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1952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历任馆长考述

2023-10-11谢欢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23年5期

□谢欢

1 引言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人有传”,中国是一个高度重视自身历史的国家。然而,历史宛如一幅巨型的拼图,组成这幅拼图的每一块都被分割得极其微小,我们现在所知悉的“历史”其实只是这幅拼图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不知道、不清楚,而就知道的内容而言,很多可能也不是真实的,而是经过人为的建构,是“层累造就”的产物[1]。正是由于重视历史的文化基因,近年来随着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不少图书馆开始整理自身的历史,编纂馆史、馆志,在梳理自身历史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历史问题开始显现,原本以为清晰的历史在深究之下往往也会发现不少矛盾、模糊乃至缺失之处。笔者近期在梳理金陵大学图书馆历任馆长信息时,也发现了这一问题。

2 研究回顾

金陵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历史可以追溯至1888年创办于南京的教会学校汇文书院(The Nanking University)。1910年,汇文书院与同在南京的教会学校宏育书院(1)该校1906年由当时位于南京两所教会学校基督书院(The Christian College)与益智书院(The Presbyterian Academy)合并而成。(The Union Christian College)合并组建为金陵大学堂,后改称金陵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与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组建为新的南京大学。如果以1910年金陵大学堂诞生为标志,那金陵大学只有短短的42年历史,但是在这42年间,金陵大学在培植人才、推动学术研究、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中外交流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2],在这过程中,作为金陵大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金陵大学图书馆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金陵大学图书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至三大教会书院时期,但是教会书院时期图书资料非常少,根本不具备“图书馆”的建制,1910年金陵大学合并成立初期,“课室、宿舍、仪器、图书简陋缺乏不可用,制度规章皆无有”[3]。但是,就是在这“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金陵大学图书馆与金陵大学同呼吸共命运,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成长为一个不仅对于金陵大学,而且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文献与文化的保存、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教育、北美中国学研究以及东亚图书馆的发展都作出极为重要贡献的机构,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金陵大学图书馆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与一代又一代的馆长是分不开的。

金陵大学图书馆虽然只有数十年的历史,但是对于其历任馆长及任职时间却存在诸多疑窦。关于金陵大学图书馆早期馆长及任职情况,朱茗女史通过对国内外中英文档案及有关文献的梳理,厘清了金陵大学图书馆1910—1915年期间的四任馆长,分别是:(1)首任馆长刘靖夫,任职时间为1910—1911年;(2)第二任馆长韩凯(Frederick Goodrich Henke),任职时间为1911—1913年秋;(3)第三任馆长(代理)恒谟(William Frederick Hummel),任职时间为1913年秋—1914年9月;(4)第四任馆长克乃文(Harry Clemons),1914年9月开始任职[4]。对于1915年以后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及任职信息,看似没有早期历史那么复杂,实则同样存在诸多模糊之处。例如,1948年金陵大学为庆祝成立六十周年编辑的《私立金陵大学六十周年纪念册》中,有对金陵大学图书馆历史沿革的介绍:

民国二年,克乃文君来华长馆务……克君于十六年春归国,由刘国钧代理馆长。翌年,刘君调任文理科科长,李小缘君继长馆务。十八年春季,李君转任沈阳东北大学图书馆馆长,由陈长伟君代理。二十年秋,复聘刘国钧为馆长。……二十六年十一月,因战事,西迁成都。刘馆长以事务烦冗,添聘曹祖彬君为副馆长,襄助馆务。……三十二年夏,刘馆长就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主任,校方遂聘曹祖彬、陈长伟二君充任正副馆长。三十五年秋,曹馆长他就,遂聘贝德士君为馆长,仍由陈长伟君副之。三十七年秋,贝馆长因健康关系,须专心教授,对于馆务,不能兼顾,一再坚辞;遂复聘李小缘君继任馆长,仍以陈长伟君副之[5]。

张宪文在其主编的《金陵大学史》中对于前期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论述是:

1915年,克乃文和刘靖夫继任……1916年,刘靖夫辞职,洪范五继之。……1919年,洪范五感于中国图书馆学的落后,赴美留学,由刘衡如继之。……不二年,……刘衡如、李小缘两人后来也赴美学习图书馆学,由沈学枝接掌馆务一年。……陈长伟任馆长后,沈学枝任西文书编目,曹祖彬为中文书编目兼中学图书部负责人[6]。

孟雪梅在其博士论文《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研究(1868—1952)》中对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也进行了梳理,具体任职情况为:

“1911年韩凯博士,1912年恒谟博士,1913—1927年克乃文,1927—1928年刘国钧,1928—1929年李小缘,1929年陈长伟(代理),1931—1943年刘国钧,1943—1946年曹祖彬,1946—1948年贝德士,1948—1952年李小缘”[7]。

王蕾在《图书馆、出版与教育:哈佛燕京学社在华中国研究史》一书中写到:

金陵大学图书馆历任馆长有恒谟(美籍,1910—1913年)、克乃文(美籍,1913—1927年)、刘国钧(1927—1928年)、李小缘(1928—1929年)、陈长伟(1929—1931年,代理)、刘国钧(1931—1943年)、曹祖彬(1943—1946年)、贝德士(美籍,1948—1951年)、李小缘(1948—1951年)[8]。

上述这些文献中,既有民国时期金陵大学的文献,又有改革开放以后学者研究的专著,其中民国时期金陵大学有关文献如《私立金陵大学六十周年纪念册》、1929年出版的《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等,按照道理是比较可靠的。但是历史吊诡之处就是有时往往觉得可靠的文献,反而不正确。以1929年出版的《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为例,该书中对于金陵大学图书馆历史沿革的记述就有讹误,对此朱茗女史在《1910—1915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历任馆长考略》中已有明确说明。而就本文所要梳理的金陵大学图书馆1915年之后的馆长信息,尤其是特殊时期代理馆长及其任职情况,同样需要认真考辨。本文通过对历史档案,尤其是美国耶鲁大学所藏金陵大学英文档案、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所藏克乃文有关英文档案进行研究,梳理出1915年以后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及其任职情况。

3 1915年以后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及其任职情况

克乃文继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后,对图书馆的承前启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克乃文之后,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很少再出现像早期频繁更迭的情况。

3.1 1915—1927年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任职情况

克乃文于1914年9月正式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克氏来华前已具备美国高校图书馆工作经验,因此自从克乃文掌管金陵大学图书馆馆务后,在引进现代图书馆学方法改善图书馆工作、培植现代图书馆学人才、促进中美图书馆合作交流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他先后推荐“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三杰”(洪有丰、李小缘、刘国钧)赴美学习现代图书馆学(刘国钧赴美主攻哲学,但也选修了图书馆学课程),“三杰”学成之后相继回国,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9]。从1914年到1927年,克乃文共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13年,但是期间克乃文或因公务繁忙、或因短暂离开中国无法分身管理图书馆,由他人暂代馆务,因此这13年间关于金陵大学图书馆领导还是有一些信息需要补充的。

1914年,克乃文正式接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彼时还有一位副馆长刘靖邦(191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刘靖邦协助克乃文管理金陵大学图书馆直到1916年6月离职,离职后,副馆长由洪有丰继任[10]。1918年10月,克乃文在提交的图书馆工作报告中曾提及,在1917到1918学年(通常是1917年7月1日至1918年6月30日),克乃文因为教学及其他任务,无暇顾及图书馆工作,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实际由时任副馆长洪有丰负责[11],但目前并没有文献明确说明,洪有丰在这一时期的职务是代理馆长。1918年11月7日,克乃文接受了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任命,代表美国图书馆协会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又名海参崴)开展图书馆战时服务(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Library War Service)。克乃文接受任命后不久便离开南京,经上海于12月初抵达海参崴,在西伯利亚工作至1919年5月[12],克乃文结束西伯利亚的工作返回南京,途中还考察了东北、北京、天津等地,约在1919年6月回到南京。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6月,洪有丰明确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代理馆长(Acting University Librarian)一职,在组织中文阅览室、发展附属少儿图书馆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13]。1919年夏,洪有丰赴美留学,金陵大学图书馆一度保留其副馆长职位,因为按照约定,洪有丰学成之后会回金陵大学图书馆服务(洪有丰后如期回到中国,但并未返回金陵大学,而是去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央大学前身)图书馆)。从1916年正式入职金陵大学图书馆到1919年夏赴美留学,洪有丰对金陵大学图书馆的发展贡献良多,这一时期虽然名义上克乃文是馆长,但因承担教学及其他诸多行政职务,所以很多时候图书馆馆务实际由洪有丰负责。

1919年10月10日,金陵大学管理委员会(Board of Managers)开会,通过了刘国钧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助理馆长(Assistant University Librarian)的任命[14]。1920年,刘国钧正式从金陵大学毕业,留校任职,不久又接替洪有丰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副馆长,1921年冬开始代理图书馆馆长[15]。1922年2月18日,克乃文离华返美休假,1922年10月返回南京,这期间刘国钧继续担任代理馆长一职。1922年8月,刘国钧赴美留学,此时沈学枝(又名学植)接替刘国钧,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代理副馆长(Acting Associate Librarian)[16]一职,同时负责金陵大学图书馆馆务,直到1922年10月克乃文返回南京[17]。

1922年是金陵大学图书馆发展史上关键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图书馆正式从其他行政机构的附属变为金陵大学的一个独立管理机构[18]。1923年,陈长伟从金陵大学毕业后进入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鉴于陈长伟在学生时代就长期在图书馆半工半读,所以在陈长伟全职进入工作后不久的1923年7月,便被任命为副馆长。1923年9月,克乃文生病,陈长伟代理馆长一职[19]。据克乃文讲述,陈长伟在代理馆长的数个月时间内,在沈学枝、曹祖彬等人的协助下,工作尽心尽责,成功地履行了代理馆长的职责[20]。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并围攻城内外籍人士,最终酿成史称“南京事件”的惨剧。在“南京事件”中,作为教会大学的金陵大学受到重创,副校长文怀恩(John E. Williams)在骚乱中被杀害,金陵大学外籍教职员仓皇逃往上海,克乃文全家也往上海避难。抵达上海后,克乃文一度观望,但鉴于国内时局,最终还是决定返回美国,并于1927年5月7日离开,自此再也没有返回中国,克乃文返美后不久即受聘担任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馆长直至退休。克乃文虽然离开了中国,但是他对于金陵大学、对于南京以及中国的情感已经深深地烙在心中,令人欣慰的是,克乃文对于金陵大学图书馆、中国图书馆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并未被遗忘。

3.2 1927—1930年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任职情况

“南京事件”之后,克乃文回国,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由刘国钧暂代。关于此事,1929年出版的《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中有如下记载“克君于十六年春归国,由刘国钧君代理馆长,翌年刘君调任文理科长,李小缘君继之”[21],但是对于刘国钧、李小缘任职的具体时间,《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书中并未有明确交待。1945年10月16日李小缘在填写“金陵大学久任职员调查表”时,在涉及工作经历部分写到“民国16年7月至18年2月止,代理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22],这与《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书中的记述又有不符。可见,对于克乃文回国后的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任职情况,仍有许多内容需要考辨。

笔者通过查阅耶鲁大学所藏金陵大学档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所藏克乃文有关档案、南京大学所藏金陵大学有关档案等文献,找到了一些线索。“南京事件”爆发于1927年3月底,此后北伐军进驻金陵大学校园,直到4月底5月初金陵大学才逐步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克乃文确定返美后,图书馆馆长一职由刘国钧暂代,李小缘1945年填写的简历中写到他1927年7月开始暂代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应该是李小缘记忆错误导致。从目前的各种文献资料(如刘国钧1927—1928年间给克乃文的书信、1927—1928年间金陵大学图书馆馆务会议纪要等)来看,1927年7月时代理馆长仍为刘国钧。

1927年11月,陈裕光当选为金陵大学校长,这是金陵大学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校长,金陵大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陈裕光担任校长之后,此前他担任的金陵大学文理科科长一职便空缺,陈裕光邀请刘国钧担任这一职位,刘国钧一度拒绝,直到1928年4月才开始代理文理科科长(1928年9月正式任职),同月李小缘便接替刘国钧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代理馆长[23]。1928年9月20日,金陵大学正式被国民政府大学院批准立案,成为当时中国第一所在国民政府登记注册的教会大学,这对于金陵大学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金陵大学图书馆随着金陵大学的发展逐渐走上了快车道,1929年4月底,李小缘结束了与金陵大学的聘约,离开南京,转任东北大学图书馆馆长。

李小缘在离开金陵大学之前的1929年3月25日,曾给陈裕光校长写过一封信,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离职诉求,并推荐陈长伟、万国鼎、蒋一前、吴光清等人作为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后备人选,其中重点推荐了陈长伟[23]。事实证明,陈裕光采纳了李小缘的推荐建议。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克乃文档案中,收藏有李小缘、陈长伟、刘国钧、吴光清等人写给克乃文的英文书信。在陈长伟1929年8月16日致克乃文的一封信中,陈长伟述及李小缘在1929年4月底离开金陵大学以后,陈裕光就命其接替李小缘的职务,负责金陵大学图书馆馆务[24]。在吴光清1929年11月25日致克乃文的信中也明确写到,陈长伟代理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一事[25]。此外,在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克乃文档案中,还有陈长伟1930年8月13日以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身份签署的致克乃文感谢函(克乃文回国后一直为金陵大学图书馆募集西文图书)[23]。由此可推断,从1929年5月至1930年8月,金陵大学图书馆一直由陈长伟负责馆务,担任代理馆长。

3.3 1930—1943年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任职情况

1929年9月刘国钧受袁同礼之邀北上,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部主任,同时负责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编目。刘国钧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一年后,于1930年9月再度回到南京金陵大学,出任图书馆馆长兼出版部主任[26]。此后刘国钧在金陵大学虽然兼任过秘书长、文学院院长等重要职位,但是图书馆馆长一职从未易于他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刘国钧对于图书馆事业的感情。从现有文献来看,刘国钧曾在1931年1月因北平尚有事未处理完,加之神经衰弱而赴北平休养,3月初病愈便返回金陵大学,据《金陵大学校刊》报道,刘国钧在北平的这段时间,“馆中事务均由陈长伟先生暂代”[27],但是目前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一时期陈长伟的职务是代理馆长。其余时间是否有代理情况,有待进一步查考。1943年2月,教育部筹设国立西北图书馆,刘国钧受聘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同年6月,刘国钧离开成都至兰州,正式担任国立西北图书馆(后改名国立兰州图书馆)馆长。

从1930年到1943年,刘国钧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13年,如果加上学生时代及克乃文1927年返回美国后代理馆长的时间,刘国钧是金陵大学图书馆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馆长。关于刘国钧对于金陵大学图书馆的贡献,张思瑶曾在博士论文《刘国钧在金陵大学期间图书馆学实践成果与理论建树研究(1917-1943)》中详述[28],本文不再赘述。

3.4 1943—1952年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任职情况

1943年 6月,刘国钧离开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由曹祖彬暂代[29],从1943年9月开始,曹祖彬就正式担任馆长兼图书馆学专修科主任一职[30],陈长伟担任副馆长。曹祖彬毕业于金陵大学,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多年,曾经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进修图书馆学,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经验都很丰富。此外,曹祖彬与刘国钧有姻亲关系(曹祖彬为刘国钧妹夫),刘国钧在兼任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一职后,图书馆内的不少事务实际就是由曹祖彬负责。所以,刘国钧离开金陵大学以后,曹祖彬担任馆长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1946年2月,金陵大学开始复员东归,曹祖彬圆满完成图书馆回迁工作,但是抵达南京后不久就接受国立编译馆的聘书,担任国立编译馆图书主任兼编审[31]。曹祖彬离开后,金陵大学于1946年秋季学期任命时任副校长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兼理馆务[32],陈长伟为副馆长,协助贝德士处理图书馆日常事务。贝德士,1897年5月28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纽瓦克的一个牧师家庭,1916年毕业于哈莱姆学院(Hiram College),1917年获得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赴英国牛津大学研修历史,1920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夏回到美国,受教会派遣来南京金陵大学工作,直至1950年返回美国(期间于1935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37年金陵大学西迁成都后,贝德士留守南京,负责看守金陵大学在南京的校产,在南京沦陷期间他还组织国际安全区救护难民。贝德士在南京期间,见证了“南京大屠杀”,并留下了大量真实可靠的证据,为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支撑。贝德士1950年回国后受聘于纽约协和神学院,1978年10月病逝。

贝德士与金陵大学图书馆颇有渊源,早在1930年,贝德士就被选为金陵大学图书委员会委员[33],该委员会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为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提供咨询。此后,贝德士长期担任该职,因此贝德士对于图书馆工作还是有一定了解的,或许这也是任命其担任图书馆馆长一职的重要原因。但是贝德士担任馆长时间并不长,1947年上半年,贝德士因健康原因请辞图书馆馆长一职,金陵大学领导层邀请李小缘担任图书馆馆长。彼时,李小缘为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任,事务繁忙,一时无法兼顾,所以婉拒了领导层的邀请,但是李小缘还是答应进入金陵大学图书馆政策委员会(Policy Committee),为图书馆没有工作经验的馆员开设图书馆学课程,每次时长三小时[34]。1948年10月,李小缘正式兼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34],陈长伟任副馆长,协助李小缘处理馆务。1951年9月,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两校完成合并组建成公立金陵大学,李小缘担任公立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35]。1952年9月,全国院系调整,公立金陵大学文理两院与南京大学文理法三院各系组建成新的南京大学,校址设在原金陵大学校址,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因师资不足而停办,新成立的南京大学图书馆暂由图书馆整理委员会领导,委员会主任胡小石,至此金陵大学图书馆正式成为历史。1952年11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正式发文[教人(一)字第205555],任命胡小石担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小缘担任副馆长[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