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军霞

(安阳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理查德·鲍尔斯是美国“X一代”新锐作家,其作品涉及多学科多领域,集艺术与科学为一体,素有“百科全书”之美誉,其本人也被冠以多种头衔,如“后品钦时代的代言人”“美国当代文学大师”等,1985年至今已有13部小说问世,每一部的推出都备受学界关注,且好评如潮、荣膺多种奖项,其中2018年的力作《树语》(又译作《上层林冠》)荣获普利策文学奖,颁奖词这样赞誉该小说:“叙述结构之巧妙,如故事核心的树木那样开枝散叶、伸展出天蓬般的冠顶,其中呈现的奇妙与相互关联的世界,映现了森林中人类的生活。”(1)理查德·鲍尔斯:《树语》,陈磊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封底页。后文小说译文均出自该著作,将随文标出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鲍尔斯在接受连线采访时,也声称《树语》是“一本希望大家更加重视非人类的生物、更加重视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的书”(2)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3046431.html/ ［2022-10-15］。。而普利策文学奖花落《树语》对于坚持关注人类与环境的小说创作者有着巨大的鼓励作用。

假如树能说话,它会告诉我们什么?《树语》是作者继《回声制造者》对濒临灭绝的沙丘鹤——动物的关注后,又对地球上“生命四十亿年的进化历史所能创造的最精彩的事物”(《树语》第268页)——树的殷殷关切。树如同精灵,如同作者心目中的上帝,它对世界的贡献如同“创世”:这颗星球起初什么都没有,有了树然后就有了一切。树向女人发出指令:“听吧,有些事情你需要倾听”(《树语》第3页),在树的召唤下,故事中的九位主人公,虽来自八个不同的家庭背景,但都是“树言”的倾听者。他们从不同的频道、各自的角度,收听到了树的话语,并为树发声,成为树的膜拜者和捍卫者,因此他们并非主角,而是“下层植被”(Understory)。而上层林冠(Overstory)则是树,它俯瞰护卫着下层的人类,且树的恬淡安静形象被颠覆,而换之为有声的等同于人类的形象,这彰显了深刻的后人类主义思想。鲍尔斯竭力赋予非人类——树以声音,以寓言的形式和树的隐喻支撑了故事的结构,从宏观到微观揭示了一个非人类叙述者(树)和人类社会现实的冲突。 可见《树语》已经超越传统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它以树为中心,为树代言,而“人”则屈尊降贵,被树感召、指引甚至掌控,最终成为树的亲族和誓死守卫者。本文拟从后人类主义视阈的框架去解读《树语》,从而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实现后人类理念下的人类与非人类的和谐共生关系。

一、后人类主义与《树语》

后人类主义(Post-huamanisn又译作“后人文主义”)是“后理论”时代兴起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哲学思潮,是在“人之为人”的根本理念在高科技的发展下受到质疑,传统的以“人”作为研究主体的人文主义和人文学科也被置于危机之下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是对人类中心论的消解,不再将“人”放在世界历史的中心,米歇尔·福柯更是宣布“人死了”,以此解构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欧洲中心论和霸权思想,同时讽刺了传统人文主义视人为万物之灵长的傲慢。后人类主义认为地球上的人类与其他生物种类随着科技的发展,其界限越来越模糊,其他物种不再是人类的他者,而是与人类相互依存的共同体。而“生命”也不是被“人”编码定义的一个物种,人类不可以凌驾于其他物种之上,也不再享有被神化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或独特属性。“生命被当作一个相互作用的、开放性的过程”(3)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宋根成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2页。,这就颠覆了“生命”的概念,其传统意义上是为人类保留的,专指有机的和话语的“特殊生命力”,后人类主义主张更宽泛意义上的、包括动物、植物等非人类生命部分的“普遍生命力”,如果说人值得尊敬,那么其他生命力同样有其存在的必要。所以在后人类语境下,地球上的其他物种与人类相互依存,享有平等的存在价值,共同构成后人类社会的和谐共生关系。理查德·鲍尔斯的小说《树语》中的树木不但有生命,而且如同人类,有情感、有智慧、有语言、有交流,他们是人类的血亲,为我们提供赖以生存的物质所需,也是疗愈人类精神创伤的良药,这种鲜明的后人类话语述评,在鲍尔斯多部作品中都有体现,《树语》尤甚,下文将从树和人类的关系、树对人类的召唤和治愈三个维度解读《树语》中的后人类主义思想。

二、树与人类的亲族关系

鲍尔斯在《树语》的不同章节中多次提到树与人类的亲族关系,“你与你家后院的那棵树拥有同一个祖先。你们两个在十五亿年前分道扬镳。但直到现在,往各自不同的方向走了这么久,树和你依然共享着四分之一的基因”(《树语》第103页)。小说中,古老的阿丘亚人称自己为棕榈树之民,他们会对着花园和森林歌唱,认为植物的灵魂会听到歌声,“树木是他们的亲族,承载着希望、恐惧与社会规范”(《树语》第306页)。文中九个主人公与他们身边的树有着天然的亲情,树如同他们的邻居、朋友、导师,他们都受到树的亲情感召,从而以不同的方式去表达他们对树的保护、赞美、仰视甚至膜拜,最终成为树的代言人。

故事伊始的“根”部分,讲述的是第一个主人公尼古拉斯·赫尔家族的故事,他是一名画家,也是其家族的第六代。他的祖先乔根·赫尔从挪威千里迢迢来到美国,面对满眼栗树的慷慨馈赠,欣喜之余,更感觉他是在向某个有知觉的生命在索取,这些栗树如同他的至亲,更像我们的父母。出于对栗树的感恩和情谊,他在自己的新家,爱荷华州西部种下了六棵栗树,其中只有一棵幸存,而这棵唯一存活的栗树伴随了家族的六代人,成为赫尔家族记忆的守望树。赫尔家的第二代约翰·赫尔在父亲死后开始每月给这棵栗树拍一张照片,这成为家族传统,一直延续到尼古拉斯·赫尔。当美国枯死病流行,原生地所有的栗树都消亡殆尽后,赫尔家的栗树就成了奇观,它是全美唯一存世的栗子树,而且是当地人的地标性导航标志。而被照片记录下来的家族之树的照片,则如同电影胶片的光影资料,成了百年家族世事变幻的记忆库和唯一宝贵的遗产。这棵守望树就是家族的徽章,它的开枝散叶如同这个家族的人丁兴旺、子嗣绵延,而它的最后消亡也是家族败落的征兆。由于家族传统,尼古拉斯·赫尔天生对树有亲近之感,他“看醉了相册”,开始描画这棵伴随家族百年世事沧桑的亲情树,从此树和他融为一体,对树的情结根植于他的内心。

在第二部分“树干”里,尼古拉斯和恋人奥莉薇亚一起加入了和平抗议伐树的运动。为了保护一棵巨大的如同北欧神话中的世界之树——红松“米玛斯”不被砍伐,他们住到离地200英尺的古老而雄伟的树冠上,并取名“守护人”,但在他眼里这棵树才是真正的守护人,“这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最强壮、最粗、最古老、最笃定、最理智的生物。它是五十万个白天和黑夜的守护人”(《树语》第205页)。这棵古老的红松守护的是人类和自然的共同家园——地球,他们在三层树屋里生活了一年之久,与树朝夕相处、亲密接触,远离人类的喧嚣,回归到人类的最原始简单的生存状态,他们似乎成了树的一部分,尼古拉斯甚至觉得自己正在变成另外一种生物。这种去人格化的描述,是鲍尔斯以一而贯之的后人类主义思想体现,在《树语》中鲍尔斯多次强调人类只是这个星球上的一个“物种”,而宇宙则如同一棵榕树,小说中的植物学教授帕特丽夏就坦言,“这不是我们的世界,树木不是恰好生长在其中。这是树木的世界,人类才刚刚抵达”(《树语》第330页)。

后人类主义认为我们只是处在被称为“人类纪”的地质时代,树比人类早到很多,和人类拥有共同的祖先。在小说的最后,鲍尔斯再次揭示了这个事实真相:树和人类都是由最初的地球,经过万亿年分化而产生的简单细胞进化而来,此后才分出植物界和动物界。同时,人类需要树木的庇护和滋养,“如果你想要纯净的水源,如果你追求的是多样性和健康,如果你想要的是碳化物安定剂和我们甚至都无法估量的服务,那么请保持耐心,让森林慢慢产出”(《树语》第222页)。植物和人类以及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体是相互依存的亲族关系,因此“后人类理论挑战人类中心论和作为超验范畴的人的‘独特性’的自高自大”(4)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 第96页。,认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不能唯我独尊,盲目自大,而是要与其他物种和生命体和谐相依,共生共存。

三、树对人类的召唤

后人类学家布拉伊多蒂认为,“为了超越人类例外主义,主体必须包括一种关系性的相互依赖,这种依赖将多种非人主体包括在内,从而将地球看作一个整体”(5)袁杰:《流散主体与植物他者:论理查德·鲍尔斯〈上层林冠〉》,《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0年第2期,第72页。。鲍尔斯在小说中对被人类视为植物他者的树木作出颠覆性的刻画,他们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上升为叙事者和召唤者,如同人类,他们有自已的声音、话语、情感、智慧,会向人类发出指令,帕特丽夏就坚称她的事业是倾听树的声音,树的召唤让她觉得自己有义务将接收到的树的声音传达给人类,这使得她和故事中其余八个主人公都成为树的坚强卫士,从而警醒他人,唤起人类普遍的生态环保意识。

故事的开篇即是一个女人,后文我们知道她就是主人公之一——华裔咪咪·马,她背倚一颗松树,调谐自己的耳朵,以收听“树语”——“这棵树正在说着什么事情,一字一字地”,“桤木的弯枝说着很久以前的灾难……白杨重复着风的闲话……好几百种山楂树因为被迫共享一个名字而发笑”(《树语》第3页)。树通过它的气味向咪咪·马发出命令:闭上眼睛去想想柳树下垂的枝条和合欢树刺的尖利;树告诫女人:她的同胞对与之一同奔跑的生命体视而不见,而这正是人类的麻烦所在;她依靠的松树则直接让她倾心聆听“树言”。她做过公司高管、心理咨询师,父亲是来自中国的移民,其毫无征兆的自杀曾经让她迷惑、愤懑,而在参与环保运动继而和树的亲密接触中,她最终理解了父亲的内心世界。父亲到美国后种下的桑树,留给她的桑树戒指,都表明树是父亲和他们一家人与万里之遥的故土家园的唯一联系,晚年的父亲思乡心切,渴望归隐山林,他的遁世如同化身为树、回归大地,正如父亲死前书写的王维诗歌:“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树语》第32页)。

小说的第五位主人公道格拉斯在越战中飞机失事,一棵无花果树的枝叶拯救了他,树告诉他:树救了你的命,从此在这个负伤的老兵耳边,这个声音就时常回响,且他会时不时地接收到“树言树语”,“会有一些语句沿着树干汩汩流淌上来,抵达道格拉斯的耳畔”(《树语》第65页)。树的召唤让他意识到“人类这个物种”的问题,他因此义无反顾地加入激进环保主义运动,与以洪堡木业公司为代表的大肆砍伐林木行为进行殊死抗争,虽然最后身无寸缕,久禁囹圄,但对树木的爱使他无怨无悔,“他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人。如此富有,即便失去了全部,也依然能从中获利”(《树语》第374页)。

小说中奥莉薇亚是“树言”的最佳听众和传达者,曾经的她是一名愤青大学生,和她的室友们一样颓废、叛逆,每天浑浑噩噩,虚度光阴,但在一次遭遇电击死而复生后,如同穿越,树成了她的灵魂导师。七十秒的死亡让她拥有了神奇的力量,她能听到树的声音,听懂树的语言,“它们钻进她的身体,穿过她的身体”(《树语》第126页),树成了她的一部分,甚至是她的同类。后人类语境下的人类与非人类没有明确的边界,更没有被人类中心论边缘化的自然他者,因此奥莉薇亚就成了半树半人的后人类形象代表,即人与树可以做到天人合一的共同体存在。树之精灵向她发出召唤:“生命四十亿年的历程中所创造过的最奇妙的产物需要帮助”(《树语》第128页),她的眼前因而出现了环保主义者保护巨树的画面,于是一路跟随树的指引,她和尼古拉斯来到世界之树、母亲树——红杉米玛斯身边,并给自己改名“银杏”。高耸的树冠上奥莉薇亚攀爬自如、毫无畏惧,长达一年的树上生活于她如同找回了久违的家。但她们与伐树者的较量最终演变为暴力活动,奥莉薇亚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她在濒死时刻仍然在聆听树的信号,不顾身体的痛苦,坚持要求其他人继续完成护树任务。

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瓦尔·普拉姆伍德呼吁,人类应转化其叙述模式,以使自然界拥有话语权,这样就确立了自然的叙事者和主角地位,从而实现人类与其他物种、其他生命体的对话。小说中帕特丽夏自幼就对这类 “主角变成树的那些故事”(《树语》第92页)的书爱不释手;心理学教授亚当·阿皮亚,则自童年就对树情有独钟,父亲为他们兄弟姊妹每一个人都种下一棵树,但真正懂树爱树的只有他,可这招致周围人包括家人的嘲笑和愚弄,致使他对树的情结渐行渐远,此后他因需要调查问卷数据来完成博士论文,卷入了环保主义者的护树行动中。他本来认为他们只是“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者”,但在目睹奥莉薇亚等人对树的艰难守护后,幼年对树的情结仿佛又被调动激发出来,他不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而且也听到了树的召唤,“树木过去一直在对人类说话,理智的人一直都能听见”(《树语》第336页)。

四、树对人类的治愈

在言必及生态的当下,鲍尔斯的《树语》已非传统生态文学所能概括。虽然早在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美国超验主义作家爱默生就肯定了自然对人的治愈作用,他们的作品如《水仙花》《论自然》就传达了自然是治愈人类孤独彷徨的精神良药,但这些作品仍然是以人为中心、为主体,即便是身在自然中的人,也是视自然、树木为其存在的背景。与之相对比,鲍尔斯的《树语》显然超越了传统生态文学的范式,在他的笔下树不再只是人类的陪衬和供其消耗的资源,而是上升到主体地位。树对人类有引导、有疗伤,人脑被树重新编码。这与后人类的理念不谋而合,泛人类的后人类主义所要实现的社会是“虽然摆脱了来自共有脆弱性、古代社会暴力的负罪感或者无法清偿本体论的忧愁所造成的消极束缚,但摆脱不了对多重他者相互依赖这一令人同情的认知”(6)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第147页。。

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的核心理念是以普遍生命力为中心的平等主义,普遍生命力是后人类主体关系的认识基础,其主体观是对非人类生命形式的尊重,它是对“生命的机会主义跨物种商品化的一个唯物主义的、世俗的、负责的和非感性的回应”。后人类主体的关系能力并不局限于我们人类,而是包括所有非拟人化的元素,“生命物质——包括肉体——是智慧和自组织的,但又非常精确,原因是它无法隔断同其他有机生命的联系。”(7)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第86—87页。鲍尔斯在《树语》里不仅赋予树以声音、话语,同时把树木上升到施事的主体地位,他们不再是无知无觉的默默存在,而是可以对人类指引、召唤,并且能够治愈人类的焦虑、创伤、绝望,带给人希望,小说中的九位主人公就是例证,他们均不同程度地被树治愈,找到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

小说中,道格拉斯为了每天五十美元的报酬,在懵懂中参加了臭名昭著的斯坦福大学监狱实验,在非人的六天折磨中他几近疯狂,身心遭受重创。其后又加入越战,成为一名空军技术军士,四年的战场生活,使他明白美国发动这场战争毫无理由,目睹伙伴们的牺牲,毫无尽头的杀戮,他开始空虚颓废、萎靡不振,“只要还有任务让他打发时间,同时战友将广播停在节奏蓝调音乐频道,他才不在乎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结束的是早是晚”(《树语》第61页)。一次执行任务中,他的飞机被击落,一棵三百年的榕树救了他。在头朝下悬在树枝上时,他听到了树的声音,树的启迪对他如蒙昧初开,他意识到了人类的缺陷,从此他的人生发生了质的改变。在四处流浪漂泊之后,他有了生活的目标——种树,怀着对树的报恩和爱,“他将它们成百上千地种下去,他爱它们,信任它们,就像他曾经信任他的同伴”(《树语》第70页),而当他意识到他的种树只是伐木公司为了砍伐更多树木的借口时,他果断放弃种树苗而参加了激进环保主义护树运动,为此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最终锒铛入狱,但帮他熬过狱中每一天的是对树的记忆,“记忆开始显形——开始很简单,但逐渐拥有了纹理。春天里,枫树从树顶开始泛红。山杨树发出礼貌的掌声”(《树语》第374页)。树对人类的疗愈功能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使他虽身陷狱中,穷困潦倒,却依然感觉“他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人。如此富有,即便失去了全部, 也依然能从中获利”(《树语》第374页)。

知识产权律师雷·布林克曼和速记员多萝西·卡扎里是九位主人公中唯一的一对夫妻,两人和大多数人一样,最初对树一无所知、毫不在意,他们对森林从未有片刻的思考,“对他们来说,树木几乎毫无价值,这样的两个人不难找”(《树语》第50页)。两人业余玩票式地演戏,虽然和树有所关联,如雷在《麦克白》扮演的麦克德夫就是扮作一棵树,然而树只是他们的道具、伪装,即使是种树也只是他们的结婚纪念仪式。但两人的生活逐渐变得糟糕无比,鲍尔斯在这里用了寓言式的暗示:无视植物的存在,他们生活领域也变得荒芜,失去繁殖能力。多萝西患上不孕症,虽然努力多年他们仍然没有孩子,由此多萝西开始沉沦,她一次一次的偷情寻求刺激,以填补心中的空虚,而她的背叛使雷心力交瘁,终于脑溢血中风而瘫痪。给他们绝望的生活带来转机的是关于树的两本书,《简单识树》和《秘密森林》,《简单识树》引导他们去识别后院的每一棵树,每一次的成功辨认都让他们获得无比的愉悦,两人的沟通也变得畅通,葱茂旺盛的树木使他们的生活有了生机,人生重新燃起希望且变得有意义。《秘密森林》则告诉他们,后院里的树和人类有着四分之一的基因,他们开始待树如同自己的孩子,任其自由生长而不去剪枝修理,每天凝望窗外的树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鲍尔斯借此告诉我们,他们对树木从忽视、认知、相识到认同的过程,如同陌生人逐渐成为其朋友和家人,同时这些树由被看作客体上升为主体讲述者,他们要给人类讲述他们的家族故事:“每一种(树)都有自己的历史、简介、化学特性、经济价值和行为心理学。每一个新树种都有自己的故事,足以改变现有的历史”(《树语》第343页)。

五、结语

后人类学家凯瑟琳·海尔斯认为,“后人类的提法并非意味着人类的终结。相反,它指人类一定概念的结束”(8)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第148页。。《树语》中的人如同大树的根系,在向四方扩展延伸的同时,又向树干聚集,他们收到树的指令,听从树的召唤,成为树的坚定卫士和代言人,这体现了作者对人类和非人类未来走向的乐观态度。从后人类主义的视角去解读鲍尔斯的《树语》,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体或自然他者的关系,思考当下气候变暖、灾害天气频发、能源短缺等现实问题的根源和解决路径,从而探索构建由人类与非人类主体和谐相依的后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