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精神：城市文学写作与研究中的关键词

2023-12-25于小植

当代作家评论 2023年6期

城市具有地域性和区域性特征，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城市文化和不同的城市精神。城市文学往往以城市景观和城市人为载体，呈现城市精神。城市景观是“一连串复杂事件的组合体”，^（1）城市人无时不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城市文学通过对城市景观和城市人的互动关系及特定联系的书写，建构城市精神。当代文学的城市景观书写是否为读者提供了“判断和解释社会脉络”的线索？对城市人的书写是否完成了“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使命？城市精神是否在城市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呢？我们需要立足中国城市文学写作和城市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思考中国城市文学的局限，探讨全面小康社会语境下城市文学的精神建构、写作策略等相关问题。

一、城市精神在城市文学写作中的失落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写作历程来看，城市文学并不是新鲜的文学类型。“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已经对作为城市的“北京”和“上海”进行了集中表述，且呈现出较为完整的脉络和谱系，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叙事范式和审美经验。以上海为例，晚清的政治乌托邦小说、狭邪小说、谴责小说和鸳蝴派小说已经对上海进行了详尽描绘和意义建构，“‘文学中的上海分别被赋予了现代民族国家、‘文明的出张所与隔离于内地的‘飞地等想象意义，呈现出近代以来上海想象的初步状态”。^（2）20世纪30年代，上海更是成为茅盾等左翼作家集中叙述的对象。亭子间、贫民窟、外滩、工厂等上海城市空间成为反殖民话语、阶级话语指涉和重塑的内容；同时，刘呐鸥、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作家在消费主义视域中，呈现上海现代城市场景，上海成为“罪恶的渊薮”和“一个贬义动词”。^（3）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苏青、予且等作家剥离了上海承载的各种话语指涉，专注于讲述上海的世俗生活和人情冷暖，凸显上海日常私人生活的小市民精神。

“文学中的哈尔滨”同样具有代表性。20世纪20—40年代，哈尔滨城市景观的异域性、异质性成为殖民话语和反殖民话语的载体。作家笔下的哈尔滨“租界地域，俄军警戒备森严，如防敌寇。我国军警，率不敢越雷池一步，划地各守”。^（4）生活在租界的中国人“到处碰到歧视和冷淡”。^（5）在瞿秋白的散文集《饿乡纪程》、冯至的诗集《北游及其他》中，哈尔滨也呈现出浓重的殖民色彩和灰色基调。同时，作家笔下的哈尔滨又有现代大都市的特征，“形成着纵横的脉状的河流。人马、车辆、错乱的步伐就像迅速奔流着的液体似的”。^（6）在季羡林的回忆录《留德十年》中，哈尔滨被涂抹上了艳丽的异域情调。在逸民的《滨江梦》、六豕的《松江繁荣梦》、陈纪滢的《搜灵记》等小说中，哈尔滨也都充斥着都市的诱惑、欲望和迷惘。诚然，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和民族国家立场遮蔽了“哈尔滨叙事”在文学审美层面的提升，很多作品呈现出简单、机械、粗陋等美学局限。但是，在独特的历史语境中，这种叙事方式最契合哈尔滨的社会现实情境，哈尔滨城市景观被注入了大量精神性内容。作为哈尔滨精神话语的载体，在构建哈尔滨“城市主体”中发挥了价值和效用。

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文学中的上海”“文学中的哈尔滨”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在于呈现城市外在景观，更在于构建城市内在精神。把城市嵌入中国现代化、民族独立化和城市化历史中，去发现上海、哈尔滨在殖民主义话语、民族主义话语和现代性话语的不断冲击中生成的多元精神体验，及其在长期演变中沉积而成的精神话语。这些精神话语最终成为城市精神的重要内容和城市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作家们重拾左翼话语及其叙事范式。上海、哈尔滨等城市所携带的民族创伤、殖民记忆和现代性的腐朽堕落成为被批判和改造的对象。同时，现代化城市所包含的现代工业逻辑与国家工业逻辑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推使下取得内在一致。20世纪50—60年代的工业题材小说、日常生活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城市书写显现出明显的“反城市”意识，“存在着一个‘反城市的現代性”，^（7）与市场、消费相关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否定和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邓友梅的《在悬崖上》、艾明之的《沉浮》、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丛深的《千万不要忘记》等文本中的市场和消费被赋予意识形态属性，成为划分个体阶级身份的标准。因而，这一时期的城市文学是通过不断剥离和压抑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城市因素来叙述城市主体。也因此，讲述新中国现代化工业建设，塑造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典范形象，生成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和凸显国家意识，成为城市文学叙事遵循的原则。这种叙事原则使城市文学生成一种内在症结：一方面，追求物质上的现代化；另一方面，隔绝精神对物质的诉求，“不仅把城市与资产阶级想象为一种天然关系，而且致力于农村文化对城市的移植”。^（8）乡土文化成为改造城市精神的文化资源。随之而来的是，城市生活、城市精神和城市人的不断乡土化。或者说，这一时期的城市文学是以乡土的价值观念和情感趋向叙述城市，把乡土和城市放在对立的位置上。城市文学讲述的不是关于城市而是关于乡土的故事。

“城市”在“一体化文学”中处于隐匿状态。虽然在工业题材、革命题材和日常生活题材小说中仍然出现城市，但城市只是叙述空间而不是叙述对象。或者说，“城市”和“城市化”引发的焦虑蔓延到文学叙事中。因为，对“城市”的占有和重建一方面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这其中既包含了中国革命的诉求，又继承了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积聚的屈辱经验。同时，因城市管理经验不足，而产生一定的焦虑。所以，在“一体化文学”叙述中，城市始终呈现出经济建设和精神改造的双重面相，“始终是一个幻象，它是一种不可能性的存在”。^（9）因此，20世纪80年代重提“城市文学”实际上是对“一体化文学”的否定和反驳。20世纪80年代城市文学出现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分化：“一支是以蒋子龙、刘心武、白桦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力量。他们以真实反映现实生活本质、‘干预生活为其追求，以再现生活为艺术手段，以后形成为‘改革文学和‘反思文学。另一支是以王蒙、宗璞等小说家以及朦胧诗群诗人为代表的新潮艺术追求者。他们以表现内心感觉和创造新的艺术样式为追求，以新的艺术感知方式和西方现代艺术技巧为手段，以后发展为被称为‘中国式现代派的新潮文学。”^（10）这表明消费、市场、商品、物欲等城市生活固有的内容在城市文学中仍旧受到压抑，其中又暗含着文化资本、知识分子权利的重新确认和分配。因此，就需要寻找一种统摄性话语为城市文学重建提供一种可依靠的力量、成熟的样本、清晰的边界和明晰的未来。

再以上海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在表述上海时，有意规避现代文学中有关“上海想象”形成的美学经验，对上海进行“减法”处理，剥离上海承载的各种话语及其精神性内容，以小资情调和私人化生活为中心。在程乃珊、王晓玉等人的文学想象中，上海始终“笼罩着一股对三四十年代上海奢靡文化的怀旧气息”。^（11）除此之外，唐颖、陈丹燕、周励等人试图将“旧上海”延伸为全球化的现代性图景。在“旧上海”的想象中，以金融中心、时尚中心、消费中心来消除上海与西方国际化城市的界限和差异，但也在追逐同质性的过程中丧失了“上海性”。这种叙事方式在棉棉、卫慧的作品中走向极端，呈现出来的是各种消费符号。上海彻底淹没在纷繁的摩登景观中，成为一种概念和符号意义。至于王安忆、金宇澄、王占黑、王苏辛文学中的上海，则已成为个人生活史、日常世俗生活、地方性知识的演练场。上海所应具有的厚重感和史诗性变得模糊而微弱。

以其他城市为中心的文学写作同样存在着城市主体失落的问题。以迟子建的哈尔滨书写为例。迟子建对现代文学中“哈尔滨叙事”的审美经验和叙事范式，同样采取了规避的态度，有意识地回避意识形态因素和民族主义话语。一方面，迟子建以平民世俗生活的烟火气为美学理想。在《伪满洲国》《白雪乌鸦》《黄鸡白酒》《起舞》《晚安玫瑰》等小说中，反复构建灵性、温情、诗意、理想、希望、绝望等精神话语；另一方面，以“怀旧”和“世俗性”统摄哈尔滨的城市风貌。迟子建对哈尔滨城市主体风貌的呈现大多集中在对松花江、中央大街、圣索菲亚教堂、阳明滩大桥等城市景观的详尽描绘上。但哈尔滨只为故事提供了叙事背景和空间，没有为故事提供审美内容和精神支撑。或者说，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和浓厚的人文精神与哈尔滨城市之间没有内在的精神联系。

2020年，迟子建提出哈尔滨“始终没有以强悍的主体风貌”“独立呈现过”的问题。^（12）她为此而创作了长篇小说《烟火漫卷》。《烟火漫卷》以哈尔滨为书写对象，围绕着“失婴—寻婴”的故事，讲述了刘建国、黄娥、翁子安、于大卫夫妇、谢普莲娜等人充满传奇与巧合的命运际遇。黄娥认为是自己的过失导致了丈夫死亡，因此决定以自杀的方式洗脱自己的罪。在赴死之前，黄娥希望刘建国能够收养儿子杂拌儿。“她在为生命做倒计时的过程中，心想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除了把杂拌儿托付给刘建国、于大卫和谢楚薇这样的好人，她也可以将孩子托付给神祗啊。一些教堂只是礼拜天对外开放，所以她选择这样的日子带杂拌儿出去。”^（13）黄娥带领杂拌儿去了清真寺、极乐寺、圣索菲亚大教堂等多处寺庙或教堂。在《烟火漫卷》中，迟子建尝试以哈尔滨的异域文化来救赎精神异化。然而，小说只是描摹了作为哈尔滨城市景观的寺庙或教堂的外在物理空间特性，没能将城市景观转化为城市意象，发掘其中的精神内容。黄娥对苦难、善恶、伦理、罪的认知，以及她希望通过死亡进行自我救赎的观念仍然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哈尔滨的宗教景观暗含的精神话语没能唤醒黄娥对中国传统观念的重新辨识和认知。《烟火漫卷》的男主人公刘建国则希望通过承受日常苦难，化解自己的精神危机。在小说中，刘建国深受触动的场景是：听到于大卫通过手机播放的俄罗斯民族音乐《伏尔加船夫曲》后，刘建国流下了痛苦的泪水。此时，《伏尔加船夫曲》所表现的俄罗斯人民的苦难生活、悲怆的精神底色和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刘建国的情感呼应。显然，这与哈尔滨的城市精神毫无内在联系。假设刘建国生活在北京、上海或者任何一个城市，他都可能听到这首曲子，也都可能深受触动。综观整部小说，无法看到哈尔滨的城市精神对刘建国个人命运走向产生过实质性影响。哈尔滨是刘建国、黄娥等小说人物的生活场所和活动范围。他们的身体在哈尔滨，精神上却没有哈尔滨的印记。可以说，《烟火漫卷》偏离了典型城市文学书写的轨道，作家的写作诉求与文本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裂隙，在表述城市过程中使“城市文学”本身成为了一个问题。

总体而言，中国城市文学应该是中国作家秉持城市精神，审视、反思、观照、书写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的文学作品。然而，当下文学在舍弃“上海想象”“哈尔滨想象”等城市文学的相关叙事范式和审美经验时，并没有寻找到足以支撑讲述城市百年发展史的新的对象、命题和审美方式。因而，只能以同质化的现代性城市特征来构建“城市主体”。或者，选取城市历史的某个时段和横截面，形成一个封闭的历史空间，装入个人化的历史记忆和情绪体验。抑或，以呈现地方性民俗和生活习俗的方式，概括城市文化。可以说，在当下城市文学写作中，城市精神处于失落状态。

二、城市精神在城市文学研究中的失落

城市精神在城市文學中的失落与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研究仍然没有解决何为“城市”“城市人”“城市生活”“城市文化”“城市精神”等基本概念，固而无法为当代城市文学提供理论支撑存在一定关联。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城市文学”概念，并将其作为独立的文学理论形态进行建构，始于1983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城市文学理论笔会。这次笔会“就城市文学的命题、历史发展、基本特征、存在问题及未来展望，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并就某些问题展开了争鸣”。^（14）此后，学术界的城市文学研究基本没有超出这次笔会设定的议题和范围。

这次会议提出“城市文学”概念，认为城市文学的本质是“为政治”还是“为艺术”的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重提城市文学是因为长期以来“城市文学没有当作一面旗帜飘扬在文坛上”的窘境“现在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了”。^（15）而且，新时期国家快速推进现代化建设，因而对城市文学也做出了相应的要求。同时，《乔厂长上任记》《花园街五号》《沉重的翅膀》《小贩世家》《那五》等城市文学引发的热议，使研究界意识到城市文学具有“不断清除阻碍改革的思想影响，更新人们的观念，创建有利于改革的现代经济和文化的环境”^（16）的重要社会价值。于是，“城市”“城市生活”“城市意识”“城市文化”成为学术界集中讨论的话题。

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主要任务是重建十年动荡期被破坏的文学生态。“文学创作的恢复”“文学秩序的重建”“文学场域的生成”成为文学界的普遍共识和一致诉求。尽管城市文学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集中关注和阐释的对象，但学术界仍然是从政治视角来阐释城市文学。在此种逻辑下，“城市文学”失去了作为独立审美命题的价值和意义。因而，20世纪80年代关于城市文学的研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一些基本核心问题的阐述仍然不够清晰和明确，没能精准地解释“城市”“城市生活”“城市人”“城市精神”“城市文化”的独特含义和审美内蕴，无法建立起城市文学理论体系。

20世纪90年代，研究界把城市文学分为书摊派、怀旧派、改革派、全景派、颓废派、城市病派、新写实派等多种流派。同时，拓展了城市文学研究范式，开始从文化心理、精神状态、思维方式、认知结构、审美现代性、创作方法、话语选择、作品风格等视角阐述城市文学。例如，蔚蓝指出很多作家在文化心理上具有“城乡复合型”^（17）的特质。诚然，对于那些出生、成长于乡村，而后才投入城市生活的作家而言，城市是他们的生存空间，而乡村记忆则占据着他们文化心理空间的重要位置。因此，作家难以超脱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作品人物与其所处环境的对立、分别来自城乡夫妻间的隔阂、出身于乡村的小人物为了能在城市立足而做出的种种努力，是作家着力表现的内容。陈映实的《下个星期天》、张宇的《城市逍遥》、刘震云的《一地鸡毛》、郑彦英的《下亦难，上亦难》等作品是研究界讨论的焦点。研究界看到了作家们仅仅是进入了物理意义上的城市，看到了作家们因在城市中难觅乡村精神的失落和惆怅之情，却无力引导作家树立新的城市文化、建构新的城市精神。

此外，王朔、赵玫、徐星、刘索拉等作家的作品也是20世纪90年代城市文学研究的焦点。这些作家热衷于表现城市人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漂泊的情感状态，孤独、困顿、迷惘、焦灼、无所适从的世纪末情绪。有研究者指出，徐星、刘毅然、王朔对城市生活采取了“调侃、谐谑、嘲弄的幸灾乐祸的文体”。^（18）研究界对于作家试图突破传统束缚、进行语体试验、展现创作个性的意图了然于心，也能够阐明城市环境对作家的文化心态和精神气质的影响和渗透。但是，研究界的研究停留在对作家书写内容的描述、梳理和阐发层面，未能对作家如何建构以及建构何种城市精神，提出具有启发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

同时，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文学研究解除了城市与政治之间单向度的依附关系，把城市作为一个綜合体。城市“是一个政治单位，一个商业单位，一个经济单位，一个文化单位。一系列配套的法律、道德、习俗、行为规范有条不紊地管理着城市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城市同时还意味着一种人的存在方式”。^（19）这种对城市的理解意味着城市的层级化和城市人的阶层化。城市人依据职业、收入、地位划分阶层和身份，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人与城市内部各种资源占比关系。研究界对于反映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作品，给予积极评价，认为这种类型的作品“以现代城市意识描写了城市现代化进程”。^（20）

进入21世纪，城市文学研究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地域文化、空间与地理、网络与新媒体、文化批评、旅游产业等相互关联，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研究特征。这种研究理路一方面扩大了城市文学研究的视域，另一方面，也存在将城市文学研究演变成其他学科注解的风险。

为了突破这种限度，“文学中的城市”作为城市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思路和方法成为新的研究范式，“突破了传统反映论而走向话语论”。^（21）也就是说，城市文学研究对城市文学写作仅仅把城市作为现实物理空间进行书写提出不满。同时，也对城市文学写作把城市作为一个虚构和想象之物，致使城市成为脱离现实，漂浮在语言中的“词语之城”提出不满，认为城市文学不应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衍生物，而是应该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以不同的形式介入现实城市的建设和改造”，^（22）这才是城市文学写作的现实意义所在。但现实中的城市文学写作并没有沿着城市文学研究为其指明的道路前进。城市文学研究对城市文学写作的规约显得一厢情愿。城市文学研究与城市文学写作的现实关联异常松散。

城市文学与中国现代化发展密切相关。社会学家斯宾格勒认为：“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国家、政府、政治、宗教等等，无不是从人类生存的这一基本形式——城市——中发展起来并附着其上的。”^（23）作为有别于乡村的文化复合体，城市的物质生活更发达便利、节奏更快、信息量更大。社会关系更复杂、城市人的物质欲望更为强烈。帕克甚至认为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情感所构成的整体”。^（24）随着城市的发展变化，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态度、文化心理、审美取向、艺术视野自然也会随之发生转变。这些恰是中国城市文学研究理应关注，但又并未充分关注的城市精神。

总的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城市文学研究走出了一条“反政治的政治”“反乡土的乡土”“反城市的城市”的轨迹。在现实逻辑、价值逻辑、文化逻辑和事实逻辑层面，失落了城市精神。城市文学研究显现出明显的当代性和当下性，更为强调城市文学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介入，没能把城市文学为独立的审美命题看待。因而，城市文学研究往往以“政治—经济—文学”关系作为建设起点；又或将都市特有的“现代性体验”作为城市文学研究的支点，因而在价值观念上无法突破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城市与乡村、上层与底层的狭义表述；又或在建构城市主体时，往往只将都市及其文化特征放置在故事的“后景”，而忽略城市本身的文化性格与人物之间的对话关系；再或将城市文化和乡土文化拖入生死对决中，城市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被一再抹平，最终将城市文学纳入更为广泛的文化研究的范畴。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从1983年至今，城市文学研究始终无法阐释清楚“‘什么是城市文学‘什么是城市艺术这样最基本的问题”，^（25）致使“城市”“城市人”“城市生活”“城市文化”“城市意识”“城市精神”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也处于悬置状态。

三、重构城市文学中的城市精神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和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城市精神始终未被充分地建构起来。无论是五四以来在现实主义观照下的乡土文学传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反映改革与变迁的农村题材作品，再到21世纪对底层社会观察式的写作，在“城—乡”结构空间中，中国文学写作和文学研究的着力点往往偏向于后者，而城市本身往往充当了乡土文学审美间性的意象符号，致使城市文学始终处于一种模糊状态。陈晓明将城市文学界定为：“只有那些直接呈示城市的存在本身，建立城市的客体形象，并且表达作者对城市生活的明确反思，表现人物与城市的精神冲突的作品才能称之为典型的城市文学。”^（26）而中国城市文学“非典型”的特征表现为早期中国城市化发展不全面、城市精神与现代性伦理范式缺席、城市精神建构不足等诸多因素。

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27）“全面小康”不仅意味着国民幸福指数、人均收入达到了社会统计学意义上的指标，更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展开、一种新的思想观念的萌生，而“城市”便是其发生的重要空间。陈晓明在世纪初认为，中国的城市文学是一种“无法建构的他者史”^（28）的观点，也终将会被具有城市成长经验的新生代作家和研究者革新，并赋予城市文学超越性的可能。面对全面小康社会语境下的新空间、新伦理、新现象，新时代的城市文学肩负着引领时代精神的文艺使命。笔者认为，中国城市文学写作和研究应积极重构中国城市文学的城市精神。具体而言，可以在以下向度上展开。

首先，以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包容性、多元性、开放性作为城市精神的叙事中心。城市是不同现代国家、不同价值观念、不同身份职业的聚集地，涵容多种生活样态。城市人被嵌入社区、单位、社团等各种国家和民间、正式和非正式、横向和纵向相互交织的社会组织之中。由于城市是现代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城市生活更为讲求个体的权力、法治、民主、自由和开放。因而，城市生活展现出一种包容性，包含社会网络中形成的多种关系。城市生活“是多样化的，并被安置到了生活方式之中，这种生活方式与催生它们流动化的时代相吻合”。^（29）城市人根据个体的职业、教育背景、興趣、信仰来规划个体生活。因此，城市的生活方式又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特征。同时，现代城市生活还呈现出快节奏、竞争性、技术化、流动性、差异性、不确定性等特征。这些也都理应成为城市文学的表现对象和城市文学研究关注的对象。以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包容性、多元性、开放性作为叙事中心，就意味着城市文学写作和研究的审美取向也应是多元的。不同的作家、不同的研究者具有不同的城市生活体验。尽管大家都生活在相似的城市空间中，但因为彼此的人生经历、性格气质、处境心境不同，关注点必然各异。因而，建构出的城市主体也理应是形态纷呈的，而非单一乏味的。

其次，着重阐释城市景观与城市精神的关联。城市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是城市生活的发生地。作家采用的惯常叙事模式是把城市景观作为构建城市主体风貌的重要起点。城市景观是“无情”的，然而城市文学写作和城市文学研究却需要以“有情”点亮“无情”，以满腔热枕或多愁善感去书写城市景观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城市景观与城市文化、城市人的互动关系。例如，城市景观铭刻着何种城市记忆，又与城市人有何种精神关联等。城市文学应通过呈现现代城市工业景观、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中的“力”与“美”，着重阐释城市景观书写与城市的语言、历史、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进而加强对于城市精神的阐发。除了外在物理空间和城市景观之外，也可以通过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现代化变革重构城市精神。

再次，以理性、中性、客观的态度平衡好消费主义与城市精神的关系。城市生活与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密不可分，具有显著的消费性和交换性特征。“当人类有剩余的食物允许劳动分工时，城市就产生了。分工是城市得以产生并存在下去的关键。”^（30）劳动分工使人们必须进行商品交换，“以服务和物品的交换为基础的金钱关系取代了作为社群基础的个人关系”。^（31）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与城市如影形随。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之间并不存在先验的矛盾和冲突。“城市在本质上是消费性的，是农业剩余的结果”“即便在19世纪工业城市崛起之后，城市仍然是最主要的消费者”。^（32）城市的工业化、商品化淡化了农耕文明时期人们的乌托邦幻想和浪漫诗化精神。科技进步提高了人改变和征服客观世界的能力。城市生活的物质化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起着日益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当代城市文学对享乐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及其精神危机的批判，应该建立在对物质和消费认同基础之上。当代城市文学反思指向也不应是消除物质和消费，而是要充分倡导人保持对物质和消费的警醒，避免陷入现代性陷阱，并积极寻找解决当代城市发展局限和弊端的方法，张扬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

最后，深入挖掘城市精神内涵，重构城市表述方式。从现代分工角度看，现代城市生活的独特性建立在现代分工基础上。现代职业分工成为城市人确认身份、社会地位、社会阶层、人际关系和家庭结构的重要依据。在城市中，个体“追求各种他们感兴趣的职业、教育、宗教、娱乐和政治生活”^（33）成为可能，但同时城市人的社会交往基于个体的职业、身份、地位、利益和货币关系，情感因素在社会交往中的价值和作用逐渐弱化。因而，城市生活显现出明显的圈层化和计算化特征，“以每个人为中心形成一个片面专一的关系结丛，个人成为多种角色的结丛，构成复杂多样的社会交往图画”。^（34）城市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非血缘、非人格化的、非道德化的、理性的契约关系，“竞争”和“自由”^（35）是城市人精神的两个维度。因而，城市人的规则意识、竞争意识、危机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独立意识是城市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城市文学写作和研究应重点呈现的内容和关注的方向。

总的来看，中国城市文学写作和研究应以当下城市生活的基本特征为叙事中心，继承和转化中国现代城市文学的美学经验和精神资源，恰当地汲取现代城市文学在城市与乡村、东方与西方、全球与本土比较视域中生成的反殖民主義、民族主义、现代主义、社会主义、世俗主义、后现代主义各种话语及其精神体验，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以此重构城市精神，而不应采取回避、批判和断裂的方式，划清与中国现代城市文学审美经验的界限，致使当下城市文学不断进行“瘦身”，减轻额外的精神负担，退缩到城市外在物理空间中精耕细作。

〔本文系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重大项目“国际中文教育本土化理论与实践研究”（22YH05A）、北京语言大学一流学科团队“中国形象与中国文学同构关系研究”（2023YGF01）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于小植，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杨丹丹）

注释：

（1）〔美〕劳伦斯·哈普林：《城市》，第9页，许坤荣译，台北，尚林出版社，1986。

（2）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象》，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第4页，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辽左散人：《滨江尘嚣录》，第5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5）罗烽：《故乡集》，第13-14页，哈尔滨，光华书店，1947。

（6）爵青：《爵青代表作》，第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7）孟繁华：《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文艺研究》2014年第2期。

（8）孟繁华：《反城市文化的现代化悖论》，《东疆学刊》2002年第2期。