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

这个专栏开到第6期，竟然掀起了一个小高潮。余华、牛学智、武茳红、叶昕昀4篇文章都直指“小说理论建构”的要害。虽然着眼点各不相同，但彼此确有某种对话关系。

余华谈他（也是莫言、苏童）的爱徒，真是不吝褒词。被余华称道的两位青年作家的文章则写得非常理性。我想她们不会把余老师的好话照单全收。余华的褒奖其实也是多向而多义的叙事，或许还暗含了师徒平日交流的诸多潜对话吧。

作家看评论，最好是能忍住浮面褒贬可能引发的情绪波动，举一反三地看向远处，不被世俗的好恶所牢笼。读者看评论又何尝不是。真能这样，肯定有助于从根本上激发新的小说理论的可能性。

毕竟是作家写评论，余华的刻画清晰有力。他论武茳红，主要夸她能无中生有，具备超强想象力，但也提醒她注意必要的节制与掌控。他夸叶昕昀懂得节制与掌控，也就是提醒她不妨更加放开手脚。这是鼓励两个爱徒互相取长补短。身为作家，不仅要懂得如何看待各种评论，也要懂得在同行之间互相观看。有这两套基本功，行走江湖，方能无往而不利。

之所以说武茳红、叶昕昀的文章很“理性”，是因为她们的思考尽管都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但绝不囿于个人经验，而是努力追问中外小说史的普遍性话题。

武茳红将“世俗”与“荒诞”视为“情理的两极”，进而分析小说该如何让二者“在故事内部互相吸引”，亦即如何使这两极在小说中构成有益的张力结构。具体地说，就是如何通过对人性的夸张放大的描写，揭示那些轻易不会显露的因果逻辑，从而让“世俗性”犹如血肉肌肤一样附着于作为骨架或外壳的“荒诞性”。用武茳红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世俗性兑现‘荒誕性”。

站在以卡夫卡为代表的现代小说背景中讨论“世俗”与“荒诞”，自然会得出上述结论。但自有小说以来，“情理的两极”无处不在。它们如何相互纠缠，取决于不同时代人们的具体认知。六朝志怪小说中“世俗”与“荒诞”就并不存在谁服务谁的问题，而是并行不悖，“盖当时以为幽冥虽殊途，而人鬼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伪之别矣”（鲁迅）。到了明清“神魔小说”与聊斋故事，“异事”与“常事”的关系是否完全改观？明清作家的宗教意识与科学认知是否完全不同于六朝？还真的不好说。即便今天的作家（包括睥睨一切的科幻小说作者）也未必能找到他们的阿基米德点，清晰地判断何谓“异事”，何谓“常事”。关键要看作者如何分享同时代（或超时代）的群体认知——他（她）可以在荒诞时代坚持理性思考，也可以在理性时代叩问生存的荒诞。局部的世俗性描写并非皆如内容，被填充进整体荒诞的骨架与外壳，局部的荒诞性内容也不妨被纳入整体世俗的故事框架。“以‘世俗性兑现‘荒诞性”固然是现代小说的写法，但现代小说也并不排除“以‘荒诞性兑现‘世俗性”的可能。

叶昕昀所谓小说的“彼岸”与“此岸”，跟武茳红所谓的“荒诞”与“世俗”，不知可有同构关系？叶昕昀的立足点不完全是卡夫卡式无处可逃的整体性“荒诞”，而是当“独一无二的神圣真理离析为人们赞同的几百个相对真理”，当“世界猝然出现在一片骇人的模糊暧昧之中”，作家毋宁有几分欣喜地感到“存在意义的言说权的分化与转出”，更有几许兴奋地抓住小说善于描写“表象世界”的特权。在庸劣或伟大的小说尚未分出之前，坦然立足于世俗与荒诞纷然纠缠的“此岸”，向“彼岸”（暧昧与模糊的深渊）投去探寻的目光。因此，她赞同昆德拉的说法，认为小说家必须遵循小说所独有的“认识”新的未知的“道德”。她相信伟大小说一旦写出，足以令宗教与哲学黯然失色，从而为自己获得文学上的“信徒”。即或不然，只要不死抱住那已然僵死的命题不放，勇敢地深入“表象世界”并写出它的丰满与芜杂，也令人尊敬。

本专栏一开始就不曾将“小说理论建构”局限于某一固定不变的维度。首期丁帆、孟繁华文章就几乎没有触及“小说艺术”“小说技巧”“小说本身”。他们谈论的是乡土中国与情感本体。本期牛学智长文“话术”主要是社会学的，也跟一般所谓“小说理论”拉开距离。牛学智以王蒙、张贤亮、王朔、王小波以及路遥、阎连科、莫言为例，强调小说理论恰恰不能局限于小说本身，而应该更多研究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即处于各种社会分层的个人。如果不了解当代中国社会不同人群的具体生存状态，不把理论批评的镜头推向社会分层内部，再怎么周密的小说形式研究都难落到实处。

牛学智也因此主张小说叙事必须是“理性”的，但他的“理性”跟余华、武茳红、叶昕昀的“理性”究竟是怎样的关系？理论上讲，小说叙事所彰显的任何一种“理性”精神都不能是排他性的，而应该如武茳红所说，可以跟其他形式的理性叙事“最终在人性的海洋中得以汇聚”。然而不同的“理性”如何“汇聚”？如何形成有益的对话关系？这或许就是本期4篇文章主要的看点吧。

2023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