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安琪 郑建明

1 施廷镛先生生平

施廷镛(1893—1983),字凤笙,晚号奋生,曾用名镜宇,原籍安徽省休宁县,中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文献学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高校图书馆工作。1922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办东南大学,学校图书馆即将完工,业务要扩充,人员要增加,施廷镛对图书目录学很感兴趣,经校长同意后便由教务处调入图书馆担任中文图书编目工作,是为其图书馆事业之始。他后又辗转于故宫博物院、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和机构的图书馆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任职于南京大学图书馆。

中华图书馆协会正式成立时,施廷镛即加入成为个人会员[1],并受聘为分类委员会和图书馆教育委员会委员、出版委员会书记,两次在年会上参与讨论编目、索引等图书馆方面问题。同时,他与洪范五等筹组南京图书馆协会,任该协会干事。1929年,施先生应洪范五之邀北上,去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担任中文图书编目和中文古籍采购工作,成为北平图书馆协会会员,后被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平沦陷于日寇之手,清华大学校园也被日军侵占,施先生留守校园,成为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委员之一。1938年,由于清华大学保管处名存实亡,施先生也丧失全部保管职责,而燕京大学继续留在北平,坚守沦陷区,成了不甘做亡国奴的学子的寄身之处,施先生经清华大学领导同意选择到燕京大学兼职。抗战胜利后,受吴有训先生之邀,施廷镛重返南京任中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编目部主任。南京解放后,新政权对施廷镛这样的旧知识分子非常尊重和信任,他内心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感激,认为这样可以大展“宏图”发挥自己的专长为新社会服务[2](94)。

20世纪60、70年代,尚无明确的退休一说,施廷镛于1961年任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1963年被北京图书馆专业书籍编辑部聘请为特约编辑,又受邀担任《图书馆》杂志的特约通讯员,1978—1981年培养两名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1979年被聘为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学术委员,又被重新任命为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从事图书馆工作达60余年之久,为图书馆事业和保护祖国遗产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不同时代的变迁,也让施廷镛历经时代的磨砺和坎坷。他并未受过正规的大学图书馆学教育,既没有高校文凭,又没有留过洋,甚至原先学的都不是这一行。然而,他一入行就深入钻研,在任职的各高校图书馆内自学成才,终生敬业。除了在图书馆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之外,他还致力于地方志、丛书、文史哲工具书和古钱币的研究,把自己的一生完完全全地献给了图书馆事业。他临终前还期望儿子能够帮他实现遗愿——将他的全部著述整理出版,为古籍研究添砖加瓦。施廷镛逝世前后,其长子施锐曾联系多家出版社出版父亲的著作,后在图书馆界朋友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几部文献学、版本学遗著得以陆续出版。施锐不仅将父亲的遗愿实现,还著有《奋斗一生——纪念施廷镛先生》一书,以示怀念。

2 施廷镛先生创编“八大类法”

2.1 解决管理难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我国图书分类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伴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越来越多的学子走出国门、留学海外,中西文图书、译籍增多,新旧图书性质芜杂。欧美图书馆学被引入中国,与传统的目录学、校雠学、版本学和典藏学相融合并,日益本土化。西方分类思想和分类法输入中国,各个新型图书馆越发觉察到,老一套的“四部分类法”只适用于中国旧籍,不足以囊括新图书,西方的《杜威十进分类法》(以下简称“十进法”)又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图书。于是,我国学者各显神通,各编各的分类法。不论是否付诸实用,公布者有数十种之多。受杜威“十进法”的影响,新旧图书的类分和组织就在“并行制”还是“统一制”、“补杜”还是“仿杜”、“修补”还是“重创”等各种思想之间[3]进行着本土化探索。如沈祖荣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1918)、杜定友的《图书分类法》(1925)、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1929)、施廷镛的《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甲编一)》(1931)等,都是受杜威“十进法”影响而创制的分类法。

作为一名馆员,图书馆实践经验不断丰富着施廷镛的图书馆学理论。为解决实际问题,他并没有采取他人的分类法,而是根据当时学校图书馆的具体情况,对所有馆藏进行登记、归类,主持图书科学分类工作,于1931年创编《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甲编一)》,于1937年创编《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法》及《著者号码表》。此图书分类法即“八大类法”,后被人们简称为“施法”,与刘国钧先生创编的“刘法”并称于一时。

2.2 科学设置类目

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民国时期的图书分类法本土化工作已成现实之必然、时代之产物,更凸显当时的社会需求。同时期的诸多分类法虽皆受杜威图书分类法之影响,而宗旨各殊,类目迥异,撷其特色,可分为五派。用三位数字作分类号码之意而另创部类不用十分法者为一派[5](140),如刘国钧、施廷镛是也。三人分类法类目设置对照如表1所示,而类目设置可见“施法”特征,现分述如下。

表1 杜威、刘国钧、施廷镛分类法类目设置对照表

2.2.1 符合中国国情

在“总类”部分,除杜威之法“General Works”所涉二级目录外,刘、施二人据书籍性质,均在总类中加入了我国的国学、类书、丛书、经籍等内容,而“施法”更是加入了艺文志、著述考、存毁书目、群书题记,既符合西方学术体系和话语系统,又坚守传统学术阵营,将中国历代纪传体史书、政书、方志等汇编成目录,带有明显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色彩,且具有学术价值。就分类符号而言,杜威和我国分类法的变革者大多使用阿拉伯数字符号,而施廷镛添加了中文汉字作为类号,取天干中的前八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将图书分为八大类,乃有得于布朗兼用字母数字之意。先分为八大类,每类各分十目,共用100至999九百号。虽每类中亦用十进十分之法,而实际已有千位,大类且属八分,较之杜威,大有不同[5](142),也为今后修正和增加留出更多的空间和可能性,在众多同时期的分类法中独具中国特色。此外,“八大类法”的分类原则基本遵循总—分、中—西,拒绝单一的并列和叠加,其复分表也更为细致和完整。施廷镛在主表前单独列出八张活用通用复分表,全部类目可用,更适应中国图书的类分。

2.2.2 贴合传统思想

“施法”与“刘法”有同。在“语言”与“文学”的拆合问题上,西方文化认为语言学更侧重于研究如何运用语言规律去交流,而文学更倾向于根据社会背景等因素对文化进行表达。因此,杜威“十进法”将其分为两部。而东方文化则多认为文学是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及主要语料来源,语言学是文学言语运用和文学分析的理论基础。语言文字为记载的依托,两者相辅相成。故刘、施二人之法都合两者为一部,称为“语文”。“施法”又与“刘法”有异。在“哲学”与“宗教”的拆合问题上,施廷镛则将两者合为一类,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没有真正的宗教情结,但却有一种信仰和崇拜。而哲学作为一种思想和理论,与宗教是密不可分的,这样的分类更贴合中国传统思想。

2.2.3 兼顾学科属性

徐杰（2007）在《语言规划与语言教育》中分析了语言学研究的民族性特点以及在全球学术研究一体化浪潮中我国的语言研究如何从本民族学术源流中汲取优秀元素，从而为世界语言学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马宏程（2012）关注到在语言政策的比较背景下如何推行双语教育。王建华（2006）在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层面上总结当今母语教育与英语学习的关系。王烈琴（2013）介绍新的语言观及分析、探讨新的语言观如何影响各国的母语教育政策、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政策及外语教育政策,并提出必须站在国际高度,用动态的眼光审视、制定、实施及评估一国的语言教育政策的建议。

民国时期,图书分类法的变革虽大多以杜威“十进法”为蓝本,但都有结合我国国情及学术性质进行“创造性转化”,且类目设置也受创编者个人经历和社会环境所影响。比如,沈祖荣列“社会学及教育学”类、杜定友列“教育科学”类,都过分强调了教育学的地位。“刘法”虽是一部等级列举式分类法,类目设置是以“论理的关系”,即学科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为次序的[6],但其扩史地占二部(610—690为中国,710—770为世界),占位过多,反而不利于图书的科学分类。又如,在西化的过程中, “美术”和“艺术”的用法相当混乱,待文艺复兴之后“Art”一词才用来表现“美”。沈祖荣列“工艺”类、皮高品列“实业工艺”类,其与“美术”的关系从隶属变为并列。而施廷镛则认为“艺术”一词已经开始被广泛接受,艺术部下属二级目录也包括了乐舞、书画、雕塑、摄影、美术工艺、美术建筑等,“美术”一词无法全部涵盖这些概念,故更名为“艺术”,哪怕从当今的学科属性来看,都是极为恰当的。可见,“八大类法”纲目明晰,能够科学、客观、合理地处理中与西、古与今的关系,在前人分类法的基础上,简而精地设置不同类目的隶属关系,调整图书类属,并邀请校内外政治学、文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自然科学、教育学、心理学的学科教授参与修订和编制分类法,按“学科知识”分类而不再是以往的“文献分类”。

2.3 提供参照蓝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图书分类法也在新形势下面临调整变化。由于要消除使用外国分类法的现象,施廷镛毅然承担了编制分类法的艰辛工作。他认为在类目的设置上,必须要古今中外兼顾;在类号的排序方面,也要事先留有余地,以备实际使用时能够有所包容,又能灵活补充。因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各处调拨合并的大量书刊未经编目,为适应教学所需、方便校内师生,施廷镛组织馆员于1958年编制出《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旧籍分类目录初稿》,先前使用“施法”,分过类的馆藏也被一并记录在册。 1959年《南京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印行,一直沿用至1991年底。

由于记载“八大类法”的《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法》和《著者号码表》均为内部资料,年代久远,且未正式出版,只流传一时,所以不如同时期刘国钧的分类法应用广泛。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蓬勃发展之时,国内抗战爆发,学校南迁,图书装箱启运,在辗转途中因遭空袭失火而焚毁,图书馆古籍藏书损失惨重。历经战乱和南迁,完整的分类法体系及相关重要资料已难觅其踪。混乱的抗战环境让图书馆工作者感到惋惜的同时,也对图书资源更加重视,因而把注意力全都放在对图书的保管、搬运和守护上,自然无人力编目。加之“八大类法”未能遵循中外图书统一分类的潮流,且无人为此修订、改编、传播,后逐渐没落。但是,“施法”是民国时期图书分类本土化的代表性成果,其没落而不消失,至今,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仍有部分古籍分类在沿用“施法”,可见施廷镛及其“八大类法”在中国图书分类史上所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

3 施廷镛先生编制资料目录

3.1 整理国故

施廷镛精通目录学,尤其专长于古籍的整理、分类与编目,经验之丰富、所见所闻亦广,为我国图书馆目录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为筹办故宫博物院、建立故宫图书馆,他受聘为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点查整理各宫殿图书,编号登记,以资稽考。宫中图书散见各处,在清点和整理昭仁殿藏书时,施廷镛编撰了《天禄琳琅查存书目》。待故宫博物院成立时,他亲自策展故宫藏书,并将藏书情况写成《故宫图书记》:宫中图书,所在多有,其藏书之所,有专设者;如昭仁殿之贮“天禄琳琅”,文渊阁之贮《四库全书》,摛藻堂之贮《四库全书荟要》等是也。……又阮元所编《四库未收书目》,即养心殿所藏“宛委别藏”,亦为外人所未及知者也。余亲加考察,本“知之为知之”之义,据实分述如次,以资留心掌故者之考证[7]。

此外,他在工作之余,曾依《掌故丛编》第十辑中的《禁毁书目》等,就所见作了校勘、注释(参阅2005年出版的《清代禁毁书目题注/外一种》一书)。故宫博物院建成后,施廷镛南下回到东南大学,不久,又北上到清华大学工作[8]。

3.2 清编存书

一个学术性图书馆,如要获得公认,重要的物质条件是,针对本校科研方向、教学要求而具有丰富的收藏,形成本地区独具特色的资料中心[9]。在图书馆目录方面,学界一直对于如何建设图书馆目录、建设什么样的图书馆目录、怎样有效地识别与检索馆藏文献等问题存在着分歧。施廷镛当时就提出三种目录建设方案:分类目录、书名目录、著者目录,这就是至今图书馆仍应强调建设的三种基本目录。而对于编目工作他更是认为:书目之于图书,犹利济之舟航也。故欲图书馆克著其效,关于书目之纂辑,不可不求其周备。……所有分类之意义,编目之体例,别详类叙及凡例,是项编制,非但求合乎理论,并冀切于实用[10](2)。

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施廷镛始终一丝不苟地做着服务读者前必须进行的基础工作——文献编目。每遇旧书未编、新书又至、事务增繁的状况,他除清理积存者外,对于新书,按其需要,随时编制。至关于编目应备之手续,为求切乎适用,亦不得不加以改进[2](150)。为作“理论结合实际”之用,改革编目,他于1931年和同事编印出版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甲编一)》,为该馆1931年以前的藏书目录,其“当兹甲类目录付梓之始”,收录700余种。该书目非常注重书目序录的撰写,不仅有总序,而且有大、小序。卷首写有类叙,说明分类大意:本编参酌需要,析为若干目,按其性质分隶之,但其中颇多互通者,则仅能就其较著之点以相属,并略陈其义于右[10](10-15)。每书著录书名、卷数、编者、版本、册数、书号等项,方便日后的编目工作。丛书本,则注丛书名称和书号册次;载在期刊上的,则注刊名、卷期、分类序列。书末有“书名索引”与“著者索引”,还采用“互著”“别裁”的著录方法,极大方便了读者。

3.3 规范编目

1956年,施廷镛当时虽年逾古稀,仍积极参与馆藏的整理和校对工作。他编有《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并在12月南京图书馆举行的第一届图书馆学科学论文讨论会上,就“为了发挥科学研究的资料作用,应编制怎样的科学研究的资料目录”这一问题,发表个人粗浅见解:必须把分类目录与主题目录结合起来,编成一种资料目录[2](171)。1959年底,施廷镛认为提供图书数据时需要正确地描出一书的特征,反映出图书的思想性和科学性。要提高目录的质量,就必须编制一个比较完备的编目规则,以资遵循[2](176),故亲自草拟《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编目规则》。

编一部馆藏古籍目录,不仅需要熟悉馆藏情况,而且还要具备版本鉴定的经验和有关编著者、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方面的知识,甚至还要参考诸家目录等资料。图书馆善本书籍的流通利用,除了供本校教学科研需要外,还要提供给许多学术机构及科学工作者大量使用。1980年,施廷镛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为便于读者查检,他和馆员又参照全国古籍善本总目编辑工作会议“历史文物性、学术数据性、艺术代表性”等标准,整理馆藏未编的中文线装书,先编出《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图书目录》,继而又根据已编的线装书印出《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旧籍分类目录》,这都是由施廷镛亲自在书库里一种种、一册册地制成草目,排列过后用钢版刻写好,再去复印多份,最终装订成册。目录的编制是以文献作为基础的,因此也要受到文献发展情况的制约[11]。他坚持:书的版本有好有坏,好的称作善本,善在何处?善在不失原编著书的面貌。若讹误字句连篇,年代虽远,也不能作为善本[12]。可见,南京大学图书馆图书的收藏、整理,是与施廷镛等馆员的努力分不开的。

4 施廷镛先生对丛书的研究

4.1 编纂丛书索引

“丛书”之名自唐代出现,是将各类书籍汇为一编或集一人各类著作为一集,但常常由于卷帙浩繁,寻检不易。到了清代,丛书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特别是乾隆到道光前期的清中期,古籍丛书编纂、刊刻蔚然成风。与之相适应,有关丛书目录的编制也应运而生了。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学术文化的一个新的转折点。民国时期目录学不仅受到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和目录学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国外学术文化和目录学的影响[13]。施廷镛对古籍丛书颇有研究,对于丛书目录的重要性也早已道出:按丛书乃汇刻各书而成,匪独诸类赅备,且所收之书,多无单行者,欲使各类书目,网罗靡遗,以利治学,当自丛书始,惟馆藏丛书,千有余种,每书所含子目,少则二三,多至数百,综计不下四万余条。欲知某书见于何处,非知丛书内容者难以素检。况丛书浩繁,亦难尽悉,不得已于丛书总目付印之先,另编子目书名索引以应需要[14]。

施廷镛晚年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古籍丛书的整理之中,虽年事已高,却毫不懈怠,书稿皆以工楷书成。1936年,在《中国丛书综录》出现以前,施廷镛仅用7个月就编制完成《丛书子目书名索引》(以下简称《索引》)和清华大学图书馆藏附见书名索引《馆藏图书附见书名备检》。《索引》收书1275 种,且书著录甚详,每一子目,以书名为纲,详列卷数、著者时代和姓名,下注馆藏丛书分类号及简名、册次。凡同书异名者,则互相参见,卷数和著者姓名有不同的,则附注于这一丛书简名之后。一书原系二名的,也作参见,都按书名的笔画多寡排列。同一字而写法不同,也互相参见,加以注明。

当时施廷镛入行不过十多年,却对古代丛书颇有研究。曾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洪有丰也谈及目录编制之艰辛:惟昔之编纂,未必尽考原书,仅凭他目而辑成,是编皆本馆所藏,其子目曾悉为校核,每有疑问,虽一字之微,不惮反复校对。此种景况,非亲其事者,殆莫能辨。而此艰巨工作,能底于成,则施君之力居多[15]。书前有画数检字表、部首检字表,且收入丛书一览、丛书书名索引、丛书简称索引。时至今日,不少学者对这部《索引》都作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其不但有历史价值,而且仍兼顾使用价值,篇幅颇为可观,体例也较严密,为古代丛书研究提供诸多参考。

4.2 增补丛书综录

1963年,施廷镛又发表《丛书概述》一文,就“什么样的书才叫做‘丛书’”这一问题略谈个人所见。叙述了我国丛书的产生过程,认为丛书中的子目,多数是可独立成一书的,但也有摘抄本、辑录本和裁篇别出的,只要有原著的书名,都能构成丛书。丛书按其内容可分为综合汇刻和分类丛刻,他主编的《索引》对丛书目录就采用了这种分类法,重在增补《中国丛书综录》所收或未收丛书:丛书既系汇群书而为一书,并题有总名,但一部丛书中所收的书,除首尾完整、序跋不遗者外,其余裁篇别出、断简残篇或经删节选录的,是否可以构成丛书的条件,这要看它是否能独自成书,以及编辑该书的意图如何来决定。……丛书的编刊,由于它的主旨和内容的不同,可分为综合性丛书和专门性丛书[16]。

文章最后详细阐述了丛书目录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并揭示他编丛书总目录的初衷:丛书刻印繁多,为了便利学者查考某一丛书内收些什么书,或者某一种书收于什么丛书,于是便有丛书目录和索引作为工具。……由此使我深深感到,要编一部完善的丛书总目录,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6]。

但是,丛书总目与子目索引都是独立的,子目索引虽为查检提供了方便,却又忽略了丛书本身,仍是顾此失彼。如何解决这种问题呢?施廷镛逝世后,其长子施锐先生在清理施廷镛遗著时,又发现施廷镛草拟的《丛书综合目录》编纂大纲,其实施廷镛早就注意到这个现象,并积极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该书虽属未完稿,未能刊行,但说明他早在上海图书馆编辑出版《中国丛书综录》之前,就已经着手编辑此书,并搜集整理誊清成稿本40余册待印:余于一九二八年始迄新中国成立前留意搜罗丛书,据书录目,阙者补之,讹者正之。即经目者仍取以校其异同,考其渊源,历经二十载,积稿盈帙,鉴于目前尚无一较完善之丛书书目及索引行世,拟整理籍稿[2](161)。

和《中国丛书综录》相比,《丛书综合目录》有700种未收者,有400种著录不同者,是我国丛书目录极具参考价值的工具书。此后,为充分发挥该书价值,南京大学图书馆和历史系补充《中国丛书综录》未收录部分于原稿之中,编成《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用以校内教学和科研参考。

4.3 题识古籍丛书

与此同时,施锐又发现父亲原手稿中可见一些非常醒目的题识。题识在一些古籍中并不少见,但作为丛书题识则是空前的,从无人编纂过,因此施锐决定向出版社提出申请影印出版《中国丛书题识》一书,后为了使该书更加完善,又将每部丛书著者的生平作了介绍,于2003年面世。此书因所收丛书均为施廷镛亲眼所见,根据手写原稿影印,所以资料详尽、真实可靠,编排印刷从内容到形式独辟蹊径,对研究整理古籍益处颇多,为目录中的创新之作。

5 施廷镛先生培养年轻新一代

5.1 著书立说

在施廷镛的经历中,解放以前,图书馆虽有多所,但一般藏书量很有限,使用的人因此也就不多,没能起到图书馆应有的作用[17]。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新定位图书馆事业在国家文化教育领域中的位置,对于图书馆工作者高度重视。施先生也深切感受到图书馆对国家建设所起到的作用和应担负的责任:党和人民赋予我们如此光荣任务,我们一定要把图书馆办好[17]。他认为图书馆工作人员要以大学讲堂和大学图书馆为舞台,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职责。

施廷镛从事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最早可追溯到东南大学任职时期,当时他担任暑期学校的教学工作,讲授图书装订等有关课程。为培养新一代图书馆工作者,施廷镛重返南京后,参加各种培训班的教学工作,如江苏省学校图书馆工作训练班、南京市鼓楼区干部业余大学等,并为此编写讲义,认真讲授,得到好评[8]。民国时期三大图书馆学期刊之一的《图书馆学季刊》在南京编辑、出版和发行期间,施廷镛等南京高校的知名学者即为主要撰稿人[18],对我国图书馆学人才培养起到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此外,为适应文科教学的需要,他还为南京大学各系开设版本学选修课程,在高校普及古籍版本学教育,曾编写《文史哲工具书简介》《中文古籍版本简谈》《中国货币沿革简表》等教材和工具书,都是施廷镛据平日编目所见,留心记录,用力颇勤[19]。《文史哲工具书简介》没有按照通常的字典词典、目录索引、年鉴手册等工具书的类型编排章节,而是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将各种工具书作了一个粗略的分类,以帮助文科各系同学掌握使用各种工具书的方法,便于初学。施廷镛逝世后,其遗著《中文古籍版本简谈》更名为《中国古籍版本概要》,由天津古籍出版社首先推出发行。全书分为四章:版本及写本的起源及其发展、雕版印书的起源及其发展、各种版本、古籍版本的鉴别。每章后都有附录,前三章后的附录,一方面是参考书目,另一方面又是很好的版本目录,并且都有详细的版本介绍。《中国货币沿革简表》后更名《施廷镛中国货币沿革讲义》,于2006年出版。

5.2 言传身教

经过数十年的图书馆工作实践,施廷镛对古籍版本的鉴别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1978年,高校恢复研究生招生,为了适应图书馆教育和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南京大学决定向全国各图书馆征招版本目录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一名。施廷镛不顾85岁高龄,欣然应学校之邀招生,成为南京大学“文革”后第一届图书馆学专业研究生导师。后来,又从中文系转来研究生一名,一起让他培养。

在培养两名硕士研究生时,施廷镛主要讲授版本学课程,内容包括版本的起源和发展、各时期雕版印书的特点、各种版本的类型、版本的鉴定等。对于版本的真伪优劣,他认为,主要在于实践,每见一种版本,就应仔细查考,日积月累,经验随之丰富,即可判定其为何种版本。若仅靠谈论,不接触实际,当见到书籍,需要判定为何种版本时,就会茫茫然不知所措了[20]。故在教学工作中,施先生注重学科的实践性,从图书馆借来不同时代不同特点的古籍让学生观摩。不仅如此,对于版本的辨别,不但可以说明书籍的制成情况,而且可以反映图书的内容和价值。因之,图书馆工作者,无论是进行采购、编目或流通工作,对我国的古籍,都要求掌握一定的版本知识[21]。为帮助学生增强古籍整理的动手能力,他还安排学生参加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善本的整理工作,通过对古籍善本的鉴定、编目、分类、登记,让他们对古籍版本有更深刻的认识,对整理古籍的方法、技巧也有更深入的了解。1981年,两名学生均顺利毕业并分配工作。

6 结语

纵观施廷镛的人生轨迹,他曾数度北上南下、辗转各地,对图书馆学的理论探讨、高校图书馆的古籍整理工作作出巨大贡献,也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实干家和学者。盛世之时,他立足本土,搜集、选购散落在社会上的善本珍籍,采置新籍,丰富馆藏,使之形成各馆特色;动乱之秋,他恪尽职守,保管校内图书免受战乱摧残,不负委托。施廷镛任职过的单位,有些是创办伊始,因无规模完备之图书馆,人才甚为缺乏,他精心规划,为图书资料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有些是整理旧藏,为图书重新编目,抢救我国宝贵的历史文献,免受灾难。无论是引入新知,还是整理国故,他在图书馆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工作,致力于图书馆实务,早期主要负责中日文图书分类编目,晚年主要从事图书馆古籍整理以及培养年轻一代等工作。这种为人和治学的态度与精神,使得他能够心无旁骛,潜心求知,以获取知识、有所创获为最大的满足。他杰出的学术成就和人格操守,也留给后辈学人见贤思齐的追求与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