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俊铭，玉菊浪

(1.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2.贺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贺州 542899)

2022年底，一款新型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风靡全球，迅速成为现象级“网红”。ChatGPT作为美国OpenAI公司推出的智能对话工具，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全球的活跃用户突破1亿，“破圈”后旋即成为生成式AI界的“顶流”，引发持续的关注度，其相关延伸话题不断发酵，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简单来说，ChatGPT既知天文又晓地理，还能撰写论文修补BUG，甚至能够通过交互聊天给予人类情感上的建议，如同富有智慧的人类一般能执行多种任务。ChatGPT有赖于Transformer这一大型语言模型的技术底座，借助海量数据的文本语料库中进行大量的学习训练，再基于人类反馈强化学习并完成调适以更为精确的形式来适应人类。它尽管本质上仍旧处于自然语言处理(NLP)的范畴内，但已然由前瞻性概念走向实用性工具，再加之数字技术商业化的组合并在消费端的大规模使用，让“由虚向实”的业态转变激发出各领域、各行业的持久狂欢。因此，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物经历着由“弱”向“强”的蝶变，正走进通用人工智能(AGI)的跨越式时代。

显然，生成式AI几何式增长的势头在短时间内不会减弱半分，且随着数据存储能力的强化、语言处理技术的升级、多维场景应用的延伸等人工智能技术的纵深发展，让ChatGPT在同人类的交流性学习与互动性反馈不断迭代进化。此刻，ChatGPT是以人类助手的角色出场，依托数据、机器、算法等数字技术的人工智能物正在逐步强化其自身的赋能功效，并以无止境进化的形态加速渗透到人类的生活而不遗漏一丝角落。可以说，“它正应用到人们的学习、工作、生活、娱乐等领域，……并深刻地影响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1]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被认作聊天类机器人中的集大成者，体现了人类生活在智能时代人机生存的新风向。依托数字技术的人工智能不可避免地对社会大众产生影响，其对人类生活的变革性重塑直接催生了“数字生活”(1)曼纽尔·卡斯特在本世纪初就预言未来会出现“新社会形态”，而数字技术带来的网络化逻辑“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重塑人类的日常生活。哈贝马斯提出的“生活世界”理论对数字时代的当下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约翰·厄里用“居住机器”时代来指代21世纪，各式各样的数字电子设备包围着人类及其生活，人生存在于“居住机器”之中，也生存在全球性的虚拟网络。不同的称谓认识背后都是在阐释人类的数字化生活。依托数字技术的人工智能同人类共存的生活新业态，社会大众的学习、工作及社交等几乎所有活动均受到数字技术搭建的多重生活场景的变革性重塑。参见：曼纽尔·卡斯特著：《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569页；Habermas，Jurgen，“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2，Life world and System：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Beacon Press，1987：127；约翰·厄里：《全球复杂性》，李冠福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58-159页。。人类在学习、工作、社交等方面的转变是从“人—人”转变到“人—物”的真实展现，是社会大众在面临技术主义与符号主义联结后呈现出对事物复杂矛盾的超脱思考，表明了“人—机”关系在生活哲学中某种理念的更弦或对休闲生活复归的信念表达。人工智能物是否会在无休止的快速升级后，在不久的未来产生脱离人类掌控或产生自主思维抑或反向攻击人类等潜在性危险，我们无法未卜先知。社会各界对于ChatGPT火爆出圈所卷起的“AI风暴”，有持对未来“人—机”世界的乌托邦式畅想，也有“背叛转折”[2]累加后的“灭世论”警告，但更多的仍然是站在理性视角再次追问“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人类”。本文意在详尽描绘人类同数字生活的交织具象，通过“人—机”的切入视角，将两者关系面临的现实挑战、适应的路径等进行深化探究，致力于祛除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物的神秘魅影，建构更为和谐高效的人机关系，以使人类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的智能化生活。

一、数字时代人类同数字生活交织的图象呈现

人类生活的现代化表达同数字技术紧密绑定在一起，人工智能的存在已然是社会割除不掉的客观事实。碳基结构的人类同机械连接的人工智能物相比，有自身脆弱的一面，但人类能够利用人工智能物来强化物理结构，使其四肢能力得到延伸并更富灵活性。随着现代社会物质资料的相对充沛，人类对自我认知与精神享受的强调逐步成为主流，数字生活复归于其本身对自由尺度的追求并更加符合情感外化的主观需要。社会大众利用人工智能的出发点是基于自我的解放，人的身心从各类束缚中解脱，从而获得充足的自由时间；同时，“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3]因此，着重剖析数字时代人工智能对社会大众在学习、工作、社会等方面造成的巨大影响与冲击，我们应当站在哲学视角去分辨种种景象，才够更好地窥探两者的复杂关系。

(一)大众陷入自我学习的假象营造

学习是人类促发对存在性事物认知的前提性基础。当下，承载数字技术的人工智能物冲击了原有的学习体系，使得社会大众走向自我学习的新突破。事实上，在全民学习的时代，学习并不局限于正规的课堂教育，这一概念显然已经走向泛化，既涵盖教育型学习，也包含了自主性、日常性、交流型、个性化学习等。ChatGPT作为聊天型机器人，给它输入一个问题，它便会迅速输出一个答案，尽管生成的结果存在不可避免的偏差。在数字生活中随着搜素、交流、互动的点击顷刻间便完成了知识的传递和学习。由此而言，我们借助数字技术来对自我学习状态的新营造，依托ChatGPT之流的人工智能使传统学习的模式、方式、内容、主体等方面都受到大强度影响，一场声势浩大的变革在所难免。当然，全盘囊括数字时代人类学习的具象是不现实的，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分清主次，抽取人类学习的关键要素，旨在管中窥豹。将人类学习分解为两个具体的维度，即“学习什么”和“如何学习”，前者关注学习过程前的知识，后者重在学习过程后的汲取。一方面，是知识的传播走向分散，其结果便是知识形态呈现碎片化、多元化、紊乱化等特征。数字时代的知识演化为“软知识”，并增添不少的不确定性因，“信息洪流中充斥着大量未被专家充分证实和验证的、仍处于争议的，或仅是一种可能且易发生改变或被修正的知识。”[4]人类学习所要接收之物失去了系统性的整体，沦为电源光缆传递的明暗闪烁的光点。知识看似越来越容易为人类所掌握，学习的假象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被营造了出来。另一方面，知识进入人脑丧失了身体感官的唯一性，借助人工智能成为另一种合法性方式。学习的便捷性在于传统的时空边界的悄然突破，与聊天机器人交谈可以不分时间和地点，学习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学习进度和学习条件使用 ChatGPT 进行学习[5]。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数字技术，可以为社会大众提供更为泛在的多元场景。人类在人工智能的服务中享受自我学习，并愈发依赖人工智能的获取途径，“我”自认为掌握了更多的知识，营造又一重假象。双重假象状态的营造让整个世界呈现出一副众人追求自我学习的完美图景，知识在当下确实能够用人工智能极为即时而便捷地提取，这也正是生成式AI的强大之处，“但也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这样对于人是什么知道得更少，没有任何时代像当代那样使人如此地成了问题。”[6]类似“二律背反”的效应在数字时代的人类学习中蔓延，对旧有学习形态的“破坏”在无限制的放大下加速进行。这样看来，ChatGPT似乎成为避免学习的一种方式，“碳基”学习似乎正在被“硅基”学习尝试性侵蚀，假象之下需要人类重新审视学习。

(二)技术性失业潮或将降临大地

工作的历史价值得到时间的检验，让社会大众产生正向的印象，“工作是人类的一种正常状态，不工作是不正常的。”[7]但是，进入数字时代，传统的观念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面临变革的可能性，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人工智能胜任人类工作的强度和广度在其不断升级中持续深化。工作成为ChatGPT之类人工智能的正常状态，只要插上电源便能进入无休止的工作状态，而与此同时，人类在享受自我工作能力退化的精神快感。当然，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传统观念的转变并不是意味着工作的意义或伦理价值发生了改变，而是人类从事某种职业或某项工作的方式变得多元而富有选择性，现实性的直接接触在减少，架构在智能硬体之上的各类人工智能软件充当着不可或缺的工作媒介。以ChatGPT为例，它在聊天、互动、回答问题等方面几乎可以胜过90%的人，其智商已逼近“类人”水平，甚至能轻松通过谷歌编码三级工程师的入职测试。回顾近代以来人类的工业发展史，以泰勒式为代表的流水生产线将成为供人欣赏的历史遗迹，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各式装备成为了新的生产线。因此，不断进化的数字技术促动人工智能走向更深层次的工作夺取，即“取代那些可以在预设程序中编码的工作，并提高那些在只有人脑可以掌控的层次上需要的即时分析、决策和重新程序化能力的工作。”[8]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体力劳动已经在之前的工业自动化系统得到充分验证，其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工作中解脱出来，下一步是要使人脑同脑力劳动活动相疏离。“类人智能”的类脑有着超越人脑脑力劳动的“物种”、功能、进化等优势，比照达尔文用进废退的进化原则，人的身体和大脑将可能会遭受到严重的退化。“随着计算机开始占据越来越多的知识工作任务，技能退化的速度将会加快”[9]，这或将是人类自诞生以来第一次面临系统性退化的危险。有媒体和机构整理了最有可能被ChatGPT取代的10大职业(见表1)，浓厚的危机感开始向社会蔓延。

表1 美国杂志《商业内幕》公布的ChatGPT可替代的10大职业排行榜(2)资料来源：Business Insider，Frey and Osborne(2013)。参见：“ChatGPT：the 10 Jobs Most at Risk of Being Replaced by AI”，https：//www. businessinsider. com/chatgpt-jobs-at-riskreplacement-artificial-intelligence-ai-labor-trends-2023-02，访问时间：2023年3月5日。

当然，就算是迈向“类人”门槛的ChatGPT，在应用过程中也存在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现象，人类在给出不符合常理或根本不成立的问题，比如“哥伦布2015年来到美国的情景”，其照样能够输出“一本正经”的回答。甚至有好事分子利用ChatGPT来炮制“杭州取消限行”等类似的假新闻事件，虽是“玩笑”之举，但已然对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暴露其隐藏着的负面性因素。ChatGPT的实质并没有突破“奇点”，其重要的提升点在于整合和强化记忆，可以在承认错误的基础上给出更好的答案，能让大众感受到互动的愉悦，这种看似舒服的相处模式让人类深陷技术性失业潮而不自知。“人工智能取代人”的观点近些年来甚嚣尘上，部分工作的消失确是由人工智能或算法引起的。因为，人工智能的外化物——机器本身便是作为“对象化的知识力量”[10]，这是分析现今数字时代人类社会走向的本质性要求；同时，它只要受制于生存兼容并未能获得超过人类认知范畴不可预测的“高级力量”。但值得警醒的是，现实呈现出的是因功能升级开发而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对人类工作的侵蚀程度在加深，技术性失业者或将进一步沦为“无用阶级”，在愈发拉大的数字鸿沟中陷入被全球化世界体系排斥在外的悲惨囧地。简言之，“技术有可能颠覆现有工作的稳定性。……技术既是对手，也是主角，它既给予又带走。”[11]90

(三)沉浸在“零”距离的模糊化场景

社交是人类对自我身体之外的外部世界的交流性探索。复杂交织的社会关系网以无形的样态影响着身处社会之中的群体性动物，数字技术的初始目的便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创设更为便捷有效的社交方式，但其迅猛的发展似乎偏离了预设的轨道方向，时空浓重的“压缩”感已然压迫到了现实社会中人类的正常呼吸。数字时代，个体诱发式的孤独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不断集聚为“群体性孤独”，“我们为了连接而牺牲了对话。……我们期待他人少，期待技术多。”[12]数字技术依托虚拟空间、数字媒介、智能终端等具态，不断蚕食着社会大众在物理亲密基础之上的公共性生活。于是，“零”距离的新社交形成，人类操纵人工智能以实现空间距离的超越，但却同时成为人工智能物的一部分，走进心理距离的自我设防而浑然不知。一方面，传统的面对面社交形式被颠覆。戈夫曼提出过著名的“自我呈现论”，他认为“互动(即面对面的互动)大致可以定义为当若干个体面对面在场时，彼此行为的交互影响。”[13]身体的实质性交往借助实体化场景激发社会大众的社交兴趣，互动在不同个体面对面的过程中不断扩散到社会，但身体交往的主导地位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之下逐步丧失，人工智能的出场意味着人类身体的部分“缺场”。人类与ChatGPT的对话与互动可以在任何时空状态下进行，其躯体或许还置身于有限而固定的时空之内，但其与现实的联结变得愈发肤浅，似乎方寸之间的屏幕成为最后的那一根救命稻草。移动终端创设了流动的模糊化场景，而ChatGPT之类的人工智能将场景投射于人脑中并进一步固化。“存储于这些居住机器中的‘人’已经被数字化；从而，‘人’不仅‘正存在于时间之中’(just in time)，而且‘正存在于空间之中’(just in space)。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更多地表现在信息和移动的去物质化方面。”[14]人类重塑了社交的崭新状态，模糊化的多重场景在同一时刻完成无限叠加，产生“具身认知”。另一方面，社会大众的心理距离在数字技术的强化中不断疏离。数字生活在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中加速建构，“随着技术交流手段的不断扩展，我们发现我们的交流并不局限于人机交往。我们越来越多地与物体、机器和物联网进行交流。”[11]135Siri(Speech Interpretation &Recognition Interface)的回答来得简单而快速，Alexa善意玩笑下的语音帮助，微软“小冰”兼具暖心与毒舌两类属性的对话，甚至ChatGPT具备更强的交往性能等，人类沉浸在虚拟世界的狂欢。虚拟代替现实的社交形态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面对面社交的沟通、身体、时间等成本，但其错位的发展也反向激发个体的自我设防，对现实生活愈发呈现冷漠的姿态，进而滋生出另一种深邃的孤独与空虚。麦克卢汉用“信息即按摩”(message is massage)的口吻说出人工智能物进行数据传播产生的“按摩”功效，暂时性的麻醉效果如同饮鸩止渴般的快感，只能暂时缓解社会大众的心理疲惫，但无法真正将我们从孤独的陷阱中解救。因此，数字生活零距离的社会化呈现是人与物之间的加速联结，而矛盾交织于人这一节点主体本身的中介化行为，人工智能越是升级，人类则越走不出恶性循环的怪圈。

二、数字时代人类面临数字生活的现实挑战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15]在数字时代的今天，理性透视“人—机”关系下复杂行为的理论表征，是在新的认知体系之中对其精准界定的必要前提。人工智能的禀赋折射出的是人类本体的行为倾向，是人类赋予其对象化的镜像构造。诸多图象的背后是社会事实所交织而成复杂形态，ChatGPT沾染的类人症候正是由人类赋予并不断强化的，理性剖析仍旧要回到人类社会生活当中去，才能揭示深层次的幻化奥秘。当然，当下的人类在适应数字生活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现实挑战，稍有不慎便会陷入机器深渊的可能。因此，神化、淡化或妖魔化ChatGPT之类的人工智能物，皆是不可取的态度，唯有认识并理解当下人类面临数字生活的现实挑战，把握现象背后的社会发展规律，才能战胜风险挑战来为人类社会谋得应有的发展福祉。

(一)技术的幻化，逐渐侵蚀人类的信仰基底

毫无疑问，数字技术支撑着人工智能拥有“类人”的智商，学习到了人类自身对待他人所采用的伪装。技术的工具性价值在不断地使用，人们对于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与“人的行为”已然达成一定的共识。海德格尔在前人的认知上，提出技术的本质在于“解蔽”。“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那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适合于技术之本质的领域向我们开启出来。那就是解蔽的领域，亦即真—理(Wahr-heit)之领域。”[16]数字技术同样沾染这一症候，借助“促逼”的手段来完成解蔽的过程。“硅基”智能物是被技术解蔽的产物，在同人类这一“碳基”生物的比照中不断进行自我形态的流变，它并不能依据人类既有的认知去证实。实际上，人工智能关联着社会大众的“存有”，向他们展示世间万物的奇妙，也让他们在“人—机”关系中发现自己的存在。剖析ChatGPT的底层技术架构，其智能语言系统必须要与人类的语言信息产生足够紧密的关联，才能发挥出“类人”的神奇功效。“机器语言智能更多的是一种共生关系，依靠互联网的发展，在缺乏产生新概念能力的同时，在大量吸收人类语言信息的基础上，实现高度人性化的对话体验。”[17]因此，可以理解ChatGPT同社会大众之间沟通的无障碍，但数字技术便是利用这种幻化来接近人并博得好感，开始用以侵蚀人类信仰的基底，尤其是关于学习的信仰。“知识就是力量”“乐学”“学而时习之”等传统信仰在数字时代的当下已然走下神坛，ChatGPT 之类的人工智能几乎能够解答所有的问题，其仰仗着强大的大数据、强算力等数字技术来用“役物”的手段来实现对人自身的驾驭，从而导致人类物化现象的进一步加剧。根据国外机构在线课程供应商的调查显示(见表2)：学生使用ChatGPT来完成自身的学业成为普遍的现象，学习似乎并不是最主要的事务，关键是学会如何使用ChatGPT之类的人工智能物。

表2 在线课程供应商 Study.com 在1000名 18 岁以上的学生中的调查(3)文巧：《日活量破千万 ChatGPT为何火爆全球？》，《每日经济新闻》2023年1月31日，第4版。

历经千百年打造的信仰王冠在人工智能面前呈现出不堪受重的景象，可见数字技术降维打击的能力之强，影响之深。它利用自身的高效与便利，诱使社会大众放弃了曾经那种对知识的渴望，且失去理性思考以及对社会批判的能力。人工智能创设的环境如同女妖塞壬的歌声般动听而富有诱惑，社会大众关于生活的注意力在这种环境下近乎被剥夺，进而“不断修正个体条件的技术逻辑”[18]，也使得人类自身的信仰同人工智能的“意志”逐渐趋同化。当然，关于数字技术的未来也成了人类难以预料的未来，只能设想未来社会将与数字技术牢牢绑定而不可分割，技术又或许就是社会，是其外化的具体形态。未来社会的生活似乎一切的预测都不能成为预测，“不仅未来技术的变化存在不确定性，而且未来技术变化的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包括这些影响在哪里，是否有利，或者利弊交织。”[19]“不确定性”意味着边界的持续模糊，预设的数字生活方向便加大了偏差的可能性。技术也许并不是人类最大的威胁，可能性威胁是我们优先考虑或使用技术的选择，这种趋势反向蔓延到人类的内心，偏偏又因为我们自己而冒出借助人工智能来回答疑问的想法。

(二)资本的卷入，倾轧着人类的生存空间

作为与资本主义伴生的灵魂，资本以无孔不入的姿态侵入人类的生活。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他窥探到机器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独特功效及在工作对抗中扮演的角色，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悄然发生着改变，由传统的“形式从属”变为“实际从属”。“因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展了，并且只有随着这些变化一起，才有可能在直接生产中大规模应用自然力、科学和机器。”[20]技术化替代人力的趋势使得工作岗位被肢解为单调而乏味机械化劳动，资本让原本“机器服侍”于人的完美情形嬗变为人去服侍机器的夸张景象。数字时代，“实际从属”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之下进一步加深，“资本统治”的形态发生转向，数字资本成为新的顶流，艾伦·图灵的预测在今天依然不失道理，还愈发成为现实的缩影，“智能机器会在人类的生活中普及，让日常生活变得无比便捷，还会与当代信息型经济无缝对接，让人们不知不觉就身处其中。”[21]在数字技术加速发展的现今，人与人工智能物之间的界限如同烈日下的积雪一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融并模糊，人的主体地位在冲刷中不断松动。数字技术同人类的对接并采取隐而不彰的柔性嵌入，它看似给予社会大众充分自由的幻象，但时刻在升级进化的人工智能时刻在倾轧人类的生存空间，特别是对于工作的占有愈发明显。“解雇替代剥削”(4)阿尔贝·雅卡尔认为劳动生产率经过一个时期的迅速提高，发展速度自然会减慢。然而出乎预料的是，它反而加速发展了，并且是持续的，这主要归功于电子技术的发展。听从电脑指挥的机器人随处可见，它们占领了人的位置。它们从不生病，不参加工会，也没有情感。这样的竞争是不公平的。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机器取代了人，人没有用处了。甚至不再有剥削工人的必要，只要开除他们就够了。解雇接替了剥削。 参见：阿尔贝·雅卡尔：《我控诉霸道的经济》，黄旭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4页。的“人无用论”论断看似合理，人工智能取代人的工作，使其丧失“工具人”的功效，但幻象身后实则藏匿着更深更隐蔽的剥削，部分的缓和并不能掩盖实质的剥削。数字技术之下的工作方式看似充斥着自由的文明，实则内在的剥削手段呈现越发的精巧，形式与实质的深层次矛盾伴随着社会大众利用人工智能的始终。人工智能作为数字化存在物，有赖于大数据、计算能力、算法创新等数字技术的支撑，其中算法是重要的关键性元素，“算法是定义一个可终止过程的一组有序的、无歧义的、可执行的步骤的集合。”[22]ChatGPT之类的人工智能需要的是智能算法程序的强大推演能力，最新发布的ChatGPT5以超万亿参数来计量，远超GPT3的 1 750 亿个参数，这象征着其能够处理更多的数据，生成更富复杂、准确、连贯的多样化文本，也意味着能替代更多职业和更多群体。数字资本所有者借助无数集合的终端输出来对工作的分配、设定和完成，而数字劳动者“占有”的只是表象的硬件。数据衍生的高价值产品以及数字资本的垄断性地位都是数字资本系统性操作背后的实质性内核，原来神圣的工作成为数字技术利用社会大众的数字设备做出行为产生的随意玩偶。此外，数据技术让数字资本的不“在场”成为人工智能的统一意志，自由自在工作下潜伏着资本的眼睛。福柯认为节制的惩罚让肉体的血腥意味消退，而转向灵魂的审判。现在，人的身体是一个工具或媒介[23]。数字时代的网络也以液态化的形式架构起“全景敞视”的监狱，借助无形的规训在个体的身上留存结构式烙印。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在网络节点中完成对社会大众的反向规训，自由职业者的自由受到数字资本的宰制与监控。简言之，数字资本假借人工智能的名义无限扩张，“将一切可以纳入其框架的个体甚至物品，都毫无例外地纳入它的支配之下”[24]，同质化的新力量让人类的生存空间不断压缩，直至数字生活形态成为我们的全部。

(三)情感的宣泄，充斥着人类的数字化表达

由本体论视角来看，情感的的化外形态组构成了人类的生命特质，“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25]211人类是带有复杂情感的生物，借助情感的各类实质化表达来不断拓展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情感能够将社会大众由集体式的经验中抽离出来，再次获取新的“存在之力(force)或行动(puissance)之力的连续流变”[26]。因此，人类的情感与动植物的“刺激—反应”的简单模式形似而神不似，它代表着单一个体身体的知觉状态并以动态调节来回应身体之外的世界。在数字时代的当下，社会大众的情感对象发生重大转变，即从人到物的情感迁移，但这并没有改变其狂热的宣泄，只不过传统的身体表达转为点击、浏览、评论等数字化表达方式来加以呈现。倚靠数字技术加持的人工智能将人类身体的关联性减弱，数字化的交换关系成为社会的时髦，数据建构起来的虚拟空间极富诱惑力。因此，社会大众对人工智能同样带有着多重情感体验，强烈依赖之中带有几丝厌恶，但上瘾的特质反向验证着我们自身身上有些东西是在“等待上瘾”。首先，人类对人工智能呈现强烈的满足感。要看到，人们无法抗拒数据带来的数字化生存，也割舍不下便捷体验过后的满足感[27]。ChatGPT强大的学习与交互能力，几乎能囊括万物，在构建贴近人们时常生活的应用场景的同时，对上下文有相当程度的理解，社会大众能够在舒适而愉快的话语叙事中与之对话并得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ChatGPT在智能手机的终端呈现最为便捷，屏幕虽小却可畅游世界，自由意味着在人工智能物的无止息的使用中格外强烈，但这或许只是人类单方面的臆想。人工智能借助数字移动终端营造出看似更多自由的假象，但是从中也产生了灾难性的强迫，即交流的强迫。如今人们与数码设备之间有一种近乎迷恋的、强制性的关系。在这里，自由也化身为强迫[28]。灾难性的强迫感在满足感未达到顶峰便旋即而来，社会大众在全民的狂欢潮下沦为乌合之众，其偏执的性格促发人借助“虚体”在虚拟世界遨游，试图穷尽对社会所有事物的了解。当社会大众不再迷恋身体，而愈发依赖人工智能的时候，情感上固有的偏执持续延展并创设出相对固定领域，“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东西的通讯领域”[29]。长此以往，社会大众被束缚在自我编织的信息茧房之中无法突破认知的局限，追逐自由的满足感被扑面而来的强迫感所替代。不断积聚的强迫感以密不透风的网锁住人类并扭曲其情感的数字化表达。行为障碍无法在虚拟世界中得到发泄，而反向施加于社会大众的身体对周遭事物产生不良的涟漪。于是，我们再次经历情感转向而滋生出失落感，即无力摆脱人工智能的梦魇，又找不到现实的出路，似乎人的身体与大脑产生了不能兼容的错觉，信息焦虑症、网瘾、“技术恐慌”等症候都是强烈失落感外化的现实写照。从“满足感—强迫感—失落感”的病态呈现，人类在层次感的不断叠加下走向情感的异化，进而在无止境的宣泄中导致无声的爆炸，经济理性的行为选择便是要剥离情感，“人要像机器一样运转，情感就成了阻碍，必须被彻底清除。”[30]最后，情感成为了人类在数字时代的假想敌，抹去了曾经实质的表达痕迹。

三、数字时代人类适应数字生活的优化路径

数字时代，观察人类与人工智能物共生的现象，势必要在哲学的高度上来进行追溯，进而采取契合的逻辑来理顺两者的关联性，并使之朝着有利于人性发展的方向去努力。我们对待未来世界并不是等待黄昏才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31]，而是辩证之下采取必要而积极的行动。如何透过社会具象看清事物的本质是适应并拥抱数字生活作为人类在数字时代重要的出发点，要完成对ChatGPT之类的人工智能祛除神秘化的任务，将其拉回到现实之中审视。在日常生活中，数字技术以其强大的塑造能力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换之全新的联结关系，数字化的转型与升级成为生活的常态。由这种新关系的分析着手，从平衡、赋能、共享等视角切入，精准找到人类应对人工智能实质性影响的良药，从而搭建起人类在数字生活之下的和谐之道。

(一)保持多维的平衡，稳固人类在数字生活中的主体地位

数字技术带来的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创新，让人类对未来生活夹杂着复杂的思绪。面对迅猛的数字化浪潮，人类应当站在理性的制高点来看待ChatGPT之类人工智能的发展，正确看待数字技术本身及其应用后的结果，需要避免陷入“人工智能万能论”的过分乐观或“数字技术原罪论”过分悲观等错误的观念(5)前者观念的代表，联合国对未来社会的数字技术加以期待，认为指数型增长的技术可以为人类带来一个富足的甚至是共同富裕的社会；后者观念的代表，理查德·大卫·普雷希特是悲观主义者的代表，他十分担忧技术“奇点”的到来会给未来世界带来恐怖的后果，人工智能最终可能会毁灭人类。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教育科学出版社，2022，第124页；理查德·大卫·普雷希特：《我们的未来：数字社会乌托邦》，张冬译，商务印书馆，2022，第61页。。要知道，人是人工智能的尺度所在，其主体地位不容动摇，“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25]46是人类思考的落脚点，数字孪生出的“类人”关系也是人的主体性在数字生活中的映射。人类要通过保持技术、资本与情感之间的平衡来巩固自身的地位，摆脱数字拜物教带来的盲目而走向对人工智能新的驾驭。

1.社会大众保持技术与情感之间的平衡是最为紧迫的需要。在未来社会，“我们不仅需要推进智力发展，而且还要支持和培养情感与精神能力。我们非常需要在他们之间达到平衡——高科技与高情感之间的平衡。”[32]技术的设计中要突显人本化的情感，没有情感掺杂的技术无法形成潮流，要以人为参照物去“制造”人工智能，ChatGPT的“类人”互动便体现出这一点。此外，人类要编织明晰的边界意识，在自身数字素养的提升中增强对技术的掌控能力，以法律法规来规制数字技术的无形边界，确保技术朝着人为设定的方向而不偏转。

2.社会大众要保持技术与资本之间的平衡。两者难以割舍的同构已然成为数字时代的日常化图景。“技术的资本”和“资本的技术”的具象从侧面也反映出要将两者进行适度的平衡，因为“当技术受制于经济力量时，人们就仿佛难以拒绝技术的诸种产品。”[33]因此，我们要审慎利用资本，警惕其与技术共谋而沦为人工智能的附庸，需要在具体制度的设计过程中管控逐利的资本，使其成为引领数字技术发展的正向能量；同时，在建构资本效率机制的前提下加大数字技术的开发研究，利用数字技术的科研成果反哺人类社会。

3.社会大众要保持资本与情感之间的平衡。无论是拉图尔谈论“资本主义的情感冲击”，还是伊娃·依鲁兹对“情感资本主义”的认知，都透显着资本与情感的密切关联。深究情感的魅力，“我们受我们的感觉和情感的引导才那样做的，我们把它们投射到正在被判断的事物的身上。”[34]数字资本也是情感所投射的对象，要避免资本过分的集聚而导致情感集约化情形的出现。人类要积极投资并开拓生成式AI的市场，在着重引导数字技术潮流的同时关注人性自身的情感需要，运用国家、社会、舆论等多方面的宣传引导来打断资本市场对情感的有意操纵与刻意制造，促进数字资本的良性发展。社会大众要强化自身情感的主体性表达，掌控资本市场构想并运作出来的偏向性结果，自然也从中稳固住了人的主体性地位。

(二)维持高效的赋能，大力强化数字生活的伦理向度

在数字化浪潮奔袭而来的当下，“我们肯定会依赖人工智能，就像我们现在依赖电脑和智能手机一样。”[35]数字时代，社会大众同人工智能的相伴共生在数字生活的迅猛发展中已无法绕过，而高效的赋能业态成为人类掌握人工智能并延展自身功能的最佳途径。数字化的赋能指的是借助大数据、移动互联和人工智能等数字化工具以特定的方式给予特定群体一定的能力[36]。赋能业态同时关注的是人类和人工智能的交互，前者向后者施加科学的伦理导向，后者对前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功能提升，进而实现互促型数字生活的欣欣向荣。

1.推动技术赋能，提升社会大众数字运用的技能。不同群体之间对数字技术的使用存在着事实、态度、理念等方面的差异，社会大众要清醒地认识到数字技术工具性价值的限度，而不陷入对技术的偏激。“技术傲慢始终是技术垄断论的威胁，因为技术垄断助长技术的傲慢。技术垄断论还助长麻木，使人看不到在收获新技能的过程中可能会丢失的技能。”[37]在这种伦理前提下，技术赋能要着重提升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数字运用能力，填补数字鸿沟，进一步缩小接入数字技术人群与没有接入数字技术人群之间的实质性差距。当然，国家还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利用技术赋能来推动社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在加强基础性信息类设施的建设的同时加大对其覆盖率、渗透率、使用率等方面的持续关注。

2.引导资本赋能，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现今，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不仅将创造智能化新需求，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而且将通过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重大需求深度融合，改造经济社会活动各环节，推动经济社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跃升[38]。面对人工智能几何式的增长，国家要抓住资本的“文明面”，有效驾驭数字资本，克服技术资本化带来的数字霸权现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伦理观；同时，要在坚守社会效益为首要原则的基础上积极释放数字资本的正向能量，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深度融合，将原来数字技术较少关注的领域或盲区，以有效的资本引导来显著消弭数字不平等、数字“孤岛”等问题。

3.关注情感赋能，呼唤人类内心的本真。数字技术延展了数字生活的截面，但没有相应地强化社会的适度韧性，需要情感赋能的介入来改变窘境。社会会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改变，而伦理也跟随着社会的改变而调整，不断增强人类自身适应数字生活的意志和决心是面向未来的必要准备。因此，应当协调国家、社会、家庭等多方的力量来参与社会大众的心理建设，为个体创造更优的数字媒介使用条件，从而有利于消除数字生活给人类带来的抗拒、排斥、不适从等部分不良情感。上述的技术、资本、情感的赋能，简言之，能够复合于道德赋能的伦理框架内做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此时，赋能的限度成为值得关注的思考点，未来主义话语中的一个重要伦理问题便是它倾向于对人的还原隐喻。“机器和信息隐喻暗示着混合性和永生，挑战了传统的人性概念和基于这些概念的伦理学。……这种想法支持了乌托邦式的控制策略，并助长了将人类实为实现完美目标的不完美手段的错误道德。”[39]我们不能为了无限升级人工智能的“类人”特质而走向伦理规范的反面，而需要以各种方式来加以有意的限制。

(三)坚持数据的共享，积极建构数字生活的正义导向

数字时代的当下，社会大众在人工智能的无形操作页面中完成数以亿计的点击、浏览、评论、转发等数字行为，无数扑面而来的电子信息汇聚成数据的汪洋，人工智能的滚滚潮流，告诉世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存货，而在于数据。”[40]事实上，数据只是在具体使用过程中被人为增添意识形态的偏向，其作为客观性现象本身并无特定的价值立场。数字生活的悄然来临已成为既定的事实，抗拒、抛弃甚至是诅咒数字化，希望借此返回虚幻的袅袅炊烟的生活之中显然是不明智的举措，拥抱并驾驭各类智能设备，走向“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25]689，才是真正合乎历史逻辑的正途。

1.厘清数字占有问题的根源。数字化的进程并不是批评的对象，而数字资本对“数字万物”的无情垄断才是腐蚀正义的真正元凶。数字生活的正义导向必须是数据之类的要素及其衍生出的产品、服务、机制等具备准公共物品的公益属性，坚决抵制数字资本无偿占有数据的怪象。习近平对数字经济的去垄断与规范发展有着高度的重视并指出：“要纠正和规范发展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和做法，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41]国家要设定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性方向，突出人民性原则，加快各类资源要素的导向性流动。

2.建设公共的数字平台。“平台资本主义”(6)尼克·斯尔尼塞克认为，数据是一种被提取、被精炼并以各种方式被使用的物质。平台通常由处理数据的内部需求而产生的，并成为一种有效的途径，有赖于“网络效应”——使用平台的用户跟平台的价值成正比，平台资本主义模式已经扩大到整个经济体系。参见：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第46页。的剥削实质已然受到批评，但“平台”的新业态依然有助于数据的共享和数字生活的建构。公共的数字平台并不以营利作为目的，向所有社会大众开放，数字技术之下的所有个体借助数据的共同生产、控制、所有的过程，促使数据实现去商品化的特质，成为满足大众进行学习、工作、社交等数字生活的公益性工具。这一平台的建立，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之下，联合互联网企业等民间社会力量，来共同打造一个公益性质的数字领域；同时，要倚仗数字征税、数字资源再次分配、国有及集体资本的数字投资等形式来消弭数字空间不同主体之间关于数据生产、使用、占有等不平等现象，进而复归于数字正义。

3.完善对数字生活的监管。社会大众在个人私密空间借用人工智能畅游在数字生活的海洋时，殊不知已在数字技术的监视范围内，“在数据痕迹中，有关你的一条信息可以与另一条信息捆绑在一起，另外一条信息又可以与别的信息捆绑在一起，直到这条数据串变成(算法建构的)‘你’。”[42]数字生活中的诸多行为都被信息串组的数据形式进行传送。因而，数字行为的隐私保护如同皇帝的新装一般，只是众人蒙蔽自我的笑讽，数字生活存在着赤裸风险的可能，数据的泄露、贩卖、侵占等现象层出不穷。因此，国家需要制定关于数字保护的法律法规，强化对互联网企业、数字平台等人工智能参与者的监管与约束，确保数字生活过程中的保护。除此之外，对于数字生活中滋生出的恶意造谣与攻击、走漏国家机密等不和谐的声音，国家与平台要对社会大众的数字行为进行有限度而必要的监管与约束，完善《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内在的数据确权，进而建构数字生活的制度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