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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边疆视域下的儒家教化略论

2024-01-17李海萍刘珏霖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23年4期
关键词:儒家文化礼乐中华文明

李海萍, 刘珏霖

(1.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2. 湖南省“十四五”教育科学研究基地(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湖南 湘潭 411201)

一、地理边疆、政治边疆与文化边疆

地理边疆、政治边疆与文化边疆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三者在内涵上有明确差异,但在外延上有较大的重叠。

1. 三种边疆的内涵

地理边疆一般以高山、河流或海洋等为界,最为具象,最易理解,也常常由此引起直接冲突。地理边疆作为一种有形边界,常常是国家主权捍卫的焦点。在地理边疆地区常设有国家机关或军队,在边民的生活区设有公立的教育机构。

政治边疆为主权国家政治影响力所达之处。如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上对周围诸多小国有较强影响力,双方形成一定的政治领属关系,在对外行动上具有一致性。又如前苏联的政治影响力辐射到东欧多国,使之成为与西方各国对峙的前沿阵营。再如美国通过其政治与军事影响力,将其政治边界拓展到地理边界之外。虽然政治边疆与地理边疆都有较强的政治属性,但政治边疆的边界较为模糊,稳定性不强;且政治边疆可能一朝易主,其变动性更大。

文化边疆为某种文化影响所及的地方[1],最为无形,也最为持久。如古希腊地区政治上曾为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统辖,但古希腊的文化边界却随着帝国的开拓不断外延,最终造就了极具影响的泛希腊化时代。又如当今美国的文化影响力遍及世界各地,其文化边疆也超出了地理边疆的范围。

2. 三种边疆的外延

阿尔君·阿帕杜莱认为,“当前存在的区域研究范式的困难在于,它倾向于把一个具有明显稳定性的特定构造布局误解为空间、领土和文化组织的永久性联合”[2]。从空间因素和时间因素来看,地理边疆、政治边疆和文化边疆经常发生变化,且三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从空间来看,地理边疆、政治边疆和文化边疆有时高度重合,有时很不一致。例如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虽拥有广袤的实体地理疆界,但政治边疆极度内缩,甚至连传统的中原地区都难以实际掌控。当时的文化边疆更是岌岌可危,各种西方思潮风起云涌,传统文化日渐势颓。反观当今的美国,其政治边疆与文化边疆都远远超出它实际的地理疆界。

从时间来看,政治边疆常常因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而实时变化,最不稳定;地理边疆与政治边疆的变化同步,但实体边界的改变常会引起争端甚至战争,所以地理边疆相对较为稳定;文化边疆则最能经受岁月的冲刷。中华文化历经岁月沉淀,慢慢浸染,如墨渍外散,形成一个模糊却实存的边界。例如“儒家文化圈”就是一个超越传统地理边界的文化区域。

整体来看,地理边疆、政治边疆和文化边疆共同反映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综合实力,常常互为因果。其中,文化边疆最需要长期的建设和呵护。

3. 文化边疆的价值

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文化边疆的形成需要底蕴深厚的思想基础与大浪淘沙后的历史积淀,其影响广泛且深远,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文化边疆具有重要的内治价值。文化边疆捍卫文化认同,这是维系民族和国家的强大力量。文化的疆域一旦形成,则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例如,犹太文化是犹太人维持族群认同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二,文化边疆具有重要的外谋价值。王文光认为,文化边疆可以作为政治和军事的缓冲区存在:如《新唐书》记载,唐朝曾在中亚昭武九姓各国设置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羁縻府州,任命昭武九姓的国王担任都督、刺史[1]。其设置在行政区划上虽无实际意义,但通过提供物质支撑和精神补给,外拓了政治边疆和文化边疆,更好地保护了地理边疆。

其三,文化边疆有助于形成共荣生态。文化边疆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核心文化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韧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3]如果文化没有边界,那么最终可能是某种优势文化一统天下,难以形成世界范围内多样与丰富的文化生态。在各大文明形态中,中华文明正是其中最为持久和强大的文明之一。

二、建设文化边疆的儒家教化实践

教育是儒家思想传承最重要的方法,也是建设文化边疆最根本的路径。这一路径有内外两个方面:对内,通过国民教育坚守文化防线,夯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基础;对外,通过文化交流拓展文化边疆,使儒家文化更广泛地为人了解和接受。

1. 通过国民教育坚守文化防线

“文化边疆”概念早在民国时期就已被提出,“故国人之谈边疆者,系指文化上之边疆,非国界上之边疆”[4]。当时“文化边疆”的范围系指“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之地方”[5],考虑更多的是民族教育问题。我们今天从文化边疆角度思考儒家文化,更多的是要提升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加强文化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6]

21世纪以来,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兴起了国学热。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的实体书院有近千所,利用网络虚拟空间开办的书院也有百余所[7]。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正式设立;同年9月,政府官员首次主持纪念孔子2 555年诞辰祭祀大典,并由中央电视台面向全球直播[8],这种公祭方式沿袭至今并在各地书院、文庙推广。与政府积极推广儒家文化相呼应的是,各地中小学也兴起了以儒家经典为主的经典诵读热。可以说,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官方与民间的共同认可。

尽管目前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双重压力:一是来自地理边疆交错地区的文化渗透。由于宗教与文化形态同境外相似,地理边疆地区存在国家、民族、宗教、文化认同的复杂局面。二是儒家文化本身受到侵蚀。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使得儒家文化受到严峻挑战。

2. 通过文化交流拓展文化边疆

文化边疆的向外拓展包括“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双向举措,如以孔子学院项目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以及吸引外国人前来求学的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等。

孔子学院“旨在促进中文国际传播,加深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增进中外教育人文交流”[9]。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的宗旨则是“通过支持世界范围内的中文教育项目,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国际理解,为推动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10]。截至2019年,全球已有162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50所孔子学院、1 172个孔子课堂[11],在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深化中外文明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平台。

“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政府设立奖学金,资助世界各国优秀学生、学者到中国的院校学习或开展研究”,目前有289所中国大学承担了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培养任务[12]。该项目有效激发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青年学子的来华留学热情,也较好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合作、交流、发展的挚诚。除了中国政府奖学金之外,我国还有地方政府奖学金、高校奖学金、企业奖学金等各级各类项目资助来华留学生。

我国推进语言、文化交流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引起了某些国家、地区的“警惕”。西方国家近年来挑起的意识形态争端导致孔子学院大面积关闭。至2020年,美国孔子学院关闭逾三成;同年4月,瑞典关闭最后一家孔子课堂;同年6月,德国巴伐利亚州召开听证会展开针对孔子学院的调查[13]。在此之前,由于西方媒体的舆论构陷,全球孔子学院大会不得不更名为“国际中文教育大会”。近年来,吸引海外学生来华留学的中国政府奖学金等一系列项目引发的舆情也时有发生。

三、文化边疆视域下儒家教化困境的成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14]。这表明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提炼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如若中华文明缺乏深刻的表达及与之相应的象征,则势必难以广泛传播。

1. 现代中华文明的气质形象尚不清晰

在谈及当前孔子学院的办学困境时,有评论指出其文化传播内容单一且不具现实意义,其开设的诸如武术、书法、茶道等推广项目,属于比较表层的文化活动,缺乏投射与支撑能力。另外,很多孔子学院传授的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化,与学生希望了解的中国现代国情、社会礼仪等存在落差。国内高校的中国文化课教学内容也不够丰富,仍以传统文化普及为主。上述活动不能真实反映当代中国社会蓬勃发展的精神面貌,也难以真正传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文化有道器之论,形而上者谓之道。当今的传统文化教学多展示有形器物,过多从外在描摹中国文化,这固然可以短暂引起学生的兴趣,但无法系统、深刻阐述中华文明的深层逻辑和思维方式。

此外,国际文化交流需要的不是耳濡目染,而是潜移默化。例如,近年在网上大受欢迎的李子柒似乎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她的视频散发着浓浓的中国文化味道。央视曾高度称赞李子柒:“没有一个字夸中国好,但她却讲好了中国文化,讲好了中国故事”[15]。如果不能简短、准确地表达现代中华文明的气韵内涵,而代之以“汉语言学习”“中华文化遗产”之类的简单拼盘,文化交流很难取得良好效果。

2. 文化疆界处的激烈争夺

文化疆域的争夺从来都是硝烟弥漫,意识形态的斗争更是激烈残酷。在我们试图拓展中华文明边界的同时,其他文明形态同时亦在如此努力。孔子学院的艰难处境也属意料之中。“目前形势下,为了保留火种,收缩战线到语言教学是很多孔院唯一的选择。”[16]

文化边疆的争夺首先体现在地理边疆地区,但真正的争夺常常发生在地理疆域的腹地。西方文化对我国的强势输入已逾百年。改革开放后,因为当时的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处于弱势,西方文明携政治、科技、经济之便,在我国广泛“谋篇布局”,将其价值观或明或暗地灌输,特别是利用其掌握的国际网络话语权,通过网络等媒介于无形中传播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西方文化价值观极大地影响了一代人。文化疆界的不断内缩将导致文化认同的巨大危机,继而引起社会结构性失衡,文化边疆的守护已成当务之急。

四、文化边疆视域下儒家教化的路径探索

文化边疆视域下的优秀传统文化建设首先需要一个强大的文化中心,这个中心有稳定的能量之源,并不断向外辐射,形成文化优势扩散,最终搅动一池春水,从而“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1. 打造强大的文化中心

一个强大的文化中心,一定拥有系统科学的理论构建以及在此基础上蓬勃发展的文化实践。理论有其不变的基础,但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实践依托理论,将其核心观念与个体生命建立连接。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指南,而不是僵化的教条,需要与中国生动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紧密结合,不断与时俱进。我们曾在一段时期内经历过文化上的自我否定与割裂,在文化传承、文化创新上都曾有所停滞,现在我们需要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就是要立足当代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构建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回顾历史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迅速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成果,在于其对无产阶级苦难的同情与行动获得广泛支持;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的目的是“坚持人民至上”,为广大人民谋福祉。这些理念都与儒家文化中的“生民”观异曲同工。只有真正做到“为生民立命”“以人民为中心”,文化才可能普及开来、实现“天下大同”。

2. 继承和创新礼乐文化

当代中国文化的精神面貌不甚清晰,除了理论基础尚在深入建构外,还在于文化实践的方式也颇多舶来品,不仅中国风不显,也难以与现实生活、工作有机融合。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我们忽视了代表中华文明的礼乐教化。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处于艰难的文化解构与重构之中。刘梦溪曾言:“这其中的问题多到不知凡几,但最为人所忽略也是最重要的,是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秩序和文明程度的礼仪问题。”[17]礼乐在国家、社会和个体三个方面均有统摄与融洽之作用:一是进入国家上层领域,表现为意识形态;二是进入寻常百姓生活,成为乡规民约;三是进入个体成长经历,成为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礼乐可望在三者之间建立认同,通过三者的和谐统一,形成现代中华文明的稳定架构。

“礼乐”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应当及时激活和重新赋能,从而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礼乐”文明的这种地位绝非偶然,礼乐制度包含基础的社会组织方式和成熟的教育体系,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是国家政教的核心部分。礼乐制度的目的是秩序与和谐,这在任何社会、任何阶段都为人类社会孜孜以求,我们在民族教育上的巨大投入也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和谐的中华大家庭。礼乐存在的根基是共同体的追求,即在一个合情合理的整体框架之中,实现从个体生命之生成到公共生活之有序,既有条不紊,又生机勃勃。同时,礼乐制度能够很好地承载各个时期的国家意志与意识形态内容,礼乐教化融合伦理、知识、乐舞、体育,符合教育规律,若被激活并与科学教育形成互补,将是非常有效的教育形式。

“中国之复兴,必有待于礼乐之复兴,依我理想的社会组织,其中若没有礼乐,必至成为死的东西”(梁漱溟)[18],身体与精神一体化的礼乐图景蕴涵着华夏民族的文化自我认同与生存视域[19]。它要求以一种具体可靠的践履形式引领精神生活,既能关注生命的整体完善,又能很好地兼容现代科技文明。礼乐生活塑造了中华古老文明,在现代社会中也势必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成为守护文化边疆、夯实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3. 推进“天下大同”的儒家文化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20]“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篇》),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先贤就深情描述了天下大同的理想图景,并成为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的精神追求[21]。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对包括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等在内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持续发挥辐射作用,形成拥有深入影响、得到广泛承认的“儒家文化圈”[22]。儒家文化能形成超越地理边疆范围的无形疆域,为周边国家所接受,并与自身文化相融合,源于这一思想体系本身的先进性及普适性。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明的复兴,这种复兴其实已经有迹可循。近些年来,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儒家文化圈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方面的增长有目共睹。儒家文化表现出强大的实用性和兼容性,能够很好吸收、融合现代文明成果,正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文化边疆的域外建设则应从巩固周边原有的儒家文化圈开始,通过共同的儒家文化基因,创新教化方式,慢耕细作、稳扎稳打,使其从过去的“边缘”地带变为心气相投的“中间地带”。这既是维护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所必须,更是作为儒家文化核心的“仁爱”思想作用之必然。

五、结语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尊与骄傲,文化交流颇为不易,特别是在面对有数千年历史的悠久文明之时,更需要了解其历史与现代变革,表现出足够的尊重与理解。西方各国对其在“两希文明”基础上建立的现代文明向来引以为傲,对其他“文明”天然有所排斥,也可能误解中国文化。我们目前主要能做的可能是阐释和强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温良恭俭让”品质,借助汉语教学,以历史为根据,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外王”之道,期待原儒家文化圈国家能够觉醒其中华文化血脉并发挥积极作用。

文化边疆的建设不是单一行为,而是与政治、军事和经济建设同步进行。文化建设最重要的力量还是教化。文化的扎根和传播需要本末俱全的理论体系和蓬勃发展的文化实践,需要国家层面由上而下的有力推动,需要理论工作者的孜孜以求,更需要教育系统中每一个人的辛勤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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