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成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韩愈是对朝鲜古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古代作家之一,其相关文集《五百家注音辨昌黎文集》大约在高丽高宗(1213—1259年在位)年间首次在朝鲜国内编纂、刊行。(1)李钟汉:《韩愈诗文在韩国的传播时期、过程和背景》,《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自此以后,《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韩文正宗》《韩文抄》《唐大家韩文公文钞》《韩文选》《昌黎先生碑志》等韩愈散文全集、选集在朝鲜广泛流布,方便人们学习的同时也扩大了韩愈散文的域外传播与影响,其诗文被朝鲜文人作为学习的典范,李奎报《吴先生德全哀词并序》曰:“为诗文,得韩杜体,虽牛童走卒,无有不知名者。”(2)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2册),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83页。翻阅朝鲜古代文人别集,鲜有不提及韩愈散文者,朝鲜文人士子竞相将韩愈散文作为学习的对象。韩愈是金泽荣提及最多的中国古代文人,也是给予金泽荣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

金泽荣(1850—1927),字于霖,号沧江,亦号云山韶濩堂主人,与姜玮、李建昌、黄玹并称韩末“古文四大家”。金泽荣于1905年流亡中国,在江苏南通旅居22年,与张謇、俞樾、严复、梁启超等诗文唱和,得到众人肯定。金泽荣的文学创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获得人们的高度评价,源于他积极借鉴、吸收中国文学。金泽荣积极向中国古代作家作品学习,但不是笼统、不加辨析地被动接受,而是有着强烈的主观诉求,对于诗歌、散文有着不同的喜好与学习的对象,“于文好太史公、韩昌黎、苏东坡,下至归震川;于诗好李白、杜甫、昌黎、东坡,下至王士禛”(《自志》)(3)金泽荣:《韶濩堂集》,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347册),景仁文化社,第408页。以下所引金泽荣文章,如无特殊说明,均出自此文集,不再一一详细标注。,但韩愈的诗歌、散文是金泽荣贯穿始终的学习对象,“余性好昌黎文,五十年无一日不读。或亮读之,或以意读之”(《杂言四》,见《韶濩堂集》),五十年无一日不读,且阅读方式多样,既有“亮读”又有“意读”,他希望通过不同的研习方式,充分领悟出韩愈散文的精髓,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金泽荣对韩愈散文的批评与接受在古代朝鲜文坛韩愈接受史上颇具特点,本文拟就此略作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对韩愈“气盛言宜”“务去陈言”的接受

韩愈《答李翊书》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是韩愈应好友李翊求教文章创作技法,在当时形式主义文风盛行、儒学衰败的时代背景下创作出来的书信体论说文,该文提出了“气盛则言宜”“务去陈言”等文学思想观点。韩愈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语言表达,即“气盛则言宜”;只有不断地加强学习和提高修养,才是创作出好文章的基本条件,同时要多注意文章的修改,力争创新,“惟陈言之务去”。这些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金泽荣在《金晦汝文稿序》《答人论古文书》等文章中多次引述《答李翊书》,表达自己的文学见解、理论主张。

韩文公之论文曰: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柳子厚之言曰:古文者行之以神。夫合二公之言而观之,其于言也,宜短而长之,宜长而短之。其于声也,宜高而下之,宜下而高之。是犹八音之夺伦,而不可以和神人,吾恶乎见其神。夫所谓神者,非口耳记诵、夸矜富博之谓也,非奇趣异调、乐为妄诞之谓也。惟在于陈言腐辞,净然铲去,长短高下,先后浅深,各职其职,绎之而理真,哜之而味厚,咏之而韵永,使人读之而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金晦汝文稿序》)(4)《韶濩堂集》,第263页。

昔韩愈氏生于后世人才寝微之时,不得不详言以告人,故其《与李翊书》始论为文之妙,然其言能引而抗之,含蓄渊厚。而今余也距韩之时又下矣,故不得不毕露尽泄,而为浅薄之归,岂不可愧可叹哉?(《答人论古文书》)(5)《韶濩堂集》,第236页。

上面两段引文均关涉《答李翊书》,第一段引文“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句出自《答李翊书》“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6)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1页。以下所引韩愈文章,如无特殊说明,均出自此文集,不再一一标注。,“惟在于陈言腐辞,净然铲去”化用《答李翊书》“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

“气盛言宜”阐述了文章气势和语言的关系问题,这是韩愈结合自身创作实践的经验总结,是他进行文学创作时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他衡量他人文学作品优劣高下的主要标准之一。这里的气,指文章的气势以及作者的精神面貌。韩愈提倡散文创作要以气为先,他将气、蕴涵气的语言形象地比作水与浮物的关系。韩愈重视作者的德文兼修,他认为作者的道德修养是文章成败、优劣的重要前提条件。如果文章气势充足、作者有较高的自身修养,那么语言的短长和声音的抑扬就会自然合宜。韩愈在《答尉迟生书》中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韩愈强调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之前必须先对圣人的道德、学问有所研究、有心得体会,先“成人”, 然后才能“成文”,作家的道德品性、学问修养是文学创作的先决条件。

“陈言务去”指写作文章时要力争创新,务必去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韩愈一直是以独创性作为文章批评、创作的衡量标准,如他认为自己的文章“不专一能,怪怪奇奇”(《送穷文》),他评价樊宗师的文章“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他反对“因循”“相袭”,对剽窃行为痛心疾首,对缺乏独创性的文字给予了激烈批评。他认为魏晋以下的文字“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送孟东野序》),主要就是因为“从汉迄今用一律”(《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韩愈对文辞非常重视,他提出了“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答尉迟生书》)、“丰而不余一言, 约而不失一辞”(《上襄阳于相公书》)、“惟古于词必已出”“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等关于文辞的主张。

金泽荣同时引用韩愈、柳宗元的诗学观点,想要表达的是写作文章的言、神关系,他认为文章的神并非是“口耳记诵、夸矜富博”“奇趣异调、乐为妄诞”,而是去除一切陈言腐辞,做到“长短高下,先后浅深,各职其职,绎之而理真,哜之而味厚,咏之而韵永,使人读之而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7)《韶濩堂集》,第263页。,这才是“文之道”。

《答人论古文书》是金泽荣应人所求“详示为文之法”(《韶濩堂集》236页)而作。金泽荣认为时下和彼时韩愈创作《答李翊书》的时代背景是十分相似的,甚至更糟糕,“而今余也距韩之时又下矣,故不得不毕露尽泄”(8)《韶濩堂集》,第236页。,所以他写下一千余字的文章向友人阐述如何读书、如何作文,提出了体、法、妙、气等范畴,并对每一范畴的内涵作出详尽阐释。“体”即风格,“随时变易,靡有一定”。“法”即结构安排,是写作文章的“万世不易之定法”,如果做不到,那么就会“言无其序,辞不得达,而无所谓文者”。“妙”是指结构安排、谋篇布局时能做到恰当的变化,“妙者,就起承转合之中,为或出或入,或纵或横,或起或伏,或吞或吐,或直或曲,或丰或羸,或长或短,或高或下,千万变化之名也”。“法”在“不易之中,又必有大变易”,然后才能做到“其法也活而文至于工”。如此才真正达到“此所以有出入纵横长短高下之类之运用之妙,而彼出入纵横长短高下之类之妙”。体、法、妙三者并非独立存在、各不相干的,而是具有内在的关联。如果都能够各得其所,那么“气”就自然而然相宜了:“既皆得其必当之位,则气于是乎自然而鼓荡,自然而跃骤,自然而臭味,自然而神韵。”金泽荣高度重视“气”,他认为“凡自古以来,以最能文名者,即其气之最盛者也”,但是“气有正有戾,有清有浊”。在这种情况下,就考验为文者如何处理“法”与“妙”的关系,“善用法、妙,则其气正清,而为前之所云;反之则其气戾浊,而为窘涩拥肿勾棘一切狂惑之类”(9)《韶濩堂集》,第236页。。

金泽荣一贯重视文章创作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除上面提及者,他也十分重视文章的结构安排,其《杂言三》对初学为文者警示道:“初学作文者,于或开、或合、或出、或入、或起、或伏、或深、或浅、或诱、或擒、或纵之类皆可留心。而尤其当心者有二:一曰段落不可不清,次曰机关不可不轻泄。”明确要求要注意文章的开合起伏等关节,创作文章时要做到段落清晰、讲究文章机关的设定。金泽荣更加强调古文的“起承转合”,他在文章中多次论及:“至于起承转合,乃为文者万世不易之定法,非是则言无其序”(《答人论古文书》)、“夫起承转合,言之序也,焉有无序而可以成言者”(《杂言三》)、“求文之气,须于起承转合得其序,反复出入极其变”(《杂言五》)。

二、对韩愈文道思想的变通

文与道的关系是韩愈文学思想的重要论题之一,他主张“文以明道”:“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争臣论》)(10)《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22-123页。“文以明道”指在写作文章时,思想内容要符合儒家经典、先王之道,有益于政教。文与道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

金泽荣在文章中也多次论及文与道的关系,深受韩愈影响的同时又有自己独到的理论见解,其《书深斋文稿后》开篇云:

天下古今之言文章者,莫详于孔子,其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者,所以言道非文莫形,而文与道一也。其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者,所以言文不醇雅,则不能感动人心,而为后世之所贵重也。其曰:辞达而已者,所以言文能畅达胸中之所欲言,则不必更求他也。其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者,所以言文不用工则不能精也。自老子作五千言违道之文,而文与道分而为二,愈降而其分愈甚。故一救于孟子,再救于周程张朱诸君子,而朱子救之尤力。然救之之切,不得已而用浮屠氏释经之语录,则孔子之道虽明,而孔子之文则不能不一衰,是亦天地之气数耶。(11)《韶濩堂集》,第297页。

上面引文多处引用孔子之语来说明文与道的关系问题,引《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之语,说明“道非文莫形”,得出“文与道一”的观点,这是金泽荣文道观的核心论点。引《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孔子之语:“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1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1106页。“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即文章没有文采,就不能流传很远。金泽荣指出,“文不醇雅”的结果是“不能感动人心,而为后世之所贵重”,说明文与道是不可分割的。引《论语·卫灵公》“辞达而已”,并指出“文能畅达胸中之所欲言,则不必更求他”,说明文章言辞以表达“道”为目的。引《论语·宪问》“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者”,金泽荣强调文章润色、修改的重要性,“文不用工则不能精”。

韩愈、金泽荣关于文与道关系的论述,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值得给予深入思考、探讨。

首先,韩愈与金泽荣的文道观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韩愈关于文道关系的论述,是针对齐梁以来忽视内容、只重形式的浮靡文风而提出,起到了“摧陷廓清”“大拯颓风,教人自为”(李汉《昌黎先生序》,见《韩昌黎文集校注》卷首)的巨大作用。韩愈以复兴儒教为己任,他“抵除异端,攘斥佛老”,提出了道统论;主张文以致用,强调文学作品的政治教化功能,反对“文虽奇而不济于用世”的诗文作品。金泽荣讨论文与道的关系,也是充分认识到朝鲜文坛存在的弊端:“乃吾故邦近世之慕朱子者,不能深察其实,但见朱子一时讥文章家尚浮华遗夫道者,而遂以文章为污秽物之可避者,一切抹杀而唾骂之,然又不能舍文而为道”(《书深斋文稿后》,见《韶濩堂集》297页),朝鲜文人盲目地追崇名人名贤而不能辩证地分析,因为崇慕朱熹,但凡朱熹讥讽、反对的,他们也跟着讥讽、反对。他们一味地追求“道”而忽视“文”的创作,导致“其所谓文者,日入于昏浊俚腐苦窳敝破窒滞而不可读”。这使金泽荣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指斥朝鲜文坛的弊病,希望朝鲜文学能够健康发展。

其次,韩愈、金泽荣关于文与道关系的论述,侧重点有所不同,韩愈认为“道”是核心,“文”为“道”服务;金泽荣文道观的核心是“文”,“道”是通过“文”而表达出来的,即“道非文莫形”。韩愈所说“道”是正统的儒家之道而非佛老之道,“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重答张籍书》)。他非常推崇“古道”,在多篇文章中作了阐释:“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答尉迟生书》),等等。韩愈主张写文章时要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上宰相说》)。他把“道”放在首位,主张“文以明道”,“道”是要表达的核心,“文”是为“道”服务的。金泽荣强调“文”,他认为只有“文”存在,才会表达出“道”,“道非文莫形”。“道”不通过“文”就无法彰显出来,文章不精不达不醇雅,就会知之不明,就离“道”相去甚远。文与道是统一的,而“文”起着重要的作用。金泽荣认为是老子使文与道分离,“自老子作五千言违道之文,而文与道分而为二”,之后愈演愈烈,于是“一救于孟子,再救于周程张朱诸君子,而朱子救之尤力”(《书深斋文稿后》)。朱熹强调文道合一:“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论文上》)(13)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8册),中华书局,1994年,第3319页。金泽荣列举朱熹的几则语录,指出朱熹的论述,“皆未尝忘文章也”(14)《韶濩堂集》,第297页。。

再次,韩愈重视“道”,但并不轻视“文辞”;金泽荣重视“文”,其“道”多指写作诗文的规则、准绳、标准等。韩愈对以文辞著称的庄子、屈原、司马相如等人非常推崇,他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韩愈认为“辞”的含义并不单一,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指向,或指文章,或指语言、词汇,或指表达方式。他认为“文辞”与普通话语有所不同,“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送孟东野序》),突出了文学语言的审美价值。他强调要准确地表达文章的思想内容,“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上襄阳于相公书》),还要做到“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韩愈虽然提倡古文,但并不主张拘泥于古词古调,而应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文章要创新,“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金泽荣文章中的“道”多与作诗的准则、技法等相关,如《诗前社卷序》曰:“为诗之道,必先有非诗之诗在于诗前,然后其诗乃有可观。”《与张孝若牍》云:“顾文字之道,惟天下细心者,方能尽之。须益讲其法,致精如治丝,致悍如缚虎,熟然后进入于疏荡之境也。”《杂言三》言:“文字之道无限,故不能无修改。”金泽荣认为作诗之前,应该事先统筹安排,成竹于胸,“先有非诗之诗在于诗前”,这样才能够做到诗歌可观赏。写作诗文还要讲究法度,要关照到段落、布局、框架等,“初学作文者,于或开或合,或出或入,或起或伏,或深或浅,或击或诱,或擒或纵之类,皆可留心。而其尤当先留心者有二:一曰段落不可不清,一曰机关不可径泄”(《杂言三》),做到“致精如治丝,致悍如缚虎”的程度,然后才能达到一定的境界。金泽荣认为要善于修改,只有经过不断修改,文章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三、以韩愈散文作为批评的标准

金泽荣除了对韩愈“气盛言宜”“务去陈言”理论、文道思想接受外,其文章也多处引用韩愈散文的语句以加强说理、议论的力度与深度,同时金泽荣还将韩愈散文作为评价他人文章的标尺。他说:

昔韩昌黎以浮屠高闲嗜书翰有张旭之风,为文以告曰:“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则二君之求诗于市井店铺利欲之地,抑或亦一道也。(《陆王二家诗钞序》)

故每终席而退,无不充然而饱,窅然而丧,相与慨然太息而叹质行之不易得,文彩之不足多也。昔韩退之称崔群之为人曰:稻粱脍炙,人无不嗜。青天白日,奴隶亦知其清明。若学士者,所谓其人者非欤?(《念庵记》)

第一段引文“为旭有道”等句出自韩愈《送高闲上人序》,韩愈原文是说,学习张旭要有法,利害要分明,不要遗漏任何细枝末节,情感要发于内心,有取有舍,大胆释放,然后挥毫而书,才可以接近于张旭。金泽荣引此语句的目的是劝告陆、王二人,要“动心忍性,惩创激昂,有以固其精神,感而遂通”(15)《韶濩堂集》,第271页。,那么诗歌才可以达到一定境界。第二段引文“稻粱脍炙”等句化用韩愈《与崔群书》“青天白日,奴隶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于遐方异味,则有嗜者有不嗜者;至于稻也、梁也、脍也、炙也,岂闻有不嗜者哉”。有人认为崔群堪称尽善尽美之人,但还是有让人疑惑不解的地方,于是韩愈对此人作了一番解释。金泽荣引此句为的是说明念庵主人尹学士的人品高洁、性格恬淡,在金泽荣与众人谈古论今、“目张腕脱,殆若旁无人”时,尹学士则“其貌益厚,其口益吶,其风流益闲静,而词气益平易,不以礉礉绝俗,而亦不蛇蛇随物,宛然有吕原明、司马君实之家风”(16)《韶濩堂集》,第275页。。金泽荣引用韩愈文章的语句、观点等,无疑增加了文章议论、说理的权威性与可信度。

金泽荣以韩愈散文作为衡量他人诗文创作水平的标尺,强调韩愈散文独特的艺术风貌。他说:

盖自有古文之学以来,天下皆曰吾学韩文公,而吾鲜见有学之者矣;天下皆曰吾学苏文忠,而吾鲜见其有能善学者矣。夫二公文章之雄杰横逸,屹立古今,孰不慕之?(《明美堂集序》)

朴燕岩文置之昌黎集中,往往几不可辨。然而所作绝少,何也?昌黎之文,将学其奇崛则常患乎力疲,将学其平易则又患乎辞俚。此其所以不能多作也。(《杂言三》)

凡文字,心窍材力俱宏大,然后方能包涵众体。诗之李、杜,文之韩、苏是也。(《杂言三》)

第一段引文出自《明美堂集序》,该文是金泽荣为其好友李建昌文集所作之序。金泽荣指出文坛存在一种弊病,即都认为自己师承了韩愈、苏轼的古文,但实际做到者甚少,主要是因为韩愈、苏轼的文章“雄杰横逸,屹立古今”,并非轻易可以学通、学透。这虽说是朝鲜文坛的一种弊病,同时也表明韩愈已经成为朝鲜文人竞相学习、模仿的对象。金泽荣进一步指出,既然韩愈、苏轼的文章难于学习,那么完全可以去学习其他作家,从而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而其难学者如彼,则与其为韩、苏而无成,毋宁为王、曾而成”(17)《韶濩堂集》,第261页。。他认为好友李建昌“既以王、曾为主,而又时时能出入于欧阳子之门”(18)《韶濩堂集》,第261页。,学习王安石、曾巩、欧阳修等取得了高超艺术成就:“故其文也其正其雅,绵蕝之陈也。其精其纤,丝缕之理也。其镵其削,刀剑之淬也。其明其净,绮縠之张也。其窈其冥,鬼神之搜也。其劲其紧,虎豹之缚也。春木之句萌,其温柔也。酒醴之旨且多,其流宕也。神乐之九变而凤凰来下,其折转而至于极也。文至于此,亦可谓能事毕焉已矣。”(19)《韶濩堂集》,第261页。金泽荣在此处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学习创作的技法、范式:即使无法学习到韩愈、苏轼等作家的精髓,那么完全可以通过学习其他作家而获得成功。第二段引文,金泽荣认为朝鲜文人朴趾源的文章可以和韩愈的文章媲美,但此类文章数量不多,究其原因,在于韩愈文章有着独特的创作风貌,后人学习时往往容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将学其奇崛则常患乎力疲,将学其平易则又患乎辞俚”(20)《韶濩堂集》,第318页。,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而学习韩文,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方向。第三段引文,金泽荣指出李白、杜甫的诗歌,韩愈、苏轼的文章,语言风格宏大,达到了“包涵众体”的程度。

上述三段引文表明金泽荣赞赏、重视韩愈诗文雄浑、奇崛的艺术风格,诚如有学者所言:“同不少中朝前辈及同时代诗评家一样,金泽荣非常看重韩愈雄浑壮大、奇崛不平的气势美。”(21)杨会敏:《论朝鲜朝末期文人金泽荣对韩愈诗歌的接受》,《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0期,第42页。

四、结语

萨义德《旅行中的理论》一文认为理论或者观念从甲地到乙地或者从甲文化到乙文化的转移、传播过程中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异。(22)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李自修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00页。何止是理论或者观念,文学文本亦会从甲地到乙地或者从甲文化到乙文化“旅行”,并产生这样那样的变异。韩愈的散文、理论“旅行”到朝鲜,滋养了朝鲜文人的文学创作,并生发出鲜明的朝鲜民族特色。“性好昌黎文,五十年无一日不读”(23)《韶濩堂集》,第320页。的金泽荣,受到韩愈散文的巨大影响是活生生的事实。韩愈散文给予金泽荣的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的养分,更是给他无限慰藉的精神家园。他孜孜以学,把韩愈散文当作必读科目,又从不同角度对韩愈散文进行审美批评,在朝鲜文学批评史乃至整个东亚韩愈散文接受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给予深入思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