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婕

王锦贵先生(为行文方便,以下皆省去“先生”二字)的《中国纪传体文献通论》,是探讨极具中国学术特色的纪传体文献的专著。在卷首导论之后,依次分为源流、创作、体例、成就、致用、辩证、经典8章,书末附有“二十六史”作者简况等6种资讯一览表。全书共计60万字,由中华书局于2022年4月分上下两册精装出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在1996年,曾出版发行王锦贵所著《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以下简称《研究》)。王锦贵退休后,对我国纪传体文献做了深入、系统的再探索,将该书提升为《中国纪传体文献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使之成为我国第一部全面、精细研究中国纪传体文献的学术专著[1]。据笔者研读,该书具有求真致用、开创纪传体文献学术研究史,以及踵事增华、启迪纪传体文献可持续研究等重要学术贡献。有关读感和评析,详述如下。

1 取精用宏:全面论述纪传体文献

纪传体史书是以人物为中心,结合纪言、纪事,较全面地记载有关人物活动的中国传统史体。一般由本纪、表、志、列传等组成,而以本纪和列传为主要组成部分[2]。

纪传体是一种极富研究价值的重要史书体裁。纪传体文献为后人存留了大量的史实记载,涉及领域包罗万象,极富史料价值。以《史记》为首,创作时间绵延近两千年的26部纪传体正史,为中国历史发展源流勾勒出一条清晰的主线。以《东观汉记》《通志》等为代表的纪传体别史文献则另辟支流,作为正史文献的补充,为今人提供了观照历史的新角度。纪传体文献的呈现形式,反映出作者的治史思想与实践,值得评析;纪传体记事叙述的技巧,亦颇值得后人借鉴。

但纪传体文献规模庞大、内容宏富,将之作为整体加以纵论,容易顾此失彼,学术难度较高,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未能出现着眼该论题的通论性著作。正如刘乃和女士当年在《研究》序文中所言:“把纪传体文献看成为一个整体,全面系统地加以剖析,进行深入研究,尚未见有专著[3]。”《研究》出版后的二十余年内,学界对纪传体文献的研究,亦多为着眼于特定一书或多书的专题研究。而其关注点,又以既往研究基础更深厚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为多。王锦贵知难而上,以数十年之功终成《通论》,完成了对纪传体文献的全面考察,可谓劳苦而功高,填补了纪传体文献研究领域的一大空白,堪称我国纪传体文献学术研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反映出王锦贵迎难而进、不畏艰辛的学术勇气和魄力。

2 求真致用:纪传体文献学术史之里程碑

求真致用的学术思想,始终贯彻于《通论》之中。一方面,《通论》的论述采取严谨踏实的态度,论从史出,坚持做到论必有据,是为“求真”。另一方面,“古为今用”的致用思想,始终是《通论》全书秉持的宗旨。王锦贵在开篇导论中,论述了研究纪传体文献的四点现实意义:领略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了解古代中国的灿烂文化,了解中国先人的光荣传统,加深理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4](8-13)。可见,以求真精神深入研究,发挥纪传体文献的现实致用意义,是王锦贵写作《通论》一书的精神主线。

2.1 客观认识与评价纪传体文献

纪传体文献与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共同构成了我国史书编写的主要形式。自古而今,诸多文史名家推崇纪传体,褒扬其结构完备、内容详实,“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5]。宋人郑樵(1104?—1162?):“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6]。”清人赵翼(1727—1814):“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列传以志人物,八书以详制度,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7]。”

既往史家在赞誉纪传体的同时,亦曾以辩证之眼光指明其记事分散等缺失。如刘知几(661-721)便已提及纪传体“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5]。清人章学诚(1738—1801)评价纪传体“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8],并在考察纪传体文献源流演变的基础上,认为纪传史书创作自《史记》以来渐显颓态,“溃败决裂,不可救挽”[9]。但纪传体文献在我国古代史学领域,仍有中流砥柱之地位。而王锦贵《通论》一书,基于对前代名家既有成果的辨析,对纪传体文献的重要学术价值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揭示。

王锦贵认为,纪传体尤其是“正史”得以长足发展,政治、经济方面的社会背景支撑是外在条件,该体例自身具备的重要文化学术价值则是内在原因。纪传体编纂形式缜密连贯,且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文学成就。纪传体文献对构筑中华民族通史厥功至伟[4](212)。纪传体文献重点反映了封建社会由萌芽至覆灭的全过程,也涉及上古时代的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更揭示了汉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发展交流史。正因如此,纪传体文献在反映社会形态的更替、民族及民族政权的发展与互动方面,具有一脉相承的重要优势。纪传体文献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对各界人物生平、功绩的记述,亦串联成一部人物所在领域的行业史、学科史。总之,纪传体文献揭示的内容,纵则绵延千年,横则涵盖百业,以纵横交错的形式,构建出一座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大山”,一座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文化金矿”。

至此,王锦贵从纪传体文献本身的内容特征出发,较为全面地总结其文化学术价值,进一步点明了开展相关研究在文献文化史领域的重要意义。他提出:“研究古代纪传体文献,目睹历史往事,对于当下自觉维护和执行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加深理解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一系列举措,乃至努力参与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倡导的‘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4](15)。”

2.2 论题为经、时序为纬的研究框架构建

我国纪传体文献浩如烟海,内容巨富,如何搭建整体性研究的框架,使全书既兼容并包又条理明晰,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首要难题。为此,王锦贵用正文8章,构建出一个纪传体文献研究体系框架。

全书第一章“纪传源流”,叙述纪传体文献发展史略,循时间脉络梳理其源与流,简述正史与别史两大类纪传体文献的特征与代表性著作,为后文的论述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纪传创作”,着眼于纪传体文献的创作方式,从作者群体构成、编纂环境条件(客观层面)及作者著述宗旨、修史准则(主观层面)等层面,完成了一幅纪传体文献作者的群体画像。

第三章“纪传体例”,逐一分析纪传体文献六大体例,即本纪、史表、书志、世家、列传及论赞。

第四章“纪传成就”,从编纂模式、史料价值、文学贡献、构建通史4方面,赞扬了纪传体文献通达古今、包罗万象的巨大成就。

第五章“纪传致用”,逐种分析以纪传体文献为母本的衍生文献,涵盖纪传体文献本身的不同版本、文字注释、考论与增补史籍、辑佚及点校成果,以及当代基于纪传体文献原本衍生出的新作(包含译作,图画、影视等艺术作品,书目、索引及辞典等检索工具)。

第六章“纪传辨证”,则专注理论探讨,围绕与纪传体文献相关的官撰与私撰、通代与断代、旧作与新编、正史与杂著及三大史籍等5组论题,总结学界既有的流派观点,阐述作者自身的学术思考,强调各类纪传体文献互补共生。该章节是《通论》全书在理论探索层面的精华所在。

第七、八章则转为个案分析,选取我国纪传体文献史上的开山之作《史记》,探讨其在史学、文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诸多层面的宝贵价值。

简言之,王锦贵以遵循时序排列的具体史书群为纵向脉络,以具体论题为横轴,前六章层层递进,后两章具体而微,编织出一张兼容并包的纪传体文献研究网。此外,王锦贵努力承继纪传体文献注重遣词造句的美学追求,全书章节标题整齐划一、层次分明。

2.3 史料梳理与保存之功

《通论》在史料整理与保存方面,亦有独到贡献。

第一,它以个体纪传体史书为单位,较为详尽地梳理了以“二十五史”为代表的典型纪传体文献之内容特征与撰述特点,尤其是“纪传体例”一章,对纪传体六大写作体例在上述具体文献中的呈现形式作了细致整理。这样,通过体例之间的组合,可以将既有纪传体文献涵盖的主要内容清晰地呈现出来,同时亦便于展开各个体文献间内容上的横向对比。

第二,第五章“纪传致用”详细记载纪传体文献的各种衍生文献,涵盖流传版本、文字注释、考论史籍、增补史籍、辑佚点校及当代新作六大类一次文献,以及书目、索引、辞典等检索工具(二、三次文献),揭示了基于各典型纪传体文献衍生开来的文献文化成果群。其中“考论史籍”部分尤为重要,该部分梳理了古今学者研究纪传体文献的既有成就、特征与不足,相当于就纪传体文献课题完成了一篇研究综述。虽然这部分内容以“述”为主,“评”略居其次,但仍将是后世学者研究纪传体文献时的重要参考。

第三,《通论》篇末附载的6种史表,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观其内容,此六表梳理了“二十六史”的作者简况、体例与规模、书志及类传情况,以及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历代要籍情况。对于以通史视角综观我国纪传体文献全局的研究者来说,这些史表将时间、篇幅、作者等简短信息,以表格的形式清晰扼要地呈现出来,于查考及对比均颇为简便。通观全表,更裨益于研究者建立及巩固纪传体文献整体观,从众多具体文献的个性中,找寻共性和规律。

察其形式,王锦贵在《通论》中编制史表的探索,是对纪传体文献史表写作体例的重要传承与发展。他辟专章论述史表的功能,将之归纳为清晰脉络、提要纪传、网罗遗漏三端,对其在学术领域的独特功能予以高度评价。但与此同时,他也着重指出了历来纪传体文献中屡见不鲜的缺表现象,如“二十六史”中即有16部史书未编史表,其原因大致可归为理论层面的认知差异和实践层面的艰巨性。史家对史表的建设和利用不够,导致该种体例的史料功能和学术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实乃纪传体文献史上的一件憾事。有鉴于此,可以认为王锦贵为《通论》一书设史表,是承古开新、将史表体例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发扬光大的一次可喜尝试。古今纪传体文献卷帙浩繁,相关信息浩如烟海,编制上述6表,定然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份致力于传承传统史学体例的奉献精神尤其值得肯定。

3 继往开来:《通论》与《研究》之比较谈

将《通论》与王锦贵旧作《研究》相比较,可知《研究》“约取”而《通论》“博观”。《研究》着眼于纪传体文献内部本身,而《通论》则将视野拓宽到围绕纪传体文献产生和发展的衍生文化现象。

3.1 书志及其跨学科价值

南梁江淹(444—505)云:“修史之难,无出于志[6]。”“志”是我国传统纪传体文献中具有鲜明特色的写作体裁。它由司马迁《史记》之“八书”首创,经由班固《汉书》“十志”丰富和发展,成为一种独立而成熟的纪传体文献写作范式,集二者之名,乃称“书志”。此处所称“书志”与古籍版本学中的“书志”文体有所不同,后者乃一种古代图书著录方式,分读书志、藏书志、访书志等数端,以私家撰述、详记经眼图书为主[10],后随清末公共图书馆的兴起,衍生出馆藏书志等现代化形式。

王锦贵认为,“书志”体是“分门别类,用于揭示自然现象和社会典章制度的专篇。它以事为类,本身具有‘类聚’、‘部居’的意蕴,是系统反映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专门史实的特定园地”[4](162)。由此可见,书志以具体领域为单位,记述沿革成就,一篇书志便是一部特定领域的专门史。因此,书志最鲜明的功能之一,便是它对特定学科领域的聚焦式反映。历代纪传体文献创作者是否编写书志,反映着不同史家的史学创作观。选择哪些领域创作书志,这些领域的选择又与前代有何区别与联系,不仅反映创作者自身的品味取向,更进一步反映出特定领域在对应时代的兴衰流变情况与地位。

王锦贵对书志的关注由来有之。据王锦贵的博士生、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王波披露,在撰写《研究》一书时,王锦贵即已对纪传体文献研究中的“史志”有了更新、更深的认识,学术灵感良多,有志于在“史志”方面再撰新篇[11]。

《通论》不仅强调书志于历史学本身的重要性,还阐述了书志的跨学科意义,着重强调了书志因其自身内容特征而肩负的双重文化价值。王锦贵认为书志以事为类,能够系统反映古代各类专门史实,是今人洞悉古代自然、社会情况及重要典章制度的窗口。在此基础上,将书志的发展趋势归结为类目由少而多、范围由狭而广的良性趋势,并将书志的特征总结为重视应用、重视沿革两大端,前者强调书志在其产生时代的应用意义,后者则强调书志的史料梳理与保存意义。

《通论》将视野跳脱出历史学、文献文化学本身,落脚于各书志涵盖的具体学科领域,尝试分析书志对特定学科发挥的功能与价值:一方面,书志从史家的旁观视角出发,详尽地记载了对应学科的沿革与成就,为对应学科的学科史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留存。另一方面,为特定学科建志一事,本身也反映出在书志写成的时代,该学科业已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折射出该学科在当时的时代地位或发展前景。《通论》将书志体裁定性为连接历史学科和其他具体学科的文本化桥梁,进一步展现了纪传体文献的跨学科文化意义。

3.2 典型文本的选择与分析

纪传体文献规模庞大、包罗万象,如何平衡提纲挈领式论述与具体案例分析的体量,实为写作通论性著作时的一大难点。研究者在具体文本论据的选择时,亦容易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倾向性。《通论》全书末尾,围绕“纪传经典”《史记》进行了论述,这是《通论》在《研究》基础上增补的新篇章。先阐述作者关于“经典”著作的界定与评判标准,继而详述《史记》作为“纪传经典”在史学、文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精神方面的建树,并附有作者本人对《史记》的阅读感悟。

通常来说,正史中的“前四史”问世较早,创作形式与手法亦较为典型,是古今学者热衷援引的主要论据。尤其是奠定纪传体通史基础的《史记》和奠定纪传体断代史基础的《汉书》,历来是研究纪传体文献者关注的焦点。《通论》在这一点上也概莫能外。阐述学术观点的过程中,作者偏向从“前四史”,尤其是《史记》《汉书》中寻找论据。上述几部著作的确具有较高价值,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但该书作为一部纵贯古今的通论性著作,在论例选择时如能兼顾多样性、全面性,对于以往较少受到关注的晚近年代文献、杂史,提升其作为具体论例在文中出现的比重,或许可以更充分地反映纪传体文献的多姿多彩。

3.3 纪传体文献的当代传承

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纪传体文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丰富的史学价值。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当代历史学学术环境下,回望中国史学的历史与传统,乃是正本清源之举。

关于纪传体文献的当代传承与发扬,王锦贵在《通论》中做了颇具洞察力和前瞻性的探索。在第五章“纪传致用”中,“当代新作”“检索工具”两节,重点关注了近现代以来对纪传体文献的开发利用。其中,“当代新作”一节关注到近现代时期纪传体文献史料的翻译成果,以及依托图画、影像等新兴多媒体形式对纪传体文献内容的大众化、通俗化呈现。每类成果后附数种典型成果个案,评述其长处与不足,尝试分析对应衍生成果较之原作的得与失。“检索工具”一节则分书目、索引、辞典三部分,论述自古而今针对纪传体文献形成的常用检索工具,并就各类检索工具分别举个案说明。不仅总结了与纪传体文献相关的现有二三次文献创作成果,亦为有志于进一步研究的读者提供了参考书单,实为方便治学之门径。

王锦贵关于纪传体文献当代传承与利用的论述,为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拓展了新的视角。《通论》涉及当代的篇幅虽不大,但通过观照传统文献的当代新貌,为古往今来的纪传体文献架构了一座联通现在和未来的桥梁。此举肯定了以传统纪传体文献为基础的当代衍生文化成果之价值,并为中国传统史学研究者开展“古为今用”式研究提供了新的启迪。

值得注意的是,计算机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为嘉惠学林,已有不少机构和个人围绕传统纪传体文献资源,开发出种类繁多的在线数据库供研究者使用。就笔者所见,目前似乎尚未出现网罗古今纪传体文献的专门数据库。不过,已有数种综合性、专门性古籍数据库对外开放使用,可以满足学界对纪传体文献的在线检索与利用需求。综合性者如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推出的“爱如生典海平台”,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中华经典古籍库”,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书同文古籍数据库”,北京翰海博雅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等,均较大规模地收录有古今纪传体文献资源。专攻特定一种或多种纪传体文献者,有天津永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网络版,提供二十四史在线全文检索的“二十四史网”等。这些在线检索工具快捷高效,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目前,已有学者关注到整合古籍电子文献资源的应用意义,如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三夕等牵头编纂的《汉语古籍电子文献知见录》[12],依次以古籍电子文献开发所在区域(一级大类)及机构、个人(二级大类)为分类标准,梳理了国内外近300种汉语古籍电子文献的建设情况,立足文史研究者角度分析现有建设成果,设计建设方案。就笔者所见,目前学界似尚未产生以史书体裁为分类标准的工具性成果。

王锦贵新著关注到纪传体文献自古而今衍生出的二次、三次文献,但似乎主要着眼于纸质文献类型。如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纪传体文献数字化成果,反映当代研究者在围绕纪传体文献资源开发利用学术工具层面取得的新进展,当为大著更添一笔。然王锦贵以古稀之年笔耕不辍,心血凝于《通论》一书,已然足堪敬佩,要求《通论》全面反映古籍数字化、网络化的最新成果,或属求全责备。后之学者或可就此方面梳理钻研,为王锦贵大著提供有益的补充。

4 结语

南朝范晔(398—445)有云:“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13]。”纪传体文献源远流长,王锦贵以已逾古稀之年、专一精诚之心,致力于古今纪传体文献研究,结撰为六十万言的《通论》,其孜孜不倦、念兹在兹的学术追求,足以启迪后学,以当代人文视角发扬光大纪传体文献的宝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