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岩

藏书在今天已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但各大文明在历史中对藏书的理解与实践不尽相同。中国具有悠久的藏书传统,相对完备的藏书机构始于周代,老子即曾任“周守藏室之史”[1]。秦汉及其后的王朝承续并发展了这一官藏制度,使之成为历代政权自居文化正统的重要象征。伴随着唐宋以降地方文教建设与书籍文化的发展,各类藏书活动也得以渐次扩散。曹培根曾回顾了近百年来中国藏书研究的概况[2],刘娇娇、何朝晖则对2000年至2015年藏书史的新成果进行了系统阐述[3]。本文不再进行综述,而是以问题为导向展开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藏书楼不仅是我们了解古代文化及文明传承的重要论域,也是建立中国图书馆学自主话语和特色图书馆体系的本源所在。因此,本文拟重审“藏书楼”和“图书馆”等概念的生成与指涉,反思藏书史、图书馆史既有研究理路的局限所在,尝试提出破解路径,推进对相关问题的探究。

1 “图书馆”的古代镜像:重审“藏书楼”的指涉与层次

“藏书楼”和“图书馆”是藏书史及图书馆学界的核心概念,但二者本身经历了多重的建构过程,既关涉中西之间的“权势转移”,又和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政治变革紧密相关。

1.1 “藏书楼”的古代意涵与近代建构

人们惯用的“藏书楼”无法准确地统摄古代的藏书处所。因为古代各类藏书空间的名称纷繁芜杂,在同类机构中也多有差异。如明清府州县学的藏书处所便有“书库”“典籍库”“崇文阁”“尊经阁”等名。“书库”“典籍库”通常设于狭小的库房中,只能满足最低层次的贮书需求,在空间上并非“楼”,在功能和文化意涵上也无法与真正的藏书楼/阁相提并论。至于宋以降逐渐出现的“御书”“尊经”等楼阁,系指两层及以上的阁楼式藏书建筑,其名称已不仅是一种符号标记,更是文化与权力的反映。尽管书库与尊经阁等阁楼在藏书的核心功能上相似,但若笼统地以“藏书楼”称之,不仅会误将“库”当作“楼”,造成语义和研究上的多重分歧,而且化约了它们在空间、功能和政治、文化意涵上的差异,容易遮蔽这些问题背后鲜活的历史内容。

由于“藏书楼”的意涵并非不言自明,故有必要重审以下问题。

(1)“藏书楼”术语的源头与指涉。程焕文曾指出,“藏书楼”不可作为中国古代藏书处所的通称,因为它完全是一个“近代化”的名称,“它的产生和流行是晚清西学东渐的结果,尤其是外国人在中国创办西式图书馆和中国人创办近代图书馆的结果”[4]。“藏书楼”用法的泛化固然是近代的产物,但该术语本身亦有历史渊源。据江向东考证,“藏书楼”之名至迟出现在南宋,发源于地方学校的设置[5]。南宋时期的扬州州学藏书楼便是作为独体建筑出现,其“层楼杰出其上”,故称“楼”[6]。“藏书楼”必然异于书库,否则既无需单独营造,也不必撰文以昭郑重。总体上,宋元时提到“藏书楼”的文献有限,明清两代虽有增多,但同样主要是指地方官学的藏书楼阁,仅在少数情况下被用来概称私家藏书建筑。在地方官学中,“藏书楼”的使用也远不如“尊经阁”普遍(1)比如在明代福建曾建有的51座官学藏书楼中,仅有4所学校不是以“尊经阁”命名其藏书建筑。参见:孙岩.以昭文明之象:明代福建府州县学藏书楼与地方社会[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21.。因此,虽然“藏书楼”在宋代就已出现,且有区别于书库、书室等一般藏书处所的意义,也偶有近代以来“藏书楼”术语的泛指意涵。但它主要用于指代地方学校的藏书建筑,与尊经阁和各类私人阁楼名称相比,“藏书楼”仅具有边缘性的地位。

(2)“藏书楼”概念的流行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藏书楼”与“图书馆”含义的重塑都是晚清西学东渐的产物。起初人们转译“Library”(图书馆)时,指向并不明晰,常以“书馆”“书楼”等中国原有的词汇翻译(2)参见:郭嵩焘.光绪三年二月初九日[M]//郭嵩焘日记.长沙:岳麓书社,2012:153.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藏书[M]//危言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97.。但这些名称既不能区别出西方“Library”的特殊所在,也无法提供一种语义明晰的近代化指向。于是,融汇新旧的“图书馆”一词脱颖而出,并在清末新政以后逐渐普及。需注意的是,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再创造[7]。这种“跨语际”转换不仅使“图书馆”在中国被逐层附上了公开、共享等“现代”属性,更反向重塑了“藏书楼”一词的内涵。因为不论是“Library”还是“Bibliotheque”(均作“图书馆”),在西方本无古今之别,中世纪及以前的藏书处所亦是以此为名。在中国,转译来的“图书馆”与“火车站”“博物馆”相似,构成了一套有别于传统的现代化词汇。“图书馆”也由此成为近现代基础设施建设的组成部分,以及人们希冀广开民智、唤醒中国的重要媒介。

当时人们批判古代藏书楼重藏轻用、私而不公,也是在建设现代图书馆的浪潮下定格的。如杜定友曾说“盖古之藏书者,皆以保存珍储为专责,故虽琳琅满架,不免藏石之讥。有消极的保全,而无积极地运用。与乎今之图书馆之意义,大相径庭”[8]。图书馆学家刘国钧也曾“以书籍为公有而公用之”区分近代图书馆与昔日之藏书楼[9]。人们为了区别出现代“图书馆”,回溯古代,并以“藏书楼”这一化繁为简的术语统括各类藏书机构,最终使得古代藏书楼与近代图书馆成了互为镜像的主体。

一方面,“藏书楼”映射出了“图书馆”的古代形态,代表着历史的延续。梁启超等早期引介西式图书馆的学人,多肯定古代“藏书楼”的价值与转换可能。比如在清末各地创设公共图书馆的运动中,广东士绅认为各地的尊经阁“名义与图书馆为近”,决定“以各府厅州县学宫内原有之尊经阁改为图书馆”[10]。人们相信,一旦国人接受新的理念,“藏书楼”也能变成现代图书馆,我国的图书馆学事业也得以向前追溯,并在中国悠远的历史文化中得到定位。

另一方面,“藏书楼”进一步彰显了“图书馆”的现代特性,二者内含封闭、落后与开放、先进的二元预设。伴随着五四运动后对传统的批判以及图书馆学的发展,封闭的“藏书楼”逐渐成了与清朝闭关落后形象一脉相承的历史符号,“图书馆”则关联着公共、先进等要素,被嵌入中国现代化的整体建构当中。因此,“藏书楼”既有其历史语义,也经历了晚清以来被构建的过程。我们必须注意两者背后的意义生成过程,勾勒其中蕴藏的社会变迁图景,如此才能避免踏入诸多误区。

1.2 “藏书楼”术语的边界与层次

如今“藏书楼”已长期作为“图书馆”的古代镜像而存在,以之泛指中国旧式的藏书机构未尝不可,但泛化使用难以避免前述的一些预设和歧义,必须在运用时先行界定,同时要能区分出“藏书楼”本身具有的层次之别。

本文主张从特指的维度使用“藏书楼”。因为在古今语境下,“楼”都是藏书楼区别于其他藏书处所的特征。一般只有两层及以上的单体建筑才被称作“楼”,部分具有政治、文化地位的,或是被赋予特殊意涵的建筑,则会以“阁”来彰显其尊。如“四库七阁”以及府州县学中的尊经阁,均有文化正统的指向,它们与各类书院和私家大院中以“楼”“阁”为名的单体藏书建筑才属于“藏书楼”。不少士绅家中有藏书室,但未必有“楼”,研究时只能以“藏书”或“藏书处所”论之。因为藏书楼比一般的藏书处所具有更独特的空间架构与文化意涵,在藏书之外还有建筑形制、经费筹集、工程建设以及与之相关的命名、装饰、空间利用、日常活动和文化权力的塑造等内容。

此外,根据不同藏书建筑的性质、功能与归属情况,大体可将中央设立的藏书楼阁归为上层的藏书楼。如清代的“四库七阁”、明代的文渊阁、元代的奎章阁、宋代的太清楼等,它们与王朝正统性的建构等问题相关。著名的天一阁、过云楼等士大夫的藏书建筑,数量众多,并且在藏书楼建设和功能利用等方面均具有个人性质,属于私家层面的藏书楼。至于明清时期广泛分布的府州县学尊经阁与书院藏书建筑,介于中央与私家之间,属于中层的藏书楼,与之相关的工程建设、藏书活动、仪式、象征等内容,呈现出鲜活的社会图景,有助于审视明清文化史中的诸多问题[11]。许多寺观“藏书楼”同样具有中层性质,内容关涉僧俗和官绅的多元互动与权力整合等等(3)关于寺庙及其藏经阁的“中层”性质,参见: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士绅社会的形成[M].张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当然,皇家寺观更接近上层的藏书楼,而中层的尊经阁则同样关涉朝廷文教正统的建构。即使是私家藏书楼,也不免在清廷修书、禁书的规训下与皇权发生关联。正是这种多层次的互动关系,蕴藏着藏书楼议题的鲜活面相。

以往的藏书楼研究从属于藏书史的框架,两者虽有交叠,但均有彼此无法涵盖的内容。藏书是一个广泛的社会现象,即便没有建立藏书楼,也有大量与藏书相关的问题值得探讨。而藏书楼往往既包含人们藏书的务实考量,也关涉文化象征的建构等问题,蕴藏着历史学、图书馆学、建筑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内容,绝非单一的藏书维度所能统括。这是因藏书楼也有“活”的一面,它蕴藏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社会活动,是一种既承载意义又生产意义的空间。有鉴于此,我们需要重审过去的研究理路。

2 藏书史研究中的“路径依赖”及其局限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曾针对近代西方经济演进中的问题,提出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现象,即一旦人们选择了某个体制,那么惯性力量会使该体制沿着某种特定的方向不断自我强化,而无法轻易转变到其他路径[12]。学术中也有“路径依赖”的现象,每个领域都有长期形成的规范和理路,不仅有效,且能被反复运用,可如果我们长期被其支配,便难以跳脱出既有的问题意识。

2.1 藏书史“路径依赖”的形成与表现

现代藏书史研究结合了文献学和图书馆学等学科的方法,主要关注不同藏书机构及藏书家藏书的数量、内容、版本、流传、保护、价值等方面的内容。百余年来,人们沿此学术理路整理藏书史料、编排藏书目录、梳理藏书内容,完成了颇多基础性的研究。以往学界一般在藏书史的框架中考察藏书楼,而图书馆史研究同样是以古代的藏书机构与图书分类法为考察对象[13]。因此,藏书、藏书楼及图书馆史在研究对象和方法论上多有交叠,很难相互剥离。为便于叙述,本节在分析旧有的研究理路时,主要以藏书史进行统括,在倡导开拓藏书楼的研究时,才对它们进行一定的区分使用。

新世纪以来,史学研究随着新史料的拓展和学术理念的更新得以深化。但藏书史几乎未受当代学术思潮的影响,近年来愈发兴盛的书籍社会史,似乎也不自觉地在划清与传统藏书史的界限。虽有学者以新理念研究私家藏书,但成果的数量、范围和深度尚且有限。

为何近年来兴盛的新书籍史未对藏书史研究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与该领域的深厚底蕴、关注重心及学者群体的知识背景相关。明清时已不乏藏书研究,依托的是传统目录学的路径。20世纪初,叶昌炽、叶德辉承袭先辈,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藏书史研究,为后继者树立了典范与充足的延伸空间。《藏书纪事诗》不仅形成藏书传记模式,而且集结了丰富的私人藏书史料[14]。加之乾嘉以降藏书家的活跃,以及私家藏书在规模和版本上的优势,均使私家藏书成了学界的焦点。此后人们融合叶昌炽、叶德辉的路径,逐渐形成一套理路。简言之,即首先阐述藏书家的生平或某一藏书系统的源流,接着考察其藏书的内容、种类、版本、管理、利用,最后探讨其藏书的命运和价值。既然重视以上内容,那么对藏书楼问题的关注,自然就放在了更具规模和文献价值的中央藏书与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上。该模式也确实契合此种问题意识。2000年以来,藏书史学界不仅收获了《中国藏书楼》和《中国藏书通史》两部巨著,而且私家藏书研究也日趋深入,区域藏书史研究蔚为大观[3]。多数研究延续着藏书史的路径,一方面是因该模式较成熟且仍具价值。另一方面,藏书史研究者多是文献学、图书馆学等专业出身,不少学者任职于各地图书馆,其知识结构与工作现实,同样牵引着他们从上述角度开展研究。这些学者具有突出的专业知识,但未必接触史学前沿,抑或受制于“路径依赖”而难以在短期内突破原有的研究理路。

2.2 藏书史研究面临的困境

目前藏书史和图书馆史研究面临以下困境。

(1)与传统政治史、经济史曾遇到的瓶颈相似,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宏观、静态、游离于历史情境之外的文本主义藏书史和图书馆史,忽略了藏书和藏书楼相关活动背后动态的运作过程,从而极大地忽视了人的活动。尽管不乏对藏书家的考察,但许多研究更像是藏书家的传记,一项项对藏书家生平、书目和藏书价值的程式化叙述,致使多数人的个性和活动被淹没在了模式化的描述当中。在官府和学校藏书的研究中,更难以看到鲜活的社会活动。人们往往只是梳理藏书机构的背景、目录、规模、来源、管理等内容,如同罗列一条条静态的章程。以此种模式开掘藏书议题不失为积累个案的方法,但这也造成大量重复性的研究。若不加强研究的整体感和鲜活性,那么零碎的个案只会变得索然无味,很难发生质变。

(2)局限于书籍本身,视野和方法亟需开拓。不少研究就藏书而论藏书,忽视了藏书背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图景。人们常常只是将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作为背景介绍,既未将之融通于具体的研究当中,也没能以藏书回应更加广阔的历史问题。长此以往,不少学者便失去了从其他角度挖掘深层问题的敏感度,容易陷入自话自说的境地。

(3)研究重心的失衡。学界对藏书及藏书楼问题的关注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情况,即重视对朝廷内府和私家藏书的研究,中层的官学藏书楼和寺观藏书楼长期受到忽视。近年来,有些学者梳理了个别地区的官学藏书情况(4)如:马玉蕻.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学校图书收藏及其特点——以四篇藏书目录为中心[J].甘肃社会科学,2009(4):192-195. 陈冠志.明代江西地方官府藏书事业研究——以各级儒学为考察中心[J].图书信息学刊,2015,13(2):29-66.尚有数篇硕士论文考察了福建、江苏、浙江等省的官学藏书问题,兹不赘列。,但多以描述藏书目录为主,缺乏深入的分析。其实尊经阁等学校藏书楼广布于地方社会,其藏书规模和版本价值的确有限,但这才是各地士子能较多接触的藏书处所,与之相关的问题恰恰提供了贯通上层政治与地方文教的切入口。再如,藏书思想和藏书文化研究虽已崭露头角,但仍处于边缘地位,且不少研究换汤不换药,仅仅将古人有关藏书的表述提炼为“思想”,并未真正触及思想文化史的纵深之处。

当然,传统目录学和藏书史的方法仍很重要,没有那些扎实的基础,许多讨论都会失去前提。但藏书史研究亟需拓宽视域,西方的新书籍史就是建立在突破传统书籍、文献研究之上兴起的交叉领域,“它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及其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15]。然而,具有社会文化史功底的书籍史学者,其研究建立在另一套理路之下。由于藏书活动多少限制了书籍的流通,出版史、阅读史则关涉书籍的社会流转与多元互动,它们是书籍史中令人感到新颖的领域。同时,书籍社会史是舶来品,印刷业极大推动了欧洲历史的进步,新书籍史研究自然主要是从书籍的印刷、出版、流通与阅读入手,视之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相比较下,看似社会性不足的藏书,本就难以获得这些研究的青睐。

不过,藏书活动其实也颇具社会性,同样具有意义。要真正使书籍史研究“在地化”,就不能忽视藏书这一深具中国文化底蕴的领域。书籍社会史虽然突破了文献学的局限,但它更多是与印刷出版史结合,并没有为藏书和图书馆史研究带来多少改变。如何突破旧有的理路,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3 藏书楼研究的前景与潜在可能

已有的藏书及藏书楼研究出现瓶颈,主要是因方法论的长期固化。今后应在开拓史料的同时,结合传统政治史、文化史的核心议题与数字人文等现代方法,扩展研究的视域和呈现方式。

3.1 从传统概念中汲取资源:公私、政教等视域与藏书楼研究的突破

学界熟知的一些概念本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我们应以西方概念为参照而非标准,从中国历史中的核心概念汲取资源。如“公私”“政教”“文教”等概念贯穿于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的运作,与藏书楼的发展及其近代转型也紧密相关,以这些视域切入,有助于重审学界原有的一些论断,并提供整合性的话语框架。

首先以“公私”为例。近现代图书馆关联着公共、开放等要素,即涉及公私观念的中西互动与现代转化。与日本以国家和机构为公领域之极限不同,中国古代以“天”“道”为公领域之极限,“公”是具有普适意义的标尺,“私”在“公”面前则始终是道义性匮乏的反面[16](9-11)。这种悠久的“公”本位思维似乎没给古代藏书楼带来多少公共性,其缘由并不在于古人重藏轻用、私而不公,而是我们往往不自觉地以西方的标准裁量中国古代的“公私”问题[17]。如“公共领域”的出现被视作西方步入现代的标志之一,中国是否具备此种要素也一度成为了学界着力的问题。

而人们也习惯以现代标准裁量古代藏书的公私表征,认为“藏书楼的本质是文献的‘藏’,图书馆的本质是‘用’”[18]。这就将“藏”的功能与其他职能相对立,陷入了“古代重私藏——近代重公用”的两极式预设。公共图书馆的开放性被视作是现代化的表现,“封闭”“只为少数人利用”的私性则被视作古代藏书楼的本质[19]。从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也就成了变私有、封闭、独享特性为公共、开放与共享特性的制度进化过程[20]。另一类观点肯定古代藏书楼的公共性。如韩永进认为古代藏书楼其实具有同当时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开放性,亦有“图书馆”的性质[21]。刘驰则提出,明清士人“书藏”观中的公共理念,代表着中国藏书史近代转向的内在理路[22]。有的学者亦建构起书院藏书具备近代公共性的认知[23],虽未套用“公共领域”理论,但其运思逻辑却具有相似的起点。

然而,明晰可辨的公私划分源自西方经验。中国的“公”概念内含天道、多数、均、连带等有关共同的含义,衍生出共同与独私、利他与利己、融他性和谐与排他性对立等多重结构关系[16](86)。过去人们并未斟酌这种结构,在讨论藏书议题时把公与私错解成了模糊的“全体之公”和“个体之私”,故其批评古代公藏不“公”便是很自然的事情。晚清以来,学界几乎全盘接受了西方近代公共图书馆的相关理论,而“重藏轻用”等说法其实反映我国既没有认真探究藏书楼,也未能深入了解西方图书馆的历史[24]。

我们需要在藏书楼与人和社会交集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把握古代“公”与“私”边界的紧张感及其张力。许多今日看似不“公”的现象,在当时恰恰是足以称道的“公”。因为古人常在具体范畴的共同体中理解公私问题,可以是天下生民,也可以是针对具体事务之“公私”展开的阶层性共同体。以明清尊经阁为例,其开放性因地而异,分别有为广义上的士人、本地读书人和官学师生开放的情况。但时人仍从“公”的角度鼓励社会捐赠,并构建“公”藏言论。当时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学校藏书楼就是介于官府和私人之间的地方性藏阅机构[25]。而官学藏书的旨趣体现了“群体连带”“利他”等道义之“公”,只不过这里的“群体连带”具有文化身份的限制。由于尊经阁实质上是以士人为中心,成为士阶层之“公”便可谓“公”,即使百姓未受益,也无碍其公藏之义。可见,古代有关藏书楼“公”的表达不是二元的全体之公和个体之私的关系,而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局部和共同的关系[17]。

由“公私”衍生出的问题既关涉实证研究,又指向本土理论的提炼。而“政教”和“文教”视域同样值得注意。与西方注重区分政治和宗教权势的关系不同,传统“政教观”强调王政和儒家教化体系的相维合一[26]。“文教”则指广义上的文化教育实践,亦可指代特定地区的文化设施及其发展水平,兼具实际指向和象征意涵。两者都是先秦以降中国内部自然衍生的表述,有助于我们从贯通上下层的视域把握藏书楼及藏书史研究。

比如,明清藏书楼的发展与朝廷政教和地方文教的实践紧密相关。“郡县之有官书,辅助政教之一端也”[27]。官学藏书及尊经阁的建设,便是上承朝廷的政教布局,下应地方的文教期望。朝廷希望通过颁书将正统的知识权威传到地方,但是在市场和地方因素的影响下,中晚明福建、江南等地的官学藏书呈现出与朝廷规范相分离的趋势。不仅原先被“勿列学宫”的书籍渗透到官学阵地,而且出现各类杂书和清人眼中的异端文献[11](120-131)。《纲目》《春秋》等阐发“夷夏之辨”的明代藏书,亦不利于清朝正统的建构。故而清廷势必重整天下官学的藏书秩序,“使人知国家颁行经史,崇重实学,咸能穷探根本,而不杂以异端曲说”[28]。在明代,边远的学校得不到多少颁书,文教水平和距出版中心的远近,仍是左右学校藏书的重要因素[25]。清廷的政教实践弥合了上述问题,如西宁、思南府及其辖县等边远学校所获赐书及其藏书结构,也大体与江南各地一致(5)参见:道光思南府续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6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171-172.。这说明官学藏书成了清朝规范文教的重要凭借,当然,这也压抑了学校藏书的多元性。

与此相应,江南三阁则是清廷向南方士人昭示政教一统的产物,象征着崭新的政治文化丰碑和知识教化体系的形成。江南士林也以修建藏书楼等行动响应清廷,如崇明县学获赐钦定经史书籍后乃“重建尊经阁五楹庋书”[29]。可以说,清帝在制约和导向着各地学校的藏书结构时,亦刺激着尊经阁等文教建筑的扩散。时人认为“我朝右文重道,超越前王,内则有词垣、四库之藏,外则有文宗、文澜之阁,焕乎炳乎,与三代同风已”[30]。这种对藏书楼体系的表达带有浓厚的政教色彩,而江南三阁和各地的尊经阁,上承朝廷盛世之“政”,下启士林观览之“教”,在此意义上,清廷构建了一个由私到公、政教相通的藏书楼体系。

以上视点具有重要意义,不论我们的研究是否与此相关,都有必要以之作为知识底色与核心关怀。

3.2 适当借鉴跨学科的方法:以数字人文的运用和挑战为例

藏书楼研究还涉及藏书的规模、结构和建筑的空间分布等问题,适当借助数字人文等方法,有助于弥补文献的局限,甚至开拓出新的论域。

“数字人文”致力于借助量化方法、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开展人文研究,近年来已成为多学科汇聚的学术增长点[31]。藏书史学者较早借鉴了量化方法,如范凤书曾统计历代藏书家的人数、身份和区域分布,颇具价值[32]。但以往的量化研究集中于区域私家藏书,统计对象有限,计量结构单一,与地方史的结合程度也有待深入。近年有学者融汇区域史的方法,对明代福建官学藏书楼的增长率、覆盖率和维护率的时空分布特征,以及藏书规模、修建人员的构成进行量化统计与可视化呈现,并紧密结合了各地的历史文化进程[25]。今后藏书楼、藏书史研究与数字人文的结合更是大有可为,方向如下。

(1)对各级藏书楼和藏书问题的量化分析与整体归纳。一方面,数字人文能让我们超越个案,将各层级藏书楼的量化纳入其中,从而能以大数据为基础,对不同时空下藏书家和藏书楼的结构、分布等问题进行整体的分析。另一方面,有助于将纷繁的史料高度归纳,优化统计效率。对一些问题的计量和构图,还可能使原本未必引人瞩目的史料和现象得到新的解读。

(2)藏书及藏书楼相关问题的时空分析与可视化呈现。数字人文为大规模分析藏书楼和藏书家的时空分布问题提供了条件。如借助GIS(Geo-Information System)空间分析手段和LoGaRT(Local Gazetteers Research Tools)等工具,有助于宏观把握地方藏书楼的发展与明清大一统布局的关系、藏书楼和藏书家分布的跨区域比较,等等。杨璐嘉便运用GIS宏观展现了唐宋以降私家藏书楼的时空分布特征和演变规律[33]。罗宝川则利用LoGaRT收录的410种地方志,将检索到的清代官学藏书楼信息输出至LGmap(中国历史交互式地图),生成“全国”官学藏书楼的分布图像[34]。该文的数据缺陷较大,但昭示了呈现藏书楼分布全景的可能。

(3)问题的结构化。数字人文方法可以将藏书家的信息、藏书楼的分布、书籍的规模和结构、修建人员和经费问题与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等要素进行纵横交错的关联,帮助我们从不同层次的联系中找到观察藏书楼史的新途。有学者借此发现福建尊经阁经费结构和书籍秩序的变动与晚明社会变迁的关系[11](120-150)。倘若这类议题不借助量化分析,则无法提供文献之外的佐证,也难以将问题“结构化”。而数字人文既可激活上述议题,更提供了一种优化史料及其呈现方式的路径。

(4)社会网络分析。不同藏书家形成的社交关系,学校尊经阁和寺庙藏经阁事宜背后的文化网络,恰恰是藏书楼“附加”意义形成的关键。徐雁平曾依据黄丕烈等人的文献,梳理吴中藏书家与百名文士的书籍交流网络[35]。如果能结合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等数字工具,则可更清晰地呈现藏书家的核心交际圈及其逐层扩散的社会网络。借CBDB形成关系图[36],还可助力我们追踪某些隐性关系在藏书活动中的作用。又如,尊经阁的修建是一项社会活动,从其倡修、集资、募工、督理到落成仪式的举行,都牵动着地方社会。各地官绅在修阁后常常会利用关系邀人作“记”,以增加自身的社会影响。而“阁记”的书写与尊经阁内外的文教活动,亦牵涉社会网络问题,同样可以借助数字人文来考察。

不过,作为一种探索,数字人文与藏书楼及藏书史的结合仍深具挑战。一方面是数据的开放性不足,通常每个藏书家或藏书楼的相关信息都需由研究者自行考订,很难全面公开。或可先行推出有关藏书家名号、籍贯、年代等基础信息库,在征询学人意见的基础上,将后续已公开发表的内容扩充入库。部分考订数据的成果应允许发表,形成数据建设与开放的回馈机制。另一方面,数据基础不牢靠,或计量不科学,均可能造成舛误。前述罗宝川检索了LoGaRT收录的地方志,但总数较少且地域分布不均,即便各地至少都有一部方志得到统计,结果也离准确甚远。因为一部方志仅能提供官学藏书楼在方志成书前的某些片段,必须详考各府县不同时期方志中的“学校志”“艺文志”“名宦志”等内容,方能将信息间的差异化碎为整,以碎立通。在一些“修学记”中,尊经阁的信息常被简化成“阁”来描述,这些都需要研究者进行严谨的考订。同时,若过分依赖数字工具而未顾及史料内在的背景、关联和话语机制,那么数据的堆砌既可能淹没信息,也可能导致研究的僵化,消磨“人文”的灵性,故而应当在定量与定性、数字与人文之间寻求平衡。

综上,把握传统核心概念,同时内化运用数字人文等现代方法,不仅可以开拓藏书楼研究的新途,而且能在建立本土话语的基础上,真正与西方学界展开对话。

4 如何开展“活”的藏书楼研究

“活”的制度史具有启发意义[37],不论是延续旧路,还是借助新的方法,都应该让藏书楼研究“鲜活”起来。尤其需要突破以往藏书史的文本阐释框架,将单一的藏书问题“还原”到鲜活的历史场景,呈现出藏书楼及藏书现象背后广泛的政治、社会活动与观念意识,动态而多维地解析相关问题。

4.1 重审有关各级藏书楼的相关假设

其实藏书楼如同土地、陶瓷、书籍、人类一样,有着它们自身的历史,可供揭示藏书内容之外的大量史实。可延伸的路径是将关注点从简述各类藏书楼的差异和从区分藏书内容及其价值之间的差异跳脱出来。比如,以往对四大藏书体系(官府、私家、书院、寺观)的划分是一种横向归类,直接圈定了不同藏书系统的问题范围,今后应融入前述藏书楼的纵向结构及其多层互动的讨论。同时,如果我们能将不同藏书楼生命周期中的所有环节(如修建、命名、藏书、管理等)及其各类要素都纳入思考,那么诸如尊经阁和藏经阁等藏书楼,就不应只被视作藏书建筑,它们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广泛牵涉地方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建设活动,一种表达观念和诉求文化权力的介质,等等。由此,我们便可从单一的藏书维度延展到其他层面的问题。

4.2 把握各级藏书楼与“大历史”的关联

所谓“大历史”,包括那些能在全局上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具体如改朝换代的历史、治乱兴衰的历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典章制度的历史等[38]。过去的藏书史和图书馆史研究多是将“大历史”作为背景介绍,笼统而不深入,少有研究真正融汇某一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内容考察相关议题。那么,如何将藏书楼关联“大历史”?以尊经阁为例,这类藏书楼广泛分布于地方社会,以之切入,便可触及明以降社会的诸多问题。它可以被当作一种文化逻辑的表现来审思,以考察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的延伸,以及科举制度、文教政策及区域文化的影响,关涉朝廷的正统塑造、央地关系、地方经费、书籍秩序等问题。可以反思不同地区尊经阁的建设,反映了怎样的地域特色与时代变迁?其藏书结构如何受各时期政治权力、出版市场和学术风气的影响?它与朝廷的政教布局及跨地区的文化融合之间有何关联?诸如此类问题,不仅能通过藏书楼的历史进行讲述,而且能从该角度获得新知,甚至修正过往的一些认识。

4.3 把握藏书楼背后人的社会活动与思想观念

有“人”才有“活”的历史。尊经阁、藏经阁等藏书楼往往成为各方关系联结与互动的媒介,从人的社会活动而言,应把所有参与尊经阁提议、建设、藏书、仪式、管理和话语建构的人都网罗进同一段历史,包括地方官、教官、生员、文人、学者、乡绅、商人乃至普通民众。在某一尊经阁的生命史及其历史记忆的诠释中,他们各有其位,相互互动并发挥作用。可反思尊经阁等藏书楼的发展体现了时人怎样的精神诉求?这些诉求如何贯穿其建设始末?人们又如何通过尊经阁构建一套服务于权威的话语体系?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尊经阁背后关涉明清士人的知识崇拜与经学权威的变动,显然与私家藏书楼和承载功德观念的寺庙藏经阁不同。从更宏观的层面而言,尊经阁在许多地区连接了国家正统、地方文化和士人的知识权威,成为了文化的象征性符号[11](186)。象征,是中国文化中最为普遍但又未被充分重视和理解的文化现象之一[39]。以往对藏书楼的研究同样忽视了此点。尽管实用功能是许多藏书建筑存在的前提,但如果止步于对“实用”的理解,不仅会简化尊经阁等藏书楼背后复杂的政治文化内涵,而且容易使研究流于表面和刻板。明清尊经阁得以被广泛建立,正因其顺应了人们对藏阅空间的需求,同时又符合国家意志和地方精英互动的模式。藏阅、学术、科举、权力乃至更广泛的交流形式和文化实践都在尊经阁相关的活动中交织,并从中获得某种调和与统一。可见,藏书楼本身是“冰冷”的建筑,但其背后鲜活的社会活动,赋予了它复杂的样貌。

4.4 挖掘藏书楼的多维度面相,架构多学科对话的桥梁

藏书楼关涉的内容本就提供了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平台。从史学的角度,藏书楼代表的是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考察各类藏书楼内在的历史(如建制、名称和藏书结构的流变等),以及它们与外在“大历史”的互动,自是应有之义;从图书馆学的角度,可以探讨各类藏书楼中图书的管理、保护、开放等问题与近现代图书馆的延续或断裂所在;从空间和景观的层面探讨藏书楼,则可借鉴人文地理的研究;从教育学的角度,尊经阁的发展是明清学校教育资源完备,设施趋于健全的体现,据此可分析地方文教资源的分配、发展与科举成就的关系;此外,各层级藏书楼都有相应的建筑形制和地域特色,如果能在其环境营造、仪式开展和象征建构等方面吸收建筑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理念,则有助于理解藏书楼背后深层的意涵。葛兆光认为“一旦教育史、技术史、建筑史、文献学史等等知识领域的问题都成了思想史解释的资源时,思想史已经开始了重写”[40]。藏书楼研究显然也可以在图书馆史、文化史、教育史乃至建筑史等角度,成为我们理解古代思想和社会文化的一个媒介。充分考虑上述因素,才能在看似难以深入的藏书楼研究中找到突破口。

当今人类社会正处在多元文明的激荡之下,如何解释中国文明的独特性,正日益驱动着学界向内关注各自学科的历史,并从中寻求答案。藏书史和藏书楼研究的终极意义并非藏书及其建筑本身,而在于应结合传统史学议题和当代的学术思潮,从藏书楼多元而鲜活的历史中认识中华文明传承的深层逻辑。同时,为书籍社会史的本土化路径探索,以及中国图书馆学自主话语和特色图书馆体系的建立,提供些许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