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洪德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红敏这部《元代文坛格局与走向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22年12月版),是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又中标2021年度国家出版基金。一部著作,两个国家级项目,其价值,不需要再作具体评说。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说明选题很有价值;中标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说明成果水平很高。它的出版面世,无疑是对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元代文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多元性。文坛的多元,超越历史上任何时期。在中国文学史上,元代第一次出现了色目作家队伍。色目作家,其族有“克烈、乃蛮、也里可温、回回、西蕃、天竺之属”(戴良《丁鹤年吟稿序》),他们以令人瞩目的创作成就,为元代文学增添了亮色,使得元代的文学,更加多彩。中国文学史上,只有元代形成了一个俗文学作家队伍,这一队伍的出现,动摇了传统俗文学定义,使得俗文学与作家文学并列的逻辑无法成立。元代甚至出现了一些草根诗人,这些诗人的人生本身极具有传奇性,连同他们的创作,都带有神秘与怪异色彩。元代文坛的地域构成也是多元的,这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南北差异,特异的是,元代的诗史要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写起,两位传奇诗人耶律楚材和丘处机,在这个当时称作西域河中府的地方,留下了他们的唱和之作。一些诗人文章家,其原籍在中亚甚至更远处。元末诗人戴良感叹:在《诗经》时代,“西北之诗,见之于《国风》者,仅自《豳》《秦》而止”,而元代有些著名诗人,“居西北之远国,其去豳、秦,盖不知其几万里。而其为诗,乃有中国古作者之遗风”(《丁鹤年吟稿序》),此外还有来自高丽、安南的诗人。在元代大一统治下,文化的缤纷多彩,文学的多彩纷呈,历代所无,当时人就有应接不暇之感。大儒吴澄的一段话,显示了他面对这多彩的惊奇与自豪:“自古一统之世,车必同轨,书必同文,行必同伦。今则器用各有宜,不必同轨也;文字各有制,不必同文也;国土各有俗,不必同伦也。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而一统之大,未有如今日。睢盱万状,有目者之所未尝睹;吚嗢九译,有耳者之所未尝闻。”(《送萧九成北上序》)元人有这样的视野,见前人所未见,睢盱万状,尽入其眼;元人也有这样的心胸,远方他国,各族各类,来居中土,再没有“非我族类”的拒绝与排斥,而是接纳万方,含括万有。

关于文体的发展,章学诚有“后世文体,备于战国”之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他说的文体,跟今天文学史上讲的文体,不是同一概念。就中国古代文学各种体裁说,文体备于何时?文体备于元代。中国古代文学的各种文体,在元代已齐聚文坛。传统诗文词之高峰,元代之前都已过去,一些新兴文体,在宋元逐渐登台,曲是兴于元盛于元,还有一些文体,兴起于宋元,繁盛于明清,元以后踵事增华,创造了各自的辉煌。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文体的大格局,形成于元代,此后虽有发展,但未能突破。

元代文学最为多元,同时又多元融合。华夷交融是最为显著的。元代多族共居,相互通婚,互为师友。各族士子,倾慕中原文化,从儒学到群艺,他们沉浸其中,共同参与一系列文化与文学活动,达到心灵的契合。在大元治下,蒙古、色目士人与汉族文人,有着共同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多族士人的交流互动,多元文化互鉴吸收,铸就了元代独特的文化精神。其次是南北的融合。在元之前,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宋金对峙,长期的南北隔绝,声教不通,加之地理差异,文学追求与风格差异明显。元统一后,经过数十年交流,走出金宋季世诗文之弊,形成了体现大元气象的时代文风。再次有雅俗融汇,俗文学在经典的涵育中提升,通俗中含高雅,元曲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雅俗融会的成果;雅文学则在元代俗化的社会空气中趋向通俗。“杨虞诗律皆追古,一统皇元气象殊。”(清叶绍本《仿遗山论诗得绝句廿四首》其十八)多元融合,包容大气,成就了元代文学的特殊气象。

以上是元代文学最突出的三大交融。此外有文理融会、三教合流、诗书画“同体”等。文章家与理学家,由南宋的对立走向融合。南宋诗人文章家批评理学害艺,以为“理学兴而文艺绝”(袁桷《戴先生墓志铭》),在理学影响下,诗歌不过“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刘克庄《竹溪诗序》),文章则“错冗猥俚,散焉不能以成章”(袁桷《乐侍郎诗集序》)。理学家抨击文章家“离道而为文”,文字华美而人品低下,“所谓文者,特饰奸之具尔”。元人则打破壁垒,相互吸收,兼综文理,“道从伊洛传心学,文擅韩欧振古风”(王恽诗),成为文采斐然的理学家,或深于理学的文章家。三教合流,宋代已成趋势,元代承宋之后进一步深化。战乱使大批文人躲进寺院道观,深刻改变着释子道徒的构成,大大提升其文化水准,加深了释道与士人的联系,于是文人禅道化、释道文人化,达到更高程度。诗僧成为元代诗人队伍中独特的一支,僧人也成为文学活动中的重要角色,如释来复,先后住持慈溪定水寺、鄞县天宁寺、杭州灵隐寺等,他交游广泛,与著名诗人虞集、张翥、欧阳玄、黄溍、贡师泰、李好文等多有唱和,将这些唱和之作编成《澹游集》。道士诗人较之诗僧也不逊色,道士与士人的关系,比之僧人更为密切,在一定范围内,道士可能是一个士人圈的实际核心。道士与士人的交往中,自然少不了诗歌唱酬。至今留有诗作的元代道士,有一百多位,全真道士,正一道士,都有一定数量的诗人。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有诗书画精神的高度契合。在唐代,能兼擅诗书画的人极少,有位郑虔,能书善画有诗才,“自写其诗并画以献,帝(玄宗)大署其尾曰‘郑虔三绝’,迁著作郎”(《新唐书·郑虔传》)。于是“郑虔三绝”的佳话便广泛且久远流传。若在元代,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恩荣,因为元代可称“三绝”的人太多了。由于兼通兼擅,画富诗情,诗融画意,影响诗风与画风。题画诗,论画诗,在元代也都发达。在元代,融会是一种趋势,文体的相互吸收融会,也非常普遍。不再一一枚数。

文化多元,思想自由,视野开阔,文人个体意识与主体精神的增强,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走势。诗学领域,有人提倡“诗而我”,有人提倡“以诗为日用”,于是诗歌创作出现了自我化、生活化趋势。在抒情言志外,诗歌还被看作实用文体,这对诗歌的影响极其深刻,因而诗歌纪实性、叙事性色彩强化。元代诗学也由精英走向世俗,诗学著作主要不是记录士大夫的推敲与雅谈,而以教习普通人作诗为主要目的和内容,诗格取代诗话,成为诗学著述的主要体式。文章中出现了新型人物(如色目人、商人、伶人、匠人等),记载了以往未曾有过之事物(域外见闻、极地景观等),记录前人未曾感受过的心理体验,随之形式与风格情趣也有新变,出现小品化趋势与传奇性色彩。笔记、行记之文,与诗歌进一步结合,有不少诗化短文。元人坦诚的性格,人与人交往中的坦白直率,有话直说,无须含蓄其辞,隐晦其意。礼法的宽松,社会等级意识的松动,这一切都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带来其内容与风格的变化。元代文学这些新的趋势和走向,体现在各个方面,有待我们认真考察和认识。

通过以上扫描式的介绍,读者应该可以感到,对于一个有志于学术的人来说,这样的课题,无疑具有极大魅力。本书作者任红敏多年沉浸其中,爬梳文献,博观综理,精研深思,多有创获。将她的心得,撰成此书。全书十章,分为文坛格局和文体格局与走向两大部分,从元代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体制、文化思潮、民俗世风、娱乐休闲等对文学的影响和渗透,综合考察各种社会与文学现象,加以提炼和阐释。诸如元代的社会文化环境,元代用人导向与元代文人的大分化,作家队伍的雅俗分流,多族作家交游与契合,盛世文风的形成与表现,理学主导地位与文风导向,科举与元代文人生存状态,文人雅集与文学创作,隐逸闲适心态与诗文走向,信仰多元与文学自由,戏曲与词曲盛衰等,都是本书考察的对象和思考的问题。

这无疑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选题。对一代文学格局与走向的把握,比写一代文学史难度更大。写一代文学史,要尽可能全面占有材料,客观呈现一代文学的创作及其价值,当然不易。而本课题则要从各个方面去剖析,透视其板块构成,以及怎样构成,他们相互之间如何有机联系,进一步解析这些如何影响着一代文学的走向。文学史是要尽可能客观地说明其然,本课题还要深入进去,看看一代文学有哪些因素在相互作用,寻找文学走势的所以然。从本书看,这些目的达到了。通过细读作品,精研文献,拓展思路,将宏观审视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尽力客观地描述和说明元代文学史、文化史的相关问题,针对元代文坛格局与走向深入探究,求真、求新、求细。所下的工夫,比写一部元代文学史要多;奉献给读者的,比一部元代文学史也要多。不下深细工夫,没有大量投入,不会有此收获。这部书,是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它的出版,是元代文学研究的新收获,也是对元代文学研究的积极推进。

对于作者红敏来说,学术之路还长。我所期待的,是在已有方向上凝神贯注,倾力开拓,精心锤炼,推出新的成果,做出新的学术贡献。我相信,她定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