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离乡，汪曾祺先后在昆明、北京、张家口等地生活。这些城市基本覆盖了他一生的行动轨迹，并被研究者绘制成探秘他文学生涯的地图，亦成为解读他文学创作地理密码。其中，北京是他人生的最后归处。1950年在北京市文联工作，开启了他与北京近半个世纪的情感渊源。他历任《北京文艺》编辑（1950）、《民间文学》编辑（1955）及北京京剧团编剧（1962）等职。这些经历直接缩短他与民间文化（尤其是京味儿文化）之间的物理距离，并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织就了一张天然无形的文化巨网。

纵观汪曾祺的一生，不难看出北京与他之间的深厚文学渊源。1980年《受戒》的发表，打破了宏大叙事模式的创作窠臼，为当代文坛注入生机与活力。《北京文学》是汪曾祺的复出阵地，为沉寂多年的作家提供了复归契机与展示平台。结束了人生离乱期的汪曾祺长居北京，深耕于北京的文化沃土，他从朴素的京味儿方言中汲取生活经验，在故乡水文化的浸润下，创作出散淡舒缓的京味儿文本。作为京派作家沈从文的得意门生，他对沈从文的自然与恬淡充分吸纳，也被称为“京派的最后传人”。

一、《受戒》的发表与汪曾祺的复出

1980年，《受戒》于《北京文学》的发表，是汪曾祺重返文坛的重要标识。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潮流中，《受戒》以其清新隽永的抒情氛围，令人耳目一新，并以“人性之美”的叙事主题慰藉饱经精神创伤的破碎心灵，在理想中的乌托邦世界，矗立起一座桃源的丰碑。

创作之初，汪曾祺并未将《受戒》公开发表，而是将其作为文友之间的小说，互赏互鉴。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受戒》得到传阅者的广泛喜爱。与此同时，这一“惊世骇俗”的小说，也成为北京市文化局例行创作会上的讨论对象。这次讨论，也直接带来《受戒》及汪曾祺个人命运的巨大转折。经过充分讨论，《受戒》最终并未“折戟”隐匿于历史的角落，而是拨开云雾见月明。据时任《北京文学》小说组编辑的陈世崇回忆，当时主持《北京文学》工作的是曾任职于延安老“鲁艺”的李清泉，“李清泉看过稿子，如获至宝，当即签发”。^（1）《受戒》的发表，是李清泉顶着重重压力，基于对文本艺术性的充分尊重而做出的重大抉择。然而，《受戒》对创作常规骤然打破，其标新立异，特立独行，也令《北京文学》的编辑们忐忑不安。《受戒》的问世，为沉湎于伤痛叙事的当代文坛刮起清新的自由旋风，开启作家创作的新主题、新面向，更开始了由“集体记忆”“历史记忆”向“个人记忆”创作的新向度。

从《班主任》《伤痕》到《受戒》，叙事主题及情节内容的更易明晰可见。这对当代文坛意义非凡，不单开创了新时期抒情化小说的叙事模式，更成为“寻根文学”的开山鼻祖。《受戒》的发表，也正式启动了汪曾祺的“复出”之旅。接着，《大淖记事》《七里茶坊》等系列作品的发表，也将汪曾祺在文坛的地位超拔到新的高度。他陆续接到各界人士的邀请，忙得不亦乐乎。之后，他的个人创作也达到新的巅峰状态，进入创作的井喷期。因此，作为“复出”最为重要的平台，《受戒》在《北京文学》的发表是汪曾祺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二、异乡人与京味儿方言

于《北京文学》“复出”后，汪曾祺又陆续发表《岁寒三友》《大淖记事》《鉴赏家》等作品，或解乡愁，或谈人情，或叙家常。他以“没人看我自己写着玩儿”的不羁与随意，肆意书写人性的真淳，渲染乡土中国的诗意，并着意于进行精神维度的自我突围。其中，对其所熟稔的北京文化的观照，也被他以文本的形式加以记录。北京是汪曾祺最终的人生归宿，他对北京的多维观照，脱离了老舍等人带着乡愁滤镜的异域“隔空怀想”。置身北京，汪曾祺得以亲身感受京都的沧桑落寞、首府名韵。他以“异乡人”视角切入，运用和缓的京味儿方言，展开他对北京人情风俗的多样解读。

《天鹅之死》是汪曾祺创作的第一篇以北京为背景的小说，以玉渊潭公园为地理坐标。之后的《晚饭后的故事》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京味儿小说。他以纯正的京味儿方言及京味儿民俗，开展对老北京人日常生活的描写。猪耳朵、炸酱面、京剧等京味儿元素的介入，成为这篇京味儿小说最为鲜明的文化标识。而汪曾祺的行文初衷，也是对他所熟识的城市进行某种文化指向的静态素描。《晚饭后的故事》的京味儿虽不甚浓郁，却是一种暗示——作家创作重心的位移。在《自序》中，他这样写道：“一九六一年底回北京后住甘家口。不远就是玉渊潭，我几乎每天要围着玉渊潭散步，和菜农、遛鸟的人闲聊，得到不少知识。”^（2）这份珍贵的记忆演化为作家的创作灵感，进而进入文本，奠定着作家书写京味儿的现实基础。

“‘京味儿文学的生成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3）纵横捭阖的政坛格局、庄严肃穆的皇家宅院、幽深古老的静谧胡同，以及熙攘拥挤的市井人群等要素，承载着老北京沧桑千年的风云变幻。其中，方言是令人瞩目的奇葩之一，是该区域有别于他方的个体文化差异的具象化表达。作为地方语言的变体，方言通行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本身拥有完整的语言结构系统及词汇结构系统，是地域文化坐标系上不容规避的重要环节。其厚植于民间文化的沃土，作为地域符号的一种，是本地文化的精神载体，输出着当地居民对世界的潜在认知。京味儿方言是京味儿文学的重要标志之一，更是京味儿文化的重要组成及重要载体，是千年古都历经漫长的经济、文化发展过程累积而成的文化坐标。汪曾祺曾说：“熟悉了那个地方的语言，才能了解那个地方的艺术的妙处。”^（4）对他而言，语言是他悉知北京的最佳路径。他对北京方言的应用，便凝聚在他对北京文化的多元剖视及对北京人的多维勘察中。

汪曾祺笔下的京味儿作品不多，以《晚饭后的故事》《云致秋行状》《安乐居》《八月骄阳》等为代表。对京味儿方言的运用，也成为作家与北京文化对话交流的有效方式，同时传递出“汪曾祺式”冲淡平和的独特审美意味。

如《熟人》中的“您遛弯儿？——这个‘弯儿不错”“您身体好？气色不错。红扑扑儿的”等。在北京方言中，“您”字、“儿”字出现频繁，彰显出北京人的谦恭有礼。此外，“儿”字尾音也是北京方言区别其他方言的最鲜明特色。“‘人和‘人儿的情感色彩就大不相同。前者客观，很难说有什么情感融于其中；而后者主观性就很强，流露出说话人的亲昵和爱意。”^（5）京腔抑扬顿挫、掷地有声，读来上口。汪曾祺所撷取的均为北京人最为寻常的生活碎片。在他所捕捉的生活瞬间，则鲜明昭示出北京人随和开朗的性格特征。在对北京方言文化进行重拾解构的同时，作家也敏锐寻觅到老北京文化的方、忍、闲等内在精义。此外，老北京方言也惯常使用歇后语，旨在增加其语言的丰富性与趣味性。汪曾祺也在其行文中复现了北京方言的这一属性与特质。“那末好！武大郎盘杠子——上下够不着”^（6）“别人骑马我骑驴，回头再看推车的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7）這些歇后语地域色彩浓厚、生活气息十足，贯穿于汪曾祺的京味儿文本，增补了文本的活泼之感，使其更具生活的真实性、日常性。

事实上，对汪曾祺创作的京味儿小说而言，《八月骄阳》算得上京味儿浓郁，却无法比及老舍笔下的纯正京味儿。老舍在《我这一辈子》中，以纯粹的京味儿方言，摹状了逆来顺受的底层巡警福海的一生。“哼！也不是咱的命不好，还是冯大人的运不济；还没到任呢，又撤了差。猫咬尿泡，瞎欢喜一场！”^（8）两相对比，便见分野。作家的个人经历是解密其文学空间的灵魂密码。老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故而将北京方言运用得更加得心应手。他以最为日常的口语式叙述，具现纯实的北京方言，阐扬纾解其郁结五内的文化乡愁。在孤寂空虚的异域文化空间里，小说成为他唯一的精神寄托。胡同—酸梅汤—方言等老北京文化符号的多重叠加，缓释着作家的思乡情绪，绘制了多重维度下原生态的北京文化图景。

汪曾祺所阐释的“疏淡”京味儿，自是有其渊源。他曾说：“我的以这些不同地方为背景的小说，大都受了一些这些地方的影响，风土人情；语言——包括叙述语言，都有一些地方的特点。但我不专用这一地方的语言写这一地方的事。”^（9）汪曾祺久居北京，因此深谙北京文化精义。他自如运用老北京方言，去其油滑存其古雅，凸显其日常生活审美性的同时，存贮京味儿方言的原始精粹与文化内核，在不疾不徐的行文中，呈现北京文化的悠远绵长。

从文化地理学意义上讲，文学家本体的迁移，不可避免要受到客籍地域文化的影响与制约，进而冲淡其本籍文化色彩与韵味。“一个文学家迁徙流动到一个新的地方，他的感受、体验、生命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倾向等可能会发生某些变化，其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意象、景观、体裁、形式、语言等也可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也就是说，他的作品的本籍色彩会减弱，会融进客籍文化的某些成分。”^（10）从高邮到北京，一以贯之的是汪曾祺对小人物及其日常的聚焦与关注，这是作家的创作自觉。事实上，汪曾祺对京味儿的理解带有批判的成分。他曾表示：“我对现代主义比对‘京味要重视得多。因为现代主义是现代的，而一味追求京味，就会导致陈旧，导致油腔滑调，导致对生活的不严肃，导致玩世不恭。一味只追求京味，就会使作家失去对生活的沉重感和潜藏的悲愤。”^（11）京味儿文化底蕴淳厚，却天然地附着油滑、享乐的标签。高邮人汪曾祺笔下的京味儿，耦合他自身的水文化基因，祛其粗鄙，取其幽默，使文本洋溢出冲淡平和的脉脉温情，稀释并疏解着京味儿的醇郁，强化了其与清幽闲适的胡同文化的匹配度。他略带刻意地去规避正宗京味儿方言的油滑散漫与玩世不恭，呈现的是赏心悦目、略显京味儿的汪曾祺式语言盛宴。他对京味儿方言的运用，是南北两种地域文化的交锋、碰撞与交流之后的产物，也是他内在性格的外在投射。

作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文人”，汪曾祺对北京方言及北京文化的观照，是其自身文化定位与民间文化审美相结合的产物。散文《大妈们》《胡同文化》《北京人的遛鸟》《豆汁儿》等皆以北京文化为载体，是他对北京市民的平凡生活及相关文化所进行的深入肌理的解构体察后的剖析与表达。在茶余饭后“负曝闲谈”式的创作模式下，他以知识分子独有的人文情怀，观照日常本真，体悟人生百态，实践自我抒情。汪曾祺栖居多年的民间场域，令他充满对民间文化的炽烈情感，更指向他皈依乡土的行文意旨。然而，汪曾祺的京味儿文本并未引起学界的更多关注，他所为人属意的依旧是《受戒》《大淖记事》等以其故乡风物为蓝本的京派风格小说。因此，终其一生，他都作为“京派的最后一个传人”，立足乡土，享誉文坛。

三、高邮人是“京派”传人

京派的说法，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京派海派之争。京派^（12）中的“京”取自于“北京”，属于“北方文学集合体”。京派并非正式的创作组织，只是对既往名称的沿用，带有特定的地域文化色彩与创作倾向。当时，新文学中心从北京南迁到上海，但仍旧有作家活跃在北京等地，并形成特定的作家群及相对固定的书写群体和创作风格。京派的审美情趣与文学观念集中表现为：以简单纯净的语言营造平和隽永的氛围，赞颂原始的、未经雕琢的、不加矫饰的、质朴的人性美。对此，杨义这样总结：“京派作家以纯艺术家的审美静观，一往情深地体验着自然、家庭和生命的诗的意蕴，以质朴而雅致、绵密而潇洒的笔触，点画出古老的中国城乡儿女，尤其是带原始静穆感的乡村灵魂的神采，神与物游，物我之间，创造出具有东方情调的和谐浑融的抒情境界。”^（13）“衣冠简朴古风存”，京派作家以恬淡诗意的审美风格，关注古雅闲适的田园生活。他们颂赞民风的淳厚，在对艺术及生活的剖析里，投注其对挣扎于生活不虞中的底层人民的抚慰与同情，“用审美的艺术力量来洗涤人性异化的黑暗和扭曲，抵制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弊端和伤害”。^（14）

总之，京派作家着意于再现田园牧歌式的乡土生活，聚焦人与人性的价值，追寻一种理想的、健康的、优美的生活方式，以悲悯之情善待万物生灵，以古雅愁思抚摸现世苦难。沈从文如此，废名如此，汪曾祺亦如是。联系汪曾祺的创作意旨及审美趣味可知，他的确可以用“京派的最后传人”的身份屹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弥补当代文坛京派后续力量不足的缺憾。他的审美情趣与创作风格天然地受到其故乡水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京派文人沈从文、废名等人的作品、风格以及创作理念，同样带给汪曾祺异样的创作感受，与他自身的创作旨趣发生碰撞。他曾赞废名：“这实在是一个真正很有特点的作家。”^（15）又道：“我确实受过他的影响，现在还能看得出来。”^（16）因此，汪曾祺作为京派传人，兼有先天地域文化及后天文学滋育的双重影响。

首先，高邮文化的天然浸润是汪曾祺成为京派传人的重要先决力量。因地域文化差异，地理文化空间的迥异直接促就了南北人民生活习性及个性品质的差别。许倬云曾在《万古江河》中这样说南方文化：“长江经过高山以后，流入丘陵，穿过四川的峡谷，奔向有着湖泊和小河流的大平原。丘陵山林里有足够的粮食，湖泊和河流旁有许多肥沃的土地，所以这个地区居民的生活是快乐的，心态是活泼的，他们愿意变动，也不在乎变动。他们的歌唱有如树林里的清风和溪谷里的流水。”^（17）他得出结论：“北方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在南方，出現的却是多思辨甚至是辩证式的老子和庄子，对宇宙充满了问题。”^（18）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高邮是扬州管辖之下的县，位于长江北岸，虽位于苏北，却丝毫不减其水乡韵致。从地理空间分布来看，高邮市水域面积之广，在扬州市首屈一指。高邮湖55.3%的水域面积位于高邮市境内，邵伯湖北部水域及渌洋湖东北角水域亦属高邮市。境内主要灌排、交通河流有19条。河道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地理环境孕育了高邮的水文化。离乡多年，汪曾祺却一如既往，以平实的文字阐述其置于菰蒲深处的浓郁乡愁。对此，有学者曾表示：“任何一位作家都出生、生长在某一地域，该地域的文学元素必然植入其记忆和心灵之中，这往往形成作家的‘故乡情结，从而又自然地渗透在其创作之中。”^（19）他也曾在文本中“自报家门”：“我们小时候到运河堤上去玩，可以俯瞰堤下人家的屋顶。因此，常常闹水灾，县境内有很多河道。出城到乡镇，大都是坐船。农民几乎家家都有船。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20）汪曾祺的莼鲈之思，沉潜于他对高邮风土人情的书写与建构。他写高邮湖、塑高邮人、绘高邮景、状高邮物。文字是他的文化乡愁的有力寄托，也是他释放乡愁的文化载体。高邮水文化的温润浸透了作家的灵魂，成就着他的审美旨趣及为人品格。他的从容平和的京派审美，又何尝不是将高邮水文化吸纳汲取后的必然结果？

其次，汪曾祺得以继承京派衣钵，与沈从文渊源甚深。沈从文与汪曾祺两人的师生情谊是当代文坛的一段佳话。汪曾祺走上文坛，并成长为“京派小说的传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沈从文对他的助力非常大。汪曾祺多次强调“写作要贴着人物写”“用词要准确”，无疑是得到沈从文的真传。他对沈从文创作理念的承继，使他们有相似的审美品味，加上二人多年的挚交之情，更是汪曾祺认同沈从文的创作理念并将其加以发扬的另一原因。

沈从文是汪曾祺决意报考西南联大的动力之一。1938年，汪曾祺一家于乡下避难，住在他所写的、以《受戒》为原型的破庙里。除了报考大学所必需的教科书之外，他所随身携带的书仅有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及《沈从文选集》。对这两本书反复揣摩，无疑使他拥有了打发无聊时光的理由，同时也为他后来的创作之路埋下伏笔，提供助力。

杨雪舞曾在《沈从文和他身边的人们》一书中记录并复现了汪曾祺与沈从文初识的境况。初生牛犊不畏虎，言谈之间，汪曾祺提及沈从文的名作《萧萧》。他侃侃而谈，赞不绝口。他对文学的赤忱与热情，感染着沈从文，而二人谈话的最后内容则大有意趣。“‘你是哪里人？‘江苏高邮。‘都是南方，有相同的味。”^（21）

沈从文所提及的“相同的味”，更多的是两人相似的审美趣味及创作理念。在写给吴福辉的信件中，汪曾祺曾明确谈到他对京派的看法。“严家炎在写流派文学史时把我算作最后的京派，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说：可以吧，但颇有些惶惑。读了你的前言，才对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有一个清晰的理解。才肯定‘京派确实是一个派。这些作家虽然并无组织上的联系，有一些甚至彼此之间从未谋面，但他们在写作态度和艺术追求上确有共同的东西。”^（22）在信件中，汪曾祺肯定了京派内部共通的创作立场及审美品格。学界对他的“京派传人”的界定，即出于对其行文风格、叙事语言及个性态度等层面的多维考量。“京派传人”的身份使高邮人汪曾祺与北京之间形成一条无形的精神纽带，而正是源于高邮文化的牵引，作家才具备了京派传人的文学立场及创作特点。

结    语

汪曾祺自28岁后便长居北京，熟悉老北京人的文化心理，他与北京之间文学渊源甚深。從在《北京文学》上发表《受戒》复出走红，到用京味儿方言进行写作，再到成为“京派的最后一位传人”，北京始终是解读汪曾祺文本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密码。经过人生的离乱时期，他以治愈系的《受戒》开启新时期创作之路，这篇小说沿袭了汪曾祺以往文本所独具的审美风格与创作旨趣，以最洗练雅淡的文字构建醇厚静谧的乡间净土。多年的铺垫与积累使汪曾祺在喜悦心情的催化下，发生“创作的质的飞跃”。对人性之美的虔诚信仰更使他乐此不疲地缔结良善和谐的社会关系。在他的诸多散文化风格显著的文本中，《受戒》无疑是集大成者。其创作旨归是对“十七年”文学的背离与扞拒，却是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新起点。对作家本人及当代文坛而言，《受戒》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既是对他个人的灵魂“受戒”，又是对当代文坛固有沉疴的涤荡洗礼。而在《受戒》之后，汪曾祺置身于深奥雄奇的北京文化深潭，以赏读的平和心态观照京味儿文化的多元，感知京味儿方言的节奏美感，延续文学的创作自觉。他所运用的北京方言，多为口语、俗语，也代表了作家书写民间的行文立场。对京味儿文化进行建构的过程，也回溯了作家的部分心路历程：真正摆脱当时流行的叙事模式，重新开辟出行文自由的广袤疆域。而作为高邮人，长期浸淫于水文化的天然滋润，汪曾祺的文字始终弥漫着水的清雅。其笔下人情冷暖的烟火气，经过水汽的氤氲，已置换为清逸恬适的行文气息，构成其成为“京派传人”的先决条件。因此，汪曾祺与北京的深厚渊源，是南北文化的交感与碰撞。他的文字，兼容并调和了两种文化的天然差异，是作家多年人生跋涉的文字留痕。

【作者简介】刘程程，博士，辽宁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王    宁）

注释：

（1）陈世崇：《汪曾祺与〈北京文学〉》，《北京文学》2007年第7期。

（2）汪曾祺：《自序：我的世界》，《汪曾祺全集》第6卷，第9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韩经太：《老舍与京味文学》，第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汪曾祺：《关于作家和创作》，《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49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5）吕智敏：《化俗为雅的艺术——论京味小说》，第121页，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

（6）汪曾祺：《晚饭后的故事》，《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394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7）汪曾祺：《迟开的玫瑰或胡闹》，《汪曾祺全集》第2卷，第28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8）老舍：《我这一辈子》，《老舍全集》第7卷，第54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9）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汪曾祺全集》第2卷，第94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0）曾大兴、夏汉宁：《文学地理学》，第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汪曾祺：《〈去年属马〉题记》，《汪曾祺全集》第6卷，第27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2）对于京派成员，严家炎先生曾有明确界定：如果说京派在散文和诗歌方面的代表是周作人、俞平伯、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理论方面的代表是梁实秋、朱光潜、李健吾、李长之，那么它在小说方面的代表作家就是废名、沈从文、凌淑华、林徽因和萧乾。尤以沈从文的成就最高。40年代出现的汪曾祺，则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京派的文学传人。见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22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3）杨义：《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第102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14）李生滨：《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第154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15）（16）汪曾祺：《谈风格》，《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339、340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7）（18）许倬云：《万古江河》，第3-4、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19）朱萬曙：《地域文化与中国文学——以徽州文化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20）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28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1）杨雪舞：《沈从文和他身边的人们》，第253-254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

（22）吴福辉：《汪曾褀坦然欣然自认属于京派》，《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