神学互相羁绊。所以在近代，德国教育文化更多的和哲学(刚开始德意志的哲学和神学捆绑，作为神学学习的预备，沃尔弗终结经院哲学之后，才建立起以科学和理性为基础的独立现代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德国教育文化学就是一种教育哲学。而教育哲学的基本倾向又被分为教育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教育保守主义强调“教”，即对知识的传授；自由主义则强调在科学研究中发现动态性的真理，让学生自主选择自己要接受的教育内容，选择适合自己的受教育方式。由此可以看出，德国的教育文化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结合，并且后期自由主义位居上风。在这种自由的学术文化环境中，人们更加关注真理的发现，而不是将固定的真理以既定的教育方式传授至下一代，主张教学和研究相结合，注重对人性自由、个性的尊重。在这盛大的人性解放氛围中，高度重视教育的德国，涌现了许多支持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佼佼者，洪堡便是其中的一员。身为新兴贵族的他，在接受上层古典主义熏陶的同时，也能将其应用在高等教育的改革之中。他的功绩也被后世歌颂传承，历史学家蒙森在1874年就任柏林大学校长的时候就对洪堡在建设大学过程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威廉·洪堡所建立的柏林大学在(德国)历史中的地位，只有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的军事改革和关税联盟可与之相比拟。”[11]洪堡的高等教育功绩可见一斑。至此，能够辩证的看待洪堡的大学理念非常重要，一味的去否定或者质疑他在历史轨迹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取的带有主观色彩的行为。实际上，洪堡也确实不负众望，在危难关头顶起了德国高等教育的一片天。“洪堡神话”的旗帜不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被人们抹煞褪色，相反，应该继续树立高等教育界的“洪堡旗帜”。

首先，德国“大学”概念的延续与洪堡本人无法分离。尼采认为在普法战争胜利之后，德国“有教养阶层”中弥漫着功利、自大、苟且软弱、害怕变革的氛围，这完全是对德意志精神和文化复兴的毁灭性打击。[12]这种精神糟粕弥漫于德国学术界，对于这种教育文化氛围，尼采从骨子里感觉到恶心，期待着有朝一日真正的德意志精神可以取代本该被淘汰的时代遗骸。在负向文化精神的影响之下，人们自满于看似井然有序、卓越超群的公共教育，认为所做的一切已经尽善尽美，殊不知这种“变质”的骄傲正是驱使着德国大学逐渐走上下坡路的因素，再没有人敢于用变革的斗争之矛刺穿保守之盾。人们学习的是一成不变的教育内容，讲授这些一成不变内容的是一些只会照本宣科、缺乏师德的“落伍”教师，教出来的学生自然也是死板生硬、缺乏理性的文化庸人。在专业人才方面，有骑士学校发挥作用；在研究方面，新建立的科学院完全可以担负起重任。所以，在当时，很多人都主张废除大学，大学在德国教育界愈加边缘化。伴随着传统大学的衰落，专业学校却因为极强的实践性以及实用性而大肆发展，人们“废除大学”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当时德国把推动颓败文化和精神的责任都交给了大学。人们想要挥手告别德意志伤痕累累的过去，开始考虑“大学”这一说法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甚至讨论用别的名称来代替“大学”。在风头正劲的“废大学”浪潮中，洪堡毅然决然地选择彻底改革大学，而不是将其取缔。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过于功利化的专业学院并不被洪堡看好。洪堡向来支持能力和理性的掌握，反对进行纯粹的职业教育，认为人们掌握能力之后可以运用这种能力从事多种职业，只具体掌握某一职业技能的话，就很难自如地从一个职业转向另一个，在别的领域产生贡献。正如学校计划中所阐述的那样：“生活和行业所需知识必须分开来，在经过完整的普通教育之后再去获取。如果把两者混淆，教育便不再纯粹，这样我们既不会得到完满的人，也不会得到某一个阶层的完满的公民。”[8]188如果说新人文主义思想是德国“大学”在文化上的推动力，那现实中一定离不开洪堡这种有识之士的推波助澜。

其次，洪堡是德国高等教育理念的实际践行者，一直在教育方面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和理念，也就是他本人的贡献——在于“做”。通过对洪堡意见书、呈文、备忘录等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这位文化教育署负责人在筹建新大学的时候是十分积极且行动迅速的。1809年，分别在5月和8月，洪堡撰写了《创办柏林大学申请》。在申请中，洪堡解决了关于柏林大学建校的棘手问题——校址的选择以及大学定位、理念的确定。当时对新大学选址在柏林是存在一些争议的：正因为柏林大学的建立是德国教育界一件大事，它承担了复兴破败普鲁士的重任，所以人们认为这种神圣的学术之地应该脱离喧嚣的大城市(柏林当时有17万居民，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让学生专注于科学研究。但是，洪堡却在申请中强烈主张在柏林建校。这是因为洪堡对这所新建立的大学有着无穷的野心，它“不应该仅仅只作为一所国家层面的大学”，[8]290不但希望它在研究方面有着卓越的表现，更希望它的影响能够辐射整个欧洲，从而确立普鲁士在科学和教育方面的德意志霸权地位，也只有建立在首都的大学，才能将普鲁士的教育光辉播撒到世界范围内。柏林大学从一开始的定位就是进行高层次教育的精英学校，它负责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选择来柏林完成更高级和最后的教育”。另外，洪堡等人倾向在柏林建校的原因是柏林拥有完善的研究院和研究机构，将大学和科学院联系在一起，能够很好贯彻大学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理念。[8]116“独立”和“自由”的新人文主义种子在他的心里根植，表现形式就体现在财务问题上。洪堡反对国家来承担大学的费用，认为大学的运行应该依靠“校产”和“社会捐赠”，同时他也想把王室领地和教会财产的收入用于新大学的建立，目的在于让柏林大学脱离老式大学的桎梏，摆脱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过分干涉。不得不说，洪堡对于现实的考量还是有所欠缺的：即使神学的地位有所退步、自由的思想在人们心中生芽，当王室的领地和教会的财产受到侵害之时，大学的财政独立将不得不成为泡影。柏林大学的建立需要考虑保守势力，因此洪堡只能放弃他反对国家干涉的思想，做出让步妥协。柏林大学的“不完全独立”更多的是对当时德国现实国情的实践性调整，而非洪堡本意，洪堡本人并不满意刚建立时期的柏林大学。当财政、定位、校址和理念被确定，接下来的重要事件就是教师的选聘。实际上，这件事也是在洪堡亲力亲为的基础上才完成的。洪堡极度重视教员的选择，主张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孤独和自由”则是科学机构中的支配性原则。1810年6月，洪堡成立了“大学建校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宣传，并且私下联系学术界知名学者，希望它们能够为这位“新生儿”的发展添砖加瓦。和洪堡的热情相比，德国的学术界并不欢迎柏林大学这个“横空出世”、抢占他人资源的新生力量，比如哥廷根大学的法学家古斯塔夫·胡果和图宾根大学的医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基尔迈尔就明确拒绝了洪堡两兄弟的盛情邀请。洪堡知道自己野心勃勃的大学愿望少不了学术权威们的参与，所以他动用了科学院、研究所以及博物馆的杰出人才，最后才争取到了一些名人，同时也聘请副教授和编外教师，借此壮大柏林大学的教师队伍。教授在大学中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如果在柏林成立一所大学，正教授和科学院成员一样享受免于审查的自由”，“在他们的工作范围内，必须给予教授自由”。[8]259就算是在离职之后，他依然不放弃对大学自由理念的追求。1819年9月，德意志被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掌控着，并且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卡尔斯巴德决议”，即加强对大学的控制，严格查禁大学成立协会，对书刊新闻方面更是加大审查力度。洪堡本人十分反对这次决议，在年底的时候，他的国务枢密顾问之职被废除。政治生涯从此结束，晚年的他只能被迫转向语言学的研究。[13]译序23-24他绘制着想象中自由的学习和研究团体，将自己教育理念的实现寄托在柏林大学的兴盛之上，或许不能用教育家来形容威廉·冯·洪堡，但是在教育领域的成就确实是他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

至于对柏林大学典范地位的质疑，作为德国学术和科学中心的柏林大学，确实都比当时的德国大学更往前迈近了一步：教育改革方面是哥廷根大学的拓展和深化，比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更加集中体现了大学的“自由”理念，其建立者洪堡本人的思想也是站在德国的时代前列。包尔生称柏林大学“无论从哪个方面，柏林大学的建立都是普鲁士邦(这是一个曾经遭受极其残酷的征服，而后又非常勇敢地使自己恢复了生机的邦国)取得的一项最为突出的成就。之所以说这一事件意义非凡，原因是其表明了普鲁士邦牢牢抓住大学的传统形式、建设一个独立教育机构的决心”。[14]52柏林大学建立的时候就被赋予了沉重的历史使命，担负着民族兴旺的责任，用来弥补因为签订《梯塞特条约》而失去德国高等教育领头羊哈勒大学的遗憾。柏林大学在思想和原则上继承了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传统，但是它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积极探寻着更高程度的“自由”。普鲁士的“自由”和哲学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哲学不同于医学和法学，它是与政治联系最少的学科，不与国家利益相挂钩，是一个研究纯科学的没有实利的地方，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当时的思想自由。在哥廷根大学，哲学院和近代科学的地位上升了，但是占据主要地位的还是专业学院，而非学术型的大学。由于政府的干预，系科的等级与和政府事务的关联程度相关，神学、法学、医学理所当然被视为高等学科，哲学虽然承袭了宗教和神学，在18世纪时期提供有关宇宙和世界的观念，但是依然是处于不利地位，不被人们所重视。在柏林大学，才真正实现了突破，哲学院高于其他学院，哲学成为德国高等教育的中心学科。[15]哲学院作为一个从纯理论角度保护和发展科学研究的机构，在19世纪实现了地位等级的跃迁，德国大学之所以能够在知识界、科学界赢得自身特色和地位，并构建形成德意志民族一切科学活动的基础，主要依靠的是哲学院。[14]415当时纯科学研究也体现在哲学上，所有知识的学习都要以哲学为基础，它是统领其他学科的上位学科，本质上是因为它从根本揭示了事物的现象和规律，而这种涉及到最深层次的精神和内容正是其它学科的发展所必须的。[16]正如康德所说，哲学院一直是扶拽着思想女神的裙裾的话，那么，此时它便擎起了火炬，走在了她的前面，同样也走在了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前面。[17]哥廷根大学虽然重视研究的作用，但是实际上还是以教学为主，还没有实现真正的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观点还没有被系统表达陈述出来。洪堡和施莱尔马赫、费希特、谢林等人不同，纵使他们提出了多么伟大的理论、得出了多么深刻的见解，都没有一个人将自己心中所想落实成为现实，没有迈出“做”的那一步。而洪堡做到了，在施莱尔马赫的大学独立自主和费希特的大学国家化之间，他选择采纳施莱尔马赫的意见。他明确阐述了学术自由、教学研究相统一的理念，而且把研究、知识学科、大学与政府等思想综合起来看待，形成了一套系统全面的大学理念，这就是洪堡超越其他一众大师的地方。包尔生这样评价洪堡：“洪堡，这位集伟大的学者与理想崇高的政治家于一身的非凡人物，他的名字就代表着一种宏伟计划：崇尚科学及其必不可少的自由原则……新建的柏林大学的组织方式，它的准则不是一致与服从，而是自由与独立。”[14]53不可否认的是，在他之前，这些关于大学的争论还是无法定夺的，而在他之后，这些理论才得以稳定下来并形成一套系统的思想。[6]

最后，从实践和理论的方面看，理想和现实之间并不是“复印机”的关系。一个理念的提出，并不能百分百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模仿和重现，贯彻过程中必然和实际情况有差距。事实上，洪堡本人倡导的“自由与独立”思想的高度并不是只局限在学问探讨的范畴，而是以大学生活为基础的、一种贯彻在学生生活中为基础的大学教育理念。换句话说，洪堡认为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德国大学的师生不仅能够拥有学术上的自由，同时在生活方面也可以自由自在。这的确过于理想化，但是有关学问探讨方面的观念与内容已经成为了当今德国乃至世界学术生活中制度化的准则，成为德国大学基本理念的组成部分。[18]所以，洪堡的大学理念在建设柏林大学的过程更多的是起到一个“动力机制”的作用，引导大学该如何发展，是德国高等教育界“指路灯”。灯可以指明前进的方向，但是无法兼顾所有人、所有方面，照亮所有地方。洪堡本人所重视的哲学和人文科学也同样如此，因时代原因，必然有些缺陷，但是它也实实在在指引了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况且洪堡的大学理念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思想，而是集结了许多德国有识之士的“共有结晶”。如果仅仅认为德国大学理念是洪堡一人的思想而对他的地位展开批判，并不是可取的明智行为。在费希特、施莱尔马赫、谢林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集“百家之长”的洪堡大学理念被缓慢落实在德国高等教育制度上，对后来大学的发展起到的是一个细水长流的有益作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以文章发表早晚来判定思想理念对现实的改化。

总之，在教育方面，洪堡成功地为现代大学提供了大学办学的三个基本理念：完人教养、纯粹学术、自由大学。完人是教育应该达到的终极目标和使命，纯粹的学术是大学办校的立身之本，自由是大学应当秉持的基本原则。[19]

三、结语

对洪堡产生质疑是随着时代发展再所难免的事情，具体对洪堡应该持怎样的意见，笔者认为应该随着史料的继续挖掘，用证据来阐明他在教育历史长河中的角色，不过从目前来看，洪堡本人对柏林大学的改革还是非常成功的，实现了振兴德国和民族兴盛的愿望，特别是在大学自由的根本理念方面，他的功绩不容小觑。康德是18世纪末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者，首先利用哲学的力量打开了科学的大门，把德意志人民从浪漫主义的“过分思辨”和“神秘”中解放出来，萌发了最初的学术自由。洪堡是康德自由思想的传承者，和康德本人一样，致力于探索“头顶上的星空”和“内心的上帝”。但是在自由方面，他比康德更进一步。康德的自由受到德意志开明君主专制的影响，变得温和而婉转，他们对这种看似民主的君主仍然抱有一丝希望，思想中包含着对专制统治的妥协。清醒着沉沦是当时德国学者的普遍状况，他们一边叹息着“以前我们如何珍视的思想自由已经逝去了”，[20]303一边“在著述事宜上，我一直小心谨慎地遵循着法令的限制”。[20]343洪堡却明确地将学术自由和教育自由联系在一起，写出了著作《论国家的作用》，对国家干预大学的教育自由展开了猛烈批判，反对“为了关心公民的安全，国家必须禁止或限制仅仅直接涉及行为者、其后果是违反他人权利的行为”，认为“任何进一步和从其他观点出发对私人自由进行限制，都在国家作用的界限之外”。[21]121也正是这种对教育自由的强烈呼吁，《论国家的作用》中少数章节才有被发表的资格，全文则被埋没，直到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之后，出于需要自由思想的振兴，全文才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洪堡本人的思想也因此获得巨大的关注。

他一手创建的柏林大学以及本人秉承的大学理念受德意志政治环境的限制，是与德国文化史联系在一起的必然羁绊。德国的教育权力斗争一直离不开和教会之间的较量，教会通过改革不仅让新的统治者拥有了世俗的权利，还霸占了精神上的特权，至此之后，大学的确成为了国家的机构，大学教授成为国家的官员，负责为国家培养世俗和精神方面的官员。这样的大学不仅被人们期待着能够解决科学与哲学上的问题，充当国家和政府的“智囊团”，还寄托了德国民众希望德国恢复往日光辉的厚望。直到18世纪，普鲁士人民依然认为政府随意插手公共事务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家长式的政府对大学的教学内容和形式进行干预和家常便饭一样。18世纪末，洪堡等人的独立思想无疑是对这种国家制度提出的挑战，当然还有一定的妥协和让步，最后才成就了柏林大学的精神基调：既是国家的教育机构，也是“赋有特权的法人社团”，在发挥国家功能的同时，也能够独立进行科研工作。这样的“合作”模式的确为德国科学与学术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从德国教育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德国大学和德国政府之间的联系，这并不是传统大学所表现出的工具性政治伙伴关系，而是一种以承认大学独立性为基础的新型关系。德国文化中的自由主义教育与传统的自由主义教育不同，德国的自由主义更加注重集体的自由，企图调和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矛盾。正如狄尔泰所描述的德国教育：“首先是面对伟大的德国教育家中流行的个人主义，他强调教育学对民族国家的责任，……这种教育学的任务源自于它在民族力量的管理中的功能，针对一切分解的倾向它是维持统一和团结的力量，从而提升国民整体。”[22]在强调国家功能的同时，也疾呼着给予大学独立的权利，国家的职责是提供必要的物质手段，而不是对大学工作随意且无限度的插手，国家永远不应该干预大学内部事务。德国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矛盾，而是政府在保证大学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为大学的发展资源保驾护航，通过立法等手段保障大学的发展，起到一个“祛魅”的作用，防止“个人主义”横行。国家作为教授们的出资者和帮助者，通过协调大学的外部关系从而达到完善其内部治理的目的，如果是任由学院任命教员的话，很难保证会不会出现一些不明所以的小团体和宗派。施莱尔马赫在《大学偶忆》中提出，政府之所以会对大学的发展产生不理想的后果，无非是国家认为大学是任自己支配的工具，努力挖掘追求知识并不是为了知识和研究本身，而是出于维护国家的利益，将国家的发展置于科学研究和个人发展之上。大学的发展肯定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客观因素联系在一起，在效率至上的社会，“绝对独立”或许还不能实现，但是大学也不该放弃“独立和自由”的原则，而是要做好“相对独立性”，继续在培养研究性人才方面发挥其重要作用。强调研究的大学或许不能够把所有学生变成声名显赫的科学家，但是教会学生将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带入到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之中，也不失为一种教育上的必需和成功。总体来说，德国大学像是大学自由和政府管制之间相互调和让步的产物，是政治才智的具体体现，也可以说是德意志优秀民族精神文化的具体体现。

事实上，对“洪堡神话”和柏林大学的重新审视和研究，就是重新看待研究型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中的地位，试图为国家观和学术自由观的问题找到最优解答。面对现代竞争的挑战，洪堡的理念无疑遭遇了现实的困境。首先，效率问题就是最主要的矛盾点，传统的德国研究型大学，一个教授心无旁骛地带着自己的学生醉心于学术事业，一方面，可能会忽略迎合提高实际生产率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能会让教师满足于自己的“铁饭碗”，从而失去严谨治学的动力。其次，教学研究相结合、侧重研究的模式，也相对忽视教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培养的学生质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毕竟能“搞研究”的学生只是班里少数人。德国教育领导人自然知道“洪堡模式”大学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现代德国高等教育改革努力加快迈向“卓越”的步伐，并在2005年开展了“卓越计划”，在尽可能保持大学独立与自由的同时，加大联邦政府对优秀大学的资助，强化联邦在教育体系中的作用，试图重新回到“二战”前德国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的领袖地位。

然而，回看我们大学的发展，近几十年来充斥着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消费主义陷阱，教授们缺乏教学和科研热情的同时还在抱怨着自己的学生没有足够的智慧和才能来理解自己自以为高深的“真理”，学生们也似乎忘记了自己的本职身份，寻求着校外赚钱和享乐的门道，师生之间的关系仅仅停留在灌输者和被灌输者的肤浅层面。另外，我们或许也该思考一下南京大学教育学者冒荣所说：“当我们在权利的凝视中只是紧盯着鼻子尖上的利益，只是陶醉于眼前的绩效之时，我们是否想到：我们的大学中还有谁能够像康德那样去思考头上的星空？还有谁能够像费希特那样去履行学者的使命？我们是否正在与这些学者渐行渐远？学术自由的星空是否也正在离我们远去呢？”[15]当今，我们应该更加注重端正大学以及内部人员的基本态度，让大学返璞归真，回到它最应该的原始状态，抵制消费主义陷阱，避免浮躁而功利的假性“大学精神和理念”侵蚀。[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