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强

(宁夏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更深刻诠释了我们党始终秉承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曾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谈到：“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1]495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更是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断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也因此成为激励和指引中国共产党不断奋进的理想目标和发展愿景。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共同富裕更是被作为新历史阶段下的奋斗目标和发展前景多次出现在历届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代会)报告(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大幕，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具有承上启下重要意义的关键性会议，因此该会议报告也是本研究的分析文本之一。中。因此，历届党代会的工作报告也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政策话语和理论体系的重要“代言人”。

政策话语分析是通过对相关政策文本、口头表达、历史事件、辩论等一系列语言和非语言材料的文本研究，展现政策问题的意义和建构过程[3]。而党代会报告作为最权威、最能代表党的大政方针的政策文本，是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党内和各方智慧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党践行历史使命的集中表现形式，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4]。为此，本研究通过深入剖析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关于共同富裕的制度构建，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脉络和价值嬗变，继而为进一步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发展提供参考。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五年一届的党代会是结合党和国家未来五年甚至较长一段时间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足于国家、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发展所进行的一系列实践部署和改革创新的大会。大会确立的每一份党代会报告都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在某一特定时期确立的近景和远景发展目标，具有高度的政治引领性、制度权威性和发展规划性。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在共同富裕的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巨大探索，但真正以政策话语出现在国家政策文件层面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调。因此，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历届党代会报告文本中的重要议题和发展目标。本研究选取1978—2022年9份党代会报告作为分析文本(见表1)。

表1 1978年以来历届重要会议报告的基本情况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独立于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以外的政策文本分析法对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进行批判和检验[5]。党代会报告作为我国最权威、最具政治话语代表的文本，通过采取政策分析的方式，提取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代会报告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共同富裕的相关政策话语透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共同富裕的话语指向及逻辑理路，从而进一步厘清政策设计层面关于共同富裕的实践导向。

二、演进逻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文本呈现

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体特征，也是我们党实现造福人民的根本使命。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发展建设工作重点开始朝着共同富裕的道路奋力迈进。通过对搜集到的9份党代会报告和1份重要全会报告文本进行词频检索发现：共同富裕最早出现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而后，共同富裕就成为党和政府发展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和奋斗方向(见图1)。

图1 1978—2022年党代会报告中共同富裕话语词频统计

实现共同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追求和应然所在，更体现了一个党派、一个政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发展模式的独特优越性。根据表2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代会报告中共同富裕出现的词频统计结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没有涉及共同富裕的相关话题，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之初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二大最为要紧的工作是纠正十年“文革”出现的“左”倾错误，工作重点聚焦在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与建设上，尤其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谋划为实现后期的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

表2 1978年以来历届重要会议的有关论述情况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首次完整阐述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论断，并提出了要坚持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6]。随后，在党的十四大至党的二十大历届党代会报告中，共同富裕都作为一个核心议题被视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根本原则和根本任务。由此，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一项涉及经济制度方面的问题，也是关系党的执政根基和民心所向的重大的政治问题。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发展轨迹

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需经历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需在建设发展中创造出全民富裕的小康社会，而不是等到国家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再去实现共同富裕。一代代共产党人在长期的努力奋斗与建设的历程中，探索出了一条契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裕之路。如图1所示：1978—2022年党代会报告中共同富裕词频呈现的发展轨迹大致分为以下几个关键节点：

1.以理论阐述为核心的“孕育谋富”阶段(1978—198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基础上，扬弃了人类历史上所有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成果，使共同富裕理论由空想走向科学[7]。以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在澄清社会主义的时候说到：“社会主义不是使人尽富或皆贫，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8]

在建国之初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毛泽东逐步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社会主义空想。他曾这样指出：“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1]329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时说道：“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9]172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在全面总结“文革”出现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了20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也为确立实现共同富裕的未来愿景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随后，在党的十二大上，确立了20年的奋斗目标，并在战略部署上明确要分两步走，即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10]。可以看出，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持续性、分阶段的过程，急于求成并不契合当时中国的实际国情。但这一阶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几十年，邓小平等人也只是探索性谋划了“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模式，并未提出详细的实施路径。

2.以先富带后富的“改革致富”探索阶段(1987—2012年)。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一度活跃起来，社会生产力也得到了解放。在新的历史时期召开了党的十三大，正确认识了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党的基本路线，并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在社会各项条件发展还不成熟的背景下，此举是符合当时的时代基础和国情实际的。

1992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373相比建国之初的理论谋划，改革开放后对共同富裕的发展探索蕴含着手段与目标的内在统一，即从生产力发展入手，消除两极分化的社会贫富现状。随后，党的十四大召开，又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战略步骤、市场经济体制配置等方面进一步阐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定位[11]。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之一[12]。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强调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13]。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4]从此，共同富裕的内涵得以从单纯的经济层面拓展到了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说，改革开放后，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定位、目标手段、前进方向和发展对象等都有了明确的阐述和把握。

3.以摆脱贫困为核心的“脱贫向富”建设阶段(2012—2017年)。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小康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趋势，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先行举措。2012年11月，随着党的十八大召开，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把共同富裕摆在了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以打赢脱贫攻坚战为突破重点，开始大跨步地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在新阶段，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路牌，并全面融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中[15]。例如，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明确将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并专门论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16]。因此，在这一阶段，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主要通过实行脱贫攻坚战略来改变全体人民绝对贫困的覆盖面，以此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步发展目标，继而进入全面小康的共同富裕发展之路。

4.以缩小贫富差距为核心的“共享共富”阶段(2017年至今)。2017年，随着党的十九大召开，宣告我们进入了新时代，并把新时代界定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主要特征，并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分为三步走，确立了2020年、2035年和21世纪中叶三个关键时间节点[17]8。经过八年持续奋斗，2020年如期完成了第一个关键点——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使现行标准下的 9 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贫困农村人口的人均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 6 079 元增长到2020年的 12 588 元[18]。但全面脱贫并不意味着实现了共同富裕，而是暴露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其实质就是社会各方面出现了贫富差距明显的相对贫困。之后，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确立了“十四五”新的发展纲要，并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9]；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更是强调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从文件中提到的“更为明显”“实质性进展”“扎实推进”等关键词可以看出，新发展背景下对共同富裕的量化目标和发展内涵也有不同的时代要求，即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发展目标都必须着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演进逻辑

对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代会报告的文本透析，不但可以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共同富裕有一个整体性把握，还能通过政策内容与当时所处的政策环境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揭示其政策实施的本质导向与演进逻辑。

1.从“先富后富”到“共享共富”的目标转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起，就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起打土豪、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人人有饭吃”的目标，对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和理论阐释。但由于建国之初，我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动态、分阶段、先局部后全局、不断实现的过程[20]。

改革开放后，纠正了急于冒进的“左倾”错误，打破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与集体“大锅饭”。为此，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是以先富带动后富，继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模式[9]374。然而，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整体进入富裕社会或高收入社会的主要指标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1]。所以，为激活“先富”发展活力，1980年在广东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后，又相继在东部地区设立了十几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发区，有序拉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据统计，我国2020年的GDP为 101 5986 亿元，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4.7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约为17%左右[22]。2017年7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发展新走向进行了具体规划，提出2035年现代化发展远景目标。可以看出，实现共同富裕已从理论谋划的远景目标过渡到具体探索的近景蓝图，从“先富后富”转变为“共享共富”。

2.从“强调计划分配”到“追求公平效率”的理念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是每个人的富裕，是靠双手努力创造出来的小康生活，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高税收、高福利”社会制度，是一种彰显社会公平正义、为民生谋福祉的现实期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处于落后状态，体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不协调、不适应，国家只能通过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来完善初次分配，以满足各族人民之间的基础性物质需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效率与公平兼顾，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需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对资源普惠性的调控来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提出要“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2]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阶段下，我们对共同富裕将更加注重如何促进社会主义分配更加公平有效。

3.从“脱贫致富”到“全面共富”的质量要求。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目标归宿，是指引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奋斗和追求的“指南针”。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解决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邓小平曾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9]255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实现脱贫致富成为走向共同富裕的战略谋划第一要义。例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一步就是消除贫困，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3]共同富裕中的富裕不是单一的物质富裕，而是全面的富裕，即要促进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富裕[2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又对民主政治、公平正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民生水平、教育程度、人民收入水平等各方面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可见，在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已不再只是强调低层次水平的物质富裕——脱贫致富，而是转向更加全面、有质量的全面共富。

4.从“人的学历化”到“人的全面化”的主体追求。当社会普遍处在一个贫困的状态，就缺乏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容易陷入空想的“乌托邦”。为此，只有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才有可依靠的生产力[25]。从实现共同富裕的各个阶段来看，无论是“先富后富”还是“共享共富”，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实现共同富裕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只有全社会的个体都参与到美好生活的共建共享，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持续至改革开放，我国教育工作的重点聚焦在开展大规模的扫盲教育上。到1999年底，我国“普九”覆盖率已达到80%，青壮年文盲率也降到5.5%以下，完成了预定的“两基”工作任务[26]。到21世纪新发展阶段，随着脱贫致富脚步逐步加快，受教育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据统计，我国高校招生从1998年的108万增长到2002年的34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以上，实现了高度教育大众化[27]；到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学生人数达到了 4 002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51.6%[28]，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在党的十七大、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在阐释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强调将实现发展道路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7]14。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更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升到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之一的高度。以上这些都充分表明：共同富裕虽为一个建立在物质财富基础之上的经济发展目标，但其最终发展归宿还是落在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上，是一个从基础追求人的学历化深造到实行人的全面化发展的演变过程。

三、推进举措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也是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疑问的重要一环[2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至今，如期取得了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开启“十四五”发展新格局下，我们更要努力探索出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中国样板”和“中国模式”，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方向指引和价值遵循。

(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为引领，践行社会主义市场基本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和坚实的政治基础，只有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才能坚定广大人民群众奔赴共同富裕的决心。一些发达国家尽管工业化进行了几百年，但始终未能实现共同富裕，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制度问题[30]。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最终如期实现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基本国情、能够带领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历史实践证明：经过几代人努力构建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符合中国发展实际需要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发展根基。

1.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民群众的深度贫困问题一直是历朝历代难以根治的“疑难杂症”。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中国的发展建设才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人民群众才有了翘首以盼的“主心骨”，才能始终在发展的道路中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未改变，距离实现共同富裕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动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保障，才能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不是靠政府财政“输血”的方式来缩小贫富差距，也不能以劫富济贫的方式平均分配社会财富，而是在尊重社会主义劳动分配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坚持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不动摇，才能使创造社会主义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要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的基本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坚决贯彻共建共享的发展原则，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蛋糕”做大分好，才能保障每一位人民群众享受到公平、公正的发展成果，才能切实将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深入到基层、深入到人心，从而充分激发人民群众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创造活力。

(二)以追求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统筹社会多元主体分配关系

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飞跃发展，从投资驱动的粗放发展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模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31]。只有高质量发展所体现的基本内涵、新要求、新理念才能打开共同富裕的发展格局，成为我国推行共同富裕的现实追求。但何谓高质量发展呢？有学者通过比较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得出高质量发展具有稳中求进、人民共享、绿色环保等多维特征[32]。也有学者从经济学角度认为，高质量发展应具备有效性、协调性、创新性、持续性、分享性等特点[33]。可见，高质量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存在方向一致性和发展共同性。因此，探索高质量发展新方向是适应我国当前社会基本现状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经之路，也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

1.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关系问题。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具备与之相匹配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和生产关系。当前，在智能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态势下，我国逐渐实现了第一、二产业向第三、四产业的转移，而更为重要是要探索出能够充分激发生产力迸发的生产关系，从而充分调动劳动者参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积极性，真正实现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竞相迸发。

2.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注重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制度设计，着力实现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基础性民生服务工程建设要以制度性优化设计来处理好资源供给、分配、协调及保障方面的公平与效率关系。

3.处理好“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之间的二元逻辑关系。摆正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宏观调控上各自扮演的主体角色，即政府应积极做好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好办法、新举措，适当体现驾驭与组织调配能力，而市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应充分迸发创造财富的活力，让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各自发挥好市场资源调配的重要功能。

(三)以提升相对贫困治理能力为目标，扎稳实现社会富裕推进步调

贫困治理是一个历史性的、世界级的难题，也是一项长效持续的发展任务。自2020年取得脱贫攻坚胜利以来，我国已过渡到以相对贫困取代绝对贫困的“后脱贫时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共同富裕的共建共享就是人人享有、全民共享，即在发展过程中逐步缩小群体差异。

1.建立相对贫困动态化精准识别机制。通过设计实施动态化的评估识别标准，建立起社会居民家庭档案，以大数据智能化网络结合地区经济发展的消费水平来构建相对贫困合理标准控制线，科学识别潜在相对贫困对象。

2.通过政策宣传、教育帮扶、职业培训及就业引导等多元途径帮扶农村贫困地区建立内生发展的长效机制，实现以农民内生长效增收发展模式取代政策普惠性补贴制度，以缩小贫富差距。

3.及时针对存在特殊困难群体施以基本性政策保障。尤其针对因病、因疫、因残及重大灾害导致返贫、致贫的可能，发挥出政策制度的帮扶作用，对经济困难的高龄、独居、失能、残疾等老年人及孤儿、重症患者要及时完善相应的社会救助机制；同时，要继续大力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更好发挥第三方组织在参与相对贫困治理中的能动性作用，为实现人人共享的共同富裕而积极作为。

(四)以探索建立共同富裕示范区为依托，发挥示范拉动的领跑作用

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努力奋斗，以“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模式为我们成功实现全面脱贫、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面向新的“十四五”发展规划，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更为明显”“实质性进展”对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也就是说，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已经不再流于表面口号式的政策宣传，而是对具体发展目标作出了实质性行动要求。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5年全球人类发展报告》，2014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达到了0.727[34]，已进入到高人类发展水平行列，其中部分沿海发达省份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率先实现了极高人类发展水平(2)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划分标准，人类发展指数在0.550以下为低人类发展水平，介于0.550～0.699为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介于0.700～0.799为高人类发展水平，0.800以上为极高人类发展水平。。这说明，目前我国部分沿海发达省份已具备领跑共同富裕的能力。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布了支持浙江省建立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政策文件，并作出了明确规划[35]，目的就是在探索共同富裕具体发展规划上发挥出“排头兵”的示范效应，为深入推动共同富裕探索出可供复制和参考的经验模式。

1.坚持绿色创新发展理念，打造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样板”。绿色、创新、共建、共享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是共同富裕社会应有的时代特征。共同富裕示范区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领跑者”，应坚持以绿色科技创新为引领，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探索构建绿色、低能、可持续的新时代产业体系。通过与东部高校优质的人才智库、专家团队及科研院所合作打造出能够引领时代的“中国硅谷”，以辐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2.积极探索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模式，分配好社会主义的“大蛋糕”。实现富裕的首要前提是要处理好资源分配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为此，首先应依托政策率先引领全国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机制改革，注重初次分配的“提低扩中”[36]。其次，要建立健全政府在第二次分配中所发挥的宏观调控能力，加快健全以国家财政、社会救助和多方慈善保障为主要形式的再分配扶助机制，同时更要关注低收入群体在再分配中的倾斜比重，切实考虑到困难群众在面临就业、子女教育、养老等方面的难题。最后，应发挥出示范区的经济优势，宣传、引导和鼓励社会慈善、企业机构和协会团队在第三次分配中助力社会繁荣发展。

3.打造精神文明建设高地，实现“口袋”和“脑袋”共生共富。发挥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领跑作用，势必在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精神文化等建设中都要走在时代前列。一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引领，大力提升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塑造，以“爱国、守法、勤劳、文明”的时代元素铸牢实现共同富裕的精神之钙。二是提升共同富裕示范区居民文化水平，坚持以构建终身教育学习体系为引领，积极建设“老年大学”“老年社区”，以满足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发展需要，真正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共同发展蓝图。三是要积极推动建设共同富裕民族团结融合示范区，着力推动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保护、创新；同时，发挥出教育、宣传和网络在助力实现民族团结融合中的积极作用，让全国各族人民都能不分彼此、共建共享，搭乘新时代的“快车”，奋力奔赴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